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滨散人：地富反坏－－文革时期的政治贱民
地富反坏－－文革时期的政治贱民
作者：湖滨散人
在红色革命谱系中，跟“分子”有关的名词很多，除了“先进分子”还可算作褒义词，“知识分子”勉强可以算作中性词之外，其他凡属于跟“分子”有关的名词都不是什么好词。比如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的所谓“托派分子”“胡风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五一六分子”，诸如此类，都是负面的名词。在文革时代，当你的身份遭到“分子”逆袭的时候，也就表明你这个人已经交上华盖运，即将要下地狱了－－革命将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当年所谓的阶级敌人主要有五类人，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右派分子这顶帽子主要是为不听话的知识分子量身打造的，农村中知识分子很少，或者说基本上没有知识分子，一般只有其他四类人，所以，主流意识形态给地富反坏这四类人一个笼统的称呼，是为“四类分子”。
在农村，所谓地富反坏多乎哉？答曰：不多，但是也不是很少。大概总人数是多少，我没有看过详细的统计资料。不过由于我长期生活在农村，也自然就熟悉几位地富反坏。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贱民，政治上的入“另册”者。
首先说地主分子。我们墩上的地主有三户。所谓地主，当然是拥有的土地多。土改之前，他们拥有土地最多的达四十多亩，最少的也有三十多亩；再就是住房，都是大瓦屋，砖木结构的，屋内是杉木柱头，外边都是青砖青瓦，屋内的陈设也颇为考究，很是气派。土改的时候，这些当然统统没收了，家里的一些生活用具，衣服细软也被作为浮财瓜分了。年纪最大辈分最高的是我的继曾祖母，由于年事已高，她早就不能够从事农业生产，也就淡出当时政治斗争生活，文革开始不久就命归黄泉。辈分最高的还有必林和必森。必森年纪大，他也不能从事农业生产了，所谓劳作，主要是放放牛，再就是做做家务。必林属于谨言慎行的那种人，甚至有些木讷，平时很少说话，要说话也是嗫嗫嚅嚅的。他是一位木匠，手艺虽然不是很行，但是每当春末夏初的时候，生产队的木船要修理，主持其事的就是他，所以他有时还可以不晒太阳，做一点轻松的事情。年纪稍小的地主是克钦，他是必森的长子，土改的时候他已经年满二十岁，理所当然地被光荣地确定为地主分子。他的弟弟克锡小他几岁，所以没有他那么幸运，只是确定为地主出身，属于地主子弟。现在的人们可能要问，地主分子和地主出身究竟有没有区分？当然是有区分的，究竟有什么区分，且待下文细说。
再说富农分子。我最熟悉的富农是我的外婆。我出生后，外婆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太婆了，矮小，瘦弱，走路时拄着拐杖，弓着身子；晚年更是弱不禁风，气如游丝。在我出世以前，我的外祖父就去世了，那年他还不满五十岁。是什么原因去世的呢？据说是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当年斗地主富农，声势之浩大，手段之残酷，让他吓破了胆，“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遂投江自尽。当年对待地主和富农，当时政府在政策上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我的外祖父的土地和小作坊都被没收了，但是还能够住在自己原来的房子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地主和富农的政治待遇应该是差不多的了，都是阶级敌人，是革命群众专政的对象。我记得有一次大队开大会，当局规定凡是“四类分子”都必须到会。但是大会开始后，却又有一项议程，要驱逐他们，主持大会的干部大声宣布，凡是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律滚出会场。我看到外婆当时端着一把椅子，颤巍巍地从人群中“滚”出来，其中有地主分子，也有如我的外祖母一样的富农分子。
三，说说反革命分子。那个时候社会上并没有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在革命激情燃烧的时代，谁敢公开反对革命，除非他吃了豹子胆，或者横竖要找死。如果确认了，那就得给他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认识一位反革命分子是在一次公捕大会上。这个人姓李，是我们临近大队人，出身当然不好，富农。那个时候的房子都是青砖或泥巴砖砌成的，房子里边砖缝凸凹不平，又没有用石灰粉刷。为了装饰一下房间，人们往往就用报纸糊糊。而当时的报纸几乎每天都要刊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照片，所以在他的房间里自然有很多地方都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大幅的或小幅的照片。他吸烟的时候，极可能是有意用烟头在毛和林的眼睛上烧了一个个小洞。后来抄家的人发现了这种情况，一路追究下来，他自然在劫难逃。那天是六月的某个日子，太阳毒毒地照着，我们站在阳光下，感到酷热难耐。他站在大会主席台的靠左边的角落，双手朝背后用绳子反绑着，当时俗称“架飞机”，颈项上挂着一个牌牌，上书“反革命分子李某某”几个大字，九十度鞠躬面向主席台下。大会大概召开了两个多小时，后来会议终于结束了，我看到他站的土台上有湿漉漉的一大片，无疑是他的汗水洇润而形成的。当时中央发了一个“公安六条”，谁要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就是反革命，他正好中枪了，并不是躺着中枪，谁要他去找死呢？据说后来他被判了三五年徒刑，没有像张志新、林昭那样被杀头就已经属于万幸了。
