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景明整理: 50-70年代的农村：农民回忆节选
50-70
年代的农村：农民回忆节选
－－熊景明整理
本文仅从近年出版的几本个人回忆录，日记，调查报告中，梳理出 1950 年代到 70 年代底，中国农村面貌之一斑。同时，也参考了当时新华社记者书写的内部报告，以及个别的乡镇志和县志，以佐证个人经验。当事人当时的记录，可视为殷实可靠的资料；事隔多年后的记忆，则可能与事实有偏差。作者并未做过专门研究，仅以一份读书摘记，为对这段历史有兴趣者提供些资料线索。
资料主要来源于以下书刊：
侯永禄，《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中国青年出版社， 266 页， 2006.
作者生于 1931 年，陕西省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 1948 年合阳县简易师范学校毕业，加入共青团， 1949 年回乡务农。坚持写日记 60 年。家庭成分中农。他是农村的积极分子，先后担任互助组组长，高级社的会计，公社时期任大队党支书和大队长。
庞明模，《一路辛酸一路歌》，由子女赞助自费印刷， 209 页， 2008 ， 3
庞出生于 1940 年，他的父亲生于 1894 年，出身贫苦人家，有一亩地，到 1949 年全家省吃俭用，并乘当时的地主贱卖土地，借 200 余大洋钱，买下 20 亩地。 1951 年，减租减息时被评为新兴地主阶级。庞在村里积极表现， 1955 年获准参加高级社，加入青年突击队， 1957 年因‘思想反动’罪名被判十年徒刑， 80 年平反。
李世华，《共用的墓碑：一个中国人的家庭记事》， 明镜出版社， 335 页， 2008
作者生于 1943 年，父亲曾为佃农。合作化后任生产小队长。作者目睹和经历了农村五十年代以来的一系列运动，包括统购统销， 合作化， 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等。五十年代末的大饥荒中，作者在 28 天内失去五位亲人，出来饿死，有不堪痛苦自杀，有被斗死。文革中，当村小校长的大哥被诬告关押，六年半后获平反放回来。
尤淇，《胡笳一拍 我的记者生涯》，新华出版社， 307 页， 2005
作者 1938 年赴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 1952 年后，作为新华社高级记者，并担任新华社广东，浙江，安徽，江苏等分社社长，重点关注农村。
董时进，《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 114 页；《我认识了共产党》， 78 页； 1950 年，香港自由出版社。董时进 1900 年生于重庆垫江， 1924 年赴美留学，获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学位。著有《食料与人口》，《农村合作》，《两户人家》 等书。《两户人家》基于董的家族史，详细描绘了 19 世纪与 20 世纪交接年代的四川农村。董曾任教于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等，教授农业经济；并担任过江西省农业院院长，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农利股主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干事， 1938 年创办《现代农民》杂志， 1947 年，创建中国农民党，任主席。
其他资料选自，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选自 1949 至 1952 年。 每天出版一期的《内部参考》，刊载了新华社各地记者的采访和调查，主要放映问题，报道负面新闻，当时只送某一级以上的领导参阅。 本文仅引用古城村志编撰委员会编写，《古城村志》，中华书局， 1999 。包含丰富史料的县志，乡镇志和村志记载了大量民情，摘录的目的同样是引起研究者对这部分资料的重视。
土改――合作化的前期准备
已经有不少研究表明，由均田走向合作是共产党既定的农村政策。从具体的史料看土改，可以看到这一步如何走过来。正如城市中如果没有镇压反革命，没有三五反，反右等政治运动形成的萧杀气氛，就不可能发动文化大革命。合作化，虽然在理论上可能符合大多数农民的利益，而要以运动的方式在全国很快开展，顺我者昌的政治大环境是先决条件。首先必须说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并非‘揭疮疤’或者清算何人的错误，而是通过对真相的了解来以史为鉴。可以断言，在私有财产受到保护的今天，不会以类似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革或革命。
1950 年 6 月 28 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7 月 14 日颁布了《农民协会组织通则》， 7 月 20 日颁布了《人民法庭组织通则》， 7 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8 月 14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一位研究土地的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在 1949 年给毛主席上书，劝阻土改，今天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他的观点，很有意思。他认为：
中国的问题不是土地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应当节制生育，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平分土地，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只会阻碍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封建制度 2000 多年前就结束了，早已没有封地或土地世袭制度，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如百姓所言，“富不过三代”。
地主不是一个阶级， “有恒产”的传统令工农兵学商和阶层的人购买土地出租；这和存款，买股票是同样道理。 拥有土地不是犯罪，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才是犯罪。
地主富农是农村的先进生产力，必须爱护而非打倒；他们应当受到尊重，而不是被羞辱，被残酷地斗争，掠夺他们辛苦得来的财富。中国的优秀人才，许多来自地富家庭。
佃农和自耕农的区别并非被剥削以否。租赁基于双方自愿；有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宁愿租出土地，自己有劳力和经营能力，另外向地主租土地耕作为生的情况普遍存在。他们刻苦勤奋，目标是成为富农或地主。
