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
沈从文转业之谜
－－作者：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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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先生忽然改了行。他的一生分成了两截。
1949 年以前，他是作家，写了四十几本小说和散文； 1949 年以后，他变成了一个文物研究专家，写了一些关于文物的书，其中最重大（真是又重又大）的一本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最近，沈先生的文学作品重新引起注意，尤其是青年当中，形成了 “ 沈从文热 ” 。一些读了他的小说的年轻读者觉得非常奇怪：他为什么不再写了呢？国外有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也为之大惑不解。
我是知道一点内情的，但也说不出个究竟。在他改业之初，我曾经担心他能不能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一个名堂，因为从我和他的接触（比如讲课）中，我觉得他缺乏 “ 科学头脑 ” 。后来发现他 “ 另有一功 ” ，能把抒情气质和科学条理完美地结合起来，搞出了成绩，我松了一口气，觉得 “ 这样也好 ” 。我就不大去想他的转业的事了。
晚年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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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先生去世后，沈虎雏整理沈先生遗留下来的稿件、信件。我因为刊物约稿，想起沈先生改行的事，要找虎雏谈谈。我爱人打电话给三姐（师母张兆和），三姐说： “ 叫曾祺来一趟，我有话跟他说。 ”
我去了，虎雏拿出几封信。一封是给一个叫吉六的青年作家的退稿信（一封很重要的信），一封是沈先生在 1961 年 2 月 2 日写给我的很长的信（这封信真长，是在练习本撕下来的纸上写的，钢笔小字，两面写，共 12 页，估 6000 计不下字，是在医院里写的；这封信，他从医院回家后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我，这是底稿；其时我正在张家口沙岭子劳动；沈先生寄给我的原信我一直保存，后来在运动中遗失了），还有 1947 年我由上海寄给沈先生的两封信。看了这几封信，我对沈先生转业的前因后果，逐渐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
从一个方面说，沈先生的改行，是 “ 逼上梁山 ” ，是他多年挨骂的结果， “ 左 ” 、 “ 右 ” 都骂他。沈先生在写给我的信上说：
我希望有些人不要骂我，不相信，还是要骂。根本连我写什么也不看，只图个痛快。于是骂倒了。真的倒了。但是究竟是谁的损失？
沈先生的挨骂，以前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对他的大骂，大概有三次。
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约在 1942 年顷，从桂林发动，有几篇很锐利的文章，我记得有一篇是聂绀弩写的。聂绀弩我后来认识，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后来也因黄永玉之介去看过沈先生，认为那全是一场误会。聂和沈先生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毫无芥蒂。
第二次是 1947 年，沈先生写了两篇杂文，引来一场围攻。那时我在上海，到巴金先生家，李健吾先生在座。李健吾先生说，劝从文不要写这样的杂论，还是写他的小说。巴金先生很以为然。我给沈先生写的两封信，说的便是这样的意思。
第三次是从香港发动的。 1948 年 3 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外的理论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文中说沈从文 “ 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 。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事隔三十年，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由郭沫若写了序。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这也是历史。
1981 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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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几篇文章披露了沈先生在 1949 年前后神经混乱的事（我本来是不愿意提及这件事的），但是在这以前，沈先生对形势的估计和对自己前途的设想是非常清醒、非常理智的。他在 1948 年 12 月 7 日写给吉六君的信中说：
大局玄黄未定 …… 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
基于这样的信念，才使沈先生在北平解放前下决心留下来。留下来不走的，还有朱光潜先生、杨振声先生。朱先生和沈先生同住在中老胡同，杨先生也常来串门。对于 “ 玄黄未定 ” 之际的行止，他们肯定是多次商量过的。他们决定不走，但是心境是惶然的。
一天，北京大学贴出了一期壁报，大字全文抄出了郭沫若的文章《斥反动文艺》。不知道这是上面的授意，还是学生自己干的。在那样的时候，贴出这样的壁报，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 “ 为渊驱鱼 ” ，，把本来应该争取，可以争取的高级知识分子一齐推出去么？这究竟是谁的主意，谁的决策？
这篇壁报对沈先生的压力很大，沈先生由神经极度紧张，到患了类似迫害狂的病症（老是怀疑有人监视他，制造一些尖锐声音来刺激他），直接的原因，就是这张壁报。
沈先生在精神濒临崩溃的时候，脑子却又异常清楚，所说的一些话常有很大的预见性。四十年前说的话，今天看起来还是很准确。
“ 一切终得变 ” ，沈先生是竭力想适应这种 “ 变 ” 的。他在写给吉六君的信上说：
