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声：小舅
小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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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洪声
前几天下午，和武汉的小姨通电话时得知，小舅近写了一篇忆旧之文。闻此，我立刻告诉小姨，我很想尽快读到。知我心切，当天晩上，小姨即用电邮转来。打开一看，我有些惊讶，是一篇几十页的长文：《远去的足音》。
小舅周文时，是我母亲的三弟，也是我母亲最小的弟弟，我对他印象很深。在我少小时的七十年代，他们一家人从新疆石河子来到长沙，在我们家住过一月。以前曾听母亲说起过小舅的一些事情，但未知其详。应该说，直到今天的此刻，当详尽地读到这篇追忆往事的文字，我才对小舅的身世和遭际，有了深切的了解。
还应该说，这次读到小舅这篇长文，于我而言，有重温往昔之感。小时候，我曾多次读到小舅从新疆寄我母亲的家书，他飘逸的笔迹至今未忘。那些家书，写的多为家常之事，但透过其中的点滴，却能感受到那个年代的贫困、艰难以及相濡以沫的人情。特别是小舅信中的文字之美，曾如一束火光，照亮我年少的心灵。
令我意外的是，小舅这篇长文，竟有过半的篇幅，是一首首长短不一的诗。我以前从未读到过他写的诗。他说他之所以写诗，纯然出于少年时代对诗歌的热爱；他说他虽没有诗才，也写不了时下诗人们所写的那些诗，但只要能“叙述真实，感情真挚”，只要能写出“触及心中最柔软处的真话”，于他而言，就足够了。
写此文时，小舅已六十五岁。回首前尘，他竟有宿命感。他想起年轻时在归元寺门前遇过的一位盲人，他至今也不愿泄露，当年那位盲人曾传给他怎样的“天机”。他只是觉得，一生皆命。言及此，他不无悲凉地想到两个不等式：“我不想做却又不得不做的，远远大于想做的；我想做而未能做的，远远大于已做的。”
“人生本没有任何意义，全仰赖于你最初的设定。”这是小舅在文中曾提及的一个“智者”之言。但尖锐的质疑却接踵而至：“谁被赋予最初设定的权利？又是谁折腾了我们的一生？”一想到这，岁暮的他，不禁喟然长叹：“命运为卑微的众生安排的，是一条条隨时可能倾覆的独木桥，别无选择就是唯一的选择……”
小舅原为华师一附中65届高三2班学生，出身书香。幼承庭训，从小便用功读书，以其聪颖和勤勉，文理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数学竞赛屡获前三名。而就是这样一个当时完全有实力问鼎大学名校的高中“尖子生”，1965年，却因他的家庭出身，在高考落榜。他说，从此开始，那个武汉的夏天，成了他“永远的痛”。
那个年代，所有参加高考的考生，考前都必须在个人的履历表填上“家庭出身”一栏。因外公民国时期在湖北四任县长的经历，小舅被划入了“政治贱民”的另册，也因此而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不用说，这对一个满怀憧憬的少年学子，是何等的残酷。时光逝去近五十年，小舅对那个遥远的夏天，犹有椎心的记忆。
那年夏天好长，
不耐闷热的鸣叫声，
从早到晚，
好像知了已然受伤。
那年夏天好长，
通往校园的马路上，
洒水车向四周，
喷洒出辛酸的泪水，
一位少年的血和泪，
向心的深处汩汩流淌……
那年夏天好长，
头顶的法国梧桐，
心形的树叶在自由生长，
而少年的心中，
最初的翻江倒海早已过去，
他的心已被掏空，
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那年夏天好长，
求学报国的路上，
橫着一堵冰冷僵硬的高墻，
少年无法逾越，
他已没有希望。
那年夏天好长，
灰色的天空压得很低，
无助的少年在心爱的校园里，
作最后的流浪……
那年夏天好长，
高贵的露水，
无意间将卑微的野草吻出轻伤。
一位心仪的女孩，
白衣白裙，
像一朵骄傲的白云，
俏丽的马尾辫在空中划出优雅的曲线，
不经意地，
有节奏地左右摇摆，
敲打得少年的心猛然抽紧，
喊疼！喊痛！呼喊上苍！
大学之梦已破，自知前程无望的小舅，被“边疆处处赛江南”的歌声诱惑，遂报名去新疆建设兵团当军垦战士。临行前的一夜，外公拉着他的手，“欲言又止的眼神，最终爆发为老泪纵横……”当他提着自钉的旧木箱，与一群穿着崭新军装的同伴踏上西去的列车，他怎么也无法想到，一场更可怕的灾难，在等待着他。
