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钤：梧桐细雨清风去——怀念女作家赵清阁（下）
梧桐细雨清风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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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女作家赵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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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洪钤
赵阿姨在生命最后的 20 年中 ——20 年，不是一个短时间段 —— 向我坦陈和 “ 展示 ” 了她的人生经历。当然，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她个人生活中最为隐密的、关于她和异性的那段超过友情却并不是实际爱情的感情经历。虽然，有些时候，这其中有些情况，她在和某些人谈到相关事情时候，也会有所提起。不过，在那种情况下，赵清阁阿姨谈到的，最多也只能讲些片断，说些局部。她不能够全讲，她也不可能把话说透。所以，每当经历了这样一次欲说又止、无法畅所欲言的谈话后，赵阿姨便会感到郁闷，情绪不好。
我清楚，赵清阁阿姨之所以能对我完全放开地、自由地谈这些事情，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她需要向人倾诉。赵清阁阿姨需要向一个她认为是能理解她的，而且认为是绝对可靠的人，去倾吐出一切。而我，就是恰好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出现的，被赵阿姨认为适宜的这样一个人。我想，赵阿姨除了认定我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和必要的判断能力之外，也因为，她相信我，对我也有一定好感。于是，我就成了赵阿姨在她生命特定的那个时间段里，她的那个特定的倾吐对象。我也因此才有可能得知了一些上一辈人不少真实的表现。我很感谢赵清阁阿姨对我这种不寻常的信任。
抗战时期，赵清阁阿姨正当年青，如此有才华，如此多才多艺。她作为一个独身女性，在社会上难免会受到各种各样的 “ 关注 ” ，欣赏的有，关心爱护的有，羡慕的有，爱慕的有，当然嫉妒的也一定有。在国难当头、抗战救亡运动的历史大背景下，在文化人退至内地聚集大后方团结共同救国的具体环境中，赵清阁阿姨有了从此给她的人生带来了许多痛苦、许多干扰、许多误解的一段友情。
赵清阁阿姨外表清秀，她的形象和一般北方人的外表不大相同。但她个性中，却有那种燕赵古国男儿的刚勇之硬和侠义大气之度。因此，赵阿姨会让人留下 “ 是一个具有男子气概的女人 ” （香港作家刘以鬯先生文章语）的印象。事实上，不少朋友和她交往，对赵阿姨的第一 “ 概念 ” 是作家，而非 “ 女子 ” 。就连一些朋友们的太太 —— 如我母亲 —— 不仅和赵阿姨熟悉，关系也不错。交往中，她们习惯把赵阿姨看作是和自己不一样的：她们是丈夫身旁的妻子，是相夫育子的贤妻良母；而赵清阁阿姨，那是干事业的女作家。她们不会因为自己丈夫和赵阿姨交往密切而不放心。
个人感情，是个人的事情。而且，作为晚辈，我对于已不在世的长辈间的感情事情，是不能说什么的。可是，对于是 “ 误会 ” 也好，对于是传言也罢，我不希望那种并非眼见为实的传言继续传播，我很难接受那种把实际感情阶段的事情去夸大到、猜测成 “ 肌体之亲 ” 的流言。不论现实社会对异性之间的关系 “ 宽容 ” 到了什么程度，也不论社会中那些 “ 开放男女 ” 人数有多少，我还是相信，不负责任的流言，对于自重自尊的人、对于洁身自好 —— 如赵清阁阿姨 —— 者，永远都是一种伤害，严重的伤害。这种关于隐私的、不实事求是的 “ 耸人听闻 ” 的流言，对提倡诚实态度的社会文明的发展，会产生不洁净的影响。希望无辜者不继续受到伤害，希望社会不被流言污染，也是对善良无辜者的一种尊重。
