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 永葆童真之心的杨静远
永葆童真之心的杨静远
—— 作者 : 沈昌文
一九五一年三月，我从上海考进了在北京的人民出版社，被分配到期刊校对科当校对员。让我校对的刊物，有《新观察》、《翻译通报》、《保卫和平》等。做了几年校对工作，我结识了许多大编辑，特別是前两个编辑部里的人员。《翻译通报》是当年出版总署编译局办的。
编译局那时也在东总布胡同十号里面，同我们在一个大院子。我是上海滩里出来的外语迷，见了那么多外语专家，当然是毕恭毕敬，勤于请教。说实话，我那时自学俄语翻译，最早的译文，很多是请他们校订过的。后来人民出版社知道我伪造学历，混进革命出版队伍，人事处负责人要开除我。就是靠这些译文适逢其时地公开出版，使我成为那时引进苏联出版工作 “ 先进经验 ” 的模范人物，得免被开除之难，反而被评为 “ 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 。
编译局还有许多英语专家，我请教得比较少，但也十分景仰。那时知道的英语专家主要是，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的女儿叶子美和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杨静远。她们两位，我最仰慕的是杨静远。因为那时我们与出版总署是同一个青年团组织，我和杨都是其中的成员。团组织里的负责人告诉我杨静远在美国读了埃德加 · 斯诺的《西行漫记》原文本，十分仰幕中国共产党，所以一定要回国来工作。她是爱国的模范人物。
以后，编译局被撤消了，合并到人民出版社，我同杨静远成为同事。那时上面让他们翻译出版关于马克思、恩格斯传记的俄文书，我才知道她也通俄语。
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搞 “ 鸣放 ” ，一时局势大乱。还有一位中层领导调戏下属女同事的丑闻，群众纷纷非议。杨静远那时也说过一些不平的话，但因考虑她是从美国回来的爱国留学生，上面在 “ 反右 ” 时没有把她打成右派分子。
哪知道，一九五八年某一天，人民出版社人事部门有份给社领导的报告，让我转送上去（我当时已担任社领导的秘书）。我看了这个报告大吃一惊。原来杨静远一九五七年以后在下乡劳动中写了一张大字报，建议农民要讲卫生，并且引了毛主席的语录：讲卫生光荣，不讲卫生可耻。当地农村的党组织认为这是污蔑贫下中农 “ 可耻 ” ，于是写材料到北京来告发。更让我吃惊的是人事部门的建议：把杨静远补划为右派分子。打报告的这个人，就是此前五年提出开除我的那位政治立场一贯坚定的人事负责人。他在报告里还特别强调说，他对杨静远已实在 “ 忍无可忍 ” 了。这个报告不久就被批准。于是这位一贯爱国、爱文化事业的杨静远就成为右派了。
改革开放以后，杨静远去了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我听到她的消息少了。后来读到她的一些译稿，我奇怪，她怎么现在乐意翻译讲儿童故事的英文书？读不多久，我忽然想起以前我私下问过人民出版社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人 “ 怎么连杨静远那么爱国的人都要被打成右派 ?” 那位领导回我一句话： “ 她太幼稚。 ”“ 幼稚 ” 二字，当时是贬义，到了几十年后回头想，倒觉得很贴切。
“ 幼稚 ” ，也可说是 “ 童真 ” 。说杨静远其人永怀童真之心，可一点儿也不假。她一贯用她的一颗未经污染的童心鼓励人们追求实事求是，追求以人为本，追求不唯上、不唯书，一心为人民办好事。追求并宣扬这种童真之心的作家并不少，我记得的，至少还有丰子恺、谢冰心，等等。
我从这个角度来读杨大姐的译品是有特别意义的。因为它们真是 ……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只有永怀此心，我们オ能做到，少ー些欺诈，少ー些执着，多一些自然，多一些淡泊。
二 O 一五年三月
录入者注：原文见《杨柳风》（三联书店，北京， 2016 ）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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