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习礼：恐怖的泗坪
恐怖的泗坪
－－作者：熊习礼
1959 年 12 月 29 日清晨，我从成都南门武候祠旁汽车站乘车南行，沿途鹅毛大雪，白茫茫大地一片粉琢银妆。到达雅安时，天已傍晚，电灯开始亮了。街面一片冷清，关门闭户。住宿在车站附近的旅社。住宿要检查证件和介绍信。旅社食堂凭省粮票或全国粮票供应大米饭。买大米饭时可配搭一小盘没有油浑的水焖厚皮菜。如果不买大米饭则不供应厚皮菜。旅途劳累一天，又无油浑怎么吃肚子也没有饱的感觉，只有闷头睡觉。 30 号、 31 号两天办完工作调配的各种手续，分在专区医院门诊部口腔科工作。第二天是 1960 年元旦，放假一天。我独自一人漫步在雅安的大街，离开了德昌右派群体的互相照顾的温暖，像一支失群的小雁感到孤独和悲凉，头上还有沉重的紧箍咒。
雅安各个主要街道的街面，都是一片萧条、凄凉、冷清，从前的商业店面大多数已变成街道居民住家的卧室。糖果、糕点、肉类、禽蛋、水果，一切可以进口的食物都绝种、绝迹，无影无踪。仅存几家寥若晨星的饭馆都是和车站附近的旅社食堂一样，凭全国或省粮票供应大米饭时才能配搭一小盘水焖厚皮菜。邮电局可以寄信件，有一家新华书店里面充斥着红色读物和少得可怜的科技书籍。稀稀落落偶尔可以看见一家国营百货公司的商业店面或者是县供销合作社卖原始农具的店面，里面也是货架空空。日用百货不仅要凭票证供应，而且全面匮乏，即使有供应的票证，也不易买到。伟人通过党再通过政府全面控制中国民众的衣、食、住、行、用、读书、就业、医疗、卫生、婚丧嫁娶、文娱体育，一切生活活动无所不至的都在党的控制之中。无论是雅安县粮票还是成都市粮票都买不到街上的熟食品，只能到当地政府指定的粮店购买票上面额的粮食。除了政府、组织、单位里党指派的出差人员以外，一般工作人员，更不要说城市街道居民，如果是农民那是想都不敢想，哪里可能有全国或省粮票呢？像成都市这样的省会城市，后来才在给市民每月发粮票时，在其中划分出百分之几的份额为可以在街上买熟食的熟食证。因此可以说在街上饭馆吃饭是政府控制的行政行为。
这天在街上信步漫游时，不期与当年树德中学女同学曾有容邂逅相遇，曾不仅是我树中同学，而且她又是在四川医学院五官专业毕业后工作分配在雅安专区医院工作的五官科医师。曾善良、正直、热情，她完全不理睬我的右派身份会给她带来什么影响或牵连，主动与我接近友好，特别是在我成家有妻室儿女之累以后，更给予我很多热情的帮助和关照。
元月二日到口腔科诊疗室上班，科上一名 30 岁左右叫帅正容的女人对我非常热情，不停地问这，问那，说这，说那。一看就是一个制造矛盾，拨弄是非难缠的长舌妇、是非婆。我只有微笑着适度回答。早上是空腹上班工作。到上午十点钟时，门诊部的管理员（工头）才摇铃喊：“吃饭了！”这是第一餐，既非早餐，也非午餐。凭饭票买用刀切割的像蛋糕一样的，一两一两的米饭块。菜是一小块体积为 2 × 3 × 5 立方厘米的咸豆腐乳。下午四点开第二餐，每一个人可以买一小盘水焖厚皮菜。科医疗组长告诉我：“医院里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必须自备一把锄头、一把镰刀、一个背兜。随时都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第三天就叫我背上背兜去郊外割猪草。