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鹄: 1949年的妓女改造
1949 年的妓女改造
－－作者：洪鹄
1949 年 11 月，北京，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妓女被送到教养所改造
1951 年 11 月 25 日晚上，对于上海会乐里的 “ 一枝花 ” 俞欣芝来说，是一个不眠之夜。
前一天是俞欣芝作为妓女的最后一夜。四马路的霓虹灯中挂着她的名字，下头是她的电话号码，连带着她的盘扣缎面旗袍、半透明丝袜、大红色高跟鞋，这一切，过了这一夜即将不复存在。
25 日晚 10 点，上海市民政局局长曹漫之率领上海警方封锁各家妓院大门，将妓院老板抓获，把妓女们围住。到第二天早上 10 点， 324 名妓院老板被逮捕，后被送去劳动改造或判刑入狱。包括俞欣芝在内的 181 名持照妓女和 320 个街头 “ 野鸡 ” ，告别了会乐里最后的灯红酒绿，一辆辆卡车把她们运往通州路 418 号，上海市妇女教养所。
1000 多平方米的教养所门口没有哨兵，只有两个门房。白天，这里的大门敞开着，走进去是一个大广场，可以同时容纳 2000 人活动。广场正中耸立着 5 米高的标语牌，红色的标语异常醒目： “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
通州路 418 号，这里就是上海市妇女教养所，专门为改造娼妓而设立，是俞欣芝新生活的开始。
一份关于上海娼妓的调查显示， 56% 的妓女对自己的职业表示满意，一半的人从无更换职业的念头，仅有四分之一的妓女表示过如果能嫁个有钱人，会考虑洗手不干。
对俞欣芝们来说，卖身显然比卖力更为安逸。
杨洁曾和她的同事们站在妇女教养所门口，列队欢迎将被改造的妓女们的到来。穿粗布棉军服的杨洁曾是妇教所的所长。
然而俞欣芝们毫不领情。新居一间 28 张床，每张床睡两人，很多习惯了纸醉金迷的生活的妓女们，一看到住宿条件就大叫起来。有人在宿舍门口哭着喊老鸨： “ 妈妈，我要回去啊 ……”
恐惧也在姐妹之间蔓延， “ 据说要被剃光头送到东北去劳教 ” 、 “ 共产党啊那还不是要共产共妻 ” 。 ……
“ 我这样的人改造了能有什么用？我除了卖身，什么也不会！ ” 俞欣芝当时是这么想的。所以她认为共产党关闭妓院、禁止卖淫就是不让她们活了。
入所后的第一场动员大会上，妓女们先是叽叽喳喳乱成一团，最后有人大喊一声： “ 姐妹们，哭！ ”
数百名妓女瞬间随之嚎啕，哭了两个多小时，全场乱作一团。杨洁曾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民警将妓院老板、老鸨等人押上台，宣布他们被逮捕劳教时，气氛开始有了变化。一个叫陈翠英的女子率先走上台，痛诉自己被卖进妓院、被逼卖淫，妓院老板还强迫自己的姐妹跪玻璃碴，导致姐妹惨死的事。
一个个妓女轮番走上台诉说自己的血泪过往。有人被逼迫吃蝌蚪打过胎，有人长了杨梅大疮被老板用烙铁烙两下继续 “ 干活 ”…… 说着说着，台上台下又哭成了一片。
杨洁曾回忆： “ 改造娼妓，是从日常生活的改造开始的。 ”
她们首先要改变的是这批妇女的作息。包括俞欣芝在内的大部分人，以前一向是夜间活动，白天一觉睡到下午 4 点，大白天不睡觉就浑浑噩噩，无精打采。
最初，杨洁曾试图带领这些女子抬石子、修操场，每天八小时。但效果不佳。这些女子很多连块手帕都不会洗，让她干重活被她看作惩罚，逆反心理很大，每天很多人溜号。
杨洁曾开始想办法。她们决定让这批妇女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选择摇纱、织袜、缝纫等，活儿轻，符合妇女的体力，关键是，培养她们对劳动的热情。俞欣芝们的劳动积极性果然大为提高。很多人非常卖力地摇着织布机。
妇女们生产出来的袜子、布匹、毛线被统一命名为新生牌，被上海百货公司收购后，发往全国各地。 1953 年，上海市举行庆祝五一劳动节大游行，上海市妇女教养所也组成了一个方队，曾在风月场中百媚生的俞欣芝们大步流星地走在人民的队伍中，脸上笑得灿若骄阳。
改造好的妇女逐渐被安置出去。 1954 年春节，所里 19 个姑娘居然被大工厂录用，这在当时是非常值得骄傲的。
杨洁曾们还负责帮姑娘们牵红线，努力让她们组建家庭。 1955 年，所里 1000 多妇女自愿报名参加新疆建设兵团的援建工作，最后去了 920 个。援建新疆的大多是青壮年男子，姑娘非常少，这批妇女去了之后，几乎都很顺利地找到了对象，也有一些和当地人结婚生子，留在了新疆。
“1953 年我们这的事被社会上知道之后，还有一些青年男子写来求爱信，要求所里帮他们在这批妇女中介绍对象。 ” 杨洁曾们热心地当起了红娘，还真促成了几段姻缘。
“ 那些年轻人并没有因为过去的经历而歧视她们，有妇女出去后还回来跟我说，她丈夫觉得她过去受了很大的苦，反而更疼爱她。 ” 这恐怕是最令俞欣芝们欣慰的事情了。
转自《春来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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