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蓓：我有这样一位父亲
沈蓓：我有这样一位父亲
—— 谨以此文献给 “ 世界反法西斯胜利 73 周年纪念日
－－作者：沈蓓
“ 他默默无闻，却让我们屹立于世界；他走进历史，却让我们拥抱未来；他失去生命，却让我们生生不息；他危难时挺身而出，恪尽职守，无私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民族的脊梁；他的事迹和精神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
－－摘自《人民日报》崇尚英雄，精忠报国大型网络活动前言
2015 年 9 月 3 日，我走上天安门观礼台，代表父亲参加世界反法西斯胜利 70 周年大阅兵，接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奖章。不久前我还代他接过由马英九颁发的、几乎相同的纪念勋章。父亲沈昌遽尔长游已 73 年，当年小小的我也近耄耋， “ 爸爸 ” 两个字是那样亲又是那样涩。几十年间，记不清曾有多少次拿起笔想要书写父亲，又多少次颓然把笔放下，个中滋味比父亲的传奇本身还难表达，不是过来人很难懂得。
父亲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 1942 年滇越、滇缅两线铁路工程总指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授衔的中将司令，也是从中缅边境野人山活着走出来的幸存者之一。回到昆明，九死一生的他无暇用去一点时间休养生息，立刻投入纷杂的国家事务。就在妈妈好不容易凑他百忙中抽出的一个晚上，为他活着回到亲人身边欢聚时，年仅 38 岁的他猝然倒在桌旁，再也没有睁开眼睛。我亲爱的爸爸就这样活活累死在我的眼前。那年的我不足 6 岁。
母亲按照父亲生前所嘱： “ 万一我死了，就葬在云南，让我留在这片土地上，和那些死去的战士和工人在一起 ” 。他的遗体没有送回我们的老家浙江乌镇，而是埋葬在他殉国之处。 1982 年我和老伴第一次找到并来到他的墓前，居然发现小小的卧式石碑上竟有鲜花和还发烫的纸灰。一问才知道，这么多年当地老百姓年年祭扫，裱纸鲜花，心香泪洒，就是十年浩劫也未间断。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并未见过沈昌，对当年情形也不清楚，只是父辈祖辈们传下来的 “ 总经理是好人，他是为我们丢的性命，这个墓，你们一代一代都要好好看护 ” 的嘱咐，让这些质朴的百姓做到了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一个人能这样活在老百姓心中，死亦足矣！
一
父亲原名沈家蕃，号立孙， 1904 年 1 月生于浙江桐乡炉头（今乌镇）。明末，沈家老祖沈铁匠逃荒来到桐乡，因手艺精湛而声名鹊起。时浙江沿海一带常有倭寇海盗骚扰，官员闻风而逃，百姓苦不堪言。这年倭寇又来，沈铁匠愤而请战，带领民众在城外开凿多条地槽，铸好无数带刺小铁弹名 “ 铁菱 ” ，撒在强盗进犯的必经之路上。那时倭寇都不穿鞋，直扑而来时大多数人脚底被铁菱刺进动弹不得，少数冲到城边的，沈铁匠命打开炼铁炉，让滚烫的铁水沿地槽流出，倭寇被烫得鬼哭狼嚎，丢盔卸甲而逃，从此不敢再来，桐乡县城得以保全。此事奏到京城，嘉靖大喜，要赐官重奖，沈铁匠坚辞，于是在江浙地面划出一大片土地给沈铁匠独家经营，并将铸造皇家及全国寺庙大鼎的专利给了沈氏冶坊。从此这片地区得名 “ 炉头 ” ，如今这里还存有沈氏冶铁用过的 “ 大锅 ” 。
