江雪: 一生背负着哥哥的灵魂行走
一生背负着哥哥的灵魂行走
－－作者：江雪
2003 年 6 月，从德国回上海的飞机上，刘文忠第一次读《古拉格群岛》。“古拉格”，前苏联劳动改造集中营的象征，作家索尔仁尼奇在 1970 年代的黑暗岁月，为它写下了 170 万字的记录。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这是《古拉格群岛》的开篇语。
刘文忠边看边抹眼泪。那年，他近 55 岁，头发已白，在飞机上，哭得像个孩子。他说，那是一次灵魂的震撼。他从心里开始问自己：刘文忠，你是不是被钱迷住心窍了，你忘掉过去了吗，你忘掉哥哥了吗。
那一年，他已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1980 年代初就去深圳创业，从做羊毛衫生意开始掘“第一桶金”，抓住时代的机遇做了弄潮儿，此时，他已赚到人生“需要的钱”。过往岁月里的苦痛，只是偶尔入梦，并不妨碍他享受现在的成功、物质的富足。
冥冥似有天意。这次他到欧洲的商业休闲之旅，路过德国法兰克福时，偶遇了 30 年前同关在一个监狱号子里的文革难友。异国遇故知，难友送给了他这套《古拉格群岛》，没想到竟改变了他后半生的道路。
回到家，他生病了，高烧了好些天。病中，过去的很多场面一一浮现。窗外高档小区的美丽园景也遮掩不了那段深重的噩梦。到了秋天，和妻子大吵一架之后，他固执地做出了决定：所有的生意全交给儿子，他全部退出。“我忏悔，过去 10 多年我忘记了良知，现在，我要背负着哥哥的灵魂上路了。”他说。
从那时到现在，他没有停止过。写作，行走。拖着自幼患了小儿麻痹的左腿，到 2015 年底，他的足迹已遍及全世界的 106 个国家。其中 40 多个，是他特意去的实行或实行过“社会主义”的国家，包括朝鲜、古巴、前苏联解体后的各国等。目的是“完成哥哥的遗愿，思考哥哥的问题：社会主义在这个世界上会长出什么样的果子来。”
1967 年 3 月 23 日，哥哥刘文辉，被以“反革命罪”，杀害于上海文化广场。当年 1 月，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最疯狂的“上海夺权”， 2 月，“夺权”成功， 2 月 23 日，上海“革委会”成立。 3 月 23 日，上海举行公判大会，刘文辉被以“反革命”罪枪决，为上海“革委会”的成立“献礼”。
那个寒冷的三月，哥哥刘文辉刚刚度过 30 岁生日。而 19 岁的刘文忠，一个残疾青年，作为哥哥的同案犯，被关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对外边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一直到两年之后，他被拉出去批斗时，才知道哥哥已被杀害。 1966 年 11 月 27 日，兄弟俩被抓捕的那个秋夜，哥哥向他投来的最后一眼，竟为此生永诀。
在文革研究者裴毅然眼中，刘文辉是十年浩劫中最早被公开处决的政治犯，他被抓捕时，文革开始才 4 个月。被杀害时文革开始还不到一年。而他的思想高度、对抗极权的决绝，从现有资料来看，被称为“反文革第一人”当之无愧。
2009 年，刘文忠出版了自己的第三本书，《“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 400 多页，厚厚一本，记录哥哥刘文辉“反革命”案的始末，以及自己作为从犯，为哥哥抄写“驳文革 16 条”、向全国 14 所高校投递信件，最终暴露并为哥哥带来杀身之祸、自己身陷囹圄 13 年的往事。
书成之后，却不能在大陆出版。刘文忠在澳门先后印刷了几千本，目前只在海外流传。 10 多年来，他和家人想尽办法，试图将哥哥被杀害前的资料找到，并将哥哥的思想完整地传播，但都徒劳无功。他和姐姐曾委托可靠的人前去打听，但最终，被告知，档案资料不可能给他们。 “林昭事件的错误（指林昭的狱中资料流出。 作者注），我们不会再犯了。”这是中间人传来的话。