原来门诊部对每一个员工的工作安排是，每周搞业务工作一至三天，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四至六天，没有休息日。冬天的任务主要是割猪草。草是猪的主要的或者说是唯一的饲料。（猪已经变成草食动物了。）医院自已喂猪自已吃。每一个人都有割猪草的定额任务。完不成定额者没有肉吃。我背着背兜出城到了郊外，看见遍山遍野都是各行各业背着背兜割猪草的人。天寒地冻，哪里有什么青草，何况每一天都有很多人在抢割，镰刀派不上用场。我只有蹲在小溪边用手扯沟边细嫩的蛾蛾小草。傍晚回院交草，过磅登记，别人都是 30 多斤，最少也是 20 多斤，我只有 13 斤。第二天在割草时，遇见一位 30 多岁其他单位的衣着整洁的女人，她手足快捷利落，沿着另一条小溪，把带青色的小树枝、树叶、茅草，统统割下。我跟随她走，照样画葫芦。大有收获。回院过磅时， 20 多斤，但是受到生产队长（此人的本职工作是财会人员）袁成湘的严厉指责，说我把树丫都割回来了，猪怎么吃？
白天割猪草，晚间还要政治学习到深夜，学习内容无非是形势大好，一条心！一个劲！一股绳地继续大跃进。
元月中旬，医院派我和另一名 34 岁的口腔科女医生曾云霞两人同赴荥经县泗坪公社防治水肿病。泗坪在雅安以南 70 公里，公社卫生院坐落在泗坪场口，卫生院的田院长向我们介绍情况时说：“泗坪的水肿病是病人多，病情重，发病急。当前任务是要立即成立肿病医院，集中收治病人。同时也要巡回到病人的家里去看病发药。”次日早晨，我们由田院长和卫生员陪同到泗坪场的街上去走家串户的看病发药。同时熟悉情况。泗坪场的官称叫“民主大队”。街道狭窄，路面高低不平，用石板铺成，两侧的房屋破烂不堪，梁歪檩斜，墙壁稀牙漏缝，多数是前清遗留下来的木板房。街上没有一家商业店铺。只要一踏进任何一个病人家的门，立刻就有一股腐臭、尸臭、霉臭、屎臭、尿臭、汗臭混合的恶臭、怪臭扑鼻而来，令人感受到难以忍耐的恶心和窒息。屋子里阴冷、潮湿、昏暗、肮脏，难以下足。病人个个都是面部和躯体上部呈现出一层枯萎、腊黄色粗皮包裹着一副骨骼。看不见一点皮下脂肪和肌肉。其面部毫无表情，神情木纳、痴呆反应极其迟钝。有的病人面部肿得像一个大南瓜，皮肤呈粉白灰色，两支眼睛肿胀得像一条细缝。下肢肿胀得硬绑绑的，皮破处流清水不止。腹部肿胀像一个鼓。行动非常困难，极其迟缓。憨坐在门边或角落里。我们对其说话时必须放大嗓门，反复几次，良久才有含糊不清的回答或呻吟。这幅场景，比美国电影《巴黎圣母院》乞丐窝的场景还要悲惨、恐怖、可怕得多。这就是一年半前我在德昌永郎时，郭福长狂呼飞奔的共产主义天国乐园。
我们对病人进行的检查、诊断、治疗的整个过程是固定公式程序。用听诊器象征性毫无意义地在病人的胸部杵一杵，用手指按一按病人小腿看其产生的窝凹的深度。诊断为“中度肿病！”或“重度肿病！”。治疗药物也是规范化的，固定的，统一的。第一种药称“康复散” ( 糠麸散 ) ，配方是用细米糠，麦麸皮加少量的黄豆面再加极少量的黄糖，揉搓呈沙粒状即成。发药时每一个病人发给 2 － 3 小匙不等。第二种药称“小球藻”。是一种生长繁殖率很快的藻类植物。它凝聚成大小不同的松散团块，飘浮或悬浮在水中。用尿作培养基的养料。煮沸后给病人一小杯。据说此液含蛋白质，但其味苦涩，尿臭难咽。少数病人再发几片维生素 B1 或维生素 C 片等药物。