这是小舅第一次如此漫长的远行。不用说沿途美不胜收的自然风光了，他还第一次目睹到“一九六五年的共和国”的另一种风景：“列车停靠在任何一个小车站，都会吸引来一群蓬头垢面、衣不遮体的孩子。菜色的面颊，畏葸而饱含期待的眼神……”他心里不禁惊愕地想：“为什么人民还沦入如此形销骨立的贫穷？”
入疆抵石河子垦区后，小舅又因家庭出身原因，被分配至当时条件最为艰苦的二分场从事拓荒。每天将近12个小时的超负荷劳动，晩上还要参加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疲惫至极。而且，“无处不在的成份歧视，更是让人沉默苦闷。”一年之后，他又被调至莫索湾农机厂当锻工，天天在空气锤旁打铁，一干就是十二年。
当了名符其实的工人，按当时的政治分类，小舅总算跻入了“领导阶级”。但他很快发现，他其实不能“领导”任何人，甚至他自己。而且，他还发现，即使在那个高喊“斗私”的年代，他和所有的工友一样，也有诸多的私心，並且拒绝”高尚”，也会在“加热工件的间隙，趁热打铁，为自己打一把火钳、菜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小舅还真实地描绘了那个年代无法灭掉的“私欲”：“我学会了生存所必须的十八般武艺，比如挖一方深坑，搭一个菜窖；打一堆土块，盖一栋厨房；建一座禽舍，养鸡兔于五平‘豪宅’；围一圈蓠芭，种蔬菜于半亩瘠埌；我甚至胆大包天，偷伐林木，自己动手，打出一套像样的桌柜和木箱……”
1966年，政治风暴骤起，即使是遥远的莫索湾也无能幸免。小舅很快感到了突变：“现实生活中充满了谎言、争斗、暴力、歧视、眼泪、甚至鲜血……”尤其对他这样一个有“出身问题”的人，周围的环境，正变得日益险恶。
那是一个“挑起群众斗群众”的年代。21岁的小舅，因为还残存着年轻人的一点点“血气方刚”和“正义冲动”，居然不顾自己被打入另册的“狗崽子”身份，参加了一派屡处弱势的“群众组织”。岂料，就因他这一点点“正义”和“血气”，另一派有着强大政治背景的“群众组织”，对他突然实施了“群众专政”。
二十多人强按着小舅的头和手，逼他擦去他写下的“反革命标语”。因为他拒绝就范，一个虎背熊腰、受过拳击训练的暴徒，按照事先的策划，趁他不备，很专业地一拳打在他心窝之下的腹部，他顿时呼吸困难，痛得在地上四处打滾；另一个穷凶极恶的“革命者”，此时乘虚而入，用脚去踢他痛得几近痉挛的身体……
而当小舅丧失反抗力之后，“一群暴徒犹如非洲草原上的野狗闻到血腥一样”，一拥而上，将他从地上拖起，按着他的头和手，再次实施“革命专政”，直至他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待他踉跄着走进寝室，另一位遭受同样摧残的老乡刘寿征已先回一步，“两人对视，均被折磨得面目全非，人鬼莫辨，不禁抱头痛哭！”
有一次吃午饭时，在食堂后的空地上，一伙“革命派”按照事先的策划，突然将拿着饭碗的一群“持不同政见者”团团围住，展开暴力攻击。本以为侥幸躲过“包围圈”的小舅没有想到，一名暴徒悄悄从他身后绕过来，在他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抡着大木棒猛敲在他的右腿骨上。他小腿部一阵剧疼，半瘫着蹲了下来……
22岁时，因“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一虚构的罪名，小舅再遭无妄之灾。他被“革命派”投进私设的公堂，那些“革命的狱卒们”，变着花样，对他实施肉体上的折磨。
他拒不认罪，他们便用一根留有茬头的状似狼牙棒的杨树枝，“足有擀面杖那么粗”，在他“仅留内裤的血肉之躯上反复较劲”，顿时，他全身布满了深深的血红色的鞭痕……”
他仍不认罪，他们便用一个用角铁焊成的方凳倒置于地，他被脱去长裤，双腿被架起跪到四个凳脚上，顿时，角铁茬口嵌进皮肉里，顶在腿骨上，钻心般的疼痛让他冷汗直冒，“耳边却响着野兽般的嚎叫，冷不防就会一耳光抽过来”，他嘴角流血，连人带凳子一起摔在地上，此时，“革命”的狱卒们竟用脚去踢他……
羞辱、折磨、暴力，此时都全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小舅永远也无法忘记，当他拖着伤痕累累的身驱从牢房里走出时，“夜已深沉，从牢房射出的惨淡灯光照射到厂部门前的葡萄架上，一串串葡萄悬坠在空中，仿佛是一串串硕大的悲愤、忧伤的泪珠……”在那首题为《葡萄泪》的诗中，小舅写出了他那时的心情。
黑夜吞噬周围的一切，
天地好黑啊，
紫黑的葡萄泪！
树影恣肆凶恶的嘴脸，
鬼魅横行啊，
惊恐的葡萄泪！
灯光刺痛遍体的鳞伤，
心儿更痛啊，
瑟瑟的葡萄泪！
道路横亘塌陷的深坑，
无路可走啊，
绝望的葡萄泪!
