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山焰：母亲
母亲
－－作者：火山焰
母亲去世十年了。正月初五是她的忌日。早想写点东西悼念母亲，却写不下去。最熟悉的母亲，真要付诸笔端，却显得如此艰难。母亲是复杂的，多面的，她不像父亲，父亲似一条清澈的小河，一眼就可见底，忠厚老实。母亲像一条瑰丽的大河，时而波光潋滟，时而汹涌澎湃，时而是婴儿的摇篮曲，时而又是暴风雨中海燕的鸣叫。
我想，如果母亲的一生是在旧社会中渡过，以她的美貌和贤惠，她会嫁个一个虽不大富大贵，但温饱有余的知识分子，相夫教子，安宁的度过一生。如果她的一生是在新社会渡过，以她的聪明、能干，她会在工作中奋发有为，打拼出自己的天地。可惜，她生活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又嫁给了一个曾经当过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的父亲，这注定了在旧社会她不可能奋发有为，在新社会更不可能安宁。二者皆不可得，于是，酿就了她多面的性格。
一
母亲出身贫寒。她去世前几年，我曾问过她的身世。她淡淡的说，老家在长沙县杨桥霞凝，家里没田地，外公是独子。外公外婆很早就离开了农村，外公字写得好，能为人记账，外婆女红做得好，能给人做针线活。但这都不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一家人到底怎么活下来的，她也不清楚。
外公我曾见过。刚解放时，舅舅参军走了，外公无人依靠，从长沙迁来衡阳和我们住。印象中他就是有一双大大的耳朵的老人，手中总是捧着个水烟壶，不爱说话，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周围的一切。外公有痨病。 53 年在衡阳去世。那时我们随父亲工作调动刚刚搬到柳州。舅舅对此曾有微词，不应该把外公一人留在衡阳，要不，还可多活几年。妈妈解释，她是想到柳州安顿好后，再接外公过来，没想到刚走不久便去世。我相信妈妈的话。依当时的环境，要携带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远迁到蛮荒之地，不事先安排一下，是不可能的。可惜外公没福气，没能活到母亲在柳州安顿好来接他。可叹外公有福气。如果外公真的来到柳州，我们一家七口三代人在四十多平方的小房子里不知如何安生。
外公一定是个有文化涵养的人。这从他给母亲起的名字可以看出：碧霞。多美的名字。母亲名美人也美。我读小学时开家长会，老帅总要抽几个小女生来端茶送水搞服务。这些小女生第二天一看到我，必大呼小叫的说，你妈妈好漂亮呀。那时男女生之间从不说话，能这样对我表白，一定是她们觉得不说就要憋死了。而让我真正了解母亲名字含意的是 2013 年登泰山。过了南天门，准备上玉皇顶时，忽然看到左手边有个碧霞祠。我眼睛一亮，与母亲同名的祠堂，看看去。门前景点介绍，碧霞原来是玉皇大帝的女儿。碧霞祠供奉的就是碧霞元君。原来外公对自己的女儿是看得如此的贵重，寄托了如此浓厚的情谊。碧霞祠是个二进小院，不大，游人几无。我拖着老伴毫无目的的在院内转来转去，心中无来由的激动。我仿佛又回到母亲温暖的怀抱，感受到她均匀的呼吸，嗅闻到她淡淡的体香。这是母亲的祠堂，这是我深爱的母亲。徜徉其中，久久不肯离去。肉体上我们阴阳永隔，精神上的重逢，再不忍别离。