用笔者求其有意义，有作用，传统写作方式以及对社会态度，值得严肃认真加以检讨，有所抉择。对于过去种种，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这个新的起始，并不一定即能配合当前需要，唯必能把握住一个进步原则来肯定，来完成，来促进。
但是他又估计自己很难适应：
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 “ 思 ” 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 “ 信 ” 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不幸而言中。沈先生对自己搁笔的原因分析得再清楚不过了。不断挨骂，是客观原因；不能适应，有主观成分，也有客观因素。 1949 年后搁笔的，在沈先生一代人中不止沈先生一个人，不过不像沈先生搁得那样彻底、那样明显，其原因，也不外是 “ 思 ” 与 “ 信 ” 的矛盾。
沈从文检查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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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解放，我们就觉得沈先生无法再写作，也无法再在北京大学教书。教什么呢？在课堂上他能说些什么话呢？他的那一套肯定是不行的。
沈先生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也可以说是一条退路，改行。
沈先生的改行并不是没有准备、没有条件的。据沈虎雏说，他对文物的兴趣比对文学的兴趣产生得更早一些。他 18 岁时曾在一个统领官身边做秘书。这位统领官收藏了百来轴自宋至明清的旧画，几十件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这些东西都由沈先生登记管理。由于应用，沈先生学会了许多知识。无事可做时，就把那些古画一轴一轴地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欣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来看。
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做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 《从文自传 · 学历史的地方》
沈先生对文物的兴趣，自始至终，一直是从这一点出发的，是出于对于民族、对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深爱。他的文学创作、文物研究，都浸透了爱国主义的感情。从热爱祖国这一点上看，也可以说沈先生并没有改行。我心匪石，不可转也，爱国爱民，始终如一，只是改变了一下工作方式。
沈先生的转业并不是十分突然的，是逐渐完成的。北京解放前一年，北大成立了博物馆系，并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在杨振声、沈从文等几位热心的教授的赞助下搞起来的，馆中的陈列品很多是沈先生从家里搬去的。
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午门城楼
历史博物馆成立以后，因与馆长很熟，时常跑去帮忙。后来就离开北大，干脆调过去了。沈先生改行，心情是很矛盾的，他有时很痛苦，有时又觉得很轻松。他名心很淡，不大计较得失。沈先生到了历史博物馆，除了鉴定文物，还当讲解员。常书鸿先生带了很多敦煌壁画的摹本在午门楼上展览，他自告奋勇，每天都去，我就亲眼看见他非常热情兴奋地向观众讲解。一个青年问我： “ 这人是谁，他怎么懂得那么多？ ”
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 “ 丢份 ” 。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沈从文文物研究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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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先生对于写作也不是一下就死了心。 “ 跛者不忌履 ” ，一个人写了三十年小说，总不会彻底忘情，有时是会感到手痒的。他对自己写作是很有信心的，在写给我的信上说：
拿破仑是伟人，可是我们羡慕也学不来。至于雨果、莫里哀、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等的工作，想效法却不太难（我初来北京还不懂标点时，就想到这并不太难）。
直到 1961 年写给我的长信上还说，因为高血压，馆（历史博物馆）中已决定 “ 全休 ” ，他想用一年时间 “ 写本故事 ” （一个长篇），写三姐家堂兄三代闹革命。他为此两次到宣化去， “ 已得到十万字材料，估计写出来必不会太坏 ……”
想重新提笔，反反复复，经过多次，终于没有实现。
一是客观环境不允许，他自己心理障碍很大。他在写给我的信上说：
幻想 …… 照我的老办法，呆头呆脑用契诃夫作个假对象，竞赛下去，也许还会写个十来个本本的 …… 可是万一有个什么人在刊物上寻章摘句，以为这是什么不良言论，如此或如彼的一说，我还是招架不住，也可说不费吹灰之力，一切努力，即等于白费。想到这一点，重新动笔的勇气，不免就消失一半。
二是，他后来一头扎进了文物， “ 越陷越深 ” ，提笔之念，就淡忘了。他手里有几十个研究选题待完成，他有很大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时间精力全为文物占去，实在顾不上再想写作了。
1982 年，沈从文在江陵考察文物
从写小说到改治文物，而且搞出丰硕的成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沈先生个人说，无所谓得失。就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但是从一个长远的文化史角度来看，这算不算损失？如果是损失，那么，是谁的损失？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这问题还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应该从沈从文的转业得出应有的历史教训。
转自《 群学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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