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晶晶：难忘八舅——兼怀章达兄
难忘八舅——兼怀章达兄
作者：汪晶晶
（一）
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细节，是很难化为文学的。甚至，那些细节越是真实，离着文学反倒越远。
这当然不是什么先贤伟人们的名言。这只不过是章达兄去世后的这些天，我每每想起章达兄，脑海中便掠起的那一缕，无法排遣，也无可奈何的忧思罢了。我本该写写章达兄，却发现我竟无从下笔。我对章达兄的生平事迹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他的生日和忌日。我和章达兄的交往又微不足道到了几乎像是没有发生，想找出一鳞半爪稍微戏剧化一点的痕迹都难。他的平淡，他的平和，他的平静，他的平凡，他的平易，使得我想选择的所有华丽的文字都变得暗淡无光。
然而不写写章达兄，我又于心不安。考虑到我在怀念章达兄的时候，同时想起来的，是我的一段毫无色彩的家族史，我就姑且把章达兄和我的八舅放在一起怀念吧。
忠厚的章达兄，是一定不会怪罪我的。
我当年之所以对章达兄发生兴趣，继而和他熟悉起来，完全是因为云南那一片遥远而神秘的土地。而我之所以会和云南那片土地发生关系，则是因为母亲的八哥，我的那位远离了故土，被遗留在云南的八舅。
这样一来，话说起来就长了。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后半叶，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的父系和母系家族的几乎全部为避战乱而去四川的亲人们，都陆续从后方的成都和重庆返回家乡武汉。唯独八舅一人却去了昆明。在 “遍插茱萸少一人” 的思念和牵挂后面，隐藏着一段大家谁都不愿提起的，伤感的往事。
我的父亲曾有两个美丽可爱的妹妹，不幸却都在如花似玉的花样年华，患上了那个年代无法救治的结核病。小姑姑最终算是活过来了，但大姑姑却还是英年早逝。祖母当然悲痛欲绝，但却无济于事。我的那两个姑姑，曾有一个表姐妹，是我祖母娘家的一位家境贫寒的姨侄女，年龄和我的大姑姑相仿。三人相处得极为和睦，形影不离，后来便顺理成章地结拜为姊妹（同时结拜的还有其他宗族内外的女友，据我后来猜测，至少一共有九个之多。那个年代，所谓 “结拜”，在中国的民间社会，还是一件相当严肃的事）。大姑姑去世之后，祖母将娘家的这位家境贫寒的姨侄女收为养女。表姑姑本来叫父亲就叫哥哥，父亲那之后当然更视这位表妹如同胞妹。
我的外祖父是在何时何处认识我的祖父的，我一直无法考证。但肯定在母亲的童年时代，这两家都来自黄冈的乡亲就已经在省城相识了。八舅和父亲同庚，都生于民国二年。父亲去齐鲁上大学之前，大约是一九二九年那前后，我的那时在文华大学（我自己毕业的那个武汉大学后来的图书馆学系，就起源于当时隶属于该校的文华图专）任教的大舅不幸也同样因为无法救治的结核病而英年早逝。善良忠厚的八舅，为了帮助外祖父养家，把上大学的机会留给了九舅和母亲，中学毕业后自己去英国人办的银行，当上了小办事员。
几年之后，大约是一九三四年那前后，八舅和祖母的养女，父亲视为胞妹的那位表妹，结下了秦晋之好。这对我的父系和母系双方家族而言，都堪称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祖母的娘家既富且贵，能为表姑姑准备丰厚的嫁妆。而八舅的忠厚老实，又在亲友中间有口皆碑。父亲也很满意。父亲曾说，母亲还在上幼儿园，常把哥哥按武昌方言说成多多的的时候，他就喜欢母亲。但父亲却和同时代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批男性不一样。父亲极力主张妇女解放，支持母亲上大学。过了整整一十二年，母亲读完七年制的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之后，和八舅同龄的父亲，才和母亲谈婚论嫁。