外婆的身世却是一个谜。母亲说，外婆有个弟弟曾当过孙中山秘书。北伐胜利后，在武汉当官，接姐姐一家去武汉住了一个月。“好大的玻璃房子”。妈妈几十年后还记忆犹新。舅外公终身未娶，无后。身体又不好，英年早逝。我很为祖上有这样一个舅外公自豪，也想通过他来了解外婆的身世。可惜，查遍资料，孙中山没有姓易 ( 母亲只知道外婆姓易，不知舅外公的名。 ) 的秘书。而且，辛亥革命湖南名人中也没有姓易者。妈妈去武汉住过，这应该不会错。但舅外公究竟是何方圣贤，却不得而知。成了永久的迷团。
关于外婆的身世，还有一小插曲。上世纪九十年代未，二哥的儿子考大学，母亲写信给我，听舅舅说，外婆是白族，要我去查寻是否真，如果是真的，二哥的儿子就是少数民族的后代，高考可以加分。我觉得这有点荒唐。民族是想改就可以改的吗 ? 再说了，即使外婆是白族，到了第四代，也不可以加分。母亲为了二哥的儿子高考，竟想出如此办法，其关爱子孙之心，跃然纸上。我还是去长沙问了舅舅。他的答复也很奇妙，说外婆肯定是白族。她长得那样白，那样高嘛，白与高就是白族的依据 ? 他要我去打听。我没有去，也不想打听。舅舅作为嫡传男丁不去关心自己母亲的身世，焉能让我一傍系后人去查寻 ? 不过，从这我也感受到，外婆娘家地位一定很低微，以至于，对她的来历都可妄加猜测。
说母亲家赤贫也说不过去，毕竟她还读过书。母亲回忆说，哪是读的什么书呀 ? 有一搭没一搭的。大概外公做账的本领不怎么样，经常要换东家，在长沙乡镇辗转游离，每到一处，母亲就拿个小板凳，坐在小伙伴旁边，蹭课。年级由自己选。先生也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这样母亲读到小学毕业。与父亲结婚前，她在湖南省田亩处 ( 钱粮处？ ) 上班，没一点文化也是不行的。
母亲的亲戚大概也不差。虽无大富大贵人家，但都是知书达理，本分上进的人家。这从她解放后来往多的儿时伙伴的境遇可以看出。一个是教授夫人，一个是八十年代中科院院士的妈妈，一个是随丈夫从台湾去美国定居的工程师的夫人。那位院士的妈妈写信最有意思，抬头无称谓，落款无日期。写信的日子只能从邮戳中猜。信马由缰，写到那算哪。 90 年代中期，我看过她给妈妈写的一封信，有段话的大意是，我们几个都不容易，小时候，不会想到有今天这样的日子。自得之心油然可见，淡淡的乡愁也显露无遗。
母亲有七姊妹，活到解放前夕的只有三个，她和两个弟弟。一个弟弟参加了革命，后来成了离休干部，另一个参加了国民党的青年军。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并不是刻意的。有机缘巧合，也有生活的无奈。参加革命的弟弟当时在湖南省省立一中读高中。据舅舅的一个粉丝、比他低两级的省立一中的学生说，舅舅那时好打抱不平，颇有点学生领袖的风范。有次一个学生抗议学校伙食不好，掀翻了菜桶，遭到食堂工人殴打，舅舅率人抗争，继而罢课，闹起学潮，得到地下党的暗中支持，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据奶奶说，有次国民党当局要抓他，还躲在我们家住了一个月。小舅舅则是店铺里的学徒，日子清苦。快解放时，国民党青年军来长沙招兵，他考上了，兴高采烈的跑来告诉母亲，从此可以有饱饭吃。五十年代初曾从台湾来信，说是爬电线杆的通信兵。后来失去联系。改革开放后，曾托人多方打听，杳无音信，大概客死台湾了。
二
母亲嫁给父亲幸福吗？从世俗的眼光看，是幸福的。爸爸比妈妈大九岁。二十一岁大学毕业，立下不扶助好弟妹不成家的誓言。九年后，弟弟妹妹均学业有成，他才结婚。当时他是铁路上的工程师，月工资一百元大洋，算是高薪了，解放后工资也不低， 156 元从实现工薪制后一直拿到退休，比一个地委书记的名义工资要多。经济上，应该衣食无忧。家庭生活中，爸爸为人也好。对我们四兄弟没弹过一指头。对妈妈更是恩爱有加，我没看过他们红过脸，更不说吵架。生活无不良嗜好，六十岁之前抽点烟，退休后彻底戒掉。这样的男人摊到现在，也应该算个好男人。
