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文杰：让我再做一次你的孩子——记忆中的父亲
让我再做一次你的孩子——记忆中的父亲
－－作者：熊文杰
前言
不知道从什麽时候开始，中国开始流行过各类洋节，父亲节算是其中之一。
2017 年 6 月 18 日，又逢父亲节，我那胖胖的父亲早已变作一小堆细细的粉末，与大地相融，滋养着一棵山茶花树。每当念及此，我都会戚戚然，生怕终有一天，关于父亲的记忆会慢慢淡去。
所以，我决定乘着记忆尚未被遗忘侵蚀，补写一篇父亲的历史，哪怕只能是一鳞半爪的记录。
捷克小说家昆德拉在其所著的《笑忘录》里有这样一段话：消灭一个民族的第一步就是抹去它的记忆－－销毁它的书籍、文化和历史，这个民族就会忘记现在和过去。
记录每个普通人的经历，其实就是在记录历史。
一、时光里的少年
父亲是遗腹子， 1934 年出生在汉口的一个富裕家庭。民众乐园旁的文殊巷，整整几层楼房是他童年居住的地方，又因为交通路上还有不少房产，所以，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下个楼便是，那也成为他常去的地方。
优渥的家庭条件，让父亲的初中就读于著名的上智中学（现武汉六中）。这所学校的前身，是由德国传教士于 1903 年创建的德华学堂， 1935 年 6 月，更名为“私立汉口上智初级中学”，并于同年 8 月招收第一届学生。
父亲曾告诉我，他所就读的这所汉口私立上智中学（男校），入校学生多为达官贵贾的子弟，是当时武汉三镇著名的一所贵族学校。校园开阔，校舍典雅，前临大片湖泊田野，侧面和背后与怡和村花园以及西商跑马场相连，空气清新，环境幽静，是一个安心读书、舒心休养的好地方。
在这张父亲的中学照里，发黄的照片上，梳着小分头的他，双眸明亮，嘴角上扬，神情里有着显眼的骄傲，样式考究的学生服上，一粒粒扣子光泽闪耀，“为麽斯会那亮？它是铜扣子唦！”后来，父亲如此解答。
待到新中国成立，父亲已是一个瘦长的 15 岁少年，因其在汉口军统局任职的二哥随国民党一起撤离至台湾，家中失去了收入来源，生活陷入困顿，他的母亲不得不到街头当起了流动摊贩，所以父亲在 1950 年从上智中学毕业后，为生活所迫，考入武汉建设局所办的土木工程技术训练班，并于 1951 年 10 月 5 日毕业，同月进入创建于 1951 年 10 月 1 日的武汉市建筑设计院工作，直至 90 年代退休。
那时候的父亲不知道，到了几十年后的 90 年代，一纸规定将但凡 1951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15 日进院的人员划为离休，之后的划为退休，而父亲是 1950 年 10 月 25 日进院工作，就是这十天之差，他哪怕是正处级别也只能按退休回家，这也为父亲 2006 年身患重疾，面对治疗所需的高额医疗费发愁埋下伏笔。
二、意气风发正当年
1951 年的武汉市建筑设计院（以下简称为设计院）是个什麽样子，父亲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他亦没有彼时在其中的留影，以至于我对它当时的模样，完全无迹可寻。
不同时期的父亲
不过在父亲留下的照片中，多少可以窥见到当时工作的情形：测绘仪前，身着深色上装，下着肥大松弛裤子的父亲，侧着头站在最右边，阳光洒在照片里每个人的脸上，日头应该很猛烈，因为我发现站在中间的那位稍微年长的人，他的眼睛都被照得眯缝了起来，地上，一丛草从砖缝里钻了出来，显示着它顽强的生命力，它舒展着身体，好奇地打量着这帮笑容纯真的年轻人。
刚参加工作的父亲，有一则故事，曾被他的同事兼好友如许调侃：“那时候整个测量队里老熊年龄最小，胆子也最小，又不晓得是几愛干净和讲究，其他人都觉得他不同款（不一样），不像劳苦大众，像个旧时代里的少爷。有一次需要爬高测量，他不仅爬了半天才爬上去，而且上去之后浑身发抖，眼睛也不敢睁开，冇得法，队长只好让他下来，可是他不敢下，最后还是我爬上去，把他背了下来。”闻言，父亲总是面露愠色：“出洋相就这一回，都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为何非要在我丫头面前提？！”
还是这位父亲的同事兼好友，他告诉我－－你爸爸了不起，年轻时成长进步得很快，不仅是我们测量队里第一个入团的，而且短短几个月后，就升任副队长，一年后担任队长，这其间你父亲努力加强业务学习，表现出色，被院里选派到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建筑系学习，成绩优秀，后又被送至华工（现华中科技大学）继续深造，成为我们测量队里走出的第一位大学生，然后被调至机关办公室，先后从事建筑设计、档案管理，以及兼管行政工作。“你爸爸二十多岁就成为建筑设计师，还兼任某科的科长，他是（设计）院里很多人学习的榜样！”末了，他还特意加重语气地补充道。
