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宁：祖母留下的证章
图：祖母六十九岁时的留影
祖母留下的证章
－－作者：沈宁
我小的时候，祖母给我看过一枚纪念章，上面是红白蓝三色的勋标，下面挂个圆形勋章，外围是一圈阳光，内包国民党徽，中间是个V，英文胜利的字头字母。祖母念给我听，勋章上刻的字是：嘉兴县抗战胜利工作人员劲节高风纪念章。祖母告诉我，那是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她从浙江乡间回到老家嘉兴，国民政府颁发给她的。
因为年纪太小，我当时没有把祖母的话当回事，还觉得那个勋章不好玩。只是祖母讲话时那种庄重的神情，让我牢牢地记住了，总也忘不掉。
我祖母名叫褚惠子，光绪八年（1882），生于浙江嘉兴。依照褚氏族谱记载，她的祖先可追溯到唐代名臣褚遂良。而祖母的母亲娘家，则是大明皇帝的宗室后裔。虽然后来家境终不及先祖的辉煌时代，但忠厚传家诗书继世毕竟不曾中断。祖母少年时立志自强，青年时逢世道变化，江浙一带首开风气，办起史上头一批女子学堂。我的祖母，便成为头一批冲破传统阻力，毅然入女校读书的革命女子之一。
祖母独自一人，远离家乡，负笈苏州，就读光绪年间苏州办起的江浙地区第一所女子学校苏苏女校。光绪三十三年，祖母以该校中学科最优等第一名毕业。那年祖母二十五岁，遂到太仓毓娄女子学校执教，从此开始她四十年漫长而艰苦的职业妇女生活。
图：祖母苏苏女学校毕业证书
祖母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时世艰难，环境困苦，不堪记录，实为筚路褴褛，以启山林之所谓。跟祖父结婚后，祖母仍在太仓学校执教，用微薄薪金，养活着自己和多病的祖父。如此数年，我的父亲问世了。祖母继续江浙两地奔波，更加困难。做母亲的，心里总是挂念儿子，哪怕是短暂的离别，也难以忍受。
上图：祖母的教员许可状
最后祖母决定搬回浙江故乡，她先在嘉兴私立启秀女校任教，后受聘分别担任过几所公立小学的校长。为扩大学校，也为普及教育，祖母除在学校教书以外，还经常到嘉兴附近农村，挨家串户，动员农民们送子弟上学读书。很多农家经济困难，祖母慷慨答应少收或不收学费，有时甚至还倒贴生活费，让更多乡村孩子得到读书机会。
上图：祖母的教师资格证
上图：祖母的校长委任状
学生渐渐多起来，教师的工作负担也跟着增加。祖母要上课教书，要批改学生作业，要备课，还要管理学校行政事务，大至同县教育局打交道，小至补充教室里的粉笔，事无巨细，都由她一肩扛起。父亲后来回忆过，祖母那些年每天从早到晚忙碌，一刻也不得空闲，走路都是小跑。付出多少辛劳，就有多少收获，祖母的名声越来越大，赢得乡亲们的尊敬和爱戴。1930年1月，祖母被选为嘉兴县教育委员会执行委员，又当选国民党嘉兴县党部委员、嘉兴县妇女协会常务理事。
1937年祖母五十五岁，先是“七七”卢沟桥事变，接着“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同年11月嘉兴沦陷。那时我的父亲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叔父随杭州中学流亡浙南，嘉兴老家只有祖父和祖母两个老人。他们不堪日寇在嘉兴城里烧杀抢掠，逃到上南港乡间，躲在原来住家女佣姚大姐的家里。
南港乡的农民听说嘉兴城里有名的褚校长就躲在他们乡间，便找上门来，请祖母帮忙在村里办一间学校，教乡里孩子们读书，祖母同意了。一间破屋做教室，乡民们搬来几张破桌，几只旧椅，祖父和祖母两个做教师，学校就算办起来，乡村孩子走进课堂。
乡民们都穷，又在战争期间，总之战火连绵不断，田地种不成，稻谷长不好。学生交不起学费，有时上课提一只鸡，有时上课拎几个蛋，有时上课背一袋米，有时上课卷两棵菜，就算学费。逢年过节，乡民这家送碗年糕，那家送盘肉粽，还有人送瓶烧酒，表示感谢。祖父祖母本也没打算以此为生，有没有收入都无所谓，只要每天有顿饭吃，能给学生们上课，就满足了。