但我觉得妈妈幸福指数不高。从她对爸爸零零散散的抱怨中，我归纳了三条。一是爸爸不会做家务事。爸爸在家永远穿戴得整整齐齐，像个客人。他的妈妈，我们的奶奶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忠实捍卫者。信奉的是“男做女工，一世不终”。她曾对我说，抗日战争时期，全家逃难到贵州。有时爸爸下班回来，想看看米缸有没有米，她坚决摁住盖子不让看，说男人在外做事，不要为这小事分了心。奶奶很轻蔑做家务事，说，书读好了，做家务事还不容易 ? 爸爸在这种教育熏陶下成长，书是读好了，“还不容易”的家务事却永远没学会。而妈妈毕竟比爸爸小九岁，接受新潮思想快而多。她希望男女平等，希望爸爸能帮了做家务事。她曾多次很羡慕的说，我和二哥的妻子有福气。原因是，我们一进屋就下厨房，妻子吃现成的。“家庭主男”在现在的社会司空见惯，而在旧社会却不可多得。爸爸是个煮稀饭都会煮糊、择菜会把好叶子丢掉的主，在厨房里，永远是越帮越忙。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遇到家务事一多的时候，妈妈就来了牢骚，“我就是这屋里的老妈子，伺候你们这些老的，小的。”子女但凡听到母亲这话，心中都不是滋味。不好说她，也不知如何说她。 90 年代初，我到北京出差，去看叔叔，婶婶做了一桌的菜，自己只吃了几口就不吃了，我顺口一说，忙了这半天就吃一点？她接过话，我是这屋里的老妈子，不吃也要做。婶娘可不是没工作之人，六十年代湖南大学毕业的高级工程师，典型的湖南辣妹子，快人快语。我很惊异她和妈妈的话如出一辙。叔叔是国防部的军官，脾气好，批驳也很有水平，怎么是老妈子？你还是儿子的妈妈呀。我觉得叔叔这说辞很好。后来，当母亲再发牢骚说自己是老妈子时，我鼓起勇气说，你怎么是老妈子，是四个儿子的妈妈呀。也不知是我说的话起了作用，还是妈妈觉得说那话无味，以后，再没说过。
其实爸爸不是偷懒耍奸之人，他总是力所能及的帮做家务事。比如吃饭摆碗摆筷子，比如买米、提菜、拖地、抹房之类的力气活，都是他做的。 85 岁前，当他意识还清楚时，妈妈一日三餐的药，都是他分好，提醒妈妈吃，有时，还把药送到妈妈手中。这让我的妻子羡慕不已，连说你看看，你爸爸对妈妈多好。女人都是这样，自己的幸福从来看不到，看到的都是别人的幸福。不过，父亲 85 岁以后，有点糊涂，分药的任务又落到妈妈的头上。这就叫琴瑟和鸣，相濡以沫吧。
母亲幸福感不强的第二个原因是没有工作。责任也归究于父亲。刚解放时，工作好找。有一次，铁路局幼儿园招幼师，内定了母亲， ( 这也只是个过渡，很快会调到机关工作 ) 被父亲打破，给出的理由是，我一个工程师还养不活老婆？再说家里还有四个孩子。就这样，母亲永远成了家庭妇女。父亲后来是高级工程师，高工上班时养老婆还行，退休了，退休工资低，养老婆就有点困难。还要靠我们几兄弟或多或少的资助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使母亲的埋怨更甚，经常说，我要是有退休工资，自己吃自己的，比谁都大。母亲没工作，是她人生一大遗憾。不过，我想，参加工作未必是件好事。依爸爸的历史问题，妈妈在单位上的日子不会好过，何必无端的受人白眼 ? 与其在单位受气，不如在家里吃点清清粥，享点清清福。