沈昌是沈铁匠一脉到清末三代单传的长房长孙， 19 岁毕业于东南大学并考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23 岁获康奈尔大学工程学硕士学位。获博士录取通知书时，欣闻北伐成功，逐放弃深造毅然归国，从上海特别市政府的小秘书做起。除了日常工作，他大量翻译并撰写有关国家建设的文章，真知灼见令上司非常吃惊－－年纪小小，见识竟如此远阔。数月后他就被调到内政部民政厅任专员。
1927 － 1931 年，中国大旱并引发大饥荒，仅陕西一省灾后死亡 250 万人、逃荒 40 余万人。政府紧急成立由孙科、孔祥熙等人组成的赈灾委员会，调沈昌任委员会秘书长。沈昌的工作涉及中央拨款、动员捐款、组织展览会游艺会义演筹款、以工代赈、安置难民、收容孤儿等等，杂陈纷繁，千头万绪。他完成得非常圆满，赈灾后数月，就被任命为镇江县县长，时年 24 岁。
时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原江苏省会即迁镇江。沈昌甫一到任，就是安排蜂拥而至的省政府机构，数月内原先杂乱无章的小城就被沈县长治理得井井有条。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至今保存着他当年密集签发的一系列训令、通告、文件、指令－－整顿财政、整顿四乡警察、限期成立垦荒植桑委员会、规划农业试验区、城市开发、民生服务 …… 拿到今天也 “ 体制改革 ” 的好样品。这也是他独挑大梁、摸索建设一个民主新中国的开始。镇江步入正轨，他又立即被调到首府南京内政部任治淮委员会委员，马不停蹄地在沿淮各处视察、调研和指导。中国那时百废待兴，急需一批干练、有眼光并敢担当的人开出一条路来。沈昌整顿 “ 国企 ” －－浦镇机厂，仅仅 3 月，工厂面貌焕然，经济效益大增。怪不得国民政府内务部在公务员甑别审查中对他写下 “ 敏干有为，堪胜烦劇 ” 的评语，并加注曰： “ 性情质直，行为敏练，办事勤敏练达而学有专长，识见远到，诚恳质直，不避嫌怨，年正力富而条理甚清，为将来极有希望之才 ” ，定为 “ 甲等 ” 。
二
平绥铁路是沈昌再次施展抱负与才华之地。彼时军阀混战，国力贫弱，平绥铁路局因为经营不善，负债达 9 千万天文数字，且债权人均为英美德法日列强，故人人退避三舍不敢接手。 1933 年，国民政府钦点沈昌担任平绥铁路局局长。面对这个烂摊子，他毫无惧色，创建民主新中国本无坦途，迎难而上本就是义务，加上来北平前他就做了无数调查，现在是成竹在胸－－诸国列强是棘手，但反过来说不定也是把开门的钥匙。若他们联合，我自无还手之力，但若分而治之，他势我用，则可游刃其间。他从容应对，先找债权数额最小的美国谈，后找德英法，把数额最多的日本晾在一边。谈判中放出风来，在他任内一定尽其所能还债，拟先还清同意放弃利息的债权人本金，直至公司破产也在所不惜。谁都听得懂这话里之话，先表态不要利息将成众矢之的，但憋到最后就可能做冤大头，连本金也拿不到。沈昌以极大的智慧与定力，来来回回与各债权人周旋了半年有余，从北京谈到上海，从上海又谈回北京，从一分利降到八厘，八厘又降到六厘，就这样一厘一厘往下抠。弦既要拉紧又不能绷断，整个过程中五国各怀鬼胎，互相探底，互相放风，互相哄骗，互相打压。特别是日本这个最大的债主，反过来压力也最大，万一拖到最后先还了其他国家，平绥局破产血本无归呢？这责任谁也承担不起。但也不敢随便让步，因而谈判代表换了一轮又一轮。最后沈昌逼出负责对华一切债务的内田胜司亲自出马，再利用日本内部的矛盾，终在日本政府各派和银行的压力下，以利不超本 50% 的结果先谈下来。平绥原欠日资本金 520 万，利息已滚至 1200 万，现一下子砍下千万。以此类推各个击破，最终为国家减少 2691 万元负担，谈判以经济、外交双赢告终。