中国民间的一大批与政治毫无关联的老百姓们，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都对日本人怀着深深的憎恶。对这一点，我一直非常非常理解。比如我的父系和母系家族吧，他们平静的生活常态，说到底是被日本人挑起的那场战争彻底地击碎的。
长话短说吧。
三十年代末期，四十年代初期，我的父系和母系家族的亲人们，因为战争的缘故不得不暂住在四川。所有亲人中只有两个 “有钱人”，一个是我的父亲，另一个则是我的八舅。父亲虽然“有钱”，但工作却极其危险，而且长年在外。他从齐鲁毕业后是国民党空军医院外科的军医，常常乘着摇摇晃晃，自身难保的小飞机，在战火硝烟中出没，抢救战场上受伤的将领。八舅的生活比父亲幸福得多。战乱时期银行的一个工作位置，简直就是一只金饭碗。那个年代老百姓的生活指南一直到今天仍然有效，叫做平安玩古董，乱世藏黄金。而比黄金更易携带和兑换的，则是美元。
那个年代的八舅，整天就生活在美元中。
记得是二零一零年的什么时候，我和父亲大学时代的同学，父亲唯一还在世的同乡好友，傅叔叔聊天。比父亲和八舅年幼三岁，已经九十五高龄的傅叔叔有声有色地向我形容，他当年怎样把傅家亲友们的法币，塞进一只意大利皮箱，然后找一个保镖护送，到八舅工作的银行，兑换美钞。
八哥，真是个好人！傅叔叔如是说。
八舅，确确实实是一个善良，慷慨，忠诚，老实的好人。假如他好好利用一下他的那个难得的银行工作位置，他本是可以发不少国难之财的。但八舅天性却知足常乐，乐于让所有的亲友一视同仁地，也无偿地分享他的近水楼台。对母亲，这个八舅最钟爱的小妹妹，八舅更是有求必应，百依百顺。八舅的善良和慷慨，当然和夫人有关。我的那位表姑姑，那时已经和八舅有了四个可爱的孩子，三个女儿，一个儿子，是一位天性单纯，心无城府的贤妻良母，一心一意相夫教子，从不过问八舅的钱财。
谁也没想到，这个其乐融融的小家庭，竟会遇到天外飞来的横祸。
八舅被香港的总行派往云南分行出差，不幸在昆明认识了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非八舅不嫁，最后竟堂而皇之地跟着八舅一起飞回了重庆。八舅妈，我的那位表姑姑，一时觉得天塌地陷。虽然有众多的亲友守护着她，这个平素贤良的女子却以外人谁也没法想象的刚烈，抛下四个年幼的儿女，成功地自杀了。
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的一九六九年，我在牛棚中陪着父亲做清洁。我试探着问起八舅的往事。父亲很不愿说。我长长地问，他短短地答。
我问，那人…… 是个妓女吗？父亲说，不是。我问，是流落到昆明的穷学生吗？父亲说，不是，是本地的。我问，她是看上了八舅的钱吗？父亲说，她家…… 比八舅富得多。我问，干吗要死？难道没有别的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吗？父亲不出声。我接着问，怎么死的？父亲说，吞火柴头。这让我大吃一惊，原来火柴…… 竟还可以用来自杀！在我的童年时代，火柴盒上都印着安全火柴的字样。我问起父亲，父亲说，那安全指的是火柴不会自燃，并不保证火柴头无毒。看我纳闷，父亲告诉我，中国民间老百姓们自杀的首选毒物是磷化合物。当年的火柴头是无机磷，现在的敌敌畏则是有机磷。我问父亲，你自己就是学医的，干吗不赶快抢救？父亲说，如果他当时在后方，应该是可以抢救的，马上洗胃，足量肾上腺皮质激素，护肝，等等，等等。不幸父亲却是在前线，等他慌慌张张地赶回后方，一切都晚了。
那个年代，男性们娶个小，纳个妾，本是完完全全合理合法的。但父亲还是无法原谅八舅。父亲在表姑姑的灵前发誓，将断绝和八舅的一切关系和往来，永不相认这个无情无义的原妹夫。父亲君子一言，说到做到。只要父亲在场，任何亲友不得让八舅进家门。只要父亲在场，他不允许任何家人提及八舅和那个可恶之极的女人。久而久之，家人们甚至不敢在父亲面前贸然提到云南和昆明那两个再普通不过的地名。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一转眼，抗战结束了。