母亲幸福感不强的第三个原因，是说爸爸自私。罪状是，在贵州逃难时，父亲的弟弟、妹妹来看他，“他带着弟弟妹妹上街，买东西吃，吃得好起劲。根本不管我。”这也许是真的，解放前，父亲一定是大男子主义，把妻子视为附属品。疼爱弟弟妹妹是对的，但忽略了妻子的感受，活该受到谴责。
不过，母亲的这三点不满，对我们说过，对孙字辈说过，却从没当父亲的面说过。对父亲，她仍然是尽全力的照顾。 95 年，父亲在长沙住院，母亲和我们兄弟几个轮流招呼，同病房的是省委一个离休副秘书长，对人很谦和但从没与我们说过一句话。临出院时，开口了，你们几兄弟照顾爸爸都不错，但最好的，还是你们母亲，她算是无微不至了。原来这老革命在细心观察我们，最后给出个中肯的评价。有水平。
三
不管母亲的幸福指数怎样，在我们心目中，她就是家里的主心骨，是参天大树，保护着我们成长。父亲长年在工地，回家也是“甩手掌柜”。是母亲带领我们度过了那风风雨雨。
母亲任劳任怨。我对母亲最深的印象就是，戴顶破草帽，拿把破扇子，像济公和尚一样，坐在炉子旁边煽火。济公疯疯癫癫，是让人发笑。妈妈却是为了我们吃饭。那时没有液化气，烧的是蜂窝煤，柳州的煤质不好，为了省煤，又不肯勤换，于是，经常在做饭的时候，火力式微了，要添加柴火，或拼命的煽火，把煤烧透，奉献最后的余热。下大雨的时候，自家盖的厨房漏雨，妈妈顶着斗蓬煽火做饭。草帽、炉子、破扇子，成了我对妈妈最经典的记忆。
以后，我和二哥学会了炒菜，每年休探亲假，家里请客或全家聚餐，大都是我和二哥做，不用妈妈下厨。可我发现，有时炉子上烧的是并不急用的炖汤之类的菜，妈妈也拿了扇子坐到了炉子边，默默的煽。也许她觉得，那里才是她最应该去的地方，只有坐到那，她才感到踏实。这令人心酸。劝了她几次，不听，再不劝了。直到 1985 年，家里烧上了液化气。
母亲吃苦耐劳。上世纪 60 年代过苦日子，我们住在工人家属区，在邻居们的帮助下，母亲伺弄了几块菜地。她从没种过地，完全是看了别人，照葫芦画瓢，居然种的也不错。家里还喂了兔子，兔子吃得很多，繁殖极快。主要是靠母亲料理。那时猪肉定量很少，我们家打牙祭，改善生活，吃兔子肉，也算奢侈了。
当然，母亲也有走麦城的时候。有一年，她带我们去离家很远的 539 种木薯。那是没有人烟，寸草不生的一个荒山坡，地上尽是黄色的小石头。四周有长出的木薯苗，长势很好。这增强了妈妈的信心。我们第一次去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把小石子捡开，然后用砖头做一个标识，以示此地有主。第二个星期天拖来木薯种，我们挖坑，母亲把木薯埋进去。没有水源，无法浇水。木薯的生命力极旺盛，居然长出来了。这期间我们去看过几次，活是活了，但与周围的同类相比，差了许多。我疑心，那长得好的，一定是种的时候下了底肥，我们没有，自然要差。这使妈妈觉得很没面子。那天，吃自己种的木薯时，她脸戚戚然，大家不知说什么好，说好吃，她会自责种少了，说不好吃又怕她误会决策失误。不知道其他兄弟怎么想，反正我是在忐忑不安中吃完那木薯。以后，我再没吃过木薯。看到木薯就想起母亲那辛辛苦苦的劳动换来的却是不便言说的自责。
母亲极富同情心。很长一段时间，爸爸的历史问题，就像个无形的华盖笼罩在全家的头上。爸爸是处处谨慎，生怕达魔斯克剑不小心从天而降。妈妈与邻居相处处处和为贵。在阶级歧视中，我们是弱者。可遇到比自己更弱的弱者时，妈妈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心。文革初期，邻居中有个南下干部被迫害致死，全家遣送回东北农村，临走那天晚上，妈妈包了一包衣服，拿出三十斤全国粮票，偷偷的送到她家。当时我们家日子也不好过，这样做是冒了极大的政治风险。她不怕，在人家最困难的时候，她传递了温暖。