当时对肿病病人的治疗方针是集中治疗。以公社为单位的集中治疗点称“肿病医院”。以生产大队为集中治疗点称“大队疗养院”。
公社“肿病医院”设在泗坪场口外不远处的一个院落里。这个院落是一幢前后两层的四合院，建筑设计，梁、栋、门、柱都很气派，是前清士大夫的府第。现在分给许多农户居住。但因多年失修，已十分破落。公社在这个院落内调节出几间比较好的房屋给“肿病医院”使用。医院集中有三、四十个病人，医疗工作由我主持，另外有几个卫生员协助。病人分住几间大屋，床是用木板钉的连铺，上面睡五、六个或七、八个人不等。检查、治疗内容和外面巡回医疗的内容大同小异。只是每一天要给病人发二次“康复散”，卫生员要煮沸二次“小球藻”发给病人。另外医院除备有一般常用药物外，还配备有 20 毫升安瓶的 50% 葡萄糖注射液若干盒，供抢救低血糖昏迷病人使用。
肿病危重病人在低血糖昏迷情况下，注射高渗葡萄糖，在施行静脉穿剌时，其静脉血管壁的弹性、韧性完全丧失。只要注入皮下的针尖剌入血管壁，血管立即破溃，产生巨大的皮下血肿，而且将针尖挤出血管，很难把注射针保持在血管内。常常需要穿剌二、三次才能注射药物。昏迷病人经抢救复苏，也很难存活，很快就可能发生第二次昏迷。昏迷次数越多，存活率越小，有时还在推注药液时，病人就已经死亡了。
医院雇有一个炊事员，每天给病人做两餐饮食，每餐给每一个病员一碗稀糊糊。其内容是少量玉米面加细糠皮加红苕藤和青树叶磨成粉混合煮沸成糊糊。仅此也比医院外的公共食堂分配给社员的同样食品的量要多得多。最令我难忘的是院子的角落住有一户人家，是一对青年的夫妇，两人都有一点文化，带有一个 2 － 3 岁的小孩，每天两餐盛三碗少得可怜的稀糊糊，那女人既要让丈夫，又要让孩子多吃点，她几乎每天都没有吃。那种饥饿、痛苦、悲惨的情景，真令人心酸不忍。
肿病医院内外的水肿病人每天都在大量死亡，医院外的死亡率比医院内要高得多。因为很多病人行走十分困难，没有体力能走几里路甚至十几里路来“肿病医院”集中接受治疗就死在家里了。最初，人死了，死者的亲属或近邻还要拆几个楼板或墙壁板，装钉一个木匣将死者放在匣子内抬去掩埋。后来死的人越来越多，楼板、墙板没有了，抬死人的人也没有了。活着的人都是有气无力，完全没有力气抬死人。只有将尸体拖出门去丢在田里或坡地的低凹之处，随随便便盖上几铲泥土，草草了事。但是常常在夜里，就有人把泥土刨开，将尸体大腿和臀部的肉割走，而任由尸体暴露。初始时，人们对此还有议论。后来割尸肉的事频繁发生而且连尸体的内脏也被挖走，习以为常后也就无人问津了。
公社干部包括卫生院的医务人员，是在干部食堂用餐。和专区医院一样，干饭是将大米盛在方形的铁匣内蒸熟后用刀切成块状出售，以求份量精确。浠饭则是在煮熬时加有小苏打（碳酸氢钠）这样，即使用很少的米也可以熬出很粘稠的浠饭。（这种弄虚作假的方法煮熬的浠饭，在碱性溶液里，稻米内所含的水溶性维生素已被破坏殆尽。）食堂里面没有菜蔬供应，仅在餐桌上放有一小碟用清油炒过的盐，供进餐者食用。
1960 年春节来临。肿病医院所在地的社员公共食堂供应了一次猪肉，也分给我一份。共三块，每块比枣子还小，第一块是猪皮，第二块是猪尾，第三块是筋骨。干部的春节物资供应是每一个人凭粮票购买二斤挂面，另配 2 两（ 64 克）花生、 2 两核桃、 2 两柿饼。这些物资在当时都是极其珍贵的救命之物。
泗坪公路旁的山坡上是泗坪铁锅厂，公路上的行人都可以看得见铁锅厂锻铁的火焰。春节时坡地上挂着醒目的红色横幅大标语：“感谢党！春节给我们吃回锅肉还要煮萝卜汤给我们吃！”这条动人的标语非常真实，令我刻骨铭心，永生难忘。
