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雪: 再见革命：列宁、俄罗斯王子和我的家族史
再见革命：列宁、俄罗斯王子和我的家族史
－－作者：江雪
一
1989 年 11 月，田保荣搭上了人生的末班车，去巴黎留学。
说起来，他也是沾了这个特殊年头的光。此前，上面有规定，公派留学要 35 岁以下的年轻人。可这一年有了变化。因为前几年派出去的年轻人，大多都不回来了。加上这一年的特殊气候，政策调整，学校对公派出国的年龄不再限制，据说是考虑到年龄大的人有家有口，一般不会滞留不归。
田保荣这一年已经 50 岁。虽说他是 1960 年代西安外国语学院法语系的第一批毕业生，毕业后就留校任教，资格够老。可他这人，脾气倔强，就像妻子说的：“从来边缘，不招领导待见……出国的好事一般都和他无缘，如果要派老师到农村，领导倒常常第一个想到他。”
巴黎是他半生神往之地。在此之前，他只在 1981 年在那里学习过 3 个月。
这次，田保荣决定了，用一年时间，好好读书，念个学位。所以刚到巴黎，他就报考了索邦大学的法语文学硕士。
50 岁的老学生了。教授看他年龄不小，经历又独特，特别准许他写一篇论文就可以过关。
他生活清苦。妻子带着一对儿女在国内，工资又低。他要养活自己，也得攒点钱。课余他就去教汉语和太极拳。太极拳是出国前两周临时学的，不过，教外国人没问题。
就这样忙碌着，到交论文的时候，他把自己关了三个星期。论文交上去后，提心吊胆地等着，没想到，教授很满意，给了 14 分——满分 20 分。
他说给一个朋友听。她大声说：“这不是真的。”他不高兴地回了一句：“这是真的！”朋友大笑起来。他才知道，她说的是：“真的吗？”这个小小的误解，让他意识到，虽然自己学了半辈子法语，可只有到巴黎来生活了，才能真正体会到语言的微妙之处。
读完硕士，田保荣索性又报考了索邦大学的文学博士。虽然家人希望他早点回去，学校也催着，但他知道，这是自己人生仅有的读书机会了。
二
年岁不小了，博士读得吃力。转眼就到了 1994 年。圣诞节前几天，巴黎的一个“穷朋友”兴冲冲来找田保荣。“穷朋友”是法国人，比他小一岁，也是卖文为生，平时给报章写写专栏，给人捉刀写写传记。这次他弄到了两张票，是作家保尔·穆鲁西（ Paul Mourousy ）在皇宫剧院的讲座。
保尔是法国颇有名气的历史作家，最近刚刚出了本新书，关于列宁的。书很火，巴黎的报纸上有不少关于这本书的评论。人们称呼保尔为“王子”。他是俄裔法国人，父亲是康斯坦丁·穆鲁西亲王，曾是俄国皇家最后一批驻欧洲的外交官，母亲则是一位法国将军的女儿。保尔的叔父是俄国皇家近亲，曾为尼古拉二世的副官。
这天的讲座，田保荣坐在第五排。或许是因为他的东方面孔，一个多小时的演讲结束后，在提问阶段，他和身边的穷朋友都看见，保尔在点头示意，让他们结束后留下来。
“告诉我，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这是保尔问田保荣的第一句话。 1994 年的巴黎，中国人还很少。“我是中国人。”“太好了！”田保荣到现在还记得老先生开心的样子，眉毛高扬着。“今天先这样，这个周末，我请你吃饭。”老王子说。
一周后，田保荣和“穷朋友”到了保尔家里。那是市区的一间公寓。面积不大，陈设简单，有好几个大书架。家里只有王子和秘书。吃的什么倒忘了，只记得那晚谈笑风生，老王子开心得很，问了田保荣好多问题。
谈到《列宁》这本书，老王子说：“你们中国人是最需要了解这本书的。我希望你能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
田保荣没有推辞，心里的顾虑也没说出来。他在想，老先生呀，在中国，这样一本书，谁会给出版啊。
他还是应承了下来。保尔立即在书的扉页上写下授权，并签上自己的名字。在扉页的另一面，写着一行字：“纪念我的父亲，他是千百万俄罗斯革命的受害者之一。”
那个夜晚，走出公寓，月亮清冷地挂在枝头，田保荣心里热热的。他感激这萍水相逢的异国老人，就这样把一份信任交给了他。
他也想起 1978 年，自己到北京学习的时候，在图书馆里翻资料，看到一位法国人写的书－－《毛泽东的新衣》。他如饥似渴地读完，从那天起，他觉得自己“真正醒过来了”。
他想，这本列宁传，如果翻译出来，对中国人来说，也许会让很多人有“醒过来”的感觉吧。可谁知道它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呢？