冷风吹僵思绪的自由，
活得像截木头啊，
冰凉的葡萄泪！
跌水咆哮震破脆弱的耳膜，
干脆眼也瞎了吧，
泣血的葡萄泪！
老天开眼可怜可怜苍生吧，
日子实在沒法过啊，
纷纷坠落的葡萄泪！
读到此处，不禁想起孩提时长沙那个闷热的夏夜。那晚，我在宿舍后面游荡，忽然，听到一个男人的哀号，寻声望去，叫声是从宿舍后那座设计院的高楼传来。一间办公室里，苍白的日光灯下，那个男人被仰放在办公桌上，有两个大汉，不停地用皮鞭抽他……那时我何能想到，远在新疆的小舅，也承受着同样的暴力。
那是怎样的一个年代呵。就因为一位“伟大领袖”对“与人奋斗”有着近乎变态的乐趣，中国大地无以数计的生命，如小舅一样，成为了暴力运动的牺牲品。小舅还侥幸活下来了，更残酷的是，还有多少如他一样年轻、单纯、旺盛的生命，都在“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如蝼蚁一般，卑微地、毫无尊严地死去……
1968年，外公病危，小舅接武汉家人电报后，即向车间请假回汉。结果，一位身为转业军人的指导员很快以“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运动中间必须遵循回避政策”为由予以拒绝。就这样，小舅想尽最后一点孝道的机会被剥夺了。两个月后，家人来电告外公病逝，小舅最终未能见到外公最后一面。
1972年，小舅成家，第二年，大儿子出世。这孩子可谓生不逢时，正好碰上饥馑的年月。兵团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革命化，不要资本主义的机械化”，农场遂闲置着康拜因等大型农业机械不用，却要农工们拿着镰刀去地里收割。由于收割不及时，麦子都烂在田地里。这场人为的歉收，致使当地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接连几个月，除了低于定量的粗粮外，油和细粮均无供应，至于肉、蛋、奶等，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1973年春节前夕，厂里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表面已经发绿的死马肉，每人还只供应了200克。全厂人吃了后，不少人拉肚子，甚至有人中毒住院。在此严峻状况的逼迫下，小舅决定铤而走险，开展“生产自救”。
小舅开始“损公肥私”。他带着从石河子总场调入莫索湾修理厂时留下的一把“金牛”牌铁锹，骑着自行车往返近50公里，就为了从老乡所在公社的社员手中换回一公斤胡麻油。每次做饭时，都是打上一锅菜汤，然后再滴几滴油，清汤寡水，光可照人，不折不扣的“神仙汤”。而这瓶小小的胡麻油，足足吃了三个月！
他又将偷猎的目标对准了148团三分场的一块苜蓿地。天快黑，正当他和另一位师傅麻利地将偷割下的苜蓿装满各自的尿素袋时，从条田的另一头传来了喝斥声，只见两位守田人各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向他们追来。他俩迅速扛起苜蓿袋就向条田这一头的沙包夺路而逃。眼看越追越近，他俩只好甩掉袋子，没命地狂奔……
但他俩怎么跑得过四条腿的马，当跑到最近的一个沙包时，骑马者终于追上。他俩再也跑不动一步，倒在了沙包上，气喘吁吁，面如死灰。其实当时兵团的饥荒，谁不心知肚明？这些“损公肥私”的事实在太多了，大家早已见怪不怪。两位守田人见他们已放弃了“偷割”到手的苜蓿，也就警告了几句，便放行了……
“生产自救”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令小舅终身难忘。
一天夜班后，小舅和几位工友一起去“光顾”两公里外莫索湾管理处医院后面的一块苜蓿地。当他往袋子里装进了大半袋苜蓿时，地的另一头又响起了喝斥声，同时，几道刺目的手电筒光向他们这边扫射过来。不容多想，大家迅速背起袋子一哄而散。也就在此时，背着一袋子苜蓿的小舅，朝着回厂的方向狂奔而去……
为逃避可能再次降临的“追捕”，小舅在全速冲刺。夜色漆黑，小舅跑呀，跑呀，不知跑了多久，却总也见不到回厂的那条熟悉的小路。因为紧张慌乱，他途中甚至踏进了刚浇完水的一块条田，双腿顿时深陷泥水之中，弄得一脚的烂泥，狼狈不堪。但即便如此，他也怎么捨不得扔掉到手的“战利品”，继续负重前行。