地主中有为富不仁的，有坏人，但他们只是少数，不应当用暴力手段，将所有地主的财产非法剥夺。
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没有热忱，土地将退化；
将地主的土地，房屋，生产工具及私人物品统统没收，分给贫农和无业游民，令这些收取不义之财者获得暂时的好处，失令他们失却了良知（这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颠覆。在没有宗教信仰，缺乏法制基础的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是社会整合之基础。颠倒是非，打家劫舍的‘土改’，为后来的政治运动奠定基础）。
董时进建议政府用赎买的办法，收购大地主的土地，同时成立自耕农基金，扶持自耕农，借给有能力经营土地的农民购买土地，或向政府租赁土地。
他的论断除了基于他的专业知识，对农村的了解和切身经历，也根据当时的土地调查。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在 16 省， 163 个县， 175 万多户农户中举行的调查结果：
35.6 ％的农户拥有五亩以下耕地， 24 ％农户拥有五至十亩， 13 ％农户拥有十至 15 亩，一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 0.02 ％。而当时各种政府文件和政要的讲话都引用莫须有的调查说，不到乡村人口 10 ％的地主富农，占有约 70 ％至 80 ％的土地。
土地，劳力与生产资料
土改打破了农村长期以来形成的生产资料及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的契合。分到土地的贫雇农缺乏生产资料，中农和富农劳力富余。这其实是后来互助组，初级社成的主要原因。在内部参考上，对已经过土改的地区发现贫雇农普遍缺乏生产资料，地主富农生产情绪不稳，有相当多的报道 （内部参考， 1950 ， 3 至 12 月）。十分有趣的是，针对这一矛盾，在 1950 年 7 月，华东军政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讨论土改问题时，“有人提出 ‘组织集体农场或农业公司，由政府领导，工商界投资，贫农雇农也算一股到集体农场劳动’， 这和 40 年后‘公司加农户’的提法何其相似。（内部参考， 1950 ， 7 ， 25 ）。
新华社特派记者到河南调查后发现‘人口少劳力强的佃中农，土改后，统统吃了亏。土地虽是自己的了，但面积减少而收入也少了，劳动力确大批的剩余着’（内部参考， 1950 ， 6 ， 7 ）。
按当时记者在各地的调查，土改并不像主流媒体宣传得那样解放了农民，作为农村生产力中流砥柱的富农和中农，经济上都没有从土改中收益。“过去佃中农是在业的，贫农是失业的，土改后恰恰相反，佃中农是失业的，贫农却成了在业的 （同上）”。以上结论是这位记者做了大量调查得出了。 新华社及各地记者在四川，江苏的调查，关于农民对土改的态度，也有类似的观察（内部参考， 1950 ， 6 ， 8 ； 172 号， 1950 ， 7 ， 4 ）。
罪与罚――专制代替法制
董时进认为，“田地的所以者，业主，即所谓地主，不是罪犯，乃是普通老百姓，其中工农商学兵各界都有，并不构成一个特殊阶级。由割据式的军阀和贪官污吏所形成的大地主，可以说是罪犯，是因为他们贪赃枉法，不是因为他们有了田地。买田购地，和出租土地，都是合法行为，不是犯罪行为。最多数人民买田地是为了求得生活的保障，即教育子女的费用。他们所有的田地，多只能维持最低的或中等的生活。”
1950 到 51 的冬季，福建省逮捕恶霸，不法地主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八万，处决了二万二千。（内部参考， 1951 ， 3.27 ）。显然都没有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中南地区在押的犯人三十万，估计一半是地主 （内部参考， 1951 ， 3 ， 3 ）
湖南土改试点总结了各种问题，例如严重的平均主义，干部包办，过分没受地主财产的偏向 ，（‘仅留五天口粮’）（内部参考， 1950 ， 11 ， 21 ）。同时，但是这些经验和教训并没有应用到后来全国的土改运动中去，因为批判‘和平土改’已经为暴力土改定下调子（内部参考， 1950 ， 11 ， 21 ）。
“工作组干部觉得发动落后麻烦，没有其他办法一直用捆绑来追逼浮财。”群众发动不起来， 到 1950 年 12 月中中央下达了‘放手发动群众的指示’，批判了和平土改，于是‘各地都发生吊打地主的现象，有些地方几乎是每斗必打， 最近苏南松江区三天内便打死三十七人。（内部参考， 1951 ， 1 ， 8 ）。有干部说‘这下好办了，又可以随便打入了’，而大多数知识分子新干部对政策有怀疑，认为地主阶级早已低头了。记者对缃，赣土改的调查发现，‘据湖南七百多乡的统计，有六百多个乡发生吊打地主事情，最严重的乡已失去农民的同情，运动领导权落入地痞流氓之手。由于不分别丢掉地主的结果，地主逃亡的很多，如邵阳一地逃亡的地主及达三千名之多；江西地主自杀的现象不少’，‘不少地方发生侵犯中农，破坏富农经济的偏向，致使中农恐慌了，自动献田献地’ （内部参考， 1951.2.1 ）。
‘不少干部认为吊打捆是斗争地主唯一的好方法’。‘三说不如一打， 不吊就拿不出东西来’，‘有一县委委员对农民讲：土改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51 年初土改的方针是要彻底扭转‘和平分田’思想。有土改工作干部下乡工作后发现‘此地第一没霸可反，第二没租可减，第三没债可废，没什么可斗争’。这种态度被看成是工作上软弱无力。（内部参考， 1951 ， 1 ， 13 ）
大量的报道讲述了土改干部不够，工作粗糙，群众难发动。对地主反抗的描述，几乎都是地主隐瞒或转移财产，不老实交代，富农则为了‘减财产’而卖牲口，杀耕牛等‘破坏’行为。中农因没好处，不积极，也担心土改最后改到自己头上，贫雇农也不是全都积极响应。
和我们从教科书，电影，小说中了解的‘翻身运动’相去甚远。土改进展的不顺利，被归咎于‘和平土改’。批判‘和平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进行，“川北安岳地主自杀七十二个，营山七十个，仪陇七十个。其中大多是中，小地主，也有个别（协助）隐藏地主财物的农民，原因是吊打及赔罚无底的影响，有的村提出‘普遍斗，普遍罚，船破还有三千钉’”（内部参考， 1951 ， 7 ， 16 ）
而‘川东合川西工作尚好，但有和平土改危险，即过分强调讲理，讲法，干部因有民主人士在那里，特别破违反政策，束手束脚。’ （注：网上提出反驳，炎黄春秋所刊‘暴力土改’文章正是尤当时在川东土改的人士写的， 他也许不了解他们被批判为‘有和平土改的危险’）。同一份报告中说到，“川南江安县，提出‘宁左无右’的口号，对地主刑法有十五种之多，一个月内即吊打死十余人”“叙水，犍为一个月内地主自杀者有三十余人”。（内部参考， 1951 ， 8 ， 18 ）。