关于赵清阁阿姨和某先生传言的所谓 “ 高潮 ” 发生的那段关键时间，其实并不长。研究者愿意的话，应该是可以从赵清阁阿姨那段时间的生活情况 —— 她住在什么地方，是和别人合租住，还是自己单独租住，什么时间是合租住，什么时间是单独租住，她居住处有哪些作家邻居或朋友，那段时间有哪些朋友到过她的住处，他们交往情况是怎样的， …… ， —— 得到接近真相的结果。如果搞清楚了这些问题，一些事情便容易清楚。
赵清阁阿姨曾特别向我提过一件事。当时在重庆某次文化人聚会上，一位和赵阿姨他们关系一般的二流作家，喝了酒后，乘着酒劲有意大声地说： “ 鹤发红颜 …… 。 ” 多少有点 “ 不怀好意 ” 地对在场的赵阿姨和某先生进行调侃。赵阿姨听到后，愤怒地立即起身离去。那次，应该是所谓 “ 流言效应 ” 表现最严重的一次 —— 公开场合，公开指向二人。但是，它毕竟不是主流。后来朋友告诉她，她离去后，许多人都指责那个假 “ 酒疯 ” 者，说他太不像话，太过分了。我认为，这件事情，反映了那个时候舆论对他们二人关系的一种看法，而且，一定程度上也是那个时候他们关系密切事实的一种反映。因此，引起一些对真相不清楚人的猜疑，甚至出现某些不怀好意的 “ 中伤 ” ，可以理解。只是，这个 “ 关系密切 ” 的程度、真实的程度，究竟是怎样的？这显然不是靠 “ 推断 ” 可以简单就下结论的。其实，那时和赵清阁阿姨接近，和她往来密切的朋友们，对那段时期赵阿姨生活的真实情况是了解的，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可是，大自然公正也无情，先后都已把他们带离了人世。如今，不再有真正的、直接的 “ 知情者 ” 在世。
那时在重庆，被战火隔断了与家人正常联系的孤身男性大有人在，其中已经有名而后来更有名的文化人也有几个。在那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他们建立和发展新的感情关系，不算奇怪。同样，随着抗战胜利的又一种历史背景下，战争状态下的新感情也有不同结果：有理性使之，道声珍重割断了新情，保全维护了原来的家庭；也有重组新家，舍弃旧人的。印象中，对这些人感情上的这种表现，和赵清阁阿姨遭遇到的 “ 引人瞩目 ” ，大不一样：对于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过什么称得上真正 “ 流言 ” 的传播。这有点令人 “ 不解 ” ，原因大概也不单纯。它让我想到了《红楼梦》中那个 “ 心比天高 ” 的晴雯姑娘，想到了那个美丽、倔强女子的不幸命运。
说赵清阁阿姨年少才就高，不算过分；说赵阿姨心气亦高，也不算错 —— 这从她 “ 以文会友 ” 的取舍态度中也表现出来。赵阿姨从踏入文学界开始，就不断地得到前辈们的欣赏、乃至提携。老一辈的苏雪林、谢冰莹，以及谢冰心、方令儒，还有陆晶清，甚至许广平等诸多女作家，都对赵清阁阿姨持关心和爱护态度。当然，对赵阿姨持这种态度的异性前辈作家就更多了 —— 我父亲就是突出的一个，其中更是不乏文学名家。赵清阁阿姨因抗战文艺工作而和某先生认识，因和某先生成功合作剧本创作而倍受关注，这也使关于二人关系的传言更甚。有理由相信，赵阿姨是双方中那个绝对的被动者。当时二人感情的实际情况，实在不是外人要去 “ 关心 ” 和能够 “ 关心 ” 的。赵阿姨曾对我说过，在她得知某先生家属欲来重庆全家团聚，但存在路费困难问题，她就独自去找当时负责 “ 救济总署 ” 工作的端木恺律师 —— 赵阿姨在 “ 图书编译委员会 ” 工作时，就和端木先生认识。 —— 希望他能以援助著名作家名义给予某先生家属来川路费适当帮助。后来，某先生确实得到了 “ 救济总署 ” 对他家属赴川路费的资助。这件事也表明，那个时候赵阿姨希望某先生全家团圆的良好心愿。此后不久，赵阿姨就到成都的《中西书局》任编辑工作，离开了重庆。