谈判同时沈昌开始内部整饬。在他到任 16 个月内，平绥局营业收入共计 1275 万余元，为立局以来最高。他改进装货办法，实行国内各路货物联运以提高货运能力，建立提货单制度，预防旅客跳票，惩办捐款潜逃警员，查禁私运物品及违禁品，不准铁路系统外脚行（包工头）把持装卸等等。不但 “ 客机车已敷运用 ” ，甚至还有能力分拨车辆支援全国其他干路。
这里要特别提到沈昌的 “ 铁路游览 ” ，也就是铁路旅游，这在今天都算新鲜事的举措，他在民国初建、战火频乃的年代就已经实施。北戴河海滨区内外侨甚多，各国使领商民每于夏季赴海滨避暑，年来受战事影响，中外人士裹足不前。河北省府委托路局负责经营，设置自治区，锐意恢复。 1934 年的中国北方险象环生，日军已强占东北，行车仅由北平起止于天津。沈局长据《辛丑条约》中 “ 北戴河不容阻隔，双方均负有维持交通之责 ” 的条款与之力争，迫日军山海关内段交出。在弱势背景下，沈局长一面谈判，一面建设 “ 战区中之唯一乐土 ” ，当年夏季，北方中外人士再次鏖集海边，北戴河成为战区中之唯一乐土。难怪事后胡适、冰心等均撰文盛赞沈昌为中国路政辟一新纪元。
父亲更大的贡献，是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从清华、北大将大批古籍善本、科学仪器运输到云南西南联大。这些又重又笨的庞然大物无以估价，前者是中华文明不可复制的瑰宝，后者是未来新中国的建设利器，一旦丢给日本人，千古之憾无以弥补。为躲开日本间谍耳目，沈局长果断决定在平时不装货的清华园车站连夜秘密突击装车抢运，凌晨始发，疾行向西。日后西南联大在中国那样危难的情况下还保存下那么多古籍，培养出那么多大师，我们的铁路和火车功不可没，我们的工人和父亲沈昌功不可没！
三
卢沟烽烟骤起，国土大批沦陷，日寇气焰嚣张，首府被迫迁往重庆，华北、华东所有出海口被封锁，与国际的联系只有走越南这唯一的通道，运输能力却低到几近于零，大批急需的国际军援在海防港口堆积如山运不进来。沈昌奉命紧急组建 “ 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 ” ，对西南运输统筹布局。彼时日寇渗入已久，到处特务充斥，危机四伏。为防避日本侦探，沈昌机智地以开办做南洋生意的 “ 通运公司 ” 掩人耳目，暗渡陈仓，几管齐下：一方面继续抢运国际军援物质，另一面则将江西的钨矿石运到越南海防出口，换取外汇购买武器，同时动员各方力量，紧急赶修滇缅公路，并与陈嘉庚先生联手组织南洋华侨机工队，抢运滞留越境的物资支援抗战。他明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运力还是要靠自主新铁路，遂部署开辟香港至广州的交通，筹划建筑湘桂铁路以沟通越南。在强敌压境、民族矛盾、资金匮乏、劳力不足、器材短缺这五座足以让人却步的大山面前，他疾驰西南边陲，将最最紧急的川滇铁路建设重任担了下来，亲任川滇铁路公司总经理、滇缅铁路督办公署顾问和叙（叙府即今宜宾）昆（昆明）铁路工程局局长兼总工程师。
1938 年抗战初期悲观情绪弥漫。沈昌奋笔疾书，写下《抗战期中西南铁路建设问题》一书，开宗明义，回答那些因西南铁路问题重大而未敢自信者， “ 我们的最高原则是：西南各线，滇缅沟通英缅海口，所负国际间直接交通之任务较重；叙昆及滇贵各线，联络川滇黔各省所负边区与内地交通之任务较繁。两者定计兴筑于抗战期中，衡以 “ 军事第一 ” 之旨将来应负军运任务。维持军事上伟大与持久之力量，厥为资源供应 ” 。