90 年代初，妈妈请了个钟点工搞卫生，有次我女儿发现钟点工在妈妈卧室里把饼干盒打开，抓了一把糖果放进口袋。我告诉了妈妈，没想到一直教育我们要诚实做人的她竟息事宁人的说，一点糖果算得了什么？她家也困难，爱人害病，自己又没工作。快过年了，现在辞退她，她到哪找事做？第二天，妈妈包了一包糖果送给那人，依然放心的让她搞卫生。那钟点工以后找到了更赚钱的工作，辞去了妈妈这里的事，还经常到妈妈家坐坐，替妈妈买点小东小西。
母亲是坚强的。文革开始时，铁路局别出心裁的号召机关干部家属到铁路沿线一个叫矮岭的工地去锤石头，吃住在闷罐车里。美其名曰是既支援了建设又锻炼了红心。妈妈报名去了，一次半个月，她去了两次。这在那些“官太太”中是少之又少的特例。我很不解她为什么这样做。很多年后，她说，我那时要是不那样积极，早被抄家了。文革中，我们家是没被抄，但我想这与妈妈去不去锤石头关系不大，那是因为爸爸是只“死老虎”，人又老实，没抄的必要。不过，妈妈为了保护这个家，宁可吃那样大的苦，其心也嘉。
68 年父亲停发工资，不久又被关进专政队。按规定，家属可以一星期探视一次，还可以送点食物之类的东西。很多与父亲有类似问题的人的家属一次都没去探视过，怕惹上没划清界线的麻烦。母亲不同，每次必去，还要在家做上好吃的饭菜送去。她要以此行动鼓励爸爸好好的活下去，家里一家五口人还在等着他。专政队离我家很远，母亲总是一人单独去，不要我们陪，也不要我们代她去。我想，她一定是不愿意让我们去那使人感到屈辱的地方，所有的苦难、所有的屈辱她一人吞下。
母亲对四个儿子大爱无疆。这种大爱是无形的，她不会喃喃细语，也不会儿女情长。有时还很严厉。她的爱，是从行动中表现出来。我曾说，天下母亲对子女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包办”型，我的岳母是这一类型。只要她还能动，节假日我们到她家，绝不要我们做事，理由是我们上班辛苦了，应该休息。一种是“享福”型，母亲是一这类型。只要我们为她做事，她就很高兴，理由是终于可以享福了。事情就这样奇怪，现实中，母亲这类型“享福”型父母培养出来的孩子，孝顺的居多，岳母那类“包办”型父母带出来的子女不孝顺的多。大概包办型的父母付出得太多，让子女只会索取，忘记或丧失了回报的功能。母亲病危住院，我们兄弟照顾，觉得很平常，住院部的医生却一致说，像你们这样尽孝的，医院要好几年才能见到一次。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现实中包办型的太多了，子女孝顺的就不多。
母亲对教育子女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不过，她对会不会做事，看得很重。这也是她很乐意看到我们为她做事的原因吧。她常常抱怨大哥没有用，“一个娘肚子里出来的，怎么就他不同。”想来想去，找出的原因是，过苦日子时，大哥是在长沙读的高中，奶奶惯势了他，不要他做事，只给他吃好的。这种指责有点荒谬，哪有祖母不疼长孙的？如果真苛薄了他，妈妈又会有想法了。当然，抱怨是抱怨，母亲对大哥的挂念也最多。大哥中年丧妻，第二任妻子离婚，工作下岗，老了又患上痴呆病，这使妈妈心疼不已。在世时，家里做了点好菜总要大哥过来吃，后来担心他走错路，又要保姆送去。临去世，还念念不忘出院后，“硬要去他家看看，教他怎么做事。”可惜没有机会了。
