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吉鑫：反右奇事
上茅厕被定为右派
－－作者：沈吉鑫
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属下的一个党支部，正在召开支部会议。会议从午后开始一直到晚上仍未结束，为的是要从党支部 10 个左右的人员中“评“出一个右派分子。此时其中一位编辑小便实在难忍，只得匆匆奔向厕所。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几分钟后解手回来，已被“光荣当选”为右派分子。事后，党支部书记很不好意思地向他解释，这是毛主席亲自发起的政治斗争，上级党组织遵照最高指示按百分比交办的任务，不能不执行。只是大家面对面坐着，都不好意思开口把谁划定右派，又无人挺身自荐。正巧你离开一会儿，也就该你倒霉了！就这样，这位中央党报的编辑，度过了 20 年悲惨的劳动改造生涯。
这是 1957 年反右政治运动中的一幕。看似笑话，却是事实，是多年前笔者随中国新闻采访团访美时，在飞机上听人民日报一位记者同行讲述的。他就是当年那位倒霉编辑的儿子。
反右斗争时期，这种天方夜谭何止于此。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施伟达又是一例。施是一个十分虔诚的基督教徒，性格内向，平时很少与同学一起谈笑。有一次，一大早跑到党委办公室门口等待开门。有人问他为什么一大早就跑到党委来？他回答说：“昨天党委办公室通知我，说是有一个英国宗教代表团来上海考察我国的宗教政策，今天要到复旦来，党委要我一起参加接待工作。以我本人的现身说法，向英国友人介绍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情况。为了避免耽误他们的时间，所以在此等候。”
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个行动竟成为他定性右派的罪状。说他对周围群众冷若冰霜，而对帝国主义分子却非常热情，为了迎接他们，一大早就去等待，真是急不可耐！从这一个小小的例子便可充分证明，施伟达的立场，完全是站在帝国主义这一边的！
新闻记者，在读学生是这样，就是党的高级干部也同样逃脱不了被莫明其妙整肃的命运。
抗日名将牟宜之在抗日战争时期，除率部重创日寇外，还成功策动至少四五千人的敌伪军起义。 1946 年 5 月，牟宜之调东北辽东军区，先后任司令部秘书长和政治部联络部长。在瓦解敌军和教育改造被俘的国民党军官的工作中，他作出了很大贡献。周恩来同志也尊称其为“宜之兄”。 1957 年的反右斗争中，已经成为党的高级干部的牟宜之照样被打成右派分子。康生亲自对牟宜之的定性理由是：“就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也是右派。”就这样，牟宜之被开除党籍，发配到北大荒劳改。
当时界定的知识分子，包括大中专学校的教授、教师、作家，文学艺术界人士，新闻、出版界的编辑、记者、翻译，科技界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学者，理论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医药卫生界的医生，专业人士和大学生等，全国计 500 万人。现在公布全国被打成“右派”的共 55 万多人，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 11% 。所以《人民日报》一个 10 人左右的党支部，按指标要评出一个右派分子，确实不是天方夜谭的事。现在回首，觉得可悲而又可笑。
以沉默反抗现实，不是右派是什么！？
1957 年，由李井泉为组长的四川大学反右領导小组成立，第三组长是时任校长的谢文炳。当时右派指标尚有二个未完成，于是把知识份子的发言纪录再审视一遍，以便定人。当翻阅到一个名叫載星儒 ( 四川大学原校长彭迪先的秘书 ) 的材料时发现他一句嗚放的言论也没有。李井泉：“此人为何不发言？”谢文炳：“此人出身地主，不敢说话。”李井泉：“哎呀，以沉默反抗现实，不是右派是什么！？”还差一个指标。这时候謝文炳校长仗持自已是解放前地下党负责人身份起來讲话了：“李政委，川大教授知识份子 2/3 都是右派，怎么这么多？如果信得过川大党委，能否给我们一点权限进行甄别一下？”李井泉笑了，轻描淡写地说：“我知道还有一个右派是谁了……”谢：“谁？”李井泉轻声指着谢：“就是你呀，而且是总右派！”谢闻之如惊雷轰頂。当天宣布撤销一切党内外职务，每月 12 元生活待遇。并给其長女工作单位发去加急电報令其开除 ( 給中央领导任俄语翻释。 ) 谢的夫人很快气絕身亡，谢郁郁寡欢，两年后驾鹤西去。一家人就此急剧衰落，至親骨肉也都分散如烟。
后來谢文炳的一个儿子名叫谢琪，是一个英体美优集一身的少年天才，有一天突然被捕，指控他偷越国境。谢琪辯：我在成都怎么偷越？我连想法都设有，又有什么证据？控方：你画的西方洋房、汽车、美女，就是向往西方，就这想偷越国境。……
转自《往事并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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