“据湖南土地改革委员会九月初的不完全统计，该省零陵，衡阳，邵阳，益阳，常德，滨（？）州六个专区，在土改中地主自杀人数同 1 ， 187 人”“荆州专区九个县在土改和复查中地主自杀共 2 ， 626 人。”（内部参考， 1951 ， 10 ， 3 ）
迄今地主及他们的子女各人对土改的回忆文字十分稀少 （注：海外出版的有廖亦武对云南十户地主及后人的访谈写成的《最后的地主》上下册， 564 ＋ 421 页）当年的地主‘狗崽子’庞明模回忆道： 1952 年，土改工作组进村，“父母亲主动配合，并跪着举双手献上房产地契时，还是免不了挨棍棒之苦”。那年“我” 12 岁，父亲跪下时，民兵队长“顺过来牵者耳朵要我非跪下不可” （庞明模， 17 页）。这年冬天，父亲被民兵拖出去打死。父亲死后由母亲顶罪。 “如开什么教育会，交代会，补充认罪会，我的陪母亲一块去”。母亲是小脚，白天下地劳动，晚上纺线，“一年说不上三句话，从我记事起，就没见母亲笑过一回”。一家三口吃不饱，将饿的皮包骨的妹妹送到舅舅家，后来母亲为了改变成分，改嫁到山区，可惜仍然是地主婆，文革时挨斗 （庞明模， 18 － 19 页）。
是与非――传统价值观的颠覆
那些贫民明明知道所谓地主富农并不是什么封建的，明明知道自己的贫穷并不是由于地主富农剥削，然而政府的委员既然对他们这么说，叫他们这么做，而且他们是可以得到利益的，又何乐不为呢。于是他们只好硬把自己的良心窒杀掉，随着政府的委员（工作组）一齐去打抢。这一些贫民即使暂时得到了一点儿物质的好处，可是他们的天良完全被毁灭了。”
据川西农村调查，替地主隐藏财物的农民占 40 ％，（还在不断增加）。除 10 ％的地主富农外，百分之九十的农民中，比较纯洁的只占 40 ％。（内部参考， 1951 ， 11 ， 16 ）
“个别农民在被绑的地主老婆哭时也跟着哭”。（内部参考， 1951 ， 1 ， 8 ）
1943 年出生的李世华，父亲给是佃农。“地主被打倒后，地主家的土地，房产先被‘共’了，然后，工作队又发动群众‘斗财宝’，即‘分浮财’。”“斗财宝’的时候，父亲和叔父都没进地主家门。‘这都是人家老辈里会过日子省吃俭用攒的，父亲说。” 父亲认为地主唐家待他不薄，对地主恨不起来，甚至不忍心到会场看斗地主的场面。村里斗地主用‘拉滑轮’的方式， 在树上拴一个滑轮，把被斗的地主捆起来吊在滑轮上往树上拉，拉到半空中猛一松绳子，地主被重重地摔到地上。如是连续几次，被斗的地主已被摔得半死” （李世华， 34 页）。
“世事变得让我两都不敢相信了，就是那些分到浮财的贫下中农也不敢相信。有些人白天分到了衣物家具，晚上又悄悄地跑到东家‘物归原主’。地主老爷们一下子威风扫地，见了农会干部也只好点头哈腰”（侯永禄， 50 ， 12 ， 25 ）。
征粮，统购统销――国家与农民
六十年后，李世华仍然记得父亲领到土地证时由衷的笑容。虽然合作化后，“我们早已没有了自己的土地，但父亲一直把这份土地证珍藏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甚至在他临终遗言里也没有忘记对二哥交代土地证存放的地点” （李世华， 35 页）。分到土地后的几年是这位勤劳精明的农民最开心的日子。一年四季有饭吃，有衣穿。 1954 年统购统销开始， 卖粮多的，领导受上级表扬，各乡各县开始攀比。干部到各家去翻查，防止农民瞒报，藏匿粮食。“领头的吴中新手里提着一把刺刀。 平时，他对父亲很尊重，但这次不认识他的‘傅先大爷’了。” 一伙人将屋子死角旮旯都搜遍，用刺刀翻戳麦草堆。 “父亲漠然地站着，满脸悲哀，说‘过去犯了事才抄家，这兴的是啥规矩？’。粮食交上去，“农民的生活又回到解放前，乃至解放初的状态”。春天，采槐树芽和柳树嫩叶和一点面，蒸馍或煮糊糊充饥，直到树叶老得不能吃了 （李世华， 39 页）。
“ 1954 年春节过后，粮食的统购工作进入强迫命令阶段。政府对群众不再进行思想教育，而是采取单纯完成卖粮任务的做法。村里不但晚上开会，白天也开会，有时一天三晌整天开会，卖余粮不再是自报，而是采取公议或民主评议的办法 （侯永禄， 1954.3.9 ）。”“我家也被搜查了， 弄得人心惶惶。藏粮不卖的现象各村都有，有人藏于地窖内，有人藏于茅房里，有人藏于顶棚上。对藏粮不卖的户，一经发现，便要进行批评。东庄村牛霍来，就是因为藏粮被发现而害怕批评，便跳井自杀了 （侯永禄， 1954 ， 3 ， 15 ）。
在粮食实行统购工作的同时，国家也发行了建设公债，我也认购了八万元 （八元）。我虽然也带头卖了余粮，但后来也卖了不是余粮的口粮，因此心里总觉得政府这种做法已引起了群众的不满，降低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侯永禄， 54 ， 3 ， 18 ）。
“东北村开了选举大会，东北村共有常住人口 446 人，选出四个人民代表，靳自荣为赴县代表（侯永禄， 54 ， 4 ， 14 ）。
‘拿出来不要紧，只要不要命就好’（内部参考，， 1950.8.1 ）土改时掀起的乡村暴力在农村征粮工作中‘有样学样’，记者在川西，川南的调查发现普遍搜查及种种强行征粮的现象，‘如曾普遍发生吊打，烟熏眼睛，酒灌鼻孔，用铁丝将欠粮者鼻孔穿起来示众等事情’。“荣县余家乡征粮干部管伯勋 （军政大学学生），在催收欠粮时，竟强迫该乡欠粮乡民五女一男（两人为 20 余石租之小地主，余均为农民）相对裸跑，胯下各置一灯。一新婚少妇，因不胜羞愧用手将下部遮住，管竟用皮鞭毒打。该乡民再三向管请求均无效，至次日受罚者之家属贱卖家具，衣物款来赎后，才将他们释放。（内部参考，， 1950 ， 9 ， 1 ）。半个多世纪后，当初和管伯勋一道参加这场征粮的另一位军政大学学生撰文回忆当年的工作，没有任何反省，也只字不提采用过暴力。
1951 年秋粮上市后，“湖南九月以前仅收购粮食二亿斤距离粮食九亿斤的收购任务相去甚远”（内部参考， 1951 ， 10 ， 18 ）。 1952 年夏天各地的粮食收购都出现困难，例如陕西计划收购小麦五亿零六百多万斤，夏季收购进行二十天内，全省十四个大据点仅收购了 87 万斤。当时分析的原因主要是干部认识不足，有专区党的负责干部认为‘如果农民把粮食出售了，将来吃什么呢？’； 有干部说发动农民集体售粮‘这会违背了农民资源交易的自愿原则’（内部参考， 1952 ， 7 ， 2 ）干部各出奇谋完成收购任务 “部分地区村干部假借‘检查卫生’为名，搜查农民余粮。这种现象在辽西省很普遍（内部参考， 1952 ， 7 ， 28 ）。 1952 ， 8 ， 1 的《内部参考》头条标题为‘农产品收购价格过低，工农业产品差价扩大，华东区农民丰收获益不多引起不满’，‘工农业的剪刀差，以上海市为例，今年比之 1947 年（解放前）扩大了约 57 ％。农村工作的干部说‘下乡吃粥就想到机关里的肥猪肉’（内部参考， 1952 ， 8 ， 8 ）。（这一期内参引了广西横县某区委书记的预言： ‘共产党现在是穷人的党，以后要变成发财党’）。
收购任务本来就脱离现实，加上层层加码，基层干部用强迫命令办法， 例如开会，‘群众不愿接受所交待数字，干部不准农民回家吃饭’，有的规定现在不卖，将来卖一斤罚十斤，有的留下粮食不够两个月，有的家中已无种子，有为妇女代表‘公粮未交，债未还清，家中口粮已无，因而上吊自杀’。“农村流传着这样的话‘小麦交公粮，大麦进银行（还贷），麦秆烧锅膛，合作社大收场，老百姓嘴巴挂屋梁’ （内部参考， 1952 ， 8 ， 18 ）。