卫生院在大饥饿来临之前，还有妇女生孩子的时候储备了一些胎盘。那个年代没有冷藏设备，他们用火把胎盘烘干，磨成粉末储存。现在成了最佳营养品。春节前夕，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弄来一个新鲜的胎盘，煮熟后请我共享。哦！天哪！那是人肉，我连看都不敢看。
卫生院全体医务人员每天晚上都要与公社干部一起去泗坪邮电所参加县委召开的电话会议。会议内容是全县各个公社逐一汇报该公社的肿病病人当日的发病人数，当日死亡人数等数据。所以说三年大饥饿的死亡人数国家必有准确的数据。
春节过后，二月下旬，卫生院通知调我去河西大队疗养院。到达时天已快黑，大队书记安排我住在一个空仓库里面，其内已经住有一位名叫胡远阔的从成都市下放到荣经泗坪的住社干部。稍后屋子内陆续来了七、八个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坐在一起东拉西扯地谈论一些极其无聊的话语。又过了一些时候，八点半左右，卫生院田院长和一名公社副书记匆匆赶到。坐在一起，所有的人都很兴奋。谈话的题目越扯越杂。后来谈的就全是女人和男女性事。我疲倦极了，这些人不走，也无法睡觉。
午夜 12 点到了。其中一个人大喊：“干事！”其余的人同声应合：“干！”这伙人就一齐向仓库后院走去，室内仅留下我一个人。过了十多分钟，我实在忍不住，就慢步前去看个究竟。小院那边一间屋子灯火通明。房门半掩。我走近一看，这伙人全在里面，一炉大火，热气腾腾。一个粗汉，全身赤膊仅穿裤衩，手握一柄 30 公分长的匕首状尖刀正在杀牛。牛头已落下，肚皮也打开了，腹腔内热气腾腾。霎时，还是那个人又高喊：“割肉了”。屠牛者一刀、一刀地割下大块、大块的肉。司仪者又呼：“公社某书记五斤，某书记五斤，……某主任三斤，某秘书三斤。”……然后是生产大队干部，再后是生产队干部。按官位品级高低分肉。最后说给疗养院病号一斤，医官来了，也给一斤。该生产队收钱的出纳姓王，是个小伙子。我当即将一斤牛肉的价格三角四分付与王。次晨，我看见王出纳背着被盖卷。王说：“全体大、小队干部都要到县城集中，开全县五级干部会议。”从此就再也没有看见过王了。
几天后，听到一些流言蜚语，说我偷吃牛肉没有给钱。我当时并不以为然。
三月中旬，公社召开全体干部部署春耕生产动员大会。卫生院全体医务人员也奉命参加。
会议主持者报告说：“春耕生产为什么上不去？主要是阶级斗争激烈，阶级敌人破坏春耕生产。阶级敌人破坏春耕生产的典型事例就是右派分子偷吃牛肉。”紧接着就是一片口号声：“把右派分子揪出来！”我被揪出后，耳光、拳头不断地落在身上。一顿殴打之后，主持人讲话：“现在阶级敌人已经被揪出来了，阶级阵线分明，形势大好，大家一定要把春耕生产搞上去！”闹剧就此收场。
会后，住队干部胡远阔带我回到住宿的仓库。胡深表同情地对我说：“老熊，以后你不要再同这些农民打交道了。你需要吃什么，大米、酒米、玉米面、挂面、汤元粉子、清油，我的床下样样都有，你想吃什么，就拿什么，尽量拿，没有关系”。胡又说他本人是从成都市石室中学高中毕业后，被分派去成都市公安局工作。当年成都市各高校的整风、鸣放、反右运动的整个过程全部都是在公安局的全面监控之下。他们配发有各高校的红色（教职工）、白色（学生）两种校章，背面都有编号。方便他们在任何时候视工作的需要以教职工的身份或者学生的身份出入于各高校。他本人就在川大批判冯元春的大会会场担任过摄影的任务。