母亲在关系到儿子前途命运时，敢作敢为。 71 年，弟弟初中毕业，以他的学习和表现完全应该升入高中。我们家我和二哥已经下了农村，他完全可以留城，但因爸爸的问题，学校强行要弟弟下去，而且是十万大山里的生产师。妈妈怒不可遏，坚决不同意。学校扬言要强行迁户口，妈妈把户口本随身携带，扬言要捉弟弟下乡，妈妈安排他连夜“潜逃”到长沙。学校派人到长沙奶奶家捉人，妈妈得到学校好心人的报信，又通知弟弟先到我工作的地方住了一星期，怕学校顺藤摸瓜找到我那，又躲到一个堂兄下放的沅江农村生活了一个月。那段日子过得提心吊胆。当局甚至把爸爸从五七干校放出来，回家做妈妈的工作。不下乡后果自负。妈妈也急了，说，坐牢我去。为了弟弟不下乡，妈妈还违心的去求了一次人。我们家有个远房亲戚的妹夫，是铁路局的一把手。父母亲从来不与这人走动，倒是大哥常去，而且每次带上母亲做的甜酒，据说他们一家都喜欢吃。这次为了弟弟下乡的事，妈妈不要大哥带，单独一人，一清早找到那人家，自报家门，开宗明义说弟弟的事。那人自然是满嘴大道理，没说上两句，妈妈连门都没进就走了。尽管无功而返，她尽了心。
弟弟最终没去生产师，过了几年，下到附近郊区。再过了几年，恢复了高考，弟弟只初中毕业，对能不能考上心里没底。母亲不管这些，逼着他复习，有时弟弟跑到朋友处玩，她硬是把他从朋友处拖回家复习，最终考大学，有了新的人生。
四
妈妈热爱生活。她希望能平等、有尊严的生活。文革前，她真心的感谢这个政府，这个政府提倡男女平等，她可以走出家门。没有工作，就到居委会帮忙，义务的，只要是在做事就高兴。而生活却总跟她过意不去。让她不能平等、有尊严的生活。这都是因为房子的原因。文革前，铁路局经常因政治风向调整住房。我们家基本上是四年一搬。妈妈在甲处干得好好的，忽然搬到乙处，在乙处干得好好的，又搬到丙处，直到文革爆发，人家不需要她，她也无心义务了。
房子成了困扰了妈妈后半生的一大纠结。 1957 年，铁路局对知识分子重视，为高级知识分子建了一片小洋楼，俗称高干区。冒牌的，应该叫高知楼，那时还没这个称谓。户型 70 平米，我们家从最开始落户柳州的一工人区搬进去。这本是欢天喜地的事情，没想到，不久，单位安排一“抗日夫人”进来占了一间房。那女士是四川人，与抗日时流落到四川的一工程师结了婚，这工程师与爸爸同单位，也是老实人。为了解决两地分居，单位在我们家给了他一间房子。虽说抗日夫人大部分时间在四川，她不在柳州的时候，那工程师就住单身宿舍。但两家人同在一房檐下生活，多少不方便。那工程师也觉得不妥，一年后搬走了。我猜想，我们家能住上这房子，一定是按铁路局的文件不给不行。但单位的人对一个“历史反革命”能住上这样的好房子一定也心有不甘，于是搞出这下做的事。
父母在这事上的表现，让人觉得老实可欺。几年后，单位又来个故伎重演。那是我们家经历了一轮搬家折腾后发生的事情。过苦日子的时候，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我们搬到一个工人区居住。苦日子刚过完，知识分子似乎又重要起来，又搬到新建的“ 441 ”，一幢科级干部楼。房子并不大， 60 平米。单位却又要安插一户人家住进来。这次妈妈不同意了。这摆明了是吃柿子只拣软的捏。不就是说我们家人少，住的房子大吗 ? 她私下与同一单元的小户型的一老工程师商量，对斛了房子。那老工程师是另一个单位的，家的人口比我们还少，住进去，安然无事。这说明，全是父亲单位做的祟。