月色凄清，小舅的影子如幽魂在荒野中慢慢移动。当走近一片阴森森的坟地时，冷风嗖嗖，令他汗毛倒竖。突然，一只和小猪差不多大小、毛刺张扬的傢伙，在月光下向他缓缓爬来。陡然一见，把他吓出了一身冷汗。再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在荒漠上觅食的刺猬！
翻过了一座又一座沙包，奇怪，小舅却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当再爬上一座特别高的沙包时，他突然闪现一个念头。他把装着苜蓿的尿素袋往沙地上一甩，便在沙包顶上坐了下来。
直到这时，小舅才猛然惊觉，他今夜遇到了俗称的“鬼打墙”。他以前听老军垦曾说过，在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上屯垦戍边的初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样的怪事：有人进沙漠深处拉梭梭柴，结果因为迷路，或渴死在沙包里，或成为野狼的腹中之物。等到人们发现时，迷路者已成一堆白骨！
一想到这，小舅不寒而慄。年轻的他，成家还只一年多，儿子刚出生不久，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她们而去，于心何甘？强烈的求生欲令他冷静下来。他想，他一直在往“回家之路”走，却越走离家越远；如果此时“迷途知返”，反其道而行之，说不定还会找到一条生路。当他想明白这点后，便立即背起袋子返身走去。
他在荒漠上踽踽独行，月光照着他孤单的影子，他不敢肯定他能不能活着回去。我相信那只是中国七十年代一个极普通的夜晚：高音喇叭照例在播放着“最高指示”，孔夫子和资本主义继续被批判，“伟大领袖”又在思考消灭“阶级敌人”的革命谋略……不知为什么，读到这里，耳边忽然会涌出莫里康忧伤的旋律……
不知翻过了多少座沙包，寻觅归途的小舅，突然在两座沙包之间的谷地，发现两条清晣的大车辙印，他顿时感到一阵绝处逢生的狂喜。终于，沿着这两条车辙印，他找到了林带，找到了人烟，找到了老乡。最终，他扛着苜蓿回到了厂区。他如释重负，甚至窃喜：家里那群骨瘦如柴的鸡呵，你们又可以饱餐一个星期了！
1972年夏天，在三十多位武汉知青朋友的张罗下，小舅和舅妈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知青们都各自使出浑身解数弄来许多“来路不正”的土特产：葵花子、花生、瓜果、蔬菜，甚至还有当时极为希罕的糖果、猪肉和鸡……知青自有知青的逻辑：“国家”就是知青的“家”，缺点什么，就从“家”里拿点过来……
男知青搬来几张破桌子，在一座破窑洞旁的空地上摆齐，上面再遮上几块旧床单，一张婚宴的大餐桌就布置好了。趁男知青神侃的功夫，一帮女知青七手八脚，已将一桌堪称丰盛的菜肴端上了桌。三十多位知青围桌而坐，举杯为小舅和舅妈祝福。很快，一根藤上的“苦瓜”们，传杯把盏，笑语喧哗，迎来一阵狂欢……
酒酣耳热之际，一位男知青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道:“要是再有一碗蔡林记的热干面就好了！”一句话，一下子勾起了在场所有知青的遐想:“哎，酥饺也不错！”“哪有炸面窝好吃唦！”“随你们么样说，都冇得四季美的汤包、小桃园的煨汤好吃！”大家七嘴八舌，眉飞色舞，陷入了对故乡美食的精神会餐之中……
餐毕，有几分醉意的知青又开始了“演唱会”。一位知青站起来，唱起了在知青中悄悄流传的“地下歌曲”《望江城》：“啊……我站在长江大桥上望一望，满眼是我看不厌的万家灯火，满眼是我熟悉的一扇扇门窗……”自编的思乡曲在慢慢流淌着，一群武汉知青已沦陷于乡愁和梦幻之中，难以自拔，泪流满面……
不用说，包括小舅和他的知青老乡在内，那是一个令中国人普遍深感艰难、挣扎、无望的年代。虽然他们从小就被告知要高声歌颂那位被奉若神明的“大救星”，但他们渐渐疑惑地发现，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温饱，那位“大救星”也无法给他们提供任何保障。卑微的他们，就如同失水的一群鱼，相呴以湿，相濡以沫……
1976年夏，小舅请探亲假，带一家人从石河子来到长沙，住我们家。我是第一次看到他。那时我们家也很艰窘，但比起他们来，情况还是稍好。看得出来，长期缺少油水的他们，急需“恶补”。我们家倾其所有，想尽一切办法去发掘“美食”。他们胃口极好，在我记忆中，一个多月，没有哪一餐，桌上不是一扫而光。