胡在谈论反右运动时，其思想情感情完全是同情右派，倾向于右派的。但是胡的为人又与此完全相反，而我当时尚有不能理解的另一面。
此时正值春耕，该生产队在点播玉米时发生了一件事。一个农民还不到夜晚的时候，就去刨开玉米窝上面盖的泥土，将窝内裹着六氯粉还带有泥巴的玉米种粒放入口内生吞活剥地吃下。（这件事发生在人类 20 世纪的和平年代，简直是令人难以想像的可怕！）这个可怜的农奴在被抓到后，胡命令生产队的打手将其吊捆在树上。用床栓（ 100 × 6 × 4 立方厘米的粗木条）毒打。我后来常常想到此事，可能是他长期职业习惯养成的残忍、毒辣，同时又没有法律制约而产生的蔑视人性，丧失人性的兽性。
我由于长期缺乏菜蔬和油浑，又吃了伴有细米糠的玉米馍，因之发生严重的便秘。解大便时肛门口像被一个硬的瓶塞紧紧塞住。无论直肠内的粪便有多大的胀意，都屙不出屎来。下腹和肛门的疼痛，痛得我在农民的猪圈厕所的地上滚。肛门脱垂，鲜血直流，痛苦难忍，这是我亲身的感受。
大饥饿反应在人体最敏感的生殖器官系统的表现就是大脑垂体促性腺激系的分泌机能和睾丸或卵巢本身的性激素分泌机能同时降低，甚或枯萎。无论男女的性要求、性冲动锐减，几近丧失。青、中年女性长期闭经，由于缺乏性激素的剌激，更增加了人体各个组织、器官衰老、枯萎的恶性循环。妇女比男姓还要多受一层痛苦。由于子宫韧带张力减退，农村妇女比城市妇女承受了更多更重的体力劳动，因而导致子宫脱垂。子宫垂掉在外阴部的外面，大如核桃或更甚，粘膜受摩擦，糜烂、感染、发炎、流血。其状惨不忍睹。如果你看见的这个女性是你的母亲，你的妻子，你的姐妹，你的女儿，你将有什么感受？
三月下旬，公社肿病医院又收纳有大量病人，死亡率节节攀高，我又调回肿病医院。有天夜里，我感到全身特别是腰腹部痒痛难忍。我点燃煤油灯一看，内裤、内衣上面爬满了虱子，再一看，枕下，铺床的谷草里到处都有，无法彻底清除。只好换去内衣，第二天清理了一次被褥，去掉铺床的谷草。这就埋下我以后患病的病因。
四月初，一个夜晚，我卧室隔壁住的女卫生员与一个军人谈恋爱时在炉火上煮红苕。她们俩好心地给我盛了一碗。我吃的时候感到红苕有些味苦。那个年代，烂红苕也不能丢弃。拂晓时，我腹部剧痛，然后是呕吐，再后是急剧地腹泻。典型的急性胃肠炎。服药后，第二天我就向卫生院请假去荥经县医院看病。卫生院见此状，也不好不准。
到荥经后，我即向县卫生科冯科长请假，说痔疮出血，肛门严重脱垂，需回雅安手术。冯曾经是雅安专区医院副院长，见我如此，也就准了。
返雅后，我因痔疮的原因，立即被收住外科病房，手术切除。出院后，四月下旬，医院又通知我，要我再去荥经泗坪。我实在不愿意再去了，第二天早晨，我在雅安汽车站买了去成都的车票。我想邓荣贵不是也是从永郎逃回成都了吗？我也跑回成都算了。
当年我不满 25 岁，名牌医科大学优秀毕业生，成天头脑里思考的问题对于今天的青年学生来说是做梦也想不到，根本无法理解。荥经泗坪之行以后，我每天想的全是监狱、死亡。窒息、割断股动脉、桡动脉，钝器伤，搞吗啡，巴比妥，与人对车，同归于尽。噩梦连篇。
