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峰：1977年：大雪，高考与爱情
1977
年：大雪，高考与爱情
－－作者：洪峰
1977 年夏秋之交，有传言说高考要在这一年恢复。没有在意，因为觉得高考是否恢复跟我们这些已经进入社会的人没关系。那一年我在通榆县城建局所属的砖厂做勤杂工，那是一家大集体性质的砖厂。除了师傅级别的中年技工，其余的都是刚刚分配的免下青年。年青一代对免下青年这个术语很陌生，免下青年就是被国家免除下乡做新农民的高中毕业生。免下青年至少要符合三个免下条件中的一个： 1 ）独生子女； 2 ）非独生子女但是留在父母身边的最后一个； 3 ）病残。我符合第三条：病残。近视眼超过 600 屈光度就列为轻度残疾，我的眼睛小学时就超过 1000 屈光度了，应该算是中等或重度残疾。
我高中毕业半年后就被母校通榆一中招为代课教师，每个月 30 元工资。我担任初二的语文老师，也偶尔替请假的老师上几堂自然地理和物理化学。我还担任初二（ 8 ）班的班主任，学生比我小三四岁，还有两个比我大的。我这个班特别能干活，体育也好，一年下来得了俩冠军：劳动模范班和年级运动会冠军班。
我讲课比较受欢迎，原因是我喜欢闲扯，经常扯课本以外的东西。在同龄人中，我大概是读书多的，小学时期就看过很多小说，长篇小说。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大部分都是缺页缺封皮的。后来到大学图书馆借阅老师指定的阅读书，才发现绝大多数我早就看过了。
我当了一年半的代课教师就辞职了，是因为我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工作，就是得以进入城建局砖厂。虽然是勤杂工，但毕竟是正式工作。离开学校前，几位和我相处得很好的教师给我送行：闫金发、李茂志、张惟忠。还有闫金发的朋友，他在民政局当副局长。闫老师做东，大家喝了很多酒，我不喝酒，他们也不逼我喝。喝完酒已经很晚了，我们骑着自行车回家。在路上李老师被一个迎面过来的人给撞倒了，这个人也骑着自行车。我们是右侧行驶，他逆行。天黑没有路灯，两个人就撞上了。其实只要他道个歉说声对不住啦就没事了。我们都很高兴的，不会因为这个就翻脸。问题是这个人不仅没道歉，还气势汹汹骂李老师。
李老师是教体育的，跟我的哥哥是初中同学。他身体好还练武术，他练的是长拳不是太极拳。他被骂得起火，就跟那个人撕扯起来了。我那时候身体也好，没练武术但比较敢下手。我不能让李老师吃亏，扔下自行车就过去助拳。（声明一下哈：我过去之后把李老师推开，他喝多了，站都站不稳了。）我推开李老师就跟那个人一对一打，他很快就倒下起不来了。我拉着李老师赶紧撤离战场，李老师趔趔歪歪一边走一边大声喊叫：你打听打听，通榆县有哪个不知道我李茂志的？！
第三天，警察就来到学校，把闫老师、李老师、张老师和我一起带到了派出所。我们被关在一间四处露风的拘留所里，一铺大土炕，取暖就烧苞米瓤子。民政局副局长也被逮进来了，他是单独关押。后来派出所的张所长说你们打了不能打的人，是县委副书记阎月才的小舅子。他不发话我们也不敢抓你们，你们都是咱一中的老师啊。现在也不敢放你们，呆足了七天吧。其实只是我一个人打的，但县委副书记一定要把那天晚上在场的全抓了才解恨。
同学翟进平的爸爸是公安局法医，所以他可以通过张所长给我们送进烟来抽。那时候我哥哥在部队当大头兵，妹妹还小，在拘留所里的被褥都是翟进平给我拿来的。我从拘留所出来，翟进平陪着我回家。我很惊讶我老爹什么都没说，看上去好像还挺高兴。
我看着老爹和老妈，头一次感到很难过很愧疚。那之后我很少打架了，不是因为被关了一个星期，而是因为因为看到爸妈欲言又止的神情，更因为妈妈给我做了一顿烙饼。
我最喜欢吃烙饼。
我跟妈妈说：妈，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妈说：妈没失望，男人哪有不打架的？
我最终还是没有兑现给妈妈的承诺。