亲人们忙着返乡。孤独的八舅，便和我的那位亲人们谁都不相认的新八舅妈一起，去了昆明。返乡不久，我的外祖父突发脑溢血去世。母亲和父亲结婚之后，外祖母不放心不会做家务事的母亲，便跟着母亲，住进了汪家。
再后来，就解放了。
对父亲而言，就算是和一位亲妹妹的丈夫断绝关系，也不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在一些兄弟姐妹们关系并不融洽的家族中，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夫没什么来往，甚至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但是对母亲，特别是对和八舅一样善良，忠厚，同时还健康长寿的外祖母而言，要和一个自己的亲生骨肉，一个在艰难困苦的战乱岁月，用自己的财富孝敬父母，养活过一大家子弟妹亲人的好儿子，好兄长，去断绝关系，那却是一件想都不敢想，万万不可能做到的事。
幸好，父亲工作繁忙，基本不会在家。家中，是祖母和外祖母的天下。
我的外祖母和祖母，是我这辈子截至到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最和睦，最最默契，最最心有灵犀，也最最心心相映的亲家。两位老人生命中最后的那四分之一个世纪，不仅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同一张饭桌边，更是在同一间房中，同室共寝，抵足而眠。论说，表姑姑本是祖母的养女，又是因为夫婿的不忠而寻短见的。祖母该对八舅，甚至该对整个王家怨恨才对。但我的祖母却是一个有着极强烈的宗教情怀的人。祖母信命，认为人今生今世的一切，都是前生前世注定的。人…… 是斗不过命的。祖母不提往事，并暗示外祖母，眼光要朝前看。于是外祖母也不提往事。两位老人小心翼翼地掩盖着往事，只说那些眼前的，快快乐乐的事。
就我童年时代的观察，祖母和外祖母那时全部的生活乐趣，都集中在哥哥和表哥，也就是父亲和母亲，八舅和表姑姑，各自唯一的儿子，身上。两个老人整天忙着捕捉那一大一小两个男孩子的一举一动，他们的愿望，他们的欢乐，他们的烦恼。（我从童年时代起就妒忌哥哥和表哥，并为人竟不能自己选择性别而深深遗憾。假如能选择，我当然选择做男孩子。但很显然，我的妒忌和遗憾，完完全全于事无补。祖母平时根本不能多看我。据说看多了，她老人家就会无缘无故地病。幸好我还有一个心胸豁达并喜欢女孩子的外祖母。）
我曾在其他地方写过，我是一名极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病患者。每天晚上，吃完饭，洗完脸，洗完脚，外祖母还有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在父母的卧室中陪伴着我入睡。童年时代的我，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外祖母唯一能倾诉她对那个一人孤独地去了云南的好儿子无尽思念的人。外祖母每天晚上都会给我讲故事。讲得最多的是戏文，也就是京剧，汉剧，楚戏，花鼓戏中的故事。讲到最后，外祖母照例开始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讲八舅。每次讲完八舅大大小小的光辉事迹，哭湿了一整条棉布手绢之后，外祖母总忘不了嘱咐我，她说的所有关于八舅的事，都不能告诉父亲。一个字都不能提，不能提八舅，不能提云南和昆明！外祖母甚至警告我，万一有一天，父亲竟知道了，哪怕是我无心失口，她也将再也不给我讲故事。一直到十五岁上，自己认为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在父亲面前始终守口如瓶，连一次最小的错误也没犯。外祖母关于的八舅的故事也因此从未中断。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老师出的作文题是 “记我最熟悉的人”。我竟萌生出想写八舅的冲动。因为外祖母的不厌其烦，因为她老人家饱含着千丝情万缕意的讲述，我对我的那位远在云南，从未见过面的八舅的熟悉程度，竟超过了许许多多朝夕相处，近在眼前的亲人。