“ 文化大革命 ” 后，一时，回忆故人的文章蜂拥而起，赵阿姨自己也对故去的多位朋友写了充满真挚感情的怀念文章。一九八三年，赵阿姨在《新文学史料》杂志上发表了 “ 怀念洪深同志 ” 一文，这并不是她在该杂志上发表的唯一的一篇文章。当时，上海的、外埠的不少刊物 —— 也包括《新文学史料》 —— 都曾向赵清阁阿姨约稿，希望她能继续写一些她交往过的文化界朋友的文章。这中间，自然也有希望赵阿姨写回忆某先生文章的意思。我记得，一九九Ｏ年三月一天，赵阿姨很严肃地对我谈了她对这些（写某先生）约稿回复的态度。赵阿姨说，她明确表示了：自己不可能写这个人！她说，因为 “ 我要写，则必有贬词，但我不忍。对这样一位多年朋友，如今他去后，我不忍这样写，故只能不写。 ” 她还说，也因为 “ 没有必要写。 ” 。 赵清阁阿姨手中确实保存有某先生的部分来信，但这些来信时间，全部是 1949 年 12 月以后的，而且是经过 “ 文化大革命 ” 大劫难后，存留下来的一些残缺不全的来信，它们一共只剩有几十封。赵阿姨之所以一直保存了这些来信，不是怀旧，只是为了自我保护：希望实在不得已时，她手中的一些二人感情情况真实叙述的来信，多少可以说明他们感情交往中的实际情况。可以肯定的说，对于其中涉及二人感情内容的来信，赵清阁阿姨从来就没有过要把它们拿出来公开发表的想法。至于有传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之前某先生的一封来信之事，更是事属子虚：因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之前的来信，赵阿姨一封都没有能够保存下来。
为了复印和抄录这些信件，以作副本，赵阿姨很信任地、先后两次把所有的信交给了我。我也因此才能够读到所有来信，并熟知了这些来信的全部内容。这些来信的内容，并不全是 “ 风花雪夜 ” 。最初两、三年时间中的来信，确实揭示了那个时候书信人真实的感情状态：悲伤、眷恋、不舍、无奈 …… ，和不有作为的空洞自责。逐渐的，来信中个人感情色彩一点点褪去，直到几乎完全消失。来信除了时不时地对老友身体健康关心外，就是两位作家、两位老朋友的交流： —— 完全常的交流 —— 文学创作的交流，共同朋友情况的交流。例如，一九五五年九月一封来信中，一开始就讲起我父亲 “ 洪老早患癌症，大家不敢告诉他。 ” 信中也提到我母亲，说 “ 我送到墓地，洪师母哭得死去活来，我也落泪不止。 ”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某先生来信次数明显减少，间隔时间也比较长，信的内容也出现了社会中流行的 “ 套话 ” 。一九六六年五月， “ 文化大革命 ” 阴风即起之前他最后的那封来信，甚至还要求赵阿姨： “ 经常学读毛著，作作笔记。 ” 变化是惊人的。现实巨大的制约力和影响力绝对不能低估。一九九六年赵清阁阿姨在编辑她此生最后一本书《书信集》时，把上述来信中的四封来信，也收编进了该书。那四封信多少也反映出这两位作家通信的一些情况。
顺带提一下，赵阿姨这本《书信集》的出版很不顺利。编辑此书的当年，上海教育出版社表示承诺此书出版，并收了稿件。但一九九七年三月，这家出版社告知赵阿姨： “ 因涉（写信人）权，可能引起矛盾，如家属经济权、信中有关问题争议等等，决定不出版了。 ” 从最初当面的承诺，到如今的 “ 反悔 ” ，赵阿姨觉得自己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可是，现实却立刻又一次 “ 教训 ” 了她。一九九七年八月，赵阿姨高兴地告诉我： “ 我的《书信集》，现在上海《文汇出版社》出。 ” 没想到的是，这家出版社拿到此书稿件后，经过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又以上次那家出版社同样的理由告知赵阿姨 “ 决定不出版了。 ” 但稿件却并没有和退稿信一起还给作者赵阿姨。两家出版社这种表现，让赵阿姨很不明白，也很不愉快。二ＯＯ六年十月，这本《书信集》以《沧海往事》的名字，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校对署名史承均）。只是，此书署名编辑的 “ 赵清阁 ” 阿姨，已经看不到了。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下旬赵阿姨住院，我去看望她，那是我和她生前最后一面。当时赵阿姨身体情况相当不好，呼吸非常吃力，讲话极为困难。她见到我，就挣扎着、尽最大力量要对我讲些什么。她很郑重地告诉我说：前几天，她把那些信和所有的副本，放在脸盆里烧了。而且，她对我重复了两遍说：信，是她亲自烧掉的，她亲眼看着它们被烧成了灰。说完后，她长呼一口气没有再说什么。这也是赵阿姨对我说的最后的话。有的事，很难解释，像赵阿姨把某先生来信烧毁的举动，就是这样。赵阿姨是在毫无任何特殊情况征兆下， “ 突然 ” 地决定烧掉这些信，而且立即就自己亲手烧掉了它们。这真像是冥冥之中有一只手在点拨似的，让她后来能安心离去：赵阿姨不愿意留下有损朋友 —— 即使是严重伤害了她的朋友 —— 形象的 “ 实证 ” 。因为，赵阿姨这一次住进医院，完全是个偶然。当时，赵清阁阿姨身体没有什么不适，她只是到医院进行每月例行检查，医生以 “ 医院条件好，便于身体健康观察。 ” 为由，强制留她住院：当时甚至连赵阿姨提出先回家拿些东西后立即就来住院的要求，都得不到允许。虽然，以赵阿姨患有多种慢性病的身体情况来说，住院调养也未尝不好。可是，赵阿姨住进医院时身体情况属正常，但进去两三天后，就患上呼吸道重疾，并很快因并发症而不治而去。我怀疑这与医院病房的中央空调得不到有效消毒问题有关系，以至含病菌的空气通过空调管道流至各病房，赵阿姨体质弱、免疫力差，她很容易被感染是不奇怪的。
赵清阁阿姨一生没有结婚，她始终单身一人生活。不能说这全是 “ 流言 ” 所传因为某先生的缘故。其实，赵阿姨离开重庆到成都之后，曾在那里发展过一段不错的感情，对方年龄相当、学养不差，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但喜爱文学。关于赵阿姨的这段感情，那时圈内和她关系比较密切的朋友们，也是知道的。后来，因为一些不大的、但赵阿姨却认为是不能忽略的原因，她主动断掉了这段感情。但她对于对方，还是有着尊重的。真正影响了赵清阁阿姨对异性感情态度的，大概是发生在抗战胜利之后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这段时间里。那是因为赵阿姨对 “ 许诺 ” 的相信和事实的相反，让她强烈地感觉到自己被欺骗了。此后，她大概也很难再对异性产生感情信任。在我看，如果抛开 “ 谁对和谁错 ” 不谈，生活中的人，的确有懦弱和勇敢之区分，有自私利己和奉献利人之不同。尽管有时也可能是因为有着无奈的苦衷。
我曾经不算礼貌地问过赵清阁阿姨一些她个人的问题，她对此有过清楚的表示。一九八九年十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再次出版了赵清阁主编的现代女作家散文小说集《皇家饭店》。这本书是赵清阁 1947 年应上海《晨光出版社公司》之约而编，并于同年十月出版，主编者赵清阁也创作了一篇小说《落叶》，收入该书。我读了赵阿姨手中的原书，又得赵阿姨新版赠书再读，对小说《落叶》已不陌生。赵阿姨告诉我： “ 《落叶》是小说，所以有虚构。但它是在真实事情基础上而成的。 ” 的确，当时这篇小说一发表，就引起过读者 “ 猜测 ” 。因此，赵阿姨的这个说法，使事情清晰起来，就连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条街道和那座教堂，我也觉得熟悉：如果我是骑车到赵阿姨家，每次都会路过那里。