文革时，“牛鬼蛇神”又一次被扫地出门，通知搬家的时候，母亲对房管所的人说，能不能搬到铁路局机关周围，房子差一点，都可以。没想到那人给出了一句让妈妈心痛了一辈子的话，“依你家这种情况，我看永远只能住到铁路西边，要住到东边是不可能了。”当时，铁路西边是环境较差的工人区，东边是机关干部的住宅。我们原来不知道有个铁路东西之分。经他这一点破，恍然大悟，在世人的眼光中，我们是打入了另册的人家。妈妈受不了，她爱面子。她喜欢与在高干区和 441 结识的几个朋友玩，她们和她一样，都没工作，年纪相仿，也谈得来。不过，她们的夫君是南下干部，过去不觉得，文革一来，政治地位立刻显现出巨大差别。来往少了。文革后，仍是好朋友，直到妈妈离世。
最终，我们一家六口搬进了只有一间住房、一间厨房，面积不到二十平米的红岩三区。原住房是个归国华侨，夫妻是大学同学，男方的父亲在印尼大概很有地位，通过关系把儿子一家接回印尼。男人是党员，问单位管人事的，组织关系怎么办 ? 人事干部说，别管这些，快走，再不走，出不去了。原住房在宿舍旁边另盖了一间厨房，很大。作价 50 元卖给我们，当时他就是要一百元，我们也会同意，要不，一家人根本住不下。
我们在红岩三区住了十四年。大大超过妈妈与二哥推断的搬一次家相隔三至四年的时间。周围的邻居对我们并无轻蔑之意。但房管所那一句话，时时刺痛妈妈，住在这里，感情上总觉得低人一等。文革结束后，老干部可以官复原职，可以搬进更好的房子。知识分子不行，能在政治上平反就皇恩浩荡，谁还管你的住房？父亲那时已经退休，更无人管。妈妈就千方百计要搬到铁路东边去，几经折腾， 82 年搬到原来住过的 441 。又住了十几年。
随着年纪越来越老， 441 的坏处显现出来，离菜市场、医院、公共汽车站都远。而且，一些老邻居也陆陆续续的搬到新房子。妈妈又想搬家。这有点难。政治上的歧视没有了，但单位歧视来了，爸爸原来在铁路局基建处工作，文革中调到工程处，对一个搞工程的人来说，到哪上班都一样。没想到改革开放后，基建处属于局机关，工程处属于施工单位，在铁路局越来越边缘化，福利差不说，还没有资格参加铁路局的分房。工程处自成体系，在偏远的地区盖了房子，妈妈不愿意去。
生活经常给父亲开开玩笑。换了单位是个小玩笑，更大的玩笑是离休。长沙是 8 月 5 日和平解放的。快解放时，爸爸单位在衡阳，人正好在长沙家中，他要是在长沙迎接解放，那就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了。可惜奶奶要他马上赶回衡阳，说，人不能离开单位。他的一个同事正好与他相反，当时人在衡阳，听到长沙要解放了，说死都要与家人死到一起，赶回了长沙，成了离休干部。改革开放后，像父亲这样高的工资加上离休，可以享受局级待遇，可以挑选任意地段的房子。那同事挑选了一满意的房子。爸爸没这资格，徒增了妈妈的烦恼。
后来妈妈打了报告，找了人，要求搬到离菜市场近一点的小区。 1997 年报告批下来，天大的面子，上游三区 100 平米的高知楼，离菜市场也近。妈妈自然是高兴，说，本来只想七分好，没想到给了十分。可也有不满，那地方是个工人区，离她熟悉的朋友住的更远，周围邻居没熟人，没共同语言。她想用大房子换小房子，搬到熟人多的地方。直到去世前两年还在张罗此事。可惜没成功。母亲是带着遗憾走的，这怪她的老伴，老伴如果是离休干部，可以挑选她喜欢的房子。这怪她的儿子，儿子如果有钱，可以在她喜欢的地方盖一幢房子，这也怪她自己，妈妈什么都好，就是喜欢在房子上与人攀比，而攀比是永无满足的。命里只有八斗米，走遍天下不满升。爸爸能知足长乐，所以活到 97 岁，妈妈在这点上稍有欠缺，所以只活到 83 岁。
五
应该说，母亲是在幸福的回忆与无端的自责中离开人世的。