1994 年 12 月，保尔·穆鲁西正在签署给田保荣的翻译授权书。
1994 年 12 月，保尔·穆鲁西和田保荣在巴黎的家中。
三
保尔的这本书，书名直译过来是《列宁－－灾祸的根源》（以下简称《列宁》），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的一本传记。也是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所出的列宁传记之一。
对于 1939 年出生的田保荣来说，“革命”这个词语，实在是太耳熟能详了。 “革命”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亲人、村庄真实的命运。他那位于陕西黄陵县的故园，距离延安不到 200 公里，正是最早被卷入中国革命的村庄之一。
他总是想起童年那些漆黑的夜晚。常常，某个半夜，突然有人在窗外低低喊一声：“六叔，不对咧！”“六叔”是族人们对祖父的称呼。听到动静，母亲便急忙忙叫醒他，背起炕上的一个小包裹，拉着他的手就往外跑。通往村外洛河渡口的土路，高高低低的。才七八岁的田保荣，半夜懵懂中醒来，想哭，又不敢哭。母亲抱着妹妹，小脚颤巍巍地跑着，前面是祖父和父亲仓皇的身影。
半夜逃跑的原因是他家出了个革命者。身为族长的祖父，服膺儒家，以自己的人品、声望和家财，一心维持着黄土地上这个村庄延续千年的生活秩序，却万万没有料到，自己养育出了一个“革命者”。田保荣的叔父，在县城里接受了新式教育之后，成了村庄里第一个投奔延安的年轻人。
那是全家人胆战心惊的日子。还好因为祖父一辈子乐善好施，乡邻们都愿意保护这一家人，每当有搜查，都会来通风报信。然而， 1947 年的某一天，灾难还是来临了。国民党的部队在村庄附近追捕游击队，混乱中，机关枪打死了 6 个人，包括村中的妇孺。
在“革命”中付出的鲜血，让这个村子后来得到了不少“革命荣誉”。但这一切并没有安妥老祖父的心。目睹过镇反、土改等一系列运动之后的祖父， 1956 年在郁郁寡欢中死去。他想不通为什么要“革命”，也一直为自家给村庄带来的灾难而忏悔。以至于在晚年，这个原本最重视教育、一心要供养子孙读书的乡绅，竟然坚决反对孙辈的田保荣读书，因为在他固执的理念里，“接受了新思想，就要去闹革命了，要祸害人的。”
偏偏田保荣是孙辈中读书最好的。 1960 年，他考入西安外国语大学，并在 4 年后毕业留校任教。五十年之后，他得以坐在校园一角狭小的书房里，回望自己的童年，也回望那场席卷中国大地的革命，给亲人和乡邻带来的一切。
四
2005 年，田保荣开始着手翻译《列宁》。此时，他已从法国回来 9 年了。而书的原作者穆鲁西王子已在 2002 年去世。
回国后三年，他就退休了。生活种种不如意。退休前，也没有解决了教授职称，最终还是副教授。
他的博士论文是《莫泊桑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当年得了法国的国家优秀论文奖，还正式出版了。回国后，他想出中文版，最后还是囊中羞涩，不了了之。
而一直酝酿着要翻译的这本《列宁》，他知道，在中国几乎没有出版的可能。而且，不是钱的问题。
但他一直如芒刺在背。随着年岁增长，趁活着的时候，必须把这本书翻译出来。要不，他会死不瞑目。
和大部分中国人一样，对列宁，他并不陌生。“马恩列斯毛”的大照片，曾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标配。列宁，全世界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缔造者，伟大的革命导师，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精神领袖。一个神话般完美的人物，在田保荣过去的人生里，这已不仅是意识形态的灌输与宣传，也几乎成为中国人的“常识”。
而这本书，就如同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版的各类列宁研究书籍一样，打碎了这个神话。作者从伏尔加河畔列宁的家乡辛比尔斯克写起，参考六十多种文献，叙述总结了列宁的一生。在书中，列宁是一个“从小谁都不欣赏”、从青少年时期“已不受任何同情心的感染，排斥任何形式感情”的人，“由于他，血的海洋流遍了全世界。但是，他没有丝毫的道德意识，这反倒有利于革命。他一直都理直气壮地承认：名誉，人的生命，良心，对他没有意义。”