赵阿姨还告诉我： “ 小说的故事和人物，是真实存在过的。小说的情节，是实际发生过的。 ” 我至今都还记得当时赵阿姨讲这些话时用的那种轻微的、难以描述的语调：是勾起万般回忆？还是又感到了实际的痛苦？或是对未兑现承诺的负心者的憎恨？ …… 好像都有点，又好像都不是。我唯一能确定的，是在赵阿姨那复杂的情绪内， “ 恨 ” 的情感 —— 憎恨？悔恨？ —— 无疑是存在的。最后，赵阿姨特别让我注意小说中那句话： “ 中年男人是世故的自私的。 ” 她说这句话的语调，含有轻视，甚至愤怒。小说中，那中年男子对这种指责是默认的。这或许可以说，小说中的这句话，也是赵清阁阿姨对男性在感情生活态度上的一种评价。
赵阿姨不止一次地对我谈了她对某先生的 “ 看法 ” 。她亦多次不无沉痛地向我表示了她的这样一种态度： “ 对于这样一位只活了六十多岁，但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中国作家中都算是相当有份量的人。作为从中国文学史来说，应该维护他作家的一个完整性。 ” 赵清阁阿姨这种从大局出发的襟怀，她这种不计因二人关系自己受到的委屈不公，不计因此自己遭受到的伤害痛苦，仍然能够实事求是地给予了正确文学评价的态度，让我很感动。
关于和某先生的这段友情和感情，赵阿姨对社会、对公众，始终不置一词，始终沉默，直到走完自己八十五年的生命历程。对方 “ 毫发不伤 ” 地得以全身而退，对方家庭得以完整无损生活幸福。而成全了他们的赵清阁阿姨，却在被 “ 传言 ” 所误解、被 “ 流言 ” 所伤害中生活了几十年，在这种欲说不能的痛苦处境中被折磨了几十年。赵清阁阿姨不带愧疚地、坚强地走完了充满磨难的一生，不容易，也了不起。
斯人已去。请给这位女作家在天际之上飘游的灵魂以安宁吧！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九日上海《解放日报》在报纸里面版面右上角，发了一则 “ 著名女作家赵清阁入党 ” 的消息。世事实在难以预料，这位一生都遵循着人道主义、人性良知为旨进行文学创作的赵阿姨，这位始终对政治 “ 敬而远之 ” 保持距离的赵阿姨，这位被红色政权当成 “ 白专典型 ” 批判的赵阿姨，在又一拨的 “ 吸收知识分子新血液 ” 态势之下，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以影响而言，文学界中的中青年，对赵清阁恐怕是不知的，即使在世的年纪更大些的文化圈内人，知道、了解赵清阁的大概也不多。真正所期望的影响，也许还是赵清阁的那些旧交 —— 海峡那边的苏雪林，大洋彼岸的谢冰莹， ……—— 其实也不多了。
成为了这个社会的 “ 先进分子 ” 之后，赵清阁阿姨并没有出现什么实质上的变化。她照样没有到单位坐班，还是坐在家里写东西；她照样基本不参加大大小小的会议和活动；她也从来没有因此就为 “ 歌舞升平 ” 写过什么和做过什么。那么，这个政治身份对赵阿姨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此，她是这样对我说的： “ 过去（他们）一直不信任我，现在我成了他们中一员，也算是给自己 ‘ 正 ’ 了名。 ” 当然，这也是一种说法，但我却觉得赵阿姨这话中更含有一种苦涩的 “ 自我揶揄 ” 的味道。这个问题比较敏感，我不愿意让赵阿姨为难，就没有做更深的询问。但是，从赵阿姨一开始接触到这件事情后，她表现出的那种矛盾心理，她所面临的某种程度的 “ 身不由己 ” 的实际处境，她的不安，她的思虑，我是清清楚楚地看到的。我知道，赵阿姨自己是经过仔细考虑的，但做出这个决定，现实给她的压力影响也不小。