如果说一九五七年之前，母亲和外祖母对八舅还只是一种无法割舍的亲情和思念的话，到了一九五七年之后，那种亲情和思念就变成了无尽的担忧和牵挂。一九四九年前，八舅算小富。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八舅谈不上富，但他在银行中留用，无论如何不能算穷。但一九五七年，八舅在他工作的银行被划为右派，随后被清除出银行，送进劳改农场。八舅就此彻底地沦落为一贫如洗的贱民。
反右的时候，我的母亲已经是知识分子中难得的 “老” 党员了。背着人，甚至还得背着父亲，母亲不知为这个老实的好哥哥，痛哭过多少次。母亲坚定不移地认为，她的那个好八哥，就算真有 “阶级敌人们” 去手把手地教他，他也绝学不会 “反党” 和 “反社会主义”。但母亲的痛哭，正如同她的坚信一样无济于事。母亲除了瞒着父亲，私下给八舅寄点钱，寄点食品，寄点衣物之外，还得在无穷无尽的大会小会上向党组织表示，一定要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和这个右派哥哥划清界线。
八舅头上的那顶右派的 “帽子”，究竟是否 “摘” 过，如果 “摘” 过又是何时 “摘” 的。我一概不知。我唯一能猜测的是，一直到一九六三甚至一九六四年，八舅一定还是右派，一定还在农场。
八舅和昆明的那位后八舅妈只生了唯一的一个孩子，一个儿子，也就是八舅的小儿子，八舅家我的小表哥。我的那位小表哥，是一个天资极聪慧，也极努力的孩子。我不记得是一九六三年还是一九六四年高考，小表哥是云南全省理科第三。那之前，小表哥还得过奥数和奥物（那个年代还是 “新生事物”）的奖牌。小表哥一心想上的，是清华大学的数学力学系。恰恰我的大表姐，八舅和表姑姑那四个孩子中的老大，小表哥同父异母的亲姐姐，毕业于清华的数学力学系，不仅在该系任教，更是该系南方招生组的成员。
（因为父系和母系双重的亲情，我们兄妹从小就不认为大表姐是表姐。我们直截了当地管这个大姐姐叫大姐。大姐从小和我的父母共同生活，曾有幸受到过最完美的教育。大姐从当时后方最好的中学，张伯苓先生办的南开附中毕业后，考入清华。五十年代曾有幸当过钱伟长的研究生。大姐的 “党龄”，比母亲的 “党龄” 还长。大姐的勤奋，大姐的自强，大姐的成功，大姐的优秀，使得她多少年来一直是我们兄妹最光辉的榜样。我现在都记得，童年有一次大姐回汉，饭桌上放着一只玻璃杯，里面有大半杯水，水中插着一双筷子。大姐考我们，为什么那只筷子看上去中间弯了一道。在我们大家无比崇拜的目光下，大姐开始向我们解释，什么叫折射，什么叫表面张力。大姐还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巨大的图，试图向我们解释，人造卫星围绕地球旋转的轨道是怎样计算出来的。那个年代，所谓人造卫星，那简直就是象征共产主义革命能胜利的一个神话。一直到后来的 “改革开放”，大姐都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所有亲人朋友的前面。凭着扎实的基础知识，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大姐率先带领着清华力学工程专业的团队和日本气动液压工业建立起稳固的联系，一度被人美誉为 “清华园里的摇钱树”。哈！我的这个伟大的大姐！）。
还是回过头接着说我的小表哥吧！