“我如今活着，就是为了哥哥。这已是我今后所有的使命。是我心头最大的那个真。” 2016 年 9 月，不慎摔伤了另外一条腿的刘文忠，躺在上海普陀区一家医院的病床上，一头银发有点凌乱，手里握着一本圣经，这样说。
从 2004 年起，他带着“经历红色恐怖的囚徒视角，背负着三哥的灵魂一起上路，走遍世界，与天上的三哥一同观察、思考，考察极权制度在这个世界的命运。”
他忘不了哥哥。或许是年岁大了，每当想起他，那残酷的血色记忆里，最为清晰的一幕，却充满了温情。那是 1962 年的春天，文革的暴风雨还没降临到全家头上，在从上海去无锡的一列火车上，哥哥带着他们四个兄弟姐妹，在拥挤的车厢里，一起读着英语。哥哥是那样英俊高大，周围的人们都投来羡慕的目光。那一刻，因如此温情而又如此短暂，于记忆中璀璨如珍。
一
爱读书的工人右派
刘文辉（ 1937 － 1967 ）中国大陆因反对文革被杀害的第一人。
1947 年，刘文忠出生在上海。风雨如磐，国家前路未卜，母亲为他起名“雨弟”。那时，三哥刘文辉已经 10 岁。
他们是上海的老户了。父亲刘忠汉，早年在美国友华银行、外资天祥洋行等工作，讲一口流利的英文，后来在浙江兴业银行工作了 8 年，积累了一点家资。叔叔曾在香港开公司，早年曾留学日本，做过亚洲远东社的记者，笔名刘大同。母亲也是世家，太外公是清末的大书画家胡公寿。 1966 年 8 月，被红卫兵六次抄家时，刘文忠亲睹红卫兵抢走太外公的书画，撕得粉碎。
1945 年，二战结束，日本战败。联合国在上海设立善后救济总署，救助中国难民恢复生产生活。父亲热心公益，被银行界推举，参与筹建工作，被任命为储运厅总务科长，曾经在上海和秦皇岛之间押送物资，转交善后总署派发给中共的部分救济物资，和伍修权交接。也曾和当时的中国代表团负责人董必武交往。因为人忠厚实在，干练敬业，在接交物资的工作中，他被临时提拔做了几个月的国民党“专员”。这些经历，父亲当时引为荣耀，却没想到，成为 1950 年代政治运动里的祸端，也是他戴上“反革命帽子”的由来。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父亲热心帮助共产党在上海的过度工作，颇得认可。然而，在度过最初的两三年风和日丽的日子之后，一波又一波残酷的政治运动，于 1952 年之后扑面而来。先是父亲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据说是董必武向上海方面提供了情况，才保住了性命。父亲开始接受管制，昔日潇洒倜傥的上海士绅，在工人新村，栖身于楼梯拐角，日日掏阴沟打扫卫生，接收工人阶级的批斗。
刘家的灾难接踵而至。 1957 年，哥哥刘文辉被打成了右派。因为是“工人阶级”，所以当时不叫右派，而叫“社会主义坏分子”。对一个 20 岁的上进青年、曾经的团支部书记来说，这成为一生最重要的转折。
刘文忠记得，在这个有 9 个孩子的大家庭，原本，哥哥的学习最好。但 1950 年后，家道中落，父母负担沉重。排行老五的哥哥文辉，为了供下面的 4 个兄弟姐妹读书，早早辍学，到沪东造船厂当了学徒。
在刘文忠眼里，哥哥是人格完美的。一方面，他极有家庭责任感，上班之后，下面四个弟妹的生活，便都由他负责。刘文忠记得，船厂离家远，每个月，哥哥都让母亲去一个约定的工友家，取回他的工资，补贴家用。他自己的生活，极为简朴，衣服层层打着补丁，所余的一点点钱，全买成了书。
哥哥曾经是一个充满希望的青年。他聪敏好学，很快从学徒成长为厂里的技术能手，每个月工资能拿到 60 多元。自小上教会学校的他，英文流利，是厂里苏联专家的翻译，“组织”上也有意培养他。
1957 年，反右开始。像他这样充满热情的青年，毫不迟疑地响应号召“帮党整风”。他写了大字报，贴在厂门口，谴责厂长抛弃糟糠之妻。这下虽然痛快，却惹怒了厂长。之后因为不肯给厂长道歉，他被打成了“右派”。
那时，“工人阶级”是最红的。反右后期，中央认识到有“扩大化”的情况，通知工人阶级不宜以右派处理，于是摘掉了他的帽子。