当然，赵清阁阿姨也很清楚自己这种 “ 在组织 ” 的身份，说话、写文都十分注意。未想到，她在给台湾苏雪林的一封回信中，还是被认为存在 “ 问题 ” 。苏雪林知道赵阿姨多病，靠自己工资和写点小文章稿费的经济收入很有限，但赵阿姨必要的生活开销却不小，因此来信关心地询问赵阿姨生活是否困难。赵阿姨回复说 “ 还可以 ” 。而赵阿姨信中的这个 “ 还 ” 字，竟引起一些人的相当不满：大陆社会欣欣向荣，大陆人民生活幸福有保障，赵清阁对自己的生活怎么能够只说是 “ 还 ” 这么勉强呢！这显然让赵阿姨感到很不快，同时心中也有些不安：她不想自己在晚年还有什么大麻烦。于是，她停止了和已经就不多的几个境外朋友的通信联系。朋友们理解她的处境，不想连累了她，也就不再和她联络。在一个全球化趋势愈来愈明显的时代，在一个经济向全球化发展、文化向全球化发展的时代，有些人如赵清阁阿姨者，却反向而行之，割断自己和外部的联系。这只是赵阿姨的不识大势吗！？
难道赵清阁阿姨晚年这个选择，也是 “ 历史的误会 ” ？！
一九四八年赵清阁阿姨进入上海《大同电影公司》，担任专职编剧。
抗战胜利后，战时成立的 “ 抗敌演剧队 ” 编制取消，广大抗战文化战士的生活失去了最低保障。有坚持不解散、继续戏剧工作的，但处境艰难。一九四七年春，演剧九队滞留无锡，父亲专程从上海赶到无锡为九队导演了话剧《丽人行》，就是表示他对九队的支持。父亲为了帮助这些抗战文化战士，为了他们今后生活能有一个起码保障，他去找当时上海参与投资经营电影业的柳中亮先生，希望他能够出资建立一家电影公司，招收抗敌演剧队队员进入公司工作。一九四八年年初，《大同电影公司》在上海创建，柳中亮先生是公司老板。那时在无锡的抗敌演剧九队的一些队员，也因此成为了《大同电影公司》的合同演员，他们从无锡进到了上海。出于对抗战救亡文化战友的人道关怀感情，父亲提出了建立电影公司解决他们就业困难的这个办法。因此，上海《大同电影公司》的创建成立，和《大同电影公司》能够同意和原抗敌演剧队成员签约的实际作为，可以看作是事实上对父亲提议的采纳和一种支持。实际上，在当时这也确实为一些抗敌演剧队员现实生存问题予以了基本的解决。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同电影公司》从创建到运行，在当时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人道帮助作用，是一个不必回避的事实。
不久，父亲就为公司筹拍了由欧阳予倩先生编剧的电影《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导演署名是洪深和郑小秋），女主角姐妹花之一，是第一次演电影的九队演员朱琳女士 —— 一九四九年十月后去到北京，现已是著名的话剧表演艺术家。父亲为了这部电影成功的保障，他亲自去找了当时有名的电影和话剧演员、被誉为 “ 四大名旦 ” 之一的舒绣文女士，请她出演电影中另一位姐妹花女主角。舒绣文女士欣然答应，对这部电影顺利拍摄和公演出了力。后来，父亲和赵清阁阿姨合作编剧的电影《几番风雨》，《大同电影公司》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前拍摄完成并公演。
柳中亮先生的公子柳和清先生，也在《大同电影公司》任职，和赵清阁阿姨是同事。一九五二年大陆开始实施 “ 国有化 ” 政策，民营性质的《大同电影公司》收为国有，他们两人也一同被收编到当时上海唯一国营的《联合电影厂》（即后来的上海电影制片厂），他们仍然是同事。如今，柳和清先生夫妇二人是香港永久居民。今年初柳先生回沪，曾到我家看望了我年过九五高龄的母亲 , 谈话中，我们对离开人世已十个年头的赵清阁阿姨，都深为怀念。当初我也是因赵阿姨介绍和柳和清先生认识。这些旧事渊源，虽是些琐事，但也是历史的小片。因此在这里也特别记上一笔。
二ＯＯ九年二月写于上海
刊发于《香港文学》二ＯＯ九年十月号 ( 上 ) ／十一月号 (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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