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侨南：我在远征军中的一段经历-《译员回忆录》 之一
我在远征军中的一段经历－－《译员回忆录》
之一
作者：潘侨南
南洋归来
我于 1920 年 3 月 15 日生于新加坡。
小时候在新加坡“士得力”、“利玛塞”英文学校学习英语；
在养正小学、中正中学学习汉语。
当时我的父亲潘燕池任新加坡中国银行保险公司司理，一家人过着富裕的生活。
潘侨南的父亲潘燕池在新加坡
那时，华人圈里有一种说法，回“唐山”就意味着过贫苦生活，受冻挨饿啃番薯，因此极少有人愿意回国。
我从南洋新加坡归来 - 图片来自网络
但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华侨首领陈嘉庚先生号召南洋华侨回国参加抗战，大批华侨纷纷回国，加入了抗战的行列。
1938 年陈嘉庚号召南洋华侨支持抗战 图片来自网络
1939 年 12 月底，在抗日救国的感召和在陈嘉庚先生为首领的南洋华侨总会组织下，我告别了父母、兄、嫂、妹妹等亲人，回国读书。
由于青年学生是抗日的后备军，所以当时回国读书也是爱国的表现。
回国后，我们先是到了云南，进入云南保山国立侨一中继续读高中，两年后高中毕业考入贵州大学。
云南保山国立华侨中学门口 右一为青年潘侨南
这期间粮食严重匮乏，伙食很差，往往刚开饭 5 分钟就没饭吃了，饭里还有许多沙子杂物。
我因此而终身落下严重胃病。
侨生们为此去教育部请愿，要求改善生活。作为代表我也去了重庆，见了教育部常务次长张道藩。
报考译员训练班
1944 年初，为给在缅甸远征军作战的美军联络官配备翻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派员到各大学招考英语翻译。
我当时正在国立贵州大学外文系读二年级，立即报名投考。
在那个年代，一万人里难出一个大学生，大学生中能当翻译的更是凤毛麟角。
由于我在新加坡的英文学校学过英语，大学又是读英美文学专业，英文基础好，加上有名师－－北大外文系名教授潘家洵先生的指导，一经测试，顺利过关。
录取后，我们被送到昆明译员训练班培训，为期两个月左右，训练内容包括国际礼仪、军事科目和翻译等。
入缅空行记忆
1944 年 4 月间，我们从昆明乘坐美军运输机前去印度利多训练基地报到。
途中飞越一高山时出现了险情，机身结冰，飞行困难。
因高空气流不稳，气压突然下降，许多人身上钢笔里的墨水骤然喷出，更有不少人剧烈呕吐。
为减轻飞机重量，我们从飞机上丢下了不少军用物品。
美军机师又命令我们做好跳伞准备，他一下令就得挨个跳下，违者立即枪毙。
好在飞机终于飞越天险，我们得以转危为安。
初到新六军十四师四十团
十四师全体中外联络官合影 前排右一为潘侨南先生 图片由晏欢先生提供
到达印度利多训练基地后，顿觉气候火热。
为了防疫，我们刚下飞机就去洗澡换装。
全部人员配发英式军服和美式武器，同时再次分配到各个岗位。
我和西南联大的三个四年级理工科学生被派往中国驻印新六军十四师四十团。
我被留在团部，任团长王启瑞随身翻译，另外三人被派往营部。
外事局委任我为三级译员、少校军衔。
胸章上的毅强是新六军 14 师的代号 福建《海峡都市报》的记者刘淑清拍摄于福建永春县档案局
当时新六军自军部至营部皆驻有美军联络官及军士，全面负责教授美军武器装备的使用战术训练。
我经常陪同团长及美军联络官前往各营连巡视，帮助解决双方沟通上的问题。
经过数月训练，我军的丛林作战能力（如战术、配合、通讯及指挥等）有了很大提高。
潘侨南在缅甸
在印度军训时，弹药充足，我们嫌罐头吃多了，就把手榴弹拉开引线，丢入河里炸鱼。一炸，河里的鱼就翻白肚浮上来，我们纷纷下河捞回来煮了吃。
参加演习
为检验训练成果，全团进行了一次实弹演习，进攻一个假设被日军侵占的密林山头。
我陪同团长及美军联络官前往第一线观察。随着一声令下，各种火炮密集地向山上工事轰击，飞机亦投弹助战。
有一次我站着观战，眼看着炮弹在不远处落下，而我却不知道躲避。团长突然将我扑倒在地，将我压在身下，使我逃过一劫。