那时雅安到成都每天只有上午九点发一班客车。汽车沿途修车，走走停停，行车 16 个半小时到次日凌晨一点半才到成都南门汽车站。此时正当午夜，遍街都是一队又一队荷枪实弹的民兵和警察在巡逻。街上没有一个行人，气氛阴森、紧张、恐怖，我一个从单位逃跑的右派分子，随时都有被抓的可能，何况是在半夜三更的时候，我又背着被盖卷。当时我根本不敢出站，幸好紧挨着车站有一个鸡毛店。我立即入内，此时已是凌晨二时。登记旅客住宿的是一个老头。我说我是雅安专区医院的医生，家在成都，他问我有无证件，我说在被盖卷里，老头就给我登记了。这家旅店连床位都没有了，我在一个水泥台板上打开被盖卷。刚睡下约有半个小时，三、四个背枪的民兵来查夜，我说我是雅安专区医院的医生，回家养病幸好我身上有几张医院伙食团的饭、菜票和外科出院证，才过此一关。次晨日出，我才松了一口气。
我家只有我和父亲两人。父亲现在北门外昭觉寺筹建成都市动物园新址。我住在城内体育场附近姑母家，姑母家只住有姑父、母两人，姑母十分疼爱我。归家次日，我即给四川省卫生厅和雅安专区医院各写了一封挂号信，申言我不愿意接受国家分配给我的工作，愿意回家接受当地群众的监督改造，并把医院发给我的五月份下乡应享受的 31 斤川粮票随信寄回雅安，以示谢绝。我姑父为此专程去北门动物园新址通知我父亲。两天后，我父亲进城来看我。一家人相对无言，心情沉重，十分悲凉。我父亲说：“只好如此，听天由命。”
五月初，一天中午二点过钟，我一个人在家，一个 30 多岁穿便衣的男人突然闯进我家。他第一句话就问：“你是不是熊习礼？”回答：“是”。他说：“我是派出所的，跟我走！”我即随他走进鼓楼南街派出所。一个穿草绿色警服的警察已经在等着我了。我一进派出所后那警察立即给我戴上手铐。他们两人在一张纸上签字，我想大概是交接人犯。然后那警察就把我押解上路。我带着手铐走前面，他腰间皮带上插着手枪走后面。当时我脑海里一片空白，反正走就是了，毫无恐惧，因为我早就有思想准备。走到文武路成都市第二看守所，进大门后，穿越了两、三重厚墙中间开的一扇小门，每个小门的两边都有持枪士兵把守。然后进入一间大屋，屋内有一个 30 多岁的中年男人，押解我的这个警察又同样和屋内的这个人交接后就走了。屋内这人命令我把我身上所有的物品都搜出来放在桌上。手表、指甲刀、手巾、很少的钱币、粮票……然后，他开始问话并记录，姓名？年龄？等等常规外，他问我：“案由”我说：“我完全不知道！”他又说：“你究竟犯了什么案，才把你逮到这里来？”我说：“我是四川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是右派分子，工作分配在雅安，我不愿意，就跑回成都来了。”他说“哦！你是流串犯！”这个问话人至始至终，问话时态度十分温和，毫无刁难之意。然后他带着我又穿越一重厚墙，进入监房。监房的建筑结构是两排很长的平行的平房，每间房门都是黑色厚厚的铁门，铁门的一侧的墙壁的很高处开有一扇不大的，镶有铁条的铁窗。两排监房各自都有相对的约一米宽的屋檐，中间有一个 2 — 3 米宽的天井。
带我进住的监房名 19 组，又称“寄押组”。监房的内面积约有 20 平方米。正对监门的后壁墙的顶上方开有一个横形的约 100 × 40 平方厘米镶有铁条的窗子。顺着窗子的下面放着一张上下铺的木床，窗子刚好在上铺的上方，室内共安放有四张上下铺的木床。另外，室内有一张简单的双人写字桌，两条长木凳，屋子的角落里放了一个马桶。屋内羁押有大约 20 多个。两个 50 岁以上的老头坐在写字桌后面的长凳上在书写，其他人犯都坐在床沿上。老头问明我的情况并记录。我进监房时已经五点过钟了。晚间七点过钟进来了一个 30 岁出头的体格健壮的人。一些人向他问好，并说：“组长回来了！”