小舅在我们家的一个多月，我领略到他的魅力。我没有想到，他能做一手漂亮的木工活。锯子、刨子、锤子，在他手上挥洒自如。短短十几天，他就给我们家打出了书架和衣柜，并刷上了闪亮的油漆。那年头有这样一门手艺，何愁生计。那书架我喜欢极了，它后来伴我度过了高考，我第一批藏书，就从它那里开始……
我后来才发现，不仅手巧，小舅还有一副动听的歌喉。他干木工活时，有时会在敲敲打打的间隙，忽然唱起歌来。“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低沉的歌声刚起，你便感到他嗓音的浑厚和磁性。那时，我透过房门静静地看着在走廊上汗流浃背的他，随着歌声起伏，会蓦然觉得感动。我何能想到，他内心有多少忧伤……
小舅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在返疆之前，尽可能采购更多的食物。因为物资的极度匮乏，他们那一点可怜的收入，竟成了一笔“存款”。我们家四处求人弄来了一些肉食指标，经常天还未亮就赶到肉店排队买肉，买回后再将其腌制、风干。于是家门口出现了一道罕有的风景，一道道铁丝，挂满了“风吹肉”……
临到返疆的前一天凌晨，我和小舅一家又摸黑赶到了袁家岭的肉店，准备最后一次采购。店门刚一打开，抢购的人一窝蜂，都快挤破了头。小舅不愧是多年的铁匠，仗着身强力壮，很快就突围到人群的前列，攻克了目标。那是我第一次和小舅并肩作战，我再次领略到他的魅力。年少的我，又更增添了一份对他的敬意。
回过头来想，小舅还算万幸，还能携家带口与亲人团聚。他幸亏干的是体力劳动，相对远离政治。而他的哥哥，也就是我的大舅，此时却远在新疆尉犁服刑。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大舅，书生气十足，自恃才高，60年代末三度给毛写十余万字长信，以善意提醒“伟大领袖”著作中存在的错误，差一点被判处死刑……
小舅一家要返疆了，我有些不舍。那时我即将要进入高中，刚好处在男孩由蒙昧到觉醒的转折点，应该说，一个多月的共处，他给我的影响是深刻的。他的生存能力，他的豪爽，他浑厚的歌声，以及他强健的体魄，都无形地感染着我。我坚持要随母亲送他们到火车站。当北上的列车渐渐远去，那时真有难言的惆怅……
小舅一家返疆后不久，就来了一封信。那时，父母允许我享有一项特权，凡我收到的家信，我可以第一时间拆开并阅读，故每天的下午，我都会盼着邮差的到来。看到信封上他飘逸的字迹，我隐隐有些激动。打开一看，有好几页。那是一封情深意长的道谢信，我第一次发现，抡了十多年铁锤的他，文笔竟如此之美……
也就在那一年，那个“中国人民心中最红的红太阳”，终于熄灭了。直到这时，如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小舅的命运，才迎来了转机。1978年，他从锻工车间调入修理厂子弟学校任教；1984年，他从新疆调至湖北监利县第一中学；两年半之后，又从监利调至武汉市第64中学，任物理教师。将近22年，他终于回到了故土。
回到故土湖北，小舅已近40岁。无疑，他最好的年华，都已蹉跎于荒漠戈壁。当年坠落的大学之梦，已成为他永久的隐痛。聊可自慰的是，身为物理教师，他还能为自己的学子尽一份薄力。1987年高考，他大部分的学生都考入大学，有的甚至考上了北大清华。2006年，年届花甲的他退休，告别了近三十年的中学讲台。
母亲常说，小舅当年如果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导致高考落榜，以他的禀赋，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前程。但我在想，命运无常，这假设或难成立。事实上，自毛49年大权独揽后，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即使小舅能考上大学，也未必不会遭遇别的劫难。整个民族的命运竟由毛一人主宰，真是莫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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