面对无钱无人无物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沈昌扑上前去 “ 行其当所行 ” ，日以继夜书写文章、演释大义，从中央到地方筹措资金，一面又采取 “ 以工代役 ” 和提高待遇等政策征得三十余万民工，在沈局长率领下几十万人筚路蓝缕，不顾山高林密，风雨烈日，瘴疠疾病，饥饿艰困，义无反顾地深入横断山脉深处，用原始的人挑手挖，一步一步掘开大山，把铁路路基不断延伸。铁路所经之地瘴疠横行、蚊叮虫咬、荒蛮至极，许多人得了疟疾和肠胃病，民工体弱不支加上生活供应困难，数不清的人献出了生命。
对沈昌来说，更艰难的是国内没有自己生产的钢材，而进口又被日军完全阻断。怎么办？他利用从滇越铁路拆下来的旧钢轨、旧枕木铺设昆明北站至曲靖的 160 公里铁路。用湘桂铁路泖江大桥的钢梁，架设跨越盘龙江的北站大桥。其间又凿通昆明西山的碧鸡关隧道，铺设 35 公里铁路至安宁。沾益修建飞机场需续修链接机场的铁路，他又拆除滇缅铁路安宁站至石嘴站间的钢轨，移铺曲 - 沾间 11 公里铁路。就这样 “ 拆东墙补西墙 ” ，沈昌完成了自昆明北站至－－四川宜宾与清水河口岸出境的两条铁路的路基，累计 1700 多公里。尤其叙昆铁路沾益段，线路虽短但贡献巨大。以 1943-1945 年为例，开行军用列车 807 列，运送中国远征军兵员 46 万人次，旅客周转量 2.53 亿人公里，货物周转量 6560 万吨。川滇铁路建路期间，敌机轰炸达 1987 架次，曾炸断小龙潭大桥，炸毁芷村机车车间，对河腊、老范站、白寨轮番轰炸。 1940 年 10 月 15 日叙昆铁路刚铺出 19.9 公里日机便来盘旋投弹，敌机走了，即刻再铺。
四
沈昌同时还负责国际军援的抢运。奉国府交通部之命，他以川滇铁路公司的名义在越南成立川滇铁路公司海防办事处，实为交通部所属各单位的铁路、公路和电讯器材进口内运的业务枢纽。办事处顶着日军炮火，一直坚持工作到日军登陆海防前一天才撤往河内。可怜殖民地法军仅仅抵抗了一个月便向日军投降，而滇越线经营权掌握在已成纳粹帮凶的法国维希政权手中。国民政府紧急成立滇缅、滇越兩綫战区司令部，沈昌被委任为战区司令，他正式成为一名抗日军事将领。
日军登陆海防，装甲车陈兵于与中国一江之隔的越南老街滇越铁路上。中央政府本以为云南是后方的后方，滇军主力已全部调往中原抗战，云南成了不设防的省份，若风云骤变，日军只要一声令下便可沿着法国人控制路权的滇越线长驱直入，重庆危在旦夕，中国危在旦夕。千钧一发之际，沈昌断然以两线司令长官名义发布通告，申明主权国法，稳定法方员工，同时照会法、越和各同盟国：鉴于法军目前状况，根据国际法，中国有权收回路权。就这样，沈昌不费一兵一卒，提前 40 余年收回了法国殖民者经营的滇越铁路。紧接着沈昌果断下令炸断中越界河上的河口大桥，炸毁中方一号隧道，拆除河口至碧色寨间靠近中越边境的 177 公里铁路。
出身土木工程专业的父亲深知，建造这条被誉为世界奇观的铁路成本是多么高昂，故对人字桥、白寨大桥等做出了只打炮眼，不填炸药的决定。生死存亡关头，沈昌却在思虑将来的建设成本。就这样，在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同时，他也为日后的新中国的保下了最昂贵的基础设施。日军之所以不敢选择更为平坦的滇南发动攻势，而要从拥有怒江天堑的滇西事倍功半打入中国，国人日后才知道本打算从滇南发起闪电式进攻、一举拿下中国的日军被这位沈昌打乱了进攻的步骤，在滇南受到了极大挫伤，而中国军队则赢得了调兵遣将的时间。日军从此再没能从滇南越雷池一步。