事后团长嘱咐我以后上战场要注意隐蔽，以免被敌人或自己的炮火伤害。
演习结束后，团长特意交代手下带我到密林中补习各种战斗技能，后来又发给我一支 36 发美式冲锋枪，并派两个卫兵专门保护我的安全。
44 年，王团长派来保护两名战友与潘侨南的合影，前排右为潘
调任骡马队
为十四师兽医处约翰少校做翻译工作
在四十团工作数月后，我被急调回师部兽医处，与美军兽医少校约翰共事，同住一顶帐篷，负责辎重营骡马队的防疫工作。
这时因为印缅战场地处热带密林，交通落后，粮弹等物资难以用卡车运送，美军联络官提出组建骡马队，根据实际需要配属各师。
运来的骡马大都来自澳大利亚，对当地水土不太适应，经常有病，我和约翰就忙于到各处巡察，医治病马。
驻印军骡马队 2013 年年历，关爱老兵基金会送，由国家记忆团队从美国历史档案博物馆取回。
骡马得了炭疽病，具有很强的人兽传染性。
偶尔有的战马得了病，约翰就命令士兵挖一深坑，把病马枪毙后掩埋。
虽然我不懂兽医，但在约翰的教导下，逐渐掌握了一定的医药知识，工作起来两个配合相当不错，保证了辎重营的训练和机动能力，这在后来的战斗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之前在国内长期缺乏营养，初跟约翰一起工作时，饭量很大，一人能吃两份甚至三份饭，美国人看了很奇怪。说：”中国人个子不大饭量可大”。后来才恢复到正常吃一份就饱了。
美国人普遍看不起我们中国人。
在与美军兽医官约翰少校共事之初，每次乘车，他一定要我坐到后面去，不然就冲着我喊 outside 。
我很不服气，心里想，大家都是少校，凭什么你这么自以为了不起！
有一次，我问了约翰一个问题：“你知道中国人和日本人有什么区别吗？” 约翰说不知道。
我便跟他讲了一个别人告诉我的真实的故事：“军队里有的美国人不会分辨中国人和日本人。日本人来了，他还朝着对方喊“ hello ，挺好挺好”，结果就被日军杀了”。
这个故事改变了约翰对我的态度。自那以后，无论坐车、吃饭、睡帐篷，他都像朋友一样一定要拉上我。
抗战胜利后，约翰曾盛情邀请我同他一起去美国。
我谢绝说：“我才不要去！我要留在中国！”
开赴前线 - 驻守密支那
我在师部兽医处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全师将士开赴前线。
新六军是钢铁之师，从印度打回缅甸，每战必捷。
我随师部行动，陪同约翰管理骡马队。
在我所经历的大小战斗中，以攻克密支那最为难忘。
驻守密支那的日军大部分为九州的煤矿工，善于挖工事固守。
由于密支那地处原始森林，坦克、大炮不能及时开赴战场，飞机的作用亦有限，辎重营骡马队充分显示了机动灵活的作用，从而保证了前线粮弹的供应。
密支那攻坚战 图片来自网络
我师四十一团及四十二团开赴火线，直接投入密支那的攻坚战。
战士们通过挖地道逼近日军据点，逐个摧毁和消灭日军。
密支那攻克后，我师俘虏了不少日军，同时还缴获了很多军用物资和一大堆日军在缅甸发行的钞票。
我拿了十几张做纪念。
密支那战役后，滇缅公路重新开通，大量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国内，有力地支援了国内的抗战。
1945 年 1 月，中国军队驶上重新开通的滇缅公路 图片来自网络
日本人评论中国人：
盟军缴获了统军占领东南亚全境的日本帝国元帅陆军大将寺内寿一的日记本记载：
一名日军可以对付六名印军或三名英军，但只能对付一名中国军人。
新六军在印度和缅甸战场与日军的血搏中，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也为世界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十四师全体连级以上官员合照 - 由晏欢先生提供，来自美国档案馆
随军回国
1944 年冬，日军从广西攻到贵州独山县，威逼贵阳。
贵州告急，局势紧张，一部分贵阳民众已开始疏散。