但那时，他已经不能再回到过去了。他要追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自己会被打成右派？“这是他的性格，是他的命运。也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很多人反右后，就上交了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他不会。” 50 年之后，刘文忠这样回忆哥哥。
刘文忠清晰地记得，在 1957 年之后，哥哥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来寻找心中的答案。他的勤奋好学在工厂里早就是出了名的。在船厂上班的同时，他报了复旦大学的夜校，常常步行十多里路去学校读书。每个月，只要有休息的时间，他都会用节省下来的钱，去淮海路一带的旧书店买书。在那里，他能买到新华书店里没有的书，包括各种西方政治学的书籍。
反右之后，有一段时间，他集中研究马列，从资本论到反布林论，以及费尔巴哈、黑格尔、傅立叶等人的著作，都去钻研，却悟感到共产主义是遥不可及的理想，并对毛泽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同时也搜集当时的各种批判资料，包括“右派言论”等，以做研究。另外，也熟读赫尔岑等人的自由民主思想……他读书非常用心，几乎每本书上，都会写下眉批。在灰暗的岁月里，他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思考。
他也常和身为“革命干部”、从朝鲜战场回来的二哥辩论，说出自己内心的质疑。他试图和二哥“争夺”对弟弟妹妹的影响，所以这样的辩论，隔一段时间就会在家里发生。而刘文忠，则在内心里暗暗支持三哥文辉。他记得，“反右”一年之后，当哥哥摘掉了右派帽子，重新拿回“团徽”时，他把这个团徽寄给了二哥。很多年后，刘文忠才意识到：“从哥哥的内心里，他已经告别了过去，从此，他要走自己的路了。”
二
逃出国门的计划破灭
旧照片中的刘文辉
1961 年，沪东造船厂要选派工人去生产前线，包括嵊泗岛。刘文辉立即要求去嵊泗。那里距离上海几个小时路程，是茫茫大海中的孤岛，没有人愿意去那里。
他有他的计划。他一直希望把兄弟们能带出去，逃离这让人窒息的中国，同时也去寻找流亡救国的道路。嵊泗距离公海近，接近台湾和日本，是他心目中偷渡的理想地方。
在荒凉的孤岛上，他有了便利条件。他本身有技术，收音机略加改装，便能接受“敌台”。他的英文又好，听广播没有障碍。从 1961 年到 1965 年，中国大地身处极权黑幕之下，如亘古长夜，隔绝于世界。对他来说，却能通过广播，知悉国际上发生的众多大事，对中国之外的真实世界毫不隔膜。
他忧时忧国，给弟弟妹妹们写信，告诉他们发生在国内外的大事，和他们一起探讨时局，也交流各种读书心得。他也让他们从上海寄书过来。那是邮资极为便宜的年代，书信邮件往来，是最好的交流方式。每周三，从上海到嵊泗的航班，是他铁打不动，给弟弟妹妹们交寄信件的时候。
他的偷渡计划一直在稳步进行，为锻炼身体，每天在近海游泳近万米。具体到如何弄到船只等等，每一步的实施都有精密的计划。但是，到了 1964 年，“四清运动”席卷而来，政治高压之下，一位曾计划和他一起偷渡的同伴举报了他的计划。他暴露了，并立即被打成了反革命。 1965 年底，他由嵊泗法院以反革命罪宣判，管制 3 年，由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那是 1966 年的 4 月，哥哥打电话来，让刘文忠到码头去接他。在码头，公安人员押送着哥哥，把他送到家。之后，哥哥开始接受“革命管制”，他必须在家老老实实，并由群众监督参加劳动。
从这时起，到 1966 年 11 月 27 日被抓捕之前，是刘文忠和哥哥相处最多的一段时候。他记得，哥哥回到家中，除了劳动之外，就是继续看书，偷偷写东西。在上海日晖四村的家里，哥哥和父亲，一个是“历史反革命”，一个是“新生反革命”，处处在监控之下。刘文忠在压抑中，一点点感到危险的降临。