所有我上面写的那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有八舅这个还在劳改的右派父亲，品学兼优的小表哥不但休想进清华，他甚至无法走进任何一所最最普通的大专院校，哪怕是学农，读师范，都不行。小表哥从此在八舅阴影的笼罩下，走入了社会的底层，成为伟大领袖亲手缔造的那一批堪称中国国情的 “有文化的劳动者”。在后来那一段漫长而悲惨的岁月中，每每想到儿子因为自己的那些莫须有的罪孽竟无法上大学，可怜的八舅就会忍不住地嚎啕大哭。若不是有人在跟前拦着他，他甚至会伸出手，啪啪地自己打自己耳光……。
（二）
虽然知道忠厚的章达兄不会怪罪我，我还是深深地感到内疚。我拉拉杂杂地写了这么多，到现在才写到 “难忘章达兄” 的正题。
一九七八年三月那个难忘的春天，当我听说自己珞珈山上的同窗中竟有一个来自云南，我就压抑不住地心花怒放，为母亲，为八舅，更为我已经去世了的，慈祥，善良的外祖母。
珞珈山上所有的男同学中，我唯一自己去寻找，去认识，去熟悉，去叨扰的，也就只有一个章达兄。
那之后的四年间，每一个寒假，暑假，我都会准时正点，不失时机地去麻烦章达兄。
母亲让我托章达兄给八舅捎钱，捎信，捎去武汉的特产，捎去母亲无尽的思念。八舅管章达兄客客气气地叫章同学。八舅不但托章达兄给母亲捎信，给母亲捎云南的茶叶和火腿，还专门给我回信。章达兄就此成为母亲和八舅之间，我和八舅之间，殷勤探看的那只忠诚的青鸟。
八舅称我是他 “最最亲爱的小晶”。知道我们这些从小到大既没见过英国人，也没见过美国人的孩子，竟都在努力攻读英语，八舅开始用最道地的英语给我写信。我把八舅的信拿给我的英语老师，范老师看，范老师为八舅纯熟的英语吃惊。我把八舅的信拿给母亲看，母亲更是感慨万千。八舅并没有上过大学，但从十六岁起，却 在英国人中间生活了整整二十年。母亲告诉我，文化革命中，八舅曾把整个一本《毛主席语录》翻成英语，绝对比官方的外文出版社翻译得地道。只可惜，“伟大领袖” 竟全然不知。
（我一向相信，人和人之间，事和事之间，人和事之间，是有缘份的。事实上我的整个母系家族，都和英语有缘。我的大舅，生于一九零零年，是中国最早的那一批美国人办的大学中英语专业的毕业生，神学博士。我的九舅，生于一九一七年，四十年代初期，毕业于吴宓先生任教时期的川大英语系。我前面提到的大姐，以及我的母亲，都不是学英语专业的，但英语，特别是英语的口语，都很好，堪称童子功。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八二年的那三十年间，母亲在她工作的医学院中一直是几乎无人能取代的英语口语翻译。只可惜母系家族的这一优良品质到我们兄妹这一代不幸失传了。因为哮喘病，我一向不喜多说话。在德国住了近三十年，我的德语说得并不好，很多时候，我宁肯动笔写。我们兄妹中，哥哥在使用母语时有极佳的口才。但哥哥初中高中学的都是俄语。照母亲的话说，把语音系统整个学坏了。哥哥从加拿大回国后，一度曾坚持用英语讲课。但母亲听了听，认为哥哥说得似乎并不好听，听上去怪怪的。）
一九八零年春节后，开学返校。章达兄看左右无人，走到我跟前说，知道吗？你舅舅……，“改正” 了！忠厚的章达兄，为了不刺激我，连右派那两个字都没提。但我这人，照母亲的话说，只要没人监督着，几乎不由自主地就会 “反动”。章达兄告诉我的，本是个好消息。我却无端地 “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对章达兄说，“改正”？把张三写成李四，写错了。用橡皮擦掉，重写。那叫 “改正”。我那么老实的八舅，他哪一点碍着党和人民了？无缘无故地把他赶出银行，送去劳改。株连两代，九死一生，就只差没有家破人亡（母亲曾无数次徒劳地问讯过。八舅所谓的 “单位”，却无法出示任何八舅 “鸣放” 期间的任何发言记录。那只能说明，八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根本没有任何 “罪行” 的右派）。这一切堪比《窦娥冤》，《六月雪》的冤屈，还能 “改”？还能 “正”吗？
沉默了一会儿，章达兄说了一句话。那句话让我哑口无言。