为阻止日军进一步进攻大西南，蒋介石急令空运新六军全军回国。 我师回国后被调到云南沾益县待命，我仍随师部兽医处行动。
从缅北空运新六军至云南，增援湘西 图片来自网络
日军听闻新六军已空运回国，不敢继续深入，不久就从独山退回广西。
这样，贵阳人民就避免了日寇的残酷蹂躏。
下湘西
1945 年春夏，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下令进攻湘西，企图消灭雪峰山地区的中国军队并攻占芷江机场，然后进逼重庆。
军委会决定利用湘西的有利地形吸引日军深入，然后分割消灭敌军。
战斗在湘西 图片来自网络
新六军被任命为总预备队，全军再次空运到湘西芷江、安江、洪江一带集结。
不久后，进攻的几路日军全部陷入我军的包围圈，在我军的围歼下伤亡数万人，余者仓皇夺路逃回。
新六军为国内的抗战事业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新六军因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在国内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
记得刚到云南和湖南时，我们都曾临时借住在老百姓家中，他们都热情地让出住房，并称赞我们不像有的部队打人，抢东西。
1945 年 5 月 6 号在芷江的骑兵，新六军的骡马队在运输物资 2014 年年历，关爱老兵基金会送，由国家记忆团队从美国历史档案博物馆取回。
抗战胜利，晋升中校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军宣布投降，举国欢腾。
和我一起工作和约翰少校因成绩突出被升为中校。
他即向新六军部提出，我和他工作了一年多，成绩属于两人，我也应得到提升。
不久军委会外事局下文升我为二级译员，授中校军衔。
十四师中方翻译官合照。前排右一为潘侨南先生 - 图片由晏欢先生提供
退役
我见抗战已获胜利，完成了抗日救国的夙愿，便提出退伍，回贵州大学继续学习的要求。
1945 年 8 月底，我从湖南芷江乘飞机回昆明外事局办事处，办理退伍手续。退伍时待遇优厚，记得给了三两黄金，由于我不懂理财，部分换给战友了。
离别前，美军司令官魏德迈将军为我们全体退休翻译官送行，并且宣读了由他本人签发的嘉奖令，盛赞我们在抗战中与盟军并肩作战的精神。
我和约翰互赠照片、互留地址后也依依不舍互相告别。
他回美国得克萨斯州继续当兽医。我重回贵州大学完成学业。此后，两人再无联系。
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局长何浩若颁发的退伍证明书 福建《海峡都市报》的记者刘淑清拍摄于福建永春县档案局
战后从事教育事业
由于父母在抗战期间相继去世，我大学毕业后没有回新加坡，而是随福建的同学到了福建的老家永春县。
因受到永春县一中校长的挽留，我便留下来做了英文教师。
解放前夕，联合国难民救济总署为我买好了回南洋的船票，但我的心此时已留在祖国，便放弃了这唯一的一次出国的机会。
解放后，我将所有的证件，包括军官证、退伍证统统上交给组织，我相信新的国家一定会带来新的希望。
我的身边除了两张在印度时拍的军装照，没有留下任何有关那场战争的纪念物。
政府签收证件证明
1947 到 1957 年我在福建永春第一中学任教，期间不少学生考上名牌大学，工作突出，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如郑玉銮，陈中北，刘文炸等人。
风雨飘摇
1957 年我国开展“反右”斗争时，因为学校的右派人数还没有达到 5% 的指标，第一批“漏网”的我最终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学校找出我抗战服役的经历，却认定我为反动军官。我被开除公职，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