一个月后，“ 516 通知”下发，文革爆发了。 1966 年那个残酷的红八月，在刘文忠的记忆里，是无止尽的抄家。红卫兵上门，家里的玻璃被打碎了，上千册书被抄走，花园被掘地三尺，父母亲被殴打，惊恐万状……
那年哥哥 29 岁。“他血气方刚，面对这样的社会，根本不能忍受。”刘文忠回忆。他记得在那些暗夜，等邻居都睡了之后，哥哥就偷偷溜出去骑车到复旦大学等地方看大字报。常常，到凌晨四点多才回来。当时的社会已完全失序失控，大都市上海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海洋。目睹这疯狂的一切，刘文辉已预知巨大灾难的来临， 开始更加深入的思考。
1966 年 8 月 9 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为“文革十六条”。他记得，哥哥看到报纸后，就开始逐条分析，并酝酿辩驳。
那些夜晚，刘文忠看着哥哥在昏暗灯光下的身影，时时有不祥之感。他知道，哥哥这样的一个人，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社会的。他一定会做点什么。就如二哥早就预言过的：“文辉就是这个家里的一个定时炸弹。”
他感受到哥哥胸中的烈火。他记得，有一次深夜，父亲睡着了，躺在那里，蜷缩成一团。哥哥指着父亲说：“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像父亲一样，忍气吞声，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了。”
是的，父亲曾经那样高大伟岸，绅士风度，意气风发，经过这些年的折磨，已经完全从精神上跨掉了。他甚至总觉得自己有原罪，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人民。哥哥常劝他：“你没有罪。你即使那时给国民党办事，也是为了人民。”但父亲依然觉得自己是个罪人，见到任何人都点头哈腰，低声下气。孩子们不忍看到父亲的样子，都不愿意在家呆，都走了……
三
致命的写作
刘文辉被杀害时的政府公告
那是 1966 年 9 月的暗夜，到处是监视的眼睛。当工人新村的灯一盏盏都灭了，刘文辉让弟弟去走廊查看，确定别人都睡了后，才打开昏暗的小灯，开始写作。
他总是在写。之前早已写完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一本是《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 其中有“毛泽东是斯大林加秦始皇，在中国缔造了一个谎言王国……”等等“发现要杀头”的论断，在 8 月份抄家时已被抄走，好在暂时还没有人来追究。
1966 年 8 月 9 日的那张人民日报，报头血红 。 50 年后，和其它一些纸片，一起保存在刘文忠的抽屉里，报纸已经破得无法提起，折叠的印子处已烂掉了。这就是哥哥当年看的那张报纸。在 1979 年刘文忠出狱后，父亲交给了他。只因为它是《人民日报》，才没有被抄走。
在刘文忠记忆里，在看到这个“文革 16 条”之后，哥哥立即就开始研究。到了 9 月 27 日，他写成了一万多字的文章，名“驳文革 16 条”，并给刘文忠讲了他的决定。 他要写 14 封公开信，投向全国各大高校。计划从杭州投递，时间就选在 10 月 1 日“国庆”。
“兄弟，你干不干。这是要杀头的。”刘文忠到现在记得哥哥对他这样说时，那凝重的表情。
他不能不干。他从小就崇拜哥哥。他六七岁时，哥哥上班了，家里没收入，全靠哥哥供他和弟妹上学。几乎，他就是哥哥抚养大的。更何况，在思想上，他一直就崇拜他。
本来信是要由哥哥亲笔写的，但斟酌再三，哥哥放弃了，因为他的字太明显。他从小学习外公的书法，一手小楷非常娟秀，字迹很容易被认出。最后决定由刘文忠来代替哥哥抄写。