八点过钟，狱管人员进屋点名。全体人犯分几层站在屋子中间的空隙处，狱管人员点到某人的名字时，此人就将腰间的皮带或裤带解下递给他，然后蹲下，点名完毕后，他把所有的裤带、皮带全拿走，然后关闭铁门，在门外上锁。收缴裤带有两个意义，一是如果人犯越狱逃跑，没有裤带必受制约，逃跑不便。二是防备夜间用裤带作为自杀或他杀的凶器。狱管走后，大家兜着裤子站起来。接下来是组长安排每一个人的夜间铺位。四张上下床，八个铺位，组长单人睡靠前窗的上铺，两个老头睡靠后壁窗的上铺，其余近 20 人则分睡剩下的二上、四下六个铺位。上铺不能睡太多的人，否则人被挤掉下床会发生伤害。下铺危险性较小，可多挤些人。每一个铺位的设施是一个篾床笆，上面放一张麦草席，一床没有被面的光棉絮。当夜我被安排在有五个人的下铺睡觉。我都不知道躯体是放在床的何方，只觉得重重叠叠，昏昏沉沉，不知不觉到天明，狱管人员发还裤带。
次日上午，组长叫我到监房外的屋檐下问话，问明后，他说：“不要紧，我也是因右派罪下狱的，我是成都市公安局的干部，公安系统的右派分子大多要被判刑，我被判三年，现在很快就要满了，我每天在外面劳动，我做的是木工。你是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这又不是什么大问题，回去写个检查，认识一下就行了。”谈毕，组长即外出务工。
看守所的伙食是每天两餐，每餐六人一席，在一个大院坝里蹲在地上开餐，每席两个约 40 厘米直径 30 厘米高的木盆，一盆盛玉米糊，糊呈中等粘稠度，约有容器的 3/4 的量。另一盆是焖厚皮菜，焖熟后烩了一下，约有 1/3 盆的量，另外每一个人还有一块用刀切的约 5 × 5 × 2 立方厘米的玉米馍。开餐前六人中选一个人当席长，自报公议，这是一次大家都无异议的很民主的选举。席长的任务是给大家公平地分糊分菜，席长的报酬是分完糊和菜后可以用食指去刮残留在盆底与盆壁交角处的糊或盐汁，然后再舔吃食指。玉米馍又冷又硬，我咬了一口，像一个小石块，我说：“不想吃。”其他人立刻就争着要去了。监狱里的伙食和开餐情景比之于荥经泗坪的国家主人翁，联盟的“二哥”的境遇实在是太幸福了！太文明了！
狱友谈，开餐情况也并非全都文明，时有因席长不公而发生吵架甚或斗殴。开餐后回到监房，房里的气氛很和谐，或坐在床沿闭目养神，或互相低声交谈。所有的人的心情都是一样的，等候传唤。有一个 30 多岁，衣著整齐，面情和善的人坐在我近处，问我的案由。我告知后，他很兴奋地说：“嘿！我们是同案。”他名谢国柱。重庆市人，工作单位是雅安县草坝区委。因和县领导在某一问题上发生矛盾，一气之下跑回重庆，也不例外地成了流串犯被抓进狱里。他不断地给我打气：“老熊！不要怕！”
在押人员，不许擅出监门去上厕所，大小便统统在室内坐马桶方便。每天下午从四点开始是倒马桶的时间。程序是发一个牌，每一个监室将此牌顺序传递，持牌监室即着一人，提马桶去厕所洗刷，其他人不得前往。马桶也可以成为惩罚犯人的器具和方式，有违犯监规者可以马桶惩戒之：将桶的提手挂在被惩戒者的颈上，桶置胸前，下颌颏部几近桶沿，令其低头点数桶内或浮于液面或沉浸于尿液里的大便条的数目，名曰“数金鱼”。有时还要令其点数几次，不能有误差。