浙江日报六月 27 日讯：
“浙江农村干部乱打乱扣，强迫命令作风仍很严重。如： 1 ）慈谿庄村干部擅自召集富农，中农开借贷会，一般富农，中农都不愿出借或无可借贷时，村干部即当场把几个富农，中农绑起来打，结果被迫借出 12 ， 000 斤谷子；”，另外的例子包括向群众借粮不果，查封粮仓，另农妇自杀，凡是参加一贯道的村民统统逮捕，绑送县府等。（内部参考， 1950. 12 ， 27 ）
董时进自己办的大新农场，也遭遇到酬缴公粮的难关，身为农业经济学家，他的分析超出个人经验：
互助组到初级社
1952 年他们家过上历来最丰盛的春节，割了两斤猪肉招待客人。政府号召抗美援朝捐献也好，使用新农具也好，他都带头。“我对政府的号召从来是一马当先，只有响应组织互助组的号召，我觉得最头痛。我自己的互助组，也一时扩大不起来。”（侯永禄， 52 ， 3 ， 16 ）。 54 年 9 月，村里成立了初级社，他当上会计。这年 11 月，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去西安，参加县里组织的社干部外地农业社学习考察。
“我对政府的号召从来是一马当先，只有响应组织互助组的号召，我觉得最头痛。我自己组织的互助组，也一时扩大不起来，只有五户。而牲口只有自己和广签的两条毛驴以及子玉的一头乳牛。眼看夏收马上来临，却没有好使的驾辕牲口。我认为麦子拉不回来，这互助组必然垮台” （侯永禄， 1952 年 3 月 16 日）。
为了买牛，他卖了驴又卖了六亩地，卖收时，整个夏收只打下 4 石小麦，还低不上一头牛的价格。‘这个经济损失确实很大’（侯永禄， 1953 ， 5 ， 4 ）。
1952 年连东北这样先开始合作化的地区，春耕时节组织起来的互助组有散伙的趋势，黑龙江省提出‘到弱村去，到低级组去，巩固互助’，有些县再派干部下乡。（尤淇）
54 年初级社，各家地里的庄稼归自己。他家的小麦收了十三石多，加上砸烂，棉花；另外给人干农活收入 123 万元。生活改善了许多。他还花了 11.8 元买了两双雨鞋， 21 万买布料， 买书订报花了 12.8 万元。 1955 年 9 月，他参加了首届“陕西省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他第一次住进楼房，第一次听到高音喇叭。开完会，他的工作积极性更高了，年底算帐，连续四五个晚上都熬到天亮。
地主子女庞明模入社时贫如洗，没有任何带入社的生产资料，在社里参加“青年突击队”表现突出，”一年干下来，我按一个半人分配口粮，年终还分了十四元现金。这下可好，大胆添置衣服，买锄头，镰刀等农具之必需件”（庞明模， 25 页）。他觉得凭自己的表现，已经算是几本结束了地主崽的生涯，并梦想着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 （庞明模， 27 页）。
这一年，他们三个相识的家庭组成合作互助组，很有成效。才两年后， 村里要求大家“自愿”加入合作社。他家的耕牛就像家中一员，“自愿”交出去后，父亲天天去社里的牛棚里看，回来含着眼泪说“咱家的牛眼看着掉膘了”。父亲被选为生产小队长， 早出晚归，像操心家一样操心队里的事。看到有人出工不出力，就发急，生气地说：‘这样大呼隆咋能干出活来？”。“初级社不久就合并成立高级社，一两年后又一起入了人民公社。这后两次，没有人问你自愿不自愿，也没有人动员你报名了” （李世华， 43 页）。
侯永禄生动地记录了初级社成立的场面。
“路井乡第一初级农业合作社成立大会胜利召开。乡政府在六世词门口的大场里搭起了戏台，……六世祠便成了召开社员大会的会议室。社员家家户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人人穿着新衣裳，挂着红布条，作为社员的标识。早饭后，全体社员都聚在一齐先照了全体像。各乡，各村，各互助组，各机关单位，送来 30 多面锦旗，并派代表来参加大会”。“晚上，大会请来线腔戏班和高家村的‘自乐班’表演了精彩节目，完小学生演的‘五谷丰登’很受欢迎”，“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干部们白天带头劳动，晚上又加班熬眼地讨论社里的工作。我更是忙上加忙，除白天参加本组的生产劳动外，晚上开会后，又根据会场决定安排具体工作，起草各种规章制度，计算各样表册数字”。（侯永禄， 1954 年， 9 月 17 日）
记者尤淇同样认为初级社收到农民欢迎。他在农村住了半个月后调查到以下情况 （尤淇， 27 － 28 页）：
一，农民真心拥护土地、耕畜不入社的初级合作社。二，中农有较强的劳动力和耕畜，只有一部份人愿意加入初级社。另一部份中农不愿意入社，他们口口声声反复申述中央讲过的一个政策：“若是有的中农不愿意入社，就不要勉强，可以让他们在社外跟合作社进行竞赛，到合作社发挥出强大优越性时，他们会自愿来参加的。”但在张家边，只让中农在社外站了几天，便要他们一律入社，引起中农很大的不满。三，初级社采用以工换工的计酬方法，深得农民欢迎。该法很简单，就是用了别人的人工，还他人工，或者算给工钱；用了别人的畜力也记工，或还人工，或给牛力钱。这样“斤斤计较”，谁都不吃亏，最能发挥互助合作的威力。张家边在 1954 年办合作社时，就是这样干的，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粮食得到了空前丰收。
高级社
“ 1956 年初，陶铸同志在广东省的干部会上，宣布了广东省合作化的‘三年计划’， 第一年铺开，第二年大干，第三年扫尾。他要求第一年达到 28 ％”。‘经过计算，今年年底达到合作化 28 ％是最合适的，少一分就是保守，多一分就是冒进！’“可是，他讲话后不久，看到不少外省超过了广东，他急了，也要求速度一天天加快，先改第一年的比例为 35 ％，后改 50 ％，再改 60 ％…… 70% ……以致于没有一个数字限制。到了 7 － 8 月间，正当初级化在跳跃前进时，突然一律要改办高级合作社。”作者到中山县张家边乡调查，住了半个月，了解到农民对按部就班的初级社是欢迎的，对后来越跑越快充满疑惑，‘消极的破坏现象日益严重。有的杀猪，有的宰羊，有的买牛”。作者写报道，认为合作化步伐太快，被陶铸批评为‘不懂政治’（尤淇， 22 － 23 页）。
1956 年，受到农民抵制的合作化运动引起中央负责农村工作的 的注意，发出整顿指示，全国停办了好几万个合作社，引起毛主席的不满，他在五月做了一个《关于合作化运动》的报告，批评主张慢慢来的人是‘小脚女人’，对他们击‘猛掌’，于是，全国掀起了合作化运动的高潮。
“在毛泽东讲话以后，张家边的有些干部就不满足于初级社那一套了，而开始办高级社，要求劳力、土地、耕牛全部入社，土地和耕牛不再计酬，劳动按强弱记工分。。这些村庄便开始出现农民杀猪、宰羊、卖牛等消极对抗情况。个别地方已办了高级社的，农民要求退回初级社去，领导不许，他们便结队抢夺耕牛和土地，造成了农村的极大混乱。（尤淇， 27 ）
对于土改后作为二等公民许多年的庞明模，初级社也好，高级社也好，他因为被光荣地批准入社，取得和村民同等的社员资格，感到欢欣鼓舞。