刘文忠至今记得那些个晚上。他帮哥哥抄写“驳文革 16 条”。手颤抖的厉害，笔一次次掉到了地上。哥哥在文章里痛骂毛泽东，斥毛为秦始皇、暴君，独裁者。那些语言，对当时 19 岁的他来说，完全如万均雷霆。那个年代，人们对毛奉若神明，是绝对的“红太阳”，这些痛斥的话，虽则他也听哥哥说过，但根本无法下笔写出来。
他记得很清楚。看到他这样心惊胆战，哥哥说，算了，我改一下吧。于是把文章里所有的“毛”都改成了“冒”。刘文忠这才得以克服心里的障碍，一笔笔抄完。
至今，他清楚地记得那逐条驳斥的锋利话语：包括；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必然走上恐怖专政，推行法西斯主义，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化大浩劫等等……
用了好几个晚上， 14 封信抄完了。根据哥哥的安排，由刘文忠在十一“国庆”放假期间，到杭州投递出去。
那是 1966 年的 10 月 1 日， 刘文忠坐上火车，去了杭州。他是第一次到杭州，在街上边走边看到邮箱就投进去。投递完后，他想去灵隐寺看看。到了灵隐寺，发现早被砸得乱七八糟，往回走的时候，他发现背包里还有一封信。就向灵隐寺外一位带红袖章的妇女询问邮箱，妇女给他指了指，他看到灵隐寺外有一个邮箱，就把最后一封信投了进去。
“顺利完成任务”的刘文忠回到上海，急着想去参加学生串联。彼时，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渴望去北京，他也不例外。之前，他要去，哥哥不同意，这次，哥哥勉强同意了。
而刘文忠的这次外出串联成了引爆事情的一个线索。他作为一个反革命家庭里的“坏分子”，去参加串联，立即就引起了注意。而此时，“驳文革 16 条”公开信已被列为重点大案，在全国八大城市通缉。 事后刘文忠才知道，自己和哥哥的想法还是太简单。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所有的信纸下面都有编号，根据信纸，就能确定写信人是在上海。而在上海，刘文忠一家人，哥哥和父亲均被管制，留有案底，很快就被列为怀疑对象。而事实上，包括刘文忠国庆外出，都没有逃脱周围“革命群众”的眼睛……
他永远记得，那个和哥哥永诀的秋夜。
寒风凄冷。他串联完又去了四川看四哥，然后辗转回到家。因之前一夜未睡，哥哥让他赶快睡觉，又把他的衣服拿去洗了。当时，姐姐生孩子不久，也回到了娘家。或许是已预感到即将到来的灾难，那天夜里，哥哥抱了可爱的小外甥女，独自坐了很久。
夜里，突然一阵杂乱的声响，等刘文忠起来，军警已冲了进来了。他回过头，看到三哥文辉，有两支枪顶着他。可能是看到了他的慌乱，哥哥扭过头，对他说了一句话：兄弟，要冷静。
婴儿在哭，警车呼啸着，落叶飞舞在昏黄的灯光下。这是 1966 年的 11 月 27 日深夜。
四
遗书：“毛极权之下也有义士”
一直到两年之后，日夜牵挂着哥哥安危的刘文忠，才知道哥哥已被枪杀了。
在被抓进去之后，刘文忠遭遇了严酷的审讯。在看守所里，他渐渐适应了里面的生活。两年里，他唯一挂念的是哥哥。每天，他翘首偷看关重刑犯的监室，期盼能看到哥哥的身影。但最终，只是失望。
刘文忠清晰地记得， 1967 年 3 月 9 日，他再次被提审。那次，当他走进审讯室时，看到茶杯被摔碎在地上，桌椅折断，讯问的人恶狠狠地在他面前大骂刘文辉。他预感到不祥。回到房中，有经验的狱友判断，可能在提审他之前，刚刚提审过刘文辉。而哥哥的态度显然是不肯屈服。
事实证明，狱友的判断是对的。 3 月 15 日，哥哥的死刑判决书就已下达。刘文忠后来判断， 3 月 9 日的那次审讯，很可能是当局给哥哥最后的机会，而哥哥坚决不认罪，并和审讯者产生激烈的冲突，最终让他们下了杀死他的决心。
被判了死刑的刘文辉，又被关押了近半个月，到 3 月 23 日，在庆祝“上海革委会”成立的一片喧嚣之中，在上海文化广场的万人公审大会之后，被执行了枪决。
那时，刘文辉被关押着，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一直到两年后，他被押出去批斗，在人群高呼的口号中，他听到了一句：“坚决支持镇压反革命分子刘文辉”。他才知道，哥哥死了。他再也见不到哥哥了！在批斗现场，他哭得瘫倒在地上。