我听了，回头说与父亲听，连说到底还是知识改变命运，他摆摆手，并不认同：“丫头，你不了解那个时代，一方面年轻人努力学习，希望能尽快加入建设新中国的大队伍里去；另一方面，掌握知识的年轻人，又不希望被人认定为纯粹的知识分子，彼时，最光荣的是底层的劳动人民，我们知识分子需要从书本里跳出来，主动去除身上残留的小资产阶级味道，脱下皮鞋，穿上球鞋，挽起裤腿，沾上泥巴，走到劳动中去。”
如今再看，父亲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承载了太多重荷，他们将年轻硬朗的腰板挺了又挺，期望它最好能像青松那样永远挺直，而支撑其中的内核，则是巨大的理想，他们跟着伟人的指挥棒而身心齐动，自发祛除人性中天然存在的对美的追求，躯体的享受，坚定地将物质待遇、个人利益视为丑陋与猥琐的不堪之物；他们积极地参加各种运动，声音激昂地批判旧社会，满怀深情地抒发着对新社会的热愛。
一个崭新的时代呈现在这些年轻人的面前，他们的生活必须浮动在社会主义理想的高度之上，必须用实际行动向组织靠拢，向一个没有阶级制度、没有国家和政府，并且进行集体生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目标不断奋进。
三、十年动乱受屈辱
1963 年的父亲
1963 年，三十岁的父亲工作成绩斐然，意气风发，那时候，他的个人生活也有了甜蜜的开始，在好心人牵线所介绍的众多异性里，父亲一眼看中母亲－－一位祖籍上海、容貌秀丽、在武汉某大医院工作的医生。尽管追求的过程漫长且曲折，好在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最终母亲确定了与父亲的恋爱关系。
所以，我在这两张父亲摄于长江大桥下，以及武汉展览馆门前的照片里，发现他掩藏不住的内心喜悦之泉，泄漏了出来，流（留）到了脸上。
1965 年，与父亲领了结婚证的母亲自己带了一床被子走进父亲在分金街租住的陋室，迎面而来的是迈着三寸金莲，碎步而来的婆婆，还有被父亲的二哥来不及带走至台湾的四女儿－－一个小名叫四毛的少女，父母亲各自在其单位发了些粗糙的水果糖，宣布了结婚消息。
看起来一切都很美，只是好景不长，历史的雷暴酝酿已久，风雨欲来，谁也无法逃脱。
1966 年 5 月 16 日，“文革”爆发。 6 月 24 日，农历端午刚过一天，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贴出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一天中午，母亲分娩，生下一男孩，后取名为“文革”。对生命中的第一个孩子，父亲没有任何欣喜，甚至没有及时去探望刚生产完的母亲，对此，母亲到老都耿耿于怀。父亲后来如此解释：一是本就希望生的是个女儿，二来面对突如其来的这场风暴，他不知所措，也不知为何，内心感到惶恐不已。
尽管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对革命一词并不陌生，甚至它对知识分子而言，还有着某种奇特的吸引力与崇敬－－个人若要改头换面，必须革命；新中国也不正是历经数次革命而建立起来的麽？
在此之前，父亲和那个时代的每个人一样，早就经历过各类运动，但是，他从较之过去成倍增长的会议中，从报纸上一浪高过一浪的新闻宣传里，最后从院领导声色俱厉的发言中，敏锐地捕捉到丝丝不详之兆：“反革命分子都极其善于伪装，他们以假象欺骗我们，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许多反革命分子钻进我们的队伍中来了。我们要擦亮眼睛，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要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更要学会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不久后的一天，父亲照常去设计院上班，刚到办公楼下，就看到很多人聚集在看大字报，他一走近，人群就奇怪地散开了，再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被批判的人正是自己。