下午，两个老头坐在条桌后面审问一个扒手，叫我作记录，有时我也要询问一、两句。真想不到才进狱一天多的时间我就有官职了。室内囚犯，多是扒窃，斗殴，各种各样的刑事犯以及一些莫名其妙的案件。囚徒们的文化程度都很低。我在此间听到两则新闻：一则是在一次监狱管理人员给犯人分饭时，犯人认为给少了，不满意，争吵之际，犯人对其挥拳一击。这一拳获刑 14 年。另一则是本看守所不久前押有一窃贼，此贼窃技甚高，进监狱后，恶习不改，继续在狱内作业，偷管教干部的钱。此贼只要一拍别人的衣包或裤包，不但知道包内钱币的数额，还能判断各种面额钱币之张数。一日，管教干部对他说：“你太猖狂了！敢在这里面作案，老虎嘴角捋胡须，偷我们的钱。今天，你当众表演，拍一下我裤子的后包，说出钱钞数额和各种面额钱钞的数目。说对了，此事就饶你，说错了，老子吊你一回鸭儿浮水。”此干部在抽屉里面随意取了一些各种面额的钱钞，自已也不知道有多少，放在裤子的后包里。那贼当众将其后包轻轻一拍，报出的钱钞数额、币面与清点分毫不差，众皆警骇。
入夜，组长分派铺位时，指派我和那两个老头一起，三个人睡那个靠后面窗子的上铺，前一夜五个人同睡一下铺，这一夜三个人同睡一上铺，一下子感觉铺位好宽呀！而且靠窗子的上铺空气又新鲜，一夜熟睡好香呀！清晨醒来，临窗眺望。发现窗外是女监的走道。一些年青的女犯，在走道上过来过去。
在监房内住了三夜，第四天上午，上次那个逮我的警察由监管人员陪同在监房门外高声喊叫：“谢国柱、熊习礼出来！”我知道是要离开此地了。领取前次交出的物品后，一付手铐把我和谢国柱两个人连环铐在一起。我们走前面他走后面，向南门武侯祠汽车站走去。谢低声对我说：“老熊！不要怕！他狗日的是老子的部下，他不敢把我们怎样！”当晚宿邛崃看守所，到达时已天晚，是夜我和谢两人住在一间很小的木板屋内，室内没有床，泥巴地上放了一块大木板，上面放了些稻草，没有被褥，我和谢胡乱地在稻草上和衣躺到天明。次日在看守所呆了一天，伙食同样是两餐玉米糊，没有馍，厚皮菜也要少些。这里关了十多二十个在押人员。上午、下午全部在押人员都集中在一个很大的过厅里政治学习。一个人在念报纸，其他人则似听非听，似睡非睡，惺眼蒙忪地在打瞌睡。过厅两侧有两条横幅大标语：“坚决打击流串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过厅旁边有一个岗楼，上有持枪士兵在瞭望。若要上厕所则比较方便，高喊一声：“报告武装！上厕所！”就可以了。
第三天上午离开邛崃时，从邛崃看守所又提了一名人犯。此人名植世成， 30 岁左右，雅安县城南公社农民，善捕鱼，不久前网了些鱼到邛崃看亲戚时，拿了些鱼到邛崃街上去卖，被抓住。有两个罪，其一，流串犯。此人既未向人民公社的领导人请假，更未持有公社领导的批示和开具的允许其从雅安赴邛崃看望亲戚的介绍信、证明、路条，擅自穿越县境，盲流乱串；其二，长途贩私卖鱼，明目张胆地反社会主义改造，走资本主义道路。两罪并发，逮回雅安发落。
下午四点多钟，车到雅安。在车上那个警察没有给我们戴手铐，下车时，把我们三个人连环铐在一起，谢国柱较高，居中，左、右两支手分别铐着我和植。那警察把手枪插在警服外面，押着我们三个人走在大街上，十分威严。我在雅安看守所住了两夜，这里的情况和邛崃差不多。第三天傍晚时，医院派了两名工作人员。一名是药剂员赵邦政。另一名是管理员（工头）李明全。来到了看守所把我带回了医院。
转自《浅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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