我从十四岁起，自己耕田种地，我这个地主的狗崽子在村里见到的是憎恨的目光，民兵队长，村长等要我交代反动思想。 15 岁时，我的身体还没有开始发育，“肩膀被磨肿，再被撕破， 但还得咬住牙巴，硬撑着，每天从二三十斤逐步增加到四五十斤，挑七八十米远”。到 1955 掀起劳动大生产运动，成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凭劳动吃饭。 “我就是被集体化这抹阳光温暖着，才找到了出路与自尊――劳动平等，待遇平等。 让我参加高级社劳动，吸收为社员当然很称心。当时的先决条件是？ 1 ）不属于地富死硬分子； 2 ）在群众中没有坏印象； 3 ）思想比较好，从未干过坏事； 4 ）最主要是劳动好。
“成天手不停，脚不住，替别人栽红苕，插秧子，扯草，采桑叶，翻苕地，割猪草，不调皮捣蛋而最会听话，更不多说话 （没有说话的权利（，甘当一只小牛犊只差调教， 才让加入农业社的（其他地富家庭的确是不可能的）。”从十二岁开始，就没用过上正常人的日子，受尽羞辱，只能忍气吞声，入社后，“我能理直气壮地跟大家在一块劳动，一块享受正常人的待遇……多少年来我一直在生死线上挣扎，哪怕几天不见水米，我也绝对不会让自己丧失良知。”他的诚实和卖力得到队长的赞许。 “我曾主动找队长借了一元五角买小猪养，队长马上答应，且当即在社员大会上说：‘若钱还不出来我给他陪起’，令他十分感动， “所以干啥我都是卖命，决不失信于任何人，用行动才能证实自己诚信善良地做人” （庞明模，页 24 － 25 ）。
阶级斗争再次开始
1956 到 57 年下半年，农村相对平静，反右运动最初对农村影响不大，但很快，无情的斗争再次展开。 1957 年 12 月 7 号，庞和村里的一伙年轻人连夜赶编花鼓词，快板，小调，顺口溜，宣传党的“三定”政策， 在祠堂夜校班展示表演，赢来一片掌声，让这个 19 岁，终于摆脱了出身包袱的年轻人兴奋不已，准备好第二天在集市上表现一番。 第二天，当他和小伙伴们说说笑笑来到会场，他立即被几个梭镖民兵围住。会场上挂着横幅标语“巩固土地革命清匪反霸成果，坚决打击破坏捣乱向我党猖狂进攻的阶级敌人”。会场上“口号声四起，梭镖大刀挥动，拳头盖过人头”，之后点名抓坏蛋，“双凤十八村地主崽子庞明模” 被揪上台，被梭镖打在地。关押了半年之后，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判决书大意是：
出身反动地主恶霸家庭抗拒交代其反动思想，并为反动地主父亲的死辩护，本来自死硬说成批斗致死，为其翻案，借贫下中农之口，借反动富农之口，恶毒攻击“三定”政策，配合右派猖狂向我党进攻，有意歪曲攻击“三定”政策，内容极其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公然对抗审判人员等罪行，现以新生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以资严惩，而警今后” （庞明模， 42 － 43 页）。
侯永禄的日记反应出同样的情况。
“当前在农村中应着重批判以下几个方面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
一，埋怨，反对合作化，夸大农业社缺点，把天灾减产归罪于合作化，想搞垮农业社。
二，埋怨，反对统购政策，只顾自己，不顾国家，压产瞒产，集体偷粮分粮，余粮卖给黑市。
三，不好好劳动生产，专搞投机生意。
四，认为农民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工人生活好，农民生活苦’。
必要坚决打击不法地富的反革命行为，该法办的法办，该扣帽子的扣上。对刑事罪犯也给予有力打击。”（侯永禄， 57 ， 8 ， 4 ）。高压政治在农村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
大會宣判處理了 21 名犯錯誤的幹部，并法辦了 4 個人。大組會上，陳誠義書記宣佈了“對李漢斌、侯永祿給予‘黨內警告’的處分”的決定。（侯永禄， 1960 年 4 月 22 日）
1957 年底，庞明模被送到青海的劳改农场。 80 年初，他向青海西充法院递交申诉。 80 年 2 月 28 号法院寄出回信，结论是：属年幼无知，免于刑事处分，判处无罪。“间隔 22 年零 80 天，终于理申了。短函看罢，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该哭还是该笑，人像木头一样一动不东，足足有两个钟头。 22 年苦辣辛酸十几个自给予总结得那么彻底，这十几个字整整盼了二十二年，二十二年的血和泪能用文字表达吗？（庞明模， 146 ）”。
李世华 1957 年考入县城最高学府砀山中学，同样成绩好的同班同学，他后来的妻子，却因为父亲有“历史问题”，曾经任国民党三青团区分队副队长，未被中学录取。这年末开展反右运动，学校的十多名收学生爱戴的老师都被打成右派，失去教学资格，被派去做苦力活，脏活 （李世华， 58 － 65 页）。
大跃进跳跃到人民公社
1958 年，全校停课大炼钢铁， 23 个班，每班在操场上竖起小地炉，轮班“炼铁”，只睡三四小时，食堂 24 小时开饭，红芋任吃。许多师生剃光头，用头发和泥做坩埚。 “各家各户的锅碗瓢勺等凡是带铁的东西都交上去炼钢铁了，还有锅铲，洗脸用的铁盆，甚至门上的铁钉，铁环也被拔掉上交，最后，连妇女头上的簪子，发夹都被搜走了” （李世华， 76 页）。
以下是侯永禄对大跃进时代农村的记录。
1958 年 4 月 20 日
區上又開展了以除“四害”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全區統一行動，雞叫時起床吃飯，天未明就開始行動：全民動員去村里、村外，上樹、上房捕捉麻雀。大家各守崗位，敲着臉盆，敲着鑼，一聲號令，便一齊捕捉。但折騰了一天，全隊成百人白天就捉到一只麻雀，晚上捉到 5 只，真是雷聲大，雨點小。
1958 年 8 月 7 日
我和雷文現去雙王鄉八里店看了植棉能手張秋香的棉花。棉株已有 5 尺高，每株已長出了十七八個棉桃。每亩 4700 株棉花，標牌上的指標卻竟是亩產籽棉 7600 斤，真驚人！
1958 年 8 月 11 日
我開完會一回去，就主動繪制比武台。各隊正大搞工業集資，收集社員家中的廢銅爛鐵。我便把家里的一斤半銅麻錢、舊鐵犁轅子和父親在世打鐵用的大錘、大鉗、虎頭鉗、鐵砧等都當做廢銅爛鐵支援了大煉鋼鐵。
1958 年 10 月 28 日
公社今天宣佈：從下月起，社員勞動所得的工分，就只作為發工資時的參考，不再作為發工資的依據，而現在發工資的依據是各個勞力所評定的級別。評級的標準有 5 條： 1 ．政治思想； 2 ．體力強弱； 3 ．勞動態度； 4 ．技術高低； 5 ．參照底分。工資發放的標準是：八層為基本工資，按所評定的等級拿基本工資。兩層作為獎勵工資，共分 9 個等級獎勵，各等級在總人數中占比例為：一級占 4% ，二級占 5% ，三級占 8% ，四級占 10% ，五級占 20% ，六級占 20% ，七級占 15% ，八級占 10% ，九級占 8% 。底分最低為 3 分，即一級；最高為 11 分，即九級。
不按勞動所得的工分發工資，就省去了定額管理評工記分時的許多麻煩手續，但社員的勞動積極性和勞動效率卻差得遠了。
1960 年 3 月 7 日
大躍進時期所修的水利工程，就全縣來說，沒有幾處是能用得上的。路井修的老八溝水庫閘門，經不起第一次暴雨，便被沖垮了，從未蓄過一點兒水。