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其二哥国民党时期在军统里任职，父亲受到牵连，不仅被贴大字报，还被批斗，昔日的好友纷纷竭力向组织撇清与父亲的关系，从前的下属，还有曾经虚心求教的小字辈们陆续登场，深刻反省，努力深挖父亲的黑材料，跳到批斗会上狠狠地拉扯父亲不屈的身躯，用力地摁下那颗不肯低下的头颅。
四、我和父亲
80 年代我与父亲的合影
我不知道“文革”那十年里，父亲是如何努力调整心态才不致疯掉，用他后来的话来说，是我的到来给他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与满足。
我出生时，哥哥已经在上幼儿园中班，每天回家，他都会好奇地拉拉我的小手，“别摸她，毛手毛脚的，小心把她弄疼了。”只要被父亲看到，他就会认真地警告。我长大后，哥哥曾数次提及此事，且明确地表达出对父亲的不满。
我在父亲的宠爱中成长：童年时，物质匮乏，可是父亲的黑色人造革手提包在幼小的我的眼中却不亚于一个聚宝盆，每天下班回来，父亲只要一扬手中的包，我就会咯咯咯地欢笑着扑上去，看着他变戏法地从里面拿出用马粪纸包装的牛肉干、话梅以及糖果，甚至在我过生日的时候，还会变出铃鼓和洋娃娃。每天清晨，父亲必定起早床给全家人做早点，我的汤面里总卧着一个让哥哥嫉妒的鸡蛋；中午，放学回家后，桌上放着我喜欢的《少年文艺》、《儿童文学》和琪玛酥，我坐在藤椅上，边吃边看，阳光暖暖的照在身上，厨房里是父亲忙碌的身影；晚上，照例是父亲做饭，有荤有素，味道极好，看着我吃完一碗再去添饭是他最高兴的时候。母亲忧心忡忡地阻拦：“女孩子吃那么多，万一长成个胖子多难看哪。”我吧嗒着小嘴，可怜兮兮地望向父亲，他马上夺过母亲按住的饭碗，满脸恼怒，亲自帮我去盛饭，“我的姑娘么样都漂亮，么样子我都喜欢，能吃说明我做的菜好吃，我就高兴她吃，吃，就要吃饱吃好。”他递过来的那碗饭压得实实的，我接过来欢快地吃着，父亲看着我，咂着嘴，抿着酒，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每到寒暑假，父亲还会带我到他单位去。八十年代，父亲早已平反，还入了党，当上了处长，日子一天天地顺了起来。还记得父亲的办公室冬暖夏凉，营造出如此舒适环境的当然不会是空调。当年，寒冷的冬季里，那台烟囱炉里的炭火正旺，长长的烟囱呈 L 形地从屋里伸到屋外，我喜欢踮起脚隔着玻璃窗看它吐出烟气，白白的气体须臾间消失在空气里，就像那些走在路上，彼此打着招呼的人们，一张嘴就会有白气冒出来，看不真切时会误以为她们是在玩吹泡泡糖；夏天，办公室里会在一个巨大的红色脚盆里放上厚实的冰块，屋顶的吊扇使劲地吹着，丝丝凉意四处散开，一点都不觉得酷热，我跪在那张靠背和椅子中间都是海绵的墨绿色沙发上，拿着蜡笔在信笺上涂涂画画。
中午休息时，父亲的下属会围上来。“我才不要你们看到我画的画呢”－－我摇着头，急得快要哭出来，我高抬起头，眼睛穿过她们烫着像花蕊一样卷曲的发顶去寻找父亲，这时，总是那位姓白的阿姨说着软糯的上海普通话帮我解围，然后把我抱在怀里，给我用纸折帆船，或者是小白兔，再轻轻地拍着我睡上一个甜甜的午觉。待到下午，我会偷偷地溜出去，下到一楼，穿过那个有假山水池的庭院，进入相邻的办公楼，我踮着脚尖在朱红色的木质地板上慢慢地走，努力不发出声响，我是那麽害怕被人看见，那样怕喊人，哪怕是最最简单的一声“伯伯”或是“阿姨”都会让我犯怵，难以喊出口。于是，我只有轻轻地迈着脚步，怯怯地走，有时，连楼外骤然而起的蝉声都会让我身体发紧，汗水迸出，直到看到医务室，我才会放下心来，因为它距离我的目标－－图书室，只有几步之遥。
迄今为止，我仍然记得那间图书室，推开那两扇带着丝绒装饰的门，两排齐整的书架映入眼帘，书架的顶头有张棕色的木头桌，管理员陈阿姨坐在它的后面，她对我这个常客的到来见怪不怪，我低声喊一声“陈阿姨”之后，就急忙忙地往里走，浏览玻璃橱窗里的杂志－－《新体育》、《人民画报》、《武林》、《环球银幕画刊》、《大众电影》……种类繁多，身处当年的我自然不知道， 20 世纪 80 年代不仅是期刊杂志的兴旺时期，亦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改革开放让整个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多元与开放，各种新旧观点带着理想主义的冲突交锋，激进的自我批判，以及向西方社会学习的态度，都颇像 60 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那是一个短暂的、颇具特性的，亦是令人难忘的年代。