章达兄说的是，……总比不 “改正” 好吧！要是不 “改正”，你能怎么样？
是啊！要是不 “改正”，我能怎么样？八舅又能怎么样？几桩莫须有的罪名，一个比天大的荒诞，二十年殃及子孙的无边苦海，最后就轻飘飘的两个字 “改正”！无辜的臣民们，还得顶礼膜拜，叩谢“伟大领袖”的“龙恩浩荡”才是！这究竟是一个什么世道哇！
我缓慢地深呼吸，无言以对。忠厚的章达兄也只能陪着我叹气。
珞珈山上的那四年，那漫长却又短暂的四年，我和母亲，一直对章达兄满怀着深深的谢意。但我们的谢意始终只能放在心头，无法回报。我和章达兄分属不同性别。章达兄别妻离子，只身在外求学。我又恰好处在女孩子的一个格外敏感的年龄阶 段。甚至每次有事要麻烦章达兄，我都不敢直接去找，而是寄希望在寝室之外的什么地方，能碰巧遇上他。只有一次，二姐为我炒了一瓶腊肉豆豉，味道鲜美（那时斋舍学生食堂的伙食，整个一个猪狗不如。学生会组织过多次罢课，罢伙。伙食科的那帮油条们，却死猪不怕开水烫，毫无悔过之心。后来到南楼那边才略好）。我鼓足勇气想把那个装着腊肉豆豉的瓶子送给章达兄，但章达兄却坚决不要，并且还转身就大步走了。那之后，我也就不再尝试了。说起来，那个年代，中国社会还没有像后来那般堕落。人和人之间，特别是同学之间，还广泛存在着质朴的友情。回想起来，那个年代，真的让人难忘。
有两次，母亲有机会见到章达兄，最后却不幸都失之交臂。
一次是母亲和医学院前期的一位女老师一起，到病毒系开会。开完会还早，母亲就和那位女老师一起去找我。我在家说过我住在斋舍图书馆下面，但具体什么地方母亲并不知道。母亲在樱花道下面的马路上找了一个面善的女学生问了问，图书馆学系的寝室在何处。那女学生问母亲找谁。母亲说，找汪晶晶。那女学生哦了一声，让母亲和那位女老师跟着她。那女学生一直把母亲和那位女老师送到我的寝室门口。我虽然很高兴，但同时也为母亲竟准确地找到我的寝室而吃惊。在寝室只呆了几分钟，我就把母亲和那位女老师带到斋舍上面。我看着男生寝室那个黑洞洞的出口，希望能遇上章达兄出去或进来。但不幸，章达兄并没有出现。我和母亲站着聊了一会儿天，因为还有另一位老师，母亲不能等太久，我就和母亲告辞了。
那次母亲去学校，还有一段趣事。让我忍不住想说几句题外的话。
那位和母亲一起去开会的女老师回去之后，对我肃然起敬，佩服得不得了。告诉我父亲，说我在学校如何了得。那么大的武汉大学，居然在大马路上随便拦住一个人问，就知道汪晶晶云云。虽然父亲一向坚信我会是一名好学生，但我竟会如此 “出名”，还是让父亲既吃惊也纳闷。恰好到了周末，我和老王一起看电影。老王说，我前几天看到你妈妈。我说，你怎么知道是我妈妈。老王说，你妈妈在下面马路上问路，正好碰到康娟。哈！原来竟是这样！我差点笑昏了。我告诉老王，那位女老师回去后因为我的 “出名”，使劲地表扬我，搞得我妈妈无端地自豪了好几天。老王听了也差点笑得半死！说起来，我们班那一帮女生，最最不爱说话的就是康娟。她不声不响地把我妈妈带到我的寝室门口，然后又不声不响地走了。要不是康娟带着我母亲上斋舍台阶正好碰到老王下去，我的莫名其妙的 “出名” 还真是无解了，哈！我曾在其他地方写过，那个年代，我们真的很单纯，很容易崇拜名人。我们班的男生和女生，曾集体给陈冲和唐国强写过信。除了电影演员外，那时大家还崇拜一大批作家。其中包括一个名叫刘心武的。有一次，康娟是和小郝还是和阿蕾聊天，说那刘心武是她中学时代的班主任。一边听着的同学们差点激动得昏过去了，赶紧围着康娟问长问短。康娟却一声不吭。大家问，刘心武，长什么样？康娟说，不记得了。大家却不屈不挠，说，你的班主任，怎么会不记得了？没准儿他写的《班主任》，就是写的你们班！老半天，康娟才无可奈何地说，眼睛……，好像小小的，肿肿的。哈！
那足以证明，平时一声不响的康娟，内心深处却是个难得的，荣辱不惊的人。
还有另一次，教我们图书馆学基础知识的一位赵姓的老师，带着一帮同学到汉口的武汉展览馆参观一个展览。其实那门课，那时早就上完了。但那赵老师，记得比章达兄，也比我们班一大批同学，都小，和我们班同学的关系一直很好。我病了，那一整个星期没去学校。赵老师便让何老师给我捎信，说要带同学来家看望我（那时解放大道上从东至西，分别住着何老师，淑萍，我和学平。而我家就在贯穿武汉江南江北的大动脉，十路汽车站的边上。而且那家武汉展览馆，离我家也只有一箭之遥。所以找我很方便）。