“这位社会主义的缔造者只愿意孤独地生活着。他那铁石心肠对他造成的无数苦难完全漠然。”很显然，作家笔下的列宁，不再如《列宁在十月》等影片种塑造的一样，是高尚无私的人格典范。一个关于独裁者的美丽神话，在作家笔下破灭了。
“他那双蒙古人种的眼睛里透出既坚毅又兴奋的光。但他牙关紧咬，就像在吹口哨，肯定地说：‘如果需要，我会毫不犹豫地消灭五千万农民。我要把他们变成无产阶级的新奴隶，直到他们理解了形势并和我们一起走。’”（第十二章，《列宁在巴黎》）
在第十八章《进一步 退两步》中，则有这样一段描述：
“当列宁上到讲台上叫喊说：‘我们的党已准备好要夺取政权’时，大会会场里响起一片笑声。这一片笑声，他可能终生都忘不了，他也不会原谅。气急败坏之下，他严厉指责那些讨论正义、人道和民主的社会主义者：‘逮捕五十个或者一百多个大资本家，而不要坐在他们一边，民主派的部长们！’
“克伦斯基立刻反驳他：‘我们到底是社会主义者还是些粗暴的警察？’
“绝妙的问题，但是必须等待 70 年，才能让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承认，他们确实是以政治恐怖的手段夺取并掌握政权的……”
翻译的这些内容，对田保荣并不是陌生的经验，一切似曾相识，在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上。而且行之未远。
“俄罗斯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监狱。为了保住政权，政府镇压自由思想的所有表达形式……这个寡头政权认为一切独立性的表达都是危险的，所以将其取缔。这个政权将成千上万的人投入监狱，让他们在骇人的条件下成年累月地承受长期的折磨。” （第十九章）
五
田保荣后来再没去过巴黎。
1996 年，拿到博士学位回国时，他已经 57 岁了。最初他总是梦到那座城市，渐渐地，也就淡了。不知不觉，到今年，他就走到人生的第 76 个年头。过去一头钢硬的黑发，如今全白了。秋天时，他穿件红毛衫，走在西安外院落满梧桐叶的老校园里，天气灰黄，白发愈加像一团雪了 。
田保荣毕竟是老了。 26 万字的书稿， 翻译了一半时，腰病犯了，他去医院做了腰椎盘手术，术后一个半月，勒着护腰，坐起来继续翻译。
在把译稿誊写到稿纸上后，田保荣又用家里那台 586 的老电脑，一个字一个字地打上去。电脑旧了，三天两头闹毛病，他常常束手无策。最终，在几个年轻人的帮助下，总算是跌跌撞撞干完了。
他开始联系出版社，一开始对方都感兴趣，到后来，便没有了回音，其中有炎黄春秋出版社，他曾寄予很大希望，最后仍不了了之。有一位出版社编辑直接回复他：田老师，这是禁区，咱可不敢闯。
列宁去世 90 多年之后，在他一手缔造的前苏联的邻邦中国，对他的评价，依然是某种禁忌。而事实上，在俄罗斯、乌克兰等地，对他的评价早已悄悄发生变化。很多解密的档案也证明，苏联昔日对列宁的宣传，不乏精心包装的谎言。
2015 年 10 月 28 日，纽约时报中文网上出现一篇报道，题目就是《再见，列宁！乌克兰拆除列宁像摆脱苏联印记》。报道说，近年来，在乌克兰，不少公共场合的列宁像被人们搬走。 1991 年，乌克兰境内的列宁像有 5500 多座，到 2014 年，则只剩下 1300 多个。而在俄罗斯，自从 1990 年代以来，始终有人呼吁将列宁墓从红场迁走。
学者胡星斗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2006 年普京总统提出为俄罗斯 11 年级（高二）学生写历史教科书，由安·鲍·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 1894 － 2007 ）》中，用大量的历史事实指控了苏联的“人间地狱”真相。而在俄罗斯，不少历史学者和民间关心真相的人，搜集公开资料，建立了真相电子馆。