1977 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把车间主任李连杰给打了。他一边大声哭，一边找傅书记告状。厂里当天晚上就开了批判会，宣布我离开政工组重新做勤杂工，还要写检讨。
李连杰看上了一个从包拉温都公社到我们砖厂打工的姑娘，姑娘叫国淑芳。她的名字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就是开完批判会的那天傍晚。李主任一直想占小国的便宜，小国不配合，他就派小国推独轮车。那种独轮车非常不好驾驭，男人也经常会被翻倒时的车把打伤。如果车里再装了砖，危险性就更大了。我那时候在政工组上班，临时抽调，因为我会画画还会写文章。我也是嘚瑟，事情干完了就忍不住到工地去转悠。现在想来是显摆一下自己很牛逼，不用干臭苦力。人太嘚瑟就会出事，颠扑不破的宇宙真理。
我看见小国推独轮车，车厢里虽然只装了 20 几块砖，但还是随时要翻车的样子。我连忙过去帮她推车，接下去又帮她推了几车。这时候李主任过来喝止我停下，我停下。他先是对小国骂了几句，然后跟我说你该干啥干啥去。我就跟他解释说这车的危险，请他换个男的来干这个。李主任不听我说，嘴里不干不净骂人，我警告没起作用。小国这时候上来拉着我让我离开，李主任说哎呦！这还护着了？然后就骂更难听的，我警告没起作用。
我没想到他会哭，还是嚎啕大哭。 1977 年秋天我还差几个月才满 20 岁，他 28 岁，他真不该哭。他的牙齿掉了几颗，但他的牙齿本来就不好，里出外进还是龅牙，没了牙齿他的嘴巴形状比原来看好多了。他在家里病休了一个多月，傅书记让我和同学兼工友张波带着酒、点心、水果去他家里给他赔罪道歉。他从炕上爬起来，让媳妇炒菜，然后我们在他家喝了一顿，第二天他就上班了。张波说：主任是盼着你来啊！你要是早点来，他也早就上班了。主任不敢招惹张波，张波的老爹是林业局局长，在县里都是老资格，县长书记都礼让三分的老革命。
主任说：你不给我赔罪道歉，我面子往哪搁？
我说你说你不该打吗？
张波说该打，但你差点被开除了。
主任说我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要让你小子知道什么叫王法！
开完批斗会那天傍晚，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走在全厂职工的最后。我慢慢骑，一边骑一边想回家后是不是要给妈妈交个底：我可能被开除。我会跟妈妈一五一十讲清原因，我相信妈妈不会因为这个责怪我。她虽然会对我的前途担忧，但不会因为我这次打架埋怨我。我想我已经是成年人了，这些事情自己要拿得起放得下，大不了找个临时工，不就是混口饭吃么。
小国扶着自行车站在路边，她叫我下车。我下车问她有什么事，她说要跟我说几句话。就在这个批判会上，傅书记宣布开除小国。小国什么都没说，她站起来就出了会场。
我说对不起啊，要不是我，你也不能被开除。
她说说什么呢？不开除我也不想干了，我是等着你跟你说声谢谢。
然后我们就推着自行车一路走一路说话，我知道了她叫国淑芳。蒙古族公社包拉温都人，叔叔在县城工作，她跑出来做临时工。她不想老老实实做一个农民，她想进城。
当天晚上我没有在家里住，也没有告诉妈妈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我不想让妈妈着急上火，瞒着或许更好。我说我去工友李国栋家住一晚，我真的是在李国栋家住的。我们俩彻夜不眠，主要是聊小国这个姑娘。李国栋说这是天赐良缘，你可要把握住啊。我说我不能想这事儿，不是说今年冬天就高考吗？我们要考大学，考上了大学怎么可能在通榆成家呢？他说也是，考上大学能不能回来还是个事儿呢。谈情说爱可以，结婚，要慎重。
第二天，再见到小国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她说她也要考大学，我考到哪她就考到哪。我说你考不上的。她说你怎么知道我考不上？我说你想想，这一次考大学的人那么多，能招几个呀？都是学习尖子才有机会。她说不考大学我们就……我说是的，我考上大学就不回来了，这辈子也不回来了。我恨透了这个地方。