哥哥承揽了所有罪责，刘文辉得以被轻判了三年管制。但随后，他又因说过“要为哥哥报仇”等言论，以及在看守所里偷偷办“孙文读书会”等，另被判刑 7 年。直到 1979 年平反，他前后坐了 13 年牢狱。
等他真正获得自由后，他才知道，哥哥被杀害的当天，父母就被拉去批斗。当天一早，父亲就跪在工人新村门口，听着广播里的轰鸣：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刘文辉在今日被镇压！
他忘不了回家后，听到姐姐哭诉：杀害哥哥的当天下午，送死刑执行通知的人来了，母亲交了四角钱的子弹费，就晕死了过去。接下来的一年里，母亲多次差点自杀。可是啊，就如母亲说的：“那是死都不敢去死的年月！”
哥哥被杀害的时候，尚在文革初期，公检法还没有“一条龙”。所以，法院执行死刑之后，哥哥的遗物，按照惯例被送到了家里，包括一床棉被、一双鞋和一条皮带。
父母懂得自己的儿子，知道他一定会留下东西来。母亲极为小心地拆洗儿子留下的棉被，果然在棉被的夹缝里，找到了儿子的遗书。那是两张薄薄的 16 开练习纸，正反面都写得密密麻麻。前面是墨笔，后面就全是血迹了。
父亲保存下了遗书，但日夜不安。两年后，等家中的老五文龙终于获准从云南回上海探亲时，父亲把信交给了文龙，让他带回云南。
随着“文革”的深入，形势越来越紧迫，天天有人来查抄。为了保存下哥哥的遗书，刘文龙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用家中的电话号码，再加上 ABCD 等英文字母，用编码电报的方式，把遗书上字的排序打散，再抄到《毛泽东选集》、以及一本《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边上。因为那时候，只有毛泽东著作是最“安全”的，不用担心被查抄。
等最坏的时候过去，刘文龙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这封遗书复原了。
这封遗书的内容，共有 3000 多字，字字如血，其中有“我向世界人民上诉，我是个国际主义者，我反抗毛所谓解放三分之二的谎言野心……我向人民上诉，毛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是反动的，是奴役广大人民的。”其中的明志诗中写道：“今赴屠场眺晨曦，共和繁荣真民主”。遗书的最后一句，是：“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刘文忠用编码电报的方式，把哥哥的遗书抄到毛泽东著作边上。
五
只埋了一支笔的空冢
1978 年底，刘文忠还在安徽的白茅岭农场服刑。姐姐来看他，告诉他，形势变化了，可以向法院申诉平反。他立即开始写信为自己和哥哥申诉。四个月后，上海方面叫他回去，告诉他，他可以平反，但哥哥不行。“你哥哥不仅是反文革，还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刘文辉和姐姐至今记得，法院的人这样答复他们。
从那以后，刘文辉就和家人开始一次次不懈地去上访追问。“最终，还是姐姐通过关系，把申诉状送到了彭真的案头。”刘文辉说。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上头的关注。另一方面，上面可能考虑到要消除“文革”在上海的巨大影响，最终，由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刑事判决，认定刘文辉无罪。而此时，已经是 1982 年的 1 月 6 日，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末期了。