家中并没有别人，只有我和父亲。说真的，我很紧张。
我父亲是个极不会处理人际关系的人。每一次母亲的朋友，同事，学生来家，父亲都会出来，在一旁陪坐。但表情僵硬，常常一言不发。偶尔开口，也一定说的是不合适宜的话语。客人走了，母亲照例会抱怨一番，但肯定没有用，下次还是一样。父亲的宗旨是不说或少说废话。但正如同母亲不间断地教导父亲的，人一辈子说的话，百分之九十是废话。人和人之间良好的关系，亲情，友情，友谊，尊敬，忍让，包容，鼓励，支持，等等，等等，全都是建立在废话的基础上的。
从小到大，几乎所有到我家来过的同学，同事，都怕父亲。
小学同学怕父亲，我倒不在乎。大家都是同一个校园里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谁都知道谁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更何况哥哥和姐姐在校园中的朋友，不少属于老师家长心目中的坏孩子。父亲的威严能镇住坏孩子，说到底是一件好事。
但大学同学就不一样了。大学同学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武汉求学不过是他们人生的一个小小驿站。那之前，那之后，他们很可能根本不会到武汉来。到我家，在他们这辈子，很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用千载难逢去形容一点也不过份。
而那个时候，我们班上武汉的同学中，已经涌现出一大批有口皆碑的好父亲。
宪的父亲，博学多才，出口成章。同学们去了，不仅谈笑风生，还教大家猜灯谜。如果说宪的父亲的出色我不在场，只是道听途说的话。那蕾的父亲却是我亲眼目睹。蕾（似乎是因为阑尾炎）住院动手术。父亲在一边陪着。同学一拨一拨地去，他父亲不厌其烦地陪着。还把别人送给蕾的水果，饼干往同学手中塞。最后还把同学送到医院门口。飘扬的父亲天生的没脾气。我们去飘扬家，不是我们怕她父亲，而是她父亲怕我们。何老师的父亲那就更不用提，一看有同学来。恨不得能杀猪宰羊……。
这样对比了一番之后，我为自己的父亲既不和蔼，又不可亲，便很有几分心急如焚了。想不出别的好招，我从床上起来，上厨房拿了一只满满的热水瓶，放在父亲的书桌上。我希望父亲在同学来之前上一趟厕所，然后就呆在他自己的房间不要随便出来。如果是我的哥哥姐姐胆敢向父亲提出这样无理的要求，不需父亲开口，单是父亲回视的那个严厉的目光，就足以让他们胆战心惊。但我那时却是在病中。我知道，从童年起，只要是我病了，父亲会满足我所有所有完完全全无理的要求。
果然，父亲没有责备我。他站起身，穿好衣服，戴上帽子，一言不发地走了。这让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赵老师那次带了十多个同学来。如同我事先预料的，那些同学中，大部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唯一一次，来我家，那其中既包括西北来的小魏，也包括西南来的章达兄。
我开门让同学们进来后，大家就坚持让我上床上躺着。所以我也不清楚大家在我家都干了些什么。但我一点也不担心，因为同学们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家中反正没有人。
一直到华灯初上，同学们告辞，章达兄才对我说，你妈妈可真忙呀！到现在还没下班。我这才开始深深遗憾，母亲又错过了一个能当面向章达兄道谢的机会，而且再也没法弥补。（事实上，那一遗憾是我自己一手促成的。我把父亲撵走，父亲去母亲的科室，告诉母亲不要随便回家，然后他自己去了图书馆。）