整個水庫上上下下長滿了荒草。而各個地頭打下的水窖，不但沒有用上水，卻給行路和耕作造成了許多困難，特別是在黑夜和雨天，一不留神就有掉進窖里去的危險。
1960 年 6 月 2 日
這不叫割麥比賽，這是比賽看誰糟蹋得多，
真可惜呀，把 100 亩豐產小麥硬給糟蹋哩！
记者尤淇在 1962 年说：‘办人民公社是头脑热得发昏了，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文革是几乎为了这句话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他的的言论是基于个人长期在农村采访，调查。他的调查表明， 浙江省诸暨县在举办人民公社后，脱产人员增加了 5592 人，其中农业、茶业、林业、民办中学等 4 所中学和一所红专学校，就增加了脱产和半脱产人员 1854 人；增加食堂饮事员、管理员 1617 人；托儿所保育员、幼儿园教养员和敬老院服务员 1424 人和医务、保健人员 63 人；文工团 33 人；洗衣组 530 ； 其它人员 71 人。
公社化前，枫桥区共有 92957 口人，全劳动力 15043 人，半劳动力 24700 人。由此看来，新增脱产人员 5000 多人，多半都是年轻的好劳动力，使田间少了青壮年，不少老弱在劳动，这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
公社化前，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基本都在田间劳动，办成公社后，多半都浮到上面来了，干部参加劳动生产的时间顶多不超过十分之一。新枫管理区的一个先进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和队长，在过去的 3 个月中的劳动时间加起来不到 10 天，可以作为代表。这样田间少青壮，多是老头和老妇在田间劳动，田里哪能多长出粮食？非闹饥荒不可。
枫桥公社从 1958 年 11 月起实行吃饭不要钱，到 1959 年 2 月底，已外流了 993 人。这些外流人员中，贫农 317 人，中农 263 人，原基层干部 16 人，在职的乡长、民兵连长、排长、记工员、保管员等 26 人，小学教员 12 人，地主、富农 49 人，反、坏、兵痞 145 人，其它份子 165 人。在以上人员中，有共产党员 12 人、青年团员 110 人。
以上这些人员都是在去年 11 月实行吃饭不要钱以后外流的。为什么要外流？是因为现在吃饭不要钱了，家里的老老小小有公社养活，自己就可以外出挣钱，多得一些收入。多数人去外地的城镇打零工，每月有 17-24 元的收入，比困在公社里每月只发 3-4 元的工资多得多。
据枫桥公社党委统计，公社一级机构和 8 个管理区共有原来领取国家工资的职工 2300 多人，家属 6000 多人，在这 6000 多人的家属中，有一部份人有劳动能力，是自食其力的，而另一部份是无劳动力的，过去靠职工的工薪养活，现在就全靠公社养活了。
枫桥公社原来就只有 15043 个整劳动力，除去外调 ( 炼铁、修水利等 ) 和外流 5000 多人外，留在社内的整劳动力已不到 1 万人，那是无法耕种好全社 15 万亩农田的。加上开支浩大，收入缩减，投入农业的资金很少，那收成自然就很不好了。
典型中农宣纪川，家在桥亭生产队，今年 56 岁，全家人口 (3 儿， 1 女， 1 媳，老两口 ) ，有劳动力 4.5 个。解放前是贫农，只有 1 亩田。土改后分到了 11 亩田，生活大大好转。 1956 年合作社，他全家共做 1000 多个劳动日，每日 0.96 元，除去口粮后，还有现款 280 元和一些其它农作物，生活比较宽裕。 1957 年，全家共做 1200 个劳动日，扣除口粮后，还得现款 320 元，另外还分到麦子 30 斤，番薯 2300 斤，豆子 70 斤，土豆 300 斤。那年养了 2 窝小猪卖得 160 元；卖肥猪 1 头，得 30 元，加上其它一些零星收入，这年得现款 510 元，生活相当寛裕。
1958 年上半年，夏分时得现款 170 元。 8 月办人民公社，他交出中猪 5 头，母猪 1 头，小猪 8 头。到年末总结，他全家得工资 93 元，加上归还 20% 的猪款 12.50 元，共 105.50 元。全年相加，共得现款 275.50 元，只及 1957 年的近半。
其它两个中农的情况，与宣纪川家差不多，只是其中有一个人说到了养猪。他说：“公社化后，不养猪了，他的损失最大。因猪由生产队集体饲养了，个人不准再养。过去他养 3 头猪，一天就可积 1 担粪，可卖 3 角钱， 1 个月就是 9 元， 1 年就有 108 元。中农之所以生活较好，就是靠精打细算，糠皮和芝麻都要捡回家积累起来的。”
而集体养猪的结果，猪越养越少，越养越瘦。桥亭生产队把各家的猪集中起来时，有猪 1936 头，现在只有 400 头了，而且很瘦。
大饥荒
大跃进和大饥荒方面的资料，近年陆续出版了许多。最为殷实的是原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先生，历史十年到十个省档案馆收集资料而撰写的长篇巨制《墓碑》， 2008 年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他综合了对大饥荒中死亡人数研究的发现，认为这一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约三千六百万到三千七百位。信阳县饿死一百万人则已为官方和学者的研究证实。 2009 年，一位党史教授乔培华教授完成了于 2002 年的书稿《信阳事件》也在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了。对这一段惨烈历史的忠实记录，也反应在任彦芳先生 2009 年一月，在广东人民出版的‘新史学’丛书之一《焦裕禄身后》。任彦芳，《焦裕禄身后 ――我与兰考的悲喜剧》，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
作者访问了焦裕禄的老领导，开封地委书籍张申，继焦裕禄后当然兰考县委副书记的周化民。及焦裕禄时期的兰考副书记张钦礼。这三位共产党的优秀干部，因为不同意党的农村政策， 张申和周化民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降职下放劳动；张钦礼被打成严重右倾，留党查看，撤职后下放劳动（这套丛书还出了笑蜀先生的《大地主刘文彩》。相信记载 50 到 70 年代大陆农村的书会陆续出来）。
1959 到 1960 年，大饥荒中，李世华的父亲上吊，快饿死的叔叔在斗争会上经不起折磨死了， 婶婶和侄女也先后饿死。文革中，当村小校长的大哥被诬告关押，六年半后才获平反放回来。
一个普通的贫农家庭从 1949 年到 1979 年，并没有躲过政治运动的摧残。
对大跃进时代的农村，侯永禄提供了逼真的历史记录。
1960 年 6 月 5 日
侯大慶，真可夸，夏收割麥頂呱呱，年紀雖小決心大，一心超過馬勤快。
火紅太陽他不怕，人家休息他不乏。腰酸腿疼他不顧，獨自一個捉鐮把。
社員個個笑哈哈，大慶趕上馬勤快！
1960 年 7 月 10 日
1960 年下半年，大躍進帶來的浮夸風尚未得到制止。由於頭一年的批判右傾保守，脫離實際、胡吹冒料的人更猖狂了。“彙報彙報，三分捏造；統計統計，七分估計”的現象更多了。