拿到一纸薄薄的判决书时，刘文辉放声大哭。除了判决书，一家人的哀痛，得到的只有 1000 元的补偿费。还好，坚强的父亲和母亲，终于熬过来了。这一年， 80 多岁的老父亲，已经双目失明。
1982 年 3 月，劫后余生的一家，四代共 30 多口人，一起相聚在苏州，追忆怀念他们的亲人。在刘文辉被杀害整整 15 年之后，风光旖旎的苏州光福湖边，亲人们为他建起了一座衣冠冢。
冢内无它物。只有他生前用过的一支开米勒金笔。那是父亲当年在银行工作时别人赠送，又转赠给他的。他用这支笔，写下了“驳文革 16 条”，以及好几本小册子，还有数百封给弟弟妹妹们的家书。
他的遗物很少。生前，他有一千多册书，多来自旧书店，文革开始就全被抄走了。他当年为影响弟妹，给仅小他 4 岁的四弟文正，曾写下 500 多封家信，大多关于时事和读书，文革中，刘文正委托朋友保存，当风声越来越紧，无奈地烧掉了。
他的生命里，很多还没有展开。刘文忠记得 1965 年的春节，一家人聚在一起，说哥哥的亲事，他只是笑笑的，说现在还顾不上。
他死的时候，刚刚 30 岁。还没有好好地谈过一场恋爱。 20 多岁的时候，他喜欢一位邻居的姑娘－－他们互相爱慕欣赏。当时“追求上进”的妹妹文珠，认为哥哥不该追求“资产阶级小姐”，写信阻拦。此后，他真的再没有去找那位罗小姐了…… 50 年后，这成为妹妹一生最痛苦的追忆。
常常，刘文忠会胡思乱想：哥哥究竟是怎么死的？杀害哥哥的那天，一位堂哥刚好在会场。他回来说，哥哥依然是坚定地站着，脸上一点没有畏惧的表情，似乎在嘶喊什么，但没有声音 ……这一切都折磨着他，让他在想，哥哥在被杀害之前，不知遭遇了什么样的折磨？
在监狱里，刘文忠住过死囚的牢房。曾经，他和上海著名的指挥家、 1968 年被杀害的陆洪恩关在一个囚室。他目睹了作为死囚的陆洪恩，曾遭受过的非人折磨。
他不用去想象，也能知道，哥哥一定受够了摧残。他那样一个人，永远不可能乞怜，而且，他早就做好了死的决心。
但如今，除了母亲肝肠寸段的哭诉，那四角钱的子弹钱，他无从得知哥哥被杀害的任何细节。
近 10 年来，他和姐姐一直在寻找，包括当年的看守，以及所有的线索。希望能找到哥哥的资料，完整阐述他的思想，但始终没有结果。哥哥当年的《驳文革十六条》，如今留下来的是靠他记忆复述的，共有数千字。但原文收在哥哥档案里，至今没有看到。刘文忠以亲属和当年“同案犯”的身份要求查看，也被拒绝。
刘文辉平反判决书
刘文辉死刑判决书
六
背着天上的哥哥一起行走
从 2003 年读到《古拉格群岛》开始，刘文忠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去讲述哥哥的故事，完成哥哥的心愿。其中之一就是走遍全世界，考察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
“哥哥过去和我说，他逃出去的目的，是看看这个世界。他不相信共产党说的这个世界的样子。他说过，如果我走不出去，你一定要走出去。”刘文忠说。
2007 年，拖着残疾的腿行走了 40 多个国家时，刘文忠出了一本书，书名是《新海国图志》。很多年前，哥哥给他讲过，魏源当年写《海国图志》，在中国石沉大海，到日本才广为印刷……那之后，他一直继续行走，并于 2016 年出版了自己行走百国的游记，起名叫《反思吧，中国》。
和别的人出国旅游不一样。刘文忠每到一处，最认真观察的都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在东欧，他总是让导游帮他去寻找当地的红色恐怖纪念馆，也去和当地的年轻人交流。这些年，他专程去了全世界 40 多个和社会主义有关的国家，来印证哥哥当年先知先觉的思考。
在维也纳，他去了贝多芬的墓地献花。 1968 年，关押在上海的牢房里时，代号为“ 1144 ”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家陆洪恩，曾在临刑前，请他帮助实现两个心愿。一个是帮他找到儿子，告诉他自己死的真相。另一个是将来有机会走出国门时，帮他在贝多芬的墓前献一束花。