2005 年元月母亲身体不适。有点糊涂，生活尚能自理。二月份越加厉害，三日住进柳州铁路中心医院，十三日，农历乙酉年正月初五去世。医生诊断是发散性脑梗。这种病的表现多种多样，母亲的症状是兴奋，喜欢说话，意识有时清楚，有时不清楚。总的趋势是从清楚向不清楚过渡。相反，如果是恢复到清楚，便是病好了。
我携妻女二月四日从湖南回到柳州，陪母亲渡过了她生命中最后的十天。惊心动魄的、充分展示了母亲情感世界的十天。
快过年了，铁路医院住院的人不多，医生经常到母亲这看看，聊聊天，问一些生活方面的事情。看到我们不解的眼光，解释说，这样提问，一可以通过患者的说话清楚程度，了解病情的进展，二可以帮助她恢复意识。她们想创造一个奇迹。住院头几天，母亲尚能比较清楚的回答问题。对家人的表述，幸福的成分居多。比如，问“爷爷对你好吗？”，妈妈要么笑而不答，要么一个字，好。问“四个儿子对你好吗？”，她也是笑而不答。问多了，她会说，都好。“老大老老实实的，又听话，高中毕业没考取大学， ( 从长沙 ) 回家，要他挑水种菜，他也去。邻居都说我好福气，有这样好的儿子。”妈妈平时对大哥是恨铁不成钢，只有同情与不满。现在毫不吝啬的给了高度评价。“老二也是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做事好牢靠的。”二哥平时对妈妈照顾最多，妈妈最喜欢他。对我 ( 老三 ) 、弟弟，妈妈不给予评价，也许是对我们放心，也许是说到这里太累了，不想说了。妻子有次晚上陪妈妈，听她说到对我的评价，“家里就是有传家宝，他也不会去争的。”这个评价也可以，起码，母亲对我是放心的。
奇迹没有出现。母亲的病情一天天恶化。越来越亢奋，有一次三十六小时没睡。睡觉要靠打镇静的针。已经不能回答医生的问题了，更多的时候是纯意识流的自言自语，自责的成分居多。比如有一次对我妻子说，“我怎么这样不会做人，不会做事呀，你教教我”。这让我们感到吃惊，妈妈为人处世一直被我们奉为楷模。她的厨艺在朋友圈中很有名气，大哥的儿子还开玩笑要创立一个“奶奶”菜系。又比如呼唤一个小保姆的名字“你怎么这样恨我 ? ”这也不对，小保姆在妈妈那做了几年，乖巧灵泛，做保姆期间参加自学考试得到大专文凭。对妈妈一直感激不尽，妈妈生病和去世时，还携带男友想去看望和悼念，因种种原因没实现。再比如说到她娘家人，说“哥哥、姐姐小时候对我好照顾的，我不懂事。”。呼唤弟弟的名字“我对不起你们，没有好好照顾你们”。后来我把这话告诉了仅存在世的舅妈，她说，那不能这样说呢。你妈妈对她弟弟照顾得蛮好的。
妈妈的自言自语中，很少涉及到家人，有次涉及到父亲。那是她坐在床上，右手在空中挥舞，做缝被子状，忽然停下来，呆呆的望着前方，说，“老头子，来咯，帮下忙。”过一会，又说，“你们又不是不会做，为什么要害我呀？”妈妈太累了，她要休息了。八十岁的女人也渴望九十岁男人的关爱与照顾。
妈妈去世后，我们几兄弟说起这些，感叹万千，想不到一向精明强干的妈妈，心理压力竞如此之大。这更让我感到妈妈的性格是多方面的、情感世界是复杂的。曾看到过一篇文章，说曹禺去世前，曾狂呼，我就是中国的莎士比亚。这也是下意识的精神宣泄。虽说有狂妄之嫌，但总比妈妈去世前无端的自责要好。
十年了，我一直想不明白，妈妈，你为什么要自责 ? 你活得如此光明磊落、活得如此精彩绝伦、活得如此艰辛又如此幸福，有疼爱你的丈夫，有热爱你的儿子，你应该高高兴兴的离开这个世界，死而无憾才好。
明天就是您离开我们十年的忌日。谨以此拙文，奉献给玉皇大帝的女儿，我亲爱的母亲。
乙末年正月初四改毕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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