彼时沈昌周围聚集了大批精英，既有他延揽特聘来的，如中科院学部委员桥梁专家汪菊潜、中科院院士机械专家程孝刚、曾任中国力学会理事长的桥梁专家钱令希、同济大学教授土木工程专家童大埙、中国斜拉桥段开拓者周念先、青藏铁路总设计师庄心丹以及杜振远、茅以升等，更多的是主动投奔而来菁华，如北京大学原子能系主任的徐光宪，当年就是因为慕沈局长之名与 7 名同学一起来叙昆铁路当练习工程师的。这批中国顶尖工程人才众星拱月般簇拥在沈昌周围，救国家于危亡。
五
太平洋战争爆发，面对日寇从东南亚的突袭，反法西斯同盟远东战区组建了中国远征军，沈昌兼任中国远征军铁路特派员和总视察，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授予中将军衔。时缅甸境内局势已极严重，靠近前线的铁路员工几已逃亡一空，人员及设备均不足应付战时需要。沈昌仓猝受命，审时度势，临机应变，抽调各路技术及行车员工，亲率队伍疾驰缅甸，主持前线的火车运行调度，输送大军和粮食辎重。不料驻守后方的英军，日本人远未到达便闻风而逃，连个招呼也不打，使我远征军落入日军重兵包围之中。沈昌率工程队冒死修路搭桥，保证大军及物资的撤退。谁知分秒必争之际，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的列车在司维堡撞坏，致全路堵塞。虽经父亲亲率工程人员奋力抢修，无奈因此痛失一昼夜宝贵时间，日军抢先占领了密支那，截断了中国远征军回国之路。在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绝境中，沈昌奉杜聿明长官令，率工程人员残部徒步进入中缅边境原始蛮荒的野人山，踏上了此次远征伤亡最大、众所周知的 “ 死亡之旅 ” ：上有敌机擦着树梢盘旋搜索，下有步兵拉着狼犬紧追不舍，白天稍有动作就会暴露，晚上也只能躺着河水走，只有这样狼犬才闻不出味道。但野人山里连水都有毒，几天下来，士兵和民工腿部开始溃烂，更不用说喝了。不少人实在饥渴难忍时喝了一口，结果没走几步就在持续不停的呕吐中倒下。还有一种毒蚊子防不胜防，咬上一口，便铜板大一个洞，血流不止，直到血竭而亡。有时实在太累了，两个人背靠背想坐下来休息片刻，只听 “ 嗖 ” 的一声，一个人就不见了，接着在远处听到微弱的呼救声，原来是蟒蛇用尾巴卷走的。饥渴交迫中，沈司令把心爱的坐骑杀了，每个人都分到小小的一块马肉 …… 。坚强的信念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危，辗转二月余他们终于返回祖国。国民政府颁 “ 干城奖 ” 以酬其勋。 “ 干城 ” 出于《诗经》之 “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 ，是抗战时期的至高荣誉。
六
从野人山走出的父亲从 70 多公斤瘦得只剩下 40 公斤。他迅速将随同幸存者 3 百余人悉数安排入铁路医院治疗，自己却不顾医生力阻，赴重庆向蒋介石面呈前线战况。众所周知，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就远征军而言，杜聿明是蒋介石黄埔嫡系，孙立人是西点军校少壮派，还有和稀泥的罗卓英等。最要命的是蒋介石和史迪威将军，在战略思想，作战方案，指挥权限等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存在巨大分歧，急需一个既懂国际规则，又与各方面都有良好关系的人从中协调。沈昌原非军人，与军队系统内盘根错节的派系毫无瓜葛，但由于各派系都要仰仗铁路交通的支援，且他们都仰慕沈昌的为人，愿和他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加上沈昌本是留美海归，操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不仅本人与史迪威相熟，且与史氏的首席联络官和翻译曾锡珪不但是康奈尔的同学，还是连襟。沈昌高超的政治运作能力、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善于在危难中处理复杂关系的口碑早已在名声在外，协调一事非沈昌莫属。