当时日伪势力，主要集中于嘉兴县城和近郊以及交通干道，比较偏远的乡村仍由沦陷区国民政府管理和领导。祖母曾对我讲，从1937年开始，浙江沦陷区人民，跟全中国人民一道，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日抵抗，他们那里八年中所有的抗战活动，全部在国民政府的坚决领导之下进行，并取得最后胜利。
浙江嘉兴沦陷几个月后，暂时处于地下状态的嘉兴县国民政府，派人秘密找到祖母，传达一份《实施战时教育暂行办法》的文件，计划在全嘉兴地区复校复课。其中土江泾区地处交通要道，日伪设置了许多据点，并在当地设立伪学校十二所，对当地青少年洗脑，进行日伪奴化教育。县国民政府决定，越是这种地区，越要坚持中国文化教育。国民政府指示祖母，在四乡地区发展自己的学校。经过祖母许多努力，仅仅一年就恢复起了五所小学，发展教员十八人，收容学生二百一十四名。
1940年，嘉兴县国民政府决定全面推行国民教育制度，在土江泾地区设立中心校一所，任命祖母为区署教育指导员，负责强化全区各级国民教育的行政组织，为抗战胜利后的大规模建设做人材资源准备。祖母到职后，大力发展学校，开展反奴化教育，短短两三年，就在该地建立七个辅导区，设置中心国民学校七所，辅导小学四十多所。
那段时间，日伪军经常对各国民游击区进行“扫荡”和“清剿”，祖母指示辖下各校准备两套课本，一套是国民政府发的课本，一套是日伪政府发的课本。平常时候，各学校学生都读国民政府发的课本，学习祖国历史、祖国地理、祖国文化。听到通风报信，日伪来扫荡，便换上日伪政府发的课本，装装样子，保护师生安全。日本鬼子一走，就把日伪课本丢到地上，拿出国民政府课本，继续读祖国文化的书。 
右图：祖母的“劲节高风”纪念章
如此八年抗战，祖母领导土江泾地区几十所学校，一直弦诵不断，学习中国语言和历史文化。抗战胜利后，祖母回到嘉兴城，她多年的爱国教育努力，受到国民政府的表彰，获颁一枚劲风亮节勋章。祖母同时还当选为嘉兴县参议员，并受任嘉兴城内鸣阳门小学的校长，直到1948年六十五岁时退休。
后来许多年，祖母一直跟我们家居住，先在上海，后到北京。老人家1965年去世，享年八十四岁。“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十年之间，我家大大小小都遭受到许多非人的迫害。我经常在极端孤独的日夜，依靠回忆家族前辈的传说故事，来增强自己生存的信念。其中也想起祖母的那枚抗战勋章，以及那勋章所浸润着的英勇事迹。我开始后悔起来。祖母活着的时候，总想讲故事给我们听，而我们却不大理会。现在我想知道了，祖母却不能再对我们讲述了。 
左图：1954年，祖母与作者全家在北京。
我好几次偷偷在祖母住过的小屋搜寻，却没有找到她当年给我看过的那枚纪念章。“文革”期间，红卫兵抄了我家好多次，翻箱倒柜，砸盆摔碗，几乎所有带字之物均荡然无存。我想，这枚国民政府颁发的勋章，当然也难逃灭亡的下场。抗战勋章找不到了，抗战故事听不到了，中国历史被割断了。八年的血雨腥风，八年的艰苦卓绝，八年的英勇牺牲，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刻在我的胸中激荡。
过了多年，我已定居美国，忽然收到父亲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里面夹了祖母过去的文件照片，其中一张就是那个我没有找到的勋章的照片，上面还有父亲的亲笔说明。原来，“文革”期间，父亲不敢保存祖母那枚勋章，偷偷把它丢到马路阴沟里去了。但他实在不忍彻底销毁那份荣誉，丢弃之前拍下一张照片，照片底版没人会去注意，比勋章实物更容易藏匿。就这样，祖母在抗战胜利之后获颁的劲节高风纪念章，总算留下了一个影像。
于是我懂得了，历史是绝对无法完全销毁的，历史会永存于人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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