最后说说坏分子。最近我读到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小说中的人物程士砥在文革的时候就被戴上了坏分子这顶桂冠。程士砥是坏人吗？我相信读过《长恨歌》的人都会做出非常明确的回答。我熟悉的坏分子姓王名功望，他身材不高，身材有些瘦削，头上已经谢顶，脑袋瓜子上显得很是落寞。他走路的时候弓着背，弯着腰，手里拿着烟卷，面带着微笑，和任何人都打招呼，一副讨好所有人的摸样。从我懂事开始，从来没有看到他做坏事，那么为什么确定他的成分为坏分子呢？我有时也很纳闷。后来听人说，他解放前好像是不务正业的。他的妻子是我的同姓，会抽烟，整天都是烟不离手，在我们队里的女将当中可以算是一大风景。据有关人士透露，当时他找老婆可不是明媒正娶的，而是趁月黑风高之机抢来的。那个时候，究竟是因为女方不答应，男方就采用生米煮成熟饭的方式逼迫女方就范，还是本来就男有心，女有意，只不过用“抢”这种近乎野蛮的方式完成他的人生结婚这个庄重的仪式，没有人告诉我，也没有人深究过，所以我也就不得其详了。
当时农村里的地富反坏这些“四类分子”究竟享有哪些权利呢？
首先是有受管制、遭批斗的权利。当时只要是地富反坏，都要服从基层政权和革命群众的管制，不允许乱说乱动。据说有的地方每个地富反坏都必须佩戴一个招牌，上面有你的姓名，是地主或是富农等信息。你出门的时候要跟相关负责人打报告，在外的时候有人看管，所以你的一切行动都在他人的监视之下，当然就不敢乱说乱动，甚或胡作非为了。文革和文革以前，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每当开展某个运动的时候，上级都要派出工作队，工作队进村入户的时候，首先就是抓阶级斗争，抓阶级斗争的第一道程序就是开斗争会，开斗争会，首先祭出的就是地富反坏这些“四类分子”。我记得有一年的春耕之前的一个雨天，生产队在队屋里开会批斗坏分子王功望，被斗者站在当中，九十度鞠躬，旁边围着所谓革命群众。贫下中农的代表章敬全发言，揭露王在某次扯秧的时候如何破坏生产，王像小鸡啄米似的点头说，是的是的；然后武汉下放知识青年叶梅也揭露他如何如何，他又像是小鸡啄米似的点头说，是的是的。当时为了脱身，他不管人家扣在他头上的是屎还是尿，只管照单全收。
其次是有从事繁难劳动的权利。农村集体化之后，凡属于重活累活脏活的劳动现场，都活跃着地富反坏这些“四类分子”的身影。农村春耕，赶着牛到水田中耕地，那应该是比较重的农活，那一般都是地主富农分子做的活；每到防汛的时候，生产队派人到大堤上巡堤，比较轻松的活，一般都是成分比较好的劳力去做。每当冬季都是兴修水利的时间，那么谁去打头阵呢？当然是地富反坏。他们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到到工地上去，在冰冷的沼泽地中，开挖一条条水沟，然后公家用抽水机将工地上的水抽干，再让泥土中的水分慢慢渗漏干净，才能派大批的劳力来开挖。每当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工地的时候，上层的污泥都清除干净了，来来往往的泥巴路上也可以昂首阔步迈开腿了，这都是他们的功劳啊。每到过春节之前，这些地富反坏都要多劳动数天，而且他们的劳动都是不记公分的无偿劳动。地主克钦的妻子是一位除了生孩子，什么都不会做的女人，每年腊月三十中午，人家都热热闹闹过大年了，克钦则刚刚从工地上回家，他的一家大大小小还眼巴巴地等着他做年夜饭呢。
再次，他们的子女和亲戚都有受到牵连的权利。作为地富反坏的子女，政府还是有比较明确的政策，“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是也，可见政府还是给了这些人出路的。其实这些子女除了不像他们的父辈或兄长那样像一只只让任人宰割的绵羊，任其批斗，任其奴役外，其他的待遇都差不多－－也就是受到同等的歧视。那个时候，不管是参军，入党，还是升学，都要进行政审。所谓“政审”，就是对个人的政治表现进行审查，重点是审查你的各种社会关系，这是从革命战争年代继承下来的一种清除异己纯洁革命队伍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果政审审查到你和哪位地富反坏有这样那样的关系，那你的运气就算彻底完了。当时具有地富反坏身份的人确实不是很多，但是由于他们采用的是株连九族式的政策，牵扯的人就多了！最近热播的电影《归来》中的丹丹因为父亲陆焉识是右派分子，是越狱逃跑的罪犯，所以她就不能够做主演－－饰演《红色娘子军》中的吴清华，尽管她跳舞是跳得最好的，这可以作为当时地富反坏“这些四类分子”的子女受到歧视的一个活生生的旁证。跳舞不饰演主角当然还是小事情，不让你参军，不让你入党，不让你升学，直接侵害的是个人的利益，阻断的是个人上升的通道，这可就不是小事情了，因为这种政策只能让你的子子孙孙都做贱民。他们说“道路可选择”，实际上是“你别为无选择”。
农村中的地主富农，他们大多是一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不懂革命，也不懂政治，只知道勤扒苦做，只知道勤俭持家，只知道积累财富；那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即令他们当中有人犯了错，也是小错，不至于是十恶不赦，罪不容诛的人。但是这些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当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如老牛一样默默地承受着各种鞭挞和重压，委曲求全，逆来顺受，不怨天不尤人，直到黯然地离开这个世界。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宣布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来，因此作为阶级斗争的对立面的地富反坏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不久党中央宣布为所有的地富反坏摘帽，从前的那些“四类分子”和家人及其亲戚才真正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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