1960 年 7 月 17 日
已夏收畢。在路井公社的“三反”會上，有個公社領導說：“今年產量沒核實，竟然實產比去年低了。
這七八十斤哪里去了呢？一定是壓產、瞒產、偷產了。我們堅決要查清楚，核出來，不能貶低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優越性。
1960 年 10 月 12 日
有人以拍花花手的形式編的兒歌是：“你一我一，標準太低；你二我二，模糊泡菜；你三我三，紅薯秆秆；你四我四，家家閙事；你五我五，肚子敲鼓；你六我六，頓頓憂愁；你七我七，唉聲嘆氣；你八我八，拉耱拽耙；你九我九，不偷就咎；你十我十，吃飯積極！”
1060 年 10 月 22 日
全路井大隊，鮮蛋收購任務是 1300 多斤，每人半斤多，每戶兩斤多。幹部們認這根本完不成，只是說說而已。
可是到後來，上邊催得一次比一次緊，成了正經事，幹部們也就越逼越緊。據說是為了換外匯，又有人說是為了給蘇聯還外債。原來一個雞蛋 5 分錢，收購價是每斤 5 角 8 分錢。但任務一緊養雞戶有任務，這樣，村里便出現了藏雞、賣雞，甚至殺雞的現象。養雞戶說：“養個雞真受氣，幹部天天要雞蛋。不喂雞，多清閒，鮮蛋任務他不管。”四隊丙才家的 16 只雞，育亭家的 8 只雞，全賣光了。同雲家在國慶節把母雞賣了，只剩下了公雞。
不管會上講的再多，要社員大量養雞，但養雞數卻繼續減少，全大隊減少了一半多。
我為了完成任務，先後從高天社家買了一個雞蛋， 4 角錢；從高林媽家買一個雞蛋， 5 角錢；從崔子玉家買一個雞蛋， 1 元錢。另外，也有人拿饃換蛋，拿柿子換蛋，拿油換蛋，拿有票、糧票換雞蛋的，真是百古十樣，五花八門。
大家東跑西窜，人心惶惶，直接影響了生產，但鮮蛋收購卻比什麼都重要，還是不能停下。
大隊、小隊的幹部想盡了辦法，派人在外買回的雞蛋，有的按戶、按人攤錢。群眾說：“這和國民黨的派差事、派款子一樣。”有的隊為了避免社員的不滿言論，幹脆從隊里的副業收入中開支了錢。為完成任務而額外花的錢，僅路井大隊就花了 4820 元。其中社員約花 1000 元，小隊約花 2618 元，大隊約花 1202 元。如果把小隊派人出外買雞蛋所記的工分再算上，那就更多了。
1961 年 1 月 15 日
浮肿病人相當多，社員們一個個面黃肌瘦、沒精打彩，群眾中的不滿情緒也不少。說什麼“王書記，想升官，打一石，報兩石，把社員餓得怪叫喚”；“人民公社好，頓頓吃不飽”；“人民公社是天堂，社員餓得遭飢荒”；“幹得再緊，吃不過留糧標準”；“鼓足幹勁，一天半斤”；“排除萬難，一頓吃完”；“毛主席萬歲，喝糊糊站隊”；
1961 年 1 月 24 日
牲口數一月比一月少，入冬以來已經減少了 100 多頭；社員的口糧標準每月平均只有 15 斤， 3 歲以下的小孩每月只有 3 斤；全大隊半年來共死亡 50 人，其中因營養極為缺乏而死亡的就有侯金海、侯江雲、侯堂弟、侯堂弟、侯妙才、侯獅子、侯喜錢、高新斗、高三捷、侯文伯等 10 多人。
1961 年 1 月 26 日
“娃一個月只分 3 斤糧，連喝粥糊糊都不够。哪里來的奶水啊！與其在咱家餓死，倒不如給人家，討個活命好些！”我便抱起滿月不久的小子娃，哭着說：“萬勝啊萬勝，把你給了人，你長大後卻不要罵你大和你媽太狠心！只因你生不逢時，我和你媽實在是養活不起你啊！把你給了人家，總比餓死在咱家好呀！”
1961 年 2 月 12 日
社員把地里的紅薯根、紅薯蔓，都刨來吃了。食堂把曬乾的紅薯葉也用秤稱出分給社員當糧吃。周圍村里村外的榆樹皮也被人剝光吃掉了。
1961 年 6 月 23 日
1961 年夏收後，公社散了食堂，社員們便各回各家，自做自吃。雖然自家能主雜搭配，乾稀調劑着吃糧，但總的分糧標準還是沒有提高。這一年，路一大隊的糧食平均亩產是我入社以來最低的一年；小麥亩產 132 斤，豌豆亩產 23 斤，扁豆亩產 31 斤。 1960 年的口糧標準是 270 斤，這年的小麥亩產卻只有 200 斤，也遠遠不够口糧標準，社員們飢餓難熬，靠挖野菜、吃樹皮充飢，還出現了餓死人的現象。今年的糧食產量這麼低，群眾的口糧怎麼辦呀？
1961 年 12 月 19 日
中央把基本核算單位由大隊轉移到了生產小隊，小隊有了自主權，糧食實行大包幹。只要完成國家的徵購糧任務後，社員就可以多產、多留、多吃。這項政策大大調動了大家的勞動積極性。社員的勞動熱情空前高漲，主動找隊長要活幹。
1962 年 8 月 12 日
今年夏季，我家的自留地產小麥 230 多斤，隊里又分給了 2000 多斤麥。後季的雨較多，秋田也算是豐收了。我自留地里的紅薯，總共成活了 1300 多窝，總產量達一千來斤。我家又從隊里分了 1830 斤糧食，人均糧食有 350 多斤。自留地又產糜子 150 多斤，加上生產隊分的秋糧等，合起來也就够吃了。全家人今冬明春不會受餓了。
1962 年 10 月 6 日
秋收之後，社員們高興地唱起了打油詩，說自己的心愛之物是“自留地，‘娃他娘’，‘飛鴿’車子、‘生產羊’”。只要你辛勤勞動，自留地產的糧食就能維持人多勞力少的家庭的一部分口糧，也就不會再出現 1960 年餓死人的現象。
1963 年 7 月 14 日
1963 年，我家吃糧雖不成問題，現金卻很緊張。夏季分的工分，因勞動所得的價值少，還不够買口糧的錢。但生產隊有個規定，欠錢戶要裝糧，必須把現錢交來，不交現錢不能裝糧。我臉皮貴，不愿求拜人，急得菊蘭跑來跑去求人借錢。後來，菊蘭知道三哥冬前在隊里有長款，便提出把他的長款給我撥上 20 元，等後季有了錢再還給他。這樣，我才從隊里把應分的口糧全部裝回家了。
這時生產隊已實行了多勞動，多得工分，多分糧，多分錢的分配辦法。一些勞力強、人口少的戶，生活上就顯得寬裕些；而一些人口多、勞力少的戶生活就顯得困難得多。小娃多的戶，隨着小娃一天天長大，有盼頭，有希望；而有老人就不一樣了，老人一天比一天衰老，不但幹不了活，還需要有人照管服侍，成了家庭的負擔。村子里，虐待和遺棄老人的現象時有發生。
文化大革命
文革如何波及农村，侯永禄的日记讲述得十分清楚。
1966 年 2 月 28 日
傳聞有個生產隊的幹部投井自盡，弄得一些人膽戰心驚。
1966 年 3 月 1 日
早上，“三幹會”又組織大家討論，要求早一天交代“四不清”的問題，走坦白從寬的道路，不要頑抗到底，自絕於人民。
1966 年 3 月 12 日
“三幹會”暫停。又听說一名幹部也投井自盡了，不少人坐立不安。這次的“三幹會”上宣佈了對一些人的處分。
1966 年 8 月 29 日
批判大會組織全體黨員去田間參觀范家洼大隊的棉花秋田作物長勢情況。我半路上卻碰見一伙青年人，打着紅旗，抓住郭家坡的一個黨員，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亂打一陣，并給他臉上抹上黑墨。那人被打得鮮血直流，無人敢上去攔擋。我吓得心“怦怦”亂跳，甚至身上也有些發抖。回到大隊部門口，又在人群中听見一個人“八爺，八爺！不咧，不咧！”的哭叫聲，又見場院中亂七八糟堆放下許多箱子、框子，據說是抄了地主、富農的家。我越發不理解了，難道這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嗎？
1966 年 8 月 30 日