入缅第一战失利，蒋介石将罪过一股脑儿加在史迪威头上，二人闹到势不两立，严重到影响中美同盟的地步，以致总统罗斯福不得不派特使前来调停。沈昌深知兹事体大，事关国家生死。九死一生的他无暇喘息，拼上一条性命，拖着骨瘦如柴的身体开始穿梭于中央政府、远征军总司令部以及各大军团之间作游说、沟通、协调和斡旋工作。在重庆第一时间面见蒋介石，他就以亲历者身份对众说纷纭的远征军第一次失利原因给出客观公允的剖析，尽全力调解缓和了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关系，这才有了后来仍由史迪威率领的远征军第二次出征的胜利。
七
自渝回昆，一大堆抗战的紧张事务在等着他，他立刻又投入其中。 1942 年 9 月 9 日，父亲乘坐铁轨摇车赴叙昆铁路沿线视察并参加路桥铁工厂的开工式，这个铁工厂是他 “ 拥有自己的路桥建材 ” 梦想的第一步。晚上 8 点，兴冲冲回到家的他，人未进门就爽朗招呼 “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 。爸爸的回家是全家的节日，但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他留给亲人最后的声音。进门后刚刚坐到餐桌旁，爸爸就猝然倒在我的脚边，再也没有睁开眼睛。我最亲爱爸爸就这样眼睁睁地消失在我的面前，时年 38 岁。
沈昌殉职，各界扼腕痛惜国失栋梁。小小的我只记得当年那满眼的惨白挽联和满院子吊唁的人群。国民政府颁发褒奖令，蒋介石特委何应钦带来亲书 “ 英爽犹存 ” 的匾额并致悼词： “ 公学问优长，识力宏通，叠膺艰钜，均能卓然有所表现，实为少有之人才，方期充当大任，不意遽损英年。其报国矢忱，因劳致疾，鞠躬尽瘁，虽不同于效命疆场，而奉职忘身，宾无惭於以死勤事，忠勇报国而浩气长存！ ”
八
父亲尽瘁昆明，英魂长萦滇云，落葬於他亲手建设的昆明小石坝川滇铁路公司墓园。 1982 年我才和老伴第一次来到小石坝，找到他小小的卧式墓碑。为什么我时隔 40 年才首次去祭奠父亲？为什么他最小的儿子、我的弟弟沈元没有一同前来？这是一道比父亲的死对我们的家庭造成的伤害还要大、还要深的伤口，不说也罢。
25 年后的 2017 年，是我最后一次来到小石坝。父亲之墓因年久失修，眼下又正规划为开发区，可能是踩踏频繁，其上原有的 “ 沈公（立孙）之墓 ” 镌刻已踪迹全无，成了无字碑。令人心酸的还不止墓园，在昆明铁路博物馆，我看到连篇累牍详尽介绍的都是法国殖民者如何在昆明修建铁路，却对以父亲沈昌为代表的中国铁路人在抗战中艰苦卓绝的筑路护路壮举以及铁路在抗战中的贡献、对中国远征军九死一生的浴血奋战只字不提，还错误地把馆址所在地 —— 父亲亲手指挥修建的 “ 铁路北站 ” 标记为法国人所修建，错得令人心碎。而在著名的腾冲抗战博物馆，在镌刻着三千多位牺牲在云南的抗日烈士名录的纪念墙上，竟找不到 “ 沈昌 ” 二字。我写此文，有个私藏心底的苍凉希望 —— 保住父亲这占地最多三个平方米的小小墓碑，让我们这些儿孙在千里万里外的异国他乡，还能有个梦魂牵绕的家园，有个必须回来看看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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