1961 年，我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安排到一所中学当代课老师。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再次被戴上“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帽子。
有一天晚上，学校里放映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红卫兵在看电影的时候突然想到潘侨南是国民党反动军官，家里一定有电台，用来跟台湾联系，就去抄了我的家。
当时我连一台收音机都没有，红卫兵来抄家，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
我再次被学校开除，下放到农村劳改。
永春县达中村的乡亲们知道我们一家早年出洋，后来我当老师，也没做过坏事，对我很是照顾。 1971 年夏，我胃部大出血，幸亏他们叫救护车送去县医院做手术，方才保住生命。
直至 1973 年才安排我回到学校，又继续做一名代课老师。
从事教育事业
1980 年，我终于被“割尾巴”，彻底平反。这一年，我已经六十岁了。
2000 年 1 月和孙女合影
1980 年夏，适逢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政府照顾夫妻团圆，加上工作需要，我调入我老伴儿工作的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担任英语教师，给其它系学生上公共英语课。
幸福晚年
1987 年 3 月从福建师范大学退休。
1987 年初我应嫂子的邀请，回新加坡探亲和为父亲扫墓。
新加坡变化巨大，与当年的记忆大不相同了。
在新期间，见到了阔别多年的亲朋好友。
他们的生活事业有成，我也十分高兴。
2009 年 10 月中旬摄于广州
我和老伴儿于 1990 年前后去北京，苏州，上海等地游览。
当年在新加坡听老师说黄浦江在流泪，但是 60 年后中国一定强。到上海时我特意去外滩游览黄浦江。
看到国家建设欣欣向荣，想来老师的话是对的，心中十分宽慰，觉得小时立志回来救国的理想已经实现了。
这一生虽说经历了很多风雨，但家庭生活可谓圆满幸福。
在我被打成右派开除回乡劳动及后来的困苦岁月里，老伴一直不离不弃，一家人相依为命，共同度过了反右和文革的时光。
晚年受到老伴的悉心照顾，两个儿子都受过高等教育，长子一家在日本，次子一家在广州，两个孙女健康成长，其乐融融。
2001 年 8 月，我和老伴儿去日本长子一家居住三个月，看到他们全家在日本工作生活安定愉快，十分宽慰。
2002 年底我和夫人移居广州次子家，以便互相照顾。
我小时在广州也读过书，广州话流利。这里的生活也很舒适方便。同时，这里还加入了侨中校友会，认识了许多新老朋友。
2004 年我们参加侨中校友会组织的旅行团，回到云南保山纪念遇难的校友。
接着我们又去了贵阳，重庆，故地重游，感慨万千。
随着远征军的光荣历史越来越被人们知道，我亦有荣焉。
邻居们知到了我的经历，对我很是尊重。
特别是晏欢他们发掘出了许多珍贵的史料，还联系了崔永元的口述历史小组，于 2011 年初来找我做了访问录像。
2012 年 5 月，福建师大退管会曾派人前来慰问，广州的志愿者们如王丰女士等人经常上门关心。
我非常赞赏和感谢。
2013 年 2 月，与志愿者王丰女士合影
没能得到抗战胜利 60 周年纪念奖章，这可谓我的一大遗憾。
无论如何，回顾一生，有幸参加抗日救国的伟大运动，我感到安慰和自豪。
由于是战后 40 多年才写的回忆录，其中细节若有不准确的，欢迎知情人提供更详尽的信息。
潘侨南
2012 年 08 月
潘侨南老先生于 2014 年 2 月去世，享年 94 岁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