分别前我们交换了纪念品，她给了我一个塑料皮笔记本，我给了她一支钢笔。那是在铁道边的树林里，它是我们县城最成风景的地方，但深秋落叶，天气很凉，树很干枯。
说再见时，小国哭了。
回忆起来，我们连手都没拉过，相互间始终有一个身位的间隔。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我的初恋，总觉得不是，初恋的感受应该是另外一种样子。
我知道这次说再见可能就是永别了。我突然也很想哭，但我没眼泪。我的眼睛受伤之后就很少能流眼泪，每天都干干的。
厂里终于宣读了国家下达的高考文件。我已经记不得内容了，只能记得参考的科目有很多限制。比如我这种近视，就不能报考理工科，只能报考文科。而我在砖厂工作只能报考理工科，不能报考文科。我觉得自己机会不大了，物理化学数学差不多忘光了，这些年我只顾了读小说了。更要命的是，理工科对身体有很多要求，我视力不行。那几年也的确如此，我的同学刘冠奇连续三年考试在白城地区没有掉过前三名， 只因为一只眼睛失明，年年都没有被录取。后来他放弃了，接了爸爸的班在民政局当会计。再后来他当了县保险公司的经理，再再后来因为贪污被判了六年徒刑。他能被从轻处罚，是因为家人，主要是我们这些同学帮凑钱退赔。他出狱后基本上不再和同学们联系，去年我和家人回通榆，说好了在一起吃顿饭，但临近饭时他打了一个电话给张波，说是单位有事来不了了。李晓芳说他能有啥事，一定是人凑齐了打麻将。这小子打麻将赢钱，比工资还多。
临近考试前三天，张波终于通过他爸爸说动教育局为我们开了绿灯，我们被允许参加文科考试。单位给了我们三天假期复习，复习个六啊？三天！三天能复习个六啊！于是我们在这三天里就是玩，我说放松一下比干着急更好，考上考不上听天由命了。
考试那天很冷，我记不得具体的日子了，就是很冷。
第一科答完卷子，抬头看时发现考场里只剩我一个了。
监考的老师朝我笑笑：别着急，还有 5 分钟呢。
我交卷走出考场。
好大的雪！一片一片在空中飘舞无声无息慢慢落下，落在头上落在身上落在地面的积雪上，无声无息。这个考场外聚集了上千考生，大家都在判断自己考得怎么样和判断别人考得怎么样。
考试完了就继续上班。大家都不认为我能考得上，除了我的初中班主任和我的哥哥。妈妈也说我考得上，但我知道她是在鼓励我。我的班主任和哥哥不一样，他们了解我。哥哥还特地从部队打电话来，他说你报北大。我说不行，考不上。他说你能考上，你要是考不上，没几个能考上。我没听他的，听了班主任的，第一志愿报了吉林师范大学 ( 即现在的东北师范大学 ) 。报志愿在当时是无比重要的，一旦第一志愿不被录取，就直接刷下来，所谓第二第三志愿就是胡扯的。按照我当时的状况，这一次考不上，我大概再没机会报考第二次了。
我在厂里再没有可能坐办公室了，一直随着临时工大部队给开春后的烧砖备土方。冻土太硬，就打炮眼埋炸药，插一根雷管进去，用手摇发电机引爆。
炸药爆炸了，浓烟和巨响之后我听见似乎有人在喊我的名字。硝烟散去，我看见一个一寸多长的人影站在坡顶，他的手高举着，一直在挥动。
工友小黄说：洪峰，是连信在叫你。连信是我们的新车间主任，天津知青，妻子是上海知青。后来他们回到了天津，从此再没有联系。
我丢下手里的十字镐，说：我考上大学了。
我没有跑，我一步步不紧不慢走近连信。他冲上来：你的通知书！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我接过通知书，没有看。
我说连信我现在能回家么？
他说：回吧回吧！
我步行回家，一路上心绪很乱，想了很多又似乎什么都没想。临近家门时，我感觉到眼泪在眼睛里，但就是流不出来。
1977 年高考，录取人数是报考人数的 5% ，我有幸成为这 5% 中的一个。
转自《骚客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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