一九八二年一月大学毕业，章达兄高高兴兴也平平静静地返回云南。那最后一次，我没有麻烦章达兄，我知道他自己一定有很多东西要往回带。章达兄走之前，何老师组织七七零一班班委会全体成员照了一张相。中间是何老师和李之柱老师，我坐在最左边，章达兄坐在最右边。那是我在自己的影集中能找到的唯一一张能清晰辨认章达兄的照片。（看着照片，我竟然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章达兄在班委会是个什么委员。很显然，当年在学校我就没注意过章达兄的官职。他在我的心目中，永远只是一个可亲的兄长。）
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章达兄。
不过所幸我和云南的缘分，和八舅的缘分，没有中断。
母亲告诉八舅我将出国。八舅比母亲还高兴。问我什么时候学成回国，他一定到北京来接我。我告诉八舅，按计划，到一九八八年夏天，我能学成回国。
到德国的头一个学期，我在K大认识了一个云南民族学院派来研究东巴语的老师。两年后的一九八五年，东巴语的老师学成归国。我问八舅需要什么。八舅说，回国的人如果有指标也有美元的话，可以买一种日本专为中国听众生产的，能听短波的收音机，收BBC VOA清楚极了，大约需要二百美元。东巴语老师是个极厚道的人，答应我一定用他的指标帮八舅买收音机。我就换了两张崭新的壹佰圆美元的纸币。那时美元对马克是一比三点五，二百美元等于七百马克，正好是我这个穷学生一个月的奖学金。
东巴语老师回到昆明，立即把二百美元交给了八舅，让八舅自己跟他一起去选收音机。不料八舅拿着那两张美元，看了又看，摸了又摸。临了，八舅告诉东巴语老师，收音机他不买了，他要留着这两张美元。（在后来的那些没有了八舅的日子里，每次我回武汉，母亲都会忍不住地说起那两张美元。母亲说，八舅把那两张美元放在新英汉字典中夹着。没事就拿出来看看，摸摸。一有人来，八舅就拿出那两张纸币给人看，还说，这是美元！这是我的小晶带回来的美元！母亲含着泪水说，我的好八哥，前半辈子天天都生活在美元中。后半辈子居然没摸过美元。在华西坝当穷学生的那七年，我用过我八哥多少美元，何止成百上千呀！）
一转眼，一九八八年到了。
八舅制定了一个庞大的旅游计划，他从昆明出发，先到武汉，祭奠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我的祖父和祖母，也祭奠他的发妻，同时和我的母亲，也和已经和他重新相认的我的父亲团聚。然后，八舅北上，到郑州和北京看望女儿。八舅计划中唯一没能完成的部分是，他终于没能在北京接到我，这个他“最最亲爱的小晶”。而那个错误，却是我自己犯下的。我违反党和人民的规定，在学习期间擅自结婚和生孩子，到一九八九年才完成自己在一九八八年就应该完成的学习任务。
我永远地失去了让亲爱的八舅到北京来接我学成归国的那个珍贵机会。
因为就在一九八八年的那同一个夏天，圆满地完成了他的宏伟壮观的旅游计划，返回昆明之后，八舅突发大面积心肌梗死，平静而安详地离开了这个充满了苦难和不公正的人世。
八舅，我的“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八舅，就此永远永远地留在了云南。
当我还是珞珈山上一个懵懵懂懂的学生，当我还处在根本不明白“圣诞”为何物的岁月，我的八舅，每年都会选择一张五彩缤纷的圣诞卡，用最漂亮的英语，给我送来最美好的祝愿。如今，又到了平安钟声响起，新桃旧符轮回的欢快时刻。和我同辈的，我可亲可敬的章达学兄，竟驾鹤西去了。这怎不让人感慨人生苦短，转瞬百年呀！唯一让我能有些许欣慰的是，天堂中的母亲和八舅，终于能一起当面向章达兄致谢了。
愿章达兄安息！愿八舅安息！愿天堂中我所有的亲人，同窗和朋友们安息！
2011年12月7至17日
写于德国不来梅
转自《华夏文摘》 第一○八二期，版权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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