每次我都会在图书室待到临近父亲下班，父亲也会径直到这里来找我，“我这丫头又在这里给你添麻烦，真是抱歉。”父亲说，“熊书记，你这姑娘蛮有意思，别个大伢（大孩子）们都不大看的《当代》、《收获》、《花城》这些纯文字杂志，她拿个字典边查边看，一看就是一下午。”陈阿姨快言快语。“我还喜欢看《啄木鸟》和《福尔摩斯探案集》呢。”我小声补充，父亲听到了，转头凑过去不知对陈阿姨说了些什麽，反正到了第二天，这些书我就可以喝着冰镇的“滨江”橘子汽水，吹着电扇，畅快淋漓地在家里看了。
80 年代，不仅是整个中国的黄金时代，也是我记忆里最美好的时代。
五、尾声
父亲的笔迹
时光转眼到了九十年代， 1990 年 5 月，远在台湾的二伯母带着女儿二毛、七毛回汉探亲，在长江大酒店的一间套房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她们。二伯母拉着父亲的手，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喊着他的小名，两人相视落泪。父亲急切地问及二哥，二伯母缓言：“你哥说等两岸气氛再缓和些再来！”继而告诉父亲，二伯抵台后继续担任要职，直至退休，后来家里又陆续添了这女儿七毛以及两个儿子。我看着洋气漂亮的两位堂姐，怯怯的，她们俩也好奇地打量着我，但并不主动和我说话，最后还是二伯母打破了僵局，让我听听这两个姐姐的汉口话说得地不地道。没想到的是，她们的武汉话说得好极了，这让我莫名的惊讶，到晚上和二伯通话时，我忍不住告诉了二伯，二伯在电话那头爽朗地笑了：“我一直让你姐姐们和两个哥哥从小都说武汉话，这叫不能忘根唦，丫头，你说是不是咧？”而父亲与二伯通话时，兄弟俩一个在电话这头的武汉哭，另一个在电话那头的台北哭，俩人呜咽着约定两岸通行后就在武汉见，父亲退休有时间后，就先在香港见。
1995 年 9 月，二伯的六毛－－唯一接了二伯衣钵的儿子，自小跟着其二姐在美国长大，西点军校毕业后至 FBI 供职的六哥来到武汉，二伯仍没跟着一起来，这次六哥来，是遵其父安排，让他说服我父亲，办手续，再带我去美国。母亲一听，马上拒绝，理由是美国是个花花世界，一个女孩去那里能学好麽？父亲眼里噙着泪，看着我，声音颤抖着让我答应。我看着父亲，泪下来了，拒绝了这一邀请。
1997 年 7 月，香港回归。 9 月，父亲退休了，他开始计划在香港与二伯见面。 10 月，二伯母回信，二伯身体欠佳，不宜远行。兄弟俩的见面计划再次搁浅。
两年后的冬天，我女儿出生，当了外公的父亲喜不自禁，含孙弄怡，与二伯见面的事情暂时忘却。孩子只愁生不愁养，转眼间，外孙女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与二伯见面一事再度被父亲郑重提及。电话到台北，时年九旬的二伯已耳聋眼花、浑身疾病地躺在了病床上，父亲闻言，仰天长叹，他一会责怪自己当初的犹疑，一边责怪二伯年纪大了胆子反而小了。一顿闷酒下肚，父亲边哭边唠叨了起来：“二哥啊二哥，你说你渡江撤退时，勤务兵在船上腿如筛糠，你一抬手一挥枪就将他打落至江中。我听得都吓得直筛啊，你还笑我胆小。这样的你，麽样一提回武汉就怂了咧？”酒醒后，我提及这些醉话，父亲重重地叹了口气：“你二伯手上有 GCD 人的累累血债，他怕回来有人寻仇，更怕被枪毙。换我，也怕是不敢回来罢！可是，那年月，国民党执政，剿 G 匪也是合情合理的呀，唉！我们兄弟说来说去都是时代的牺牲品！”末了，父亲这样总结。
2006 年，父亲患上肝癌。 2009 年，九十七岁高龄的二伯在台北去世，堂姐来汉给父亲带来了二伯的照片等遗物，父亲闻讯痛哭不已，往后，终日郁郁寡欢。 2011 年 3 月，父亲病逝，享年七十七岁。从此，一道海峡、一段由政治、被时代阻断了几十年的会面，终究还是未见，最终还是遗憾地画上了句号。
父亲与二伯，早年的合影遗失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中，后来，都是各自照的，没能见面，又哪来合影。如今，摇兮飘兮，顺水而行，乘云直上，他们都到了天堂，这对分别了太久的兄弟，终于相聚。
后记：
昨天是父亲节，我再次梳理记忆，着墨于已在天堂的父亲，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惊觉其中的不少叔叔、伯伯、阿姨也都和父亲一样不在人世了，而当时，他们的身体是多麽地健康，且充满活力啊。
这些远去的人们，他们就如潮汐一样，明明在记忆里还近在咫尺，可一个浪头过去，他们便迅速地退后，消失不见。
记忆如潮，翻腾着发出巨大的波涛声，我的心底渐渐升起痛楚，我的眼泪随着键盘的敲打声而落下，像一颗被碾碎的葡萄……
转自《胖熊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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