献花时，他想起了那最后的一天，音乐家即将步出牢房，哼的是贝多芬“庄严的弥撒”，此前，他在囚室里做完了最后的演讲，慷慨激昂，充满一个人的尊严……
他也再次想起哥哥。想起哥哥那高挑的身影，倔强的面庞。想起他说过，如果有机会，将来要在中国办一份 “人人报”，也叫“层层驳”，只讲真话…… 50 年过去了，刘文忠惭愧，至今，他没有实现哥哥的这个理想。
“这么多年，我都是背负着哥哥的灵魂在走。”刘文忠说。他的一生，已经和哥哥联系起来。不管是活着，还是死亡。这么多年，当局多次找过他，也警告过他。但他不能停止。
2014 年，上海文化广场正在改造。那里，是“文革”中举行万人公审大会的地方。哥哥也就是在那里被公判死刑的。他赶过去，拍下了一张照片。四围已经全是高楼大厦，只有一棵小树孤零零站在哪里。
时光到了 2016 年，那棵树已经不见了。夜晚霓虹闪烁，人流如织，一切平静得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就如文革发生 50 年后的这个今天，关于那一年，少见只言片语，只有沉默。
但最深的痛，还在人的心上停驻着。刘文忠常常会想起哥哥。他说：“活到今天的话，哥哥也该 80 岁了。”当年 19 岁的雨弟，如今也已是近七旬的老翁了。
在他位于上海的书房，电脑的上方，一个雕刻精美的小镜框里，是一张哥哥站立在假山前眺望远方的照片。那是 1964 年，在苏州的拙政园，是他平生唯一的一次外出游玩，是陪妹妹去的。
哥哥的照片旁边，是一张小小的圣母像，还有一张胡适先生的小照。“哥哥生前最喜欢胡适。给我讲最多的，是胡适说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独立思考。”他用上海话说，哥哥当年就是这样说的。
一张大信封里，保留着一些大小不一的纸片。其中一个纸片上，写着“照你喜欢的明星塑造你的形象。”是他当年写给弟弟的。另外，就是在一首讽刺毛的《满江红》词旁，他的笔记，内容是“苟活在淡红的血色中……”
历史的罪证不多，但毕竟还有。除了哥哥的判决书，上面写着“最高指示”：要使革命进行到底，就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还有死刑通知书，以及发黄的布告。布告上第一个就是“反革命犯刘文辉”。据说在 1967 年杀害刘文辉的那个 3 月，这份布告被印了 20 多万份，贴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
2009 年，刘文辉接受研究文革历史的朋友建议，开始专门为哥哥写一本书。之前的 1980 年代，作家叶永烈曾专门来他家采访。彼时，已看到很多档案的叶永烈就告诉刘文忠：从资料看，刘文辉在 1966 年 9 月就被抓，到 1967 年被杀害，仅看判决书上列出的内容，其批判的深刻，以及态度的决绝，已远远超出张志新、遇罗克等人的言论，被称为“反文革第一人”当之无愧。
“许多血祭文革的烈士临死都逃不脱对毛抱有的幻想和迷信。而刘文辉是站在历史的制高点，站在世界发展的大视野角度上，对毛毫无顶礼膜拜的懦弱、媚俗，公开表示与毛斗争到底的人。他以死来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在自序中，刘文忠这样写到。
他的《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一书出版后，“至今还没有人不同意哥哥是反文革第一人这个说法。”他说。“ 我遗憾的是，到今天，哥哥的思想都没有被真正平反。如果说我的心愿，那就是希望哥哥的墓碑，将来有一天，能树立在上海文化广场。”
“哥哥，我们希望你的灵魂重归出生之地，返回你血染的土地。”妹妹文珠曾这样心痛地写下。如今，白发的刘文忠，犹自喃喃自语着。
转自《风滚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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