海伦·拉巴波特，俄罗斯著名的历史学者，她曾在一项研究中宣布，列宁死于梅毒。她的主要依据是 1920 年代诺贝尔奖得主、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一个结论：“列宁，一个带有梅毒大脑的疯子”。据拉巴波特称，巴甫洛夫的这一结论，是在巴黎和一位医生讨论时所说的，有文献资料存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在田保荣翻译的这本书中，也提到这一点，作者提到：“这就是现实和神话之间的距离。”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张耀杰则说，其实随着近年来档案的解密，这些都已经是被承认的事实了。
张耀杰一直很关注田保荣的这本译著。他为田保荣的精神感动，一直在帮他联系出版。为了显得不那么“敏感”，他将书名改作《列宁的一生》。他觉得，其实相对于列宁传记的其它版本，这本书还是很中性平和的，“没那么狠”，也可能和作者保尔身上的贵族精神有关。而田保荣的翻译，可以说体现了原著的风貌。
2015 年 3 月，书的出版看起来还遥遥无期，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译稿，田保荣决定以“愚夫保荣”的网名，把这本书的译稿贴上凯迪社区。在书的译后记中，他写道：“英雄辈出的年代，人民的灾难最深。”
与此同时，他完成了一本小说，为自己的村庄作传。这次，不同于《列宁》，他书写的主角，是那些被卷入中国革命的普通人。
六
他的小说名叫《南辕村》。 故事从 20 世纪初写起，长达五十多万字。主角是“爷爷”，一个村庄的族长，一位革命者的父亲。田保荣说，冠之以小说，其实 80% 的内容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小说中的申家，其实就是自己的家族田家，“田字出头，不就是申字么！”
田保荣说，写这本小说，初衷是因为和学校一个老教师的“抬杠”。那天，这位老教师可能被田保荣的一些言论激怒了，他叉着手，对田保荣说：“你的思想有问题！你知道新中国怎么来的吗？”
“有了新中国就怎样了？老百姓从新中国得到啥好处了？”田保荣反问道。
这次抬杠，倒提醒了他，写一本小说，去追问自己心中萦绕了半辈子的问题：这场无产阶级革命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
在小说中，作为革命者的叔父骑着高头大马，曾回到过村庄一次，便去了省城任职，之后再很少回到家乡。直到 1960 年，遍地大饥荒，他回来过一次，有意无意，说了一句话：我就不相信，食堂的大师傅还能饿死？一句话提醒了族人。听出了味儿的他们，此后想方设法，私下留存一点粮食，大部分人终于得以在大饥荒中活了下来。“一句话把我们村救了！”在田保荣的小说中，这也是这个革命者给村庄带来的唯一福祉。
他写下 1949 年，崭新的第一个春节，却没有想象中的欢天喜地。经历了土改等一系列折腾之后，正月里，村里家境殷实的人家，传统的麦芽醋和黄酒都没有了，“南辕村的体面也没有了……”
列宁传里，描写了革命成功之后俄罗斯大地的哭泣。而在《南辕庄》里，田保荣写的是自己村庄的哭泣。“南辕”两个字，是他给自己村庄起的化名：或许，革命的结果，也和它的初衷“南辕北辙”吧。
2015 年 10 月，田保荣静静坐在自己那间只有六七平米的书房里。窄小的书架最上头，是父亲和母亲的照片。他们都穿灰布棉袄，母亲嘴角紧闭，父亲留稀疏的山羊胡子，眼神淡漠忧郁。他的爷爷，没有留下照片，“长相大约是和我父亲一样的。”
他们，就是那些在革命的洪流中被卷裹着、如落叶般平凡的人。在革命成功之后，又经历了大饥荒、文革等所有的苦难，在今天，在相片里，静静地注视着儿子和他不能发表的书。
“掐指头算算：国民党在俺们村开枪打死了 6 个人。革命成功后，村里饿死了 7 个人。都是有名有姓的。”田保荣说。他的父母侥幸从大饥荒的死人堆里爬出来，到 1980 年代相继去世。
在《列宁》的最后，作者写道：唯一适合列宁的碑文是安德烈·比耶里的一首诗。他是列宁的同代人， 1934 年去世。诗是这样的：
这里尽是绝望的呼喊
一阵阵的哭泣，抱怨
那些含泪的消息上
饿死的鬼魂
不停地在风中飞翔
人在草地上割除生命
人像草地上的草被删刈
死寂的平原 冰封的土地
可恶的国度 冷酷的国度
母亲啊 俄罗斯
残忍的祖国，谁曾这样诅咒你？
转自《正午故事》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