早上，路井社開展了革命大批判。上午，大家正在討論時，便听說范家洼的一個黨員投井自盡了。我吃了一驚：“怎麼啦？這個同志是貧農出身的初級社會計，因未能及時入共青團，曾和我在縣上會計學習班上談過心。他為什麼要投井自盡呢？”真叫人難以理解。直到下午開全體黨員大會時，公社領導才講到這件事，并說他屬於“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的反革命分子。黨委立即決定開除了他的黨籍。
我回家後，看見村里一下子已大變樣，成了紅衛兵的世界。火辣辣的太陽下，地、富、反、壞“四類份子”排成隊，听從着紅衛兵的指揮：“稍息！立正！跑步走！”在西頭麥場里和大隊部的門口繞場轉圈子跑。哪個跑得稍慢，鞭子便抽到身上。這些“四類份子”頭上戴着高帽子，高帽子上寫着名字，名字上打着紅叉。脖子上還掛着本來應該掛在牲口脖子上的鈴鐺。我站在高處看了一陣，有些心跳，只好回去，心想：這不是胡來嗎？不許武鬥，為什麼還要打人呢？但自己憑什麼敢去阻擋呢？覺得還是不看為好。
啥是‘四舊’，由人家來說。封建的、迷信的、資產階級使用過的東西都是‘四舊’，敬神敬鬼的東西都是‘四舊’；小娃身上吊的銀牌、銀鎖，媳婦帶的鳳冠、坎肩和裙子，男人戴的禮帽、穿的袍子，家里藏的舊書、舊畫，甚至銀元都抄！
只要不把咱當做“走資派”批鬥就行了。於是便把神族子，老的、新的牌位，香爐等，都讓引玲去交給紅衛兵。自己把解放前學過的課本，解放後劉少奇的文章，都塞進炕洞燒了。菊蘭把綉有花朵的帽子、斜馬、枕頭等都藏起來了。把織成的白布也趕快剪成了衣褲。
1966 年 12 月 24 日晚上
大隊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提名侯玉才為革命委員會主任。紅衛兵要打倒“走資派”、原黨支部書記侯務田，“保皇派”、現任大隊長侯衛國和貧協主席侯蓋天，“老後台”老支書侯興河，便糊了 4 頂高帽子給這 4 個人戴上，讓他們游街、游巷、罰站。
照這張相花了 4 元錢，我也是下了狠心的，因為這可是能買下一個人一個多月口糧的錢哩！
1968 年 6 月 30 日
機關、單位、公社、學校的戰鬥隊組織都分為造反派和保皇派。路井公社有“浪淘沙”、“追窮寇”，合陽縣有“井崗山”、“魯迅兵團”等戰鬥組織。閙得最厲害時，兩派在金水溝里打起來，動了真槍實彈，還死了不少人。造反派什麼都敢幹，常把公社書記李建斌、社長馬緒貴連打帶罵，竟把社長的肋骨打折了。
1968 年 10 月 30 日
一期又一期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的學習班從 1966 年到 1968 年就由我負責經常性地舉辦着。 1966 年下半年辦了 5 期， 1967 年斷斷續續地又辦了 6 期， 1968 年上半年辦了 8 期。
1969 年 6 月 24 日
一踏進陸軍醫院，只見到處都是病人。大樓里面擠得人挨人。走廊地板上面睡的、坐的、走的、站的都是人，簡直沒有插腳的地方。呻吟的，哭泣的，說話的，爭吵的……亂哄哄的，也听不淸他們在說什麼。我問了好幾個人，都說看病人太多，能有好幾仟人。有來了十天半月還掛不上號的人，也有成月、幾十天還輪不上看病的人。有的人看不上病，只得又回外地老家去了。
健康的人站的時間一長，也會生出病來的。
1969 年 2 月 27 日
這些娃們在家里，經常在飯桌上能見到雞、鴨、魚、肉，到了農村，卻幾個月聞不到一點腥。這些嘴饞得發慌的娃們就趁着天黑去農戶家抓雞、抓狗，然後偷偷地殺了吃。或者到莊稼熟了的時候，掰幾個包谷，摘一些豆角，回來煮着吃。時間長了，引起了社員們的不滿。知青們不會洗衣服，也懶得洗衣服，再加上合陽縣屬於渭北旱原地區，水源很缺，水貴如油，一個月也洗不上一次衣服，更不用說洗澡了。孩子們渾身長滿了虱子和虮子，奇痒難耐，一個個叫苦連天。他們對農活一竅不通，也下不得苦，受不得罪。犁、耬、耙、耱，鋤草鋤地，割麥務棉，趕車揚場，一年四季的春種、秋收，知青們連見都沒有見過，怎麼談得上去幹活？這些娃在城里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現在要和農村人一樣的下苦，一樣的流汗，怎麼受得下呀！隊長把農活一佈置，好多人便到地里亂哄哄地幹上一氣，不到收工的鐘點便回來在一起玩。有的人乾脆早上不起來，蒙上被子裝病睡大覺，幹部也奈何不了他們。天長日久，社員就看不慣了，甚至和知青們發展到關係對立的地步。
1970 年 3 月 7 日
早上，我們先學習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 (70)3 號文件；再學習“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活動”的 (70)5 號文件；後又學習“反對鋪張浪費”的 (70)6 號文件。
1970 年 3 月 22 日
學習班開會鬥爭了鄧橫尚和侯旺序。
第二天上午學習班開會批判了侯共石等人，晚上公社革委會又在群眾大會上宣佈了撤銷他們革委會委員職務的決定。後來的會議，主要以對敵鬥爭和革命大批判為主，接受批判鬥爭的人達 10 多個。
這天晚上，我思前想後，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1964 年之前，我當了十幾年會計； 1964 年元月，我擔任黨支部副書記， 1966 年下台， 4 年之後，又二度出山。當幹部真不容易啊！大多數是鼓掌上台，被批判鬥爭下台。在農村，任何人也不會當一輩子幹部。我要盡量不犯錯誤，或少犯錯誤，特別不能犯方向性的大錯誤。在今年 2 月公社召開的對敵鬥爭大會上， 8 名罪犯中就有原來的公社主任和范家洼的老會計。這兩人因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支持紅衛兵造反，逼死复員軍人范新才而被判刑。
1973 年 10 月 10 日 路一大隊的路線教育學習班重新開辦
1973 年 11 月 12 日 我在學習班大會上進行第二次檢查
1973 年 11 月 14 日 我在學習班大會上進行第三次檢查
1973 年 11 月 15 日 我在晚上的社員大會上進行第二次檢查
1976 年 2 月 20 日
母親笑看說：“當然麼！現在當兵好，不是解放前那樣鞭打繩拴，綁上送，現在是敲鑼打鼓，高高興興，笑着送。過去當兵是受罪，連飯也吃不飽，穿得的稀爛，和囚犯一樣，還經常挨打，想往回跑也跑不脫，被長官捉住了便往死里打。 1946 年，我和你大親眼看見一個兵被打得皮開肉綻，後來竟被活埋了，一提起真害怕！現在不同了，小伙都爭着去哩！”
1976 年 8 月 15 日
協議書
關於二隊社員梁香兒“五保”問題的協議如下：
1. 生活問題：自 1976 年 8 月 1 日起，每月供應糧食叄拾伍斤，其中主糧叄拾斤。半年付糧一次。糧價由趙菊蘭全部負擔到底。每月由隊里供應生活費叄元，棉花、糧油和其他物資按隊里同樣對待。
2. 醫療費由隊全部負擔，穿衣由趙菊蘭負擔。
3. 以前欠隊糧款價，由隊全部負擔。
4. 財產問題：自留地自 1976 年 8 月歸隊，房子財產等登記歸隊，生前歸本人使用，其他任何人不得動用。百年後全部歸隊所有。後事吃用由隊全部負責。棺材壽衣由趙菊蘭負責。
隊長：趙虎成
承保人：梁香兒
代筆人：趙順成
中間人：棟先
大隊 ( 蓋章 )
1976 年 8 月 15 日
记者尤淇采访了浙江的一位农村干部，根据他的意见，如果把这 30 年分为七个阶段来进行比较，许多问题可以一目了然。
第一， 1950 年到 1952 年的三年恢复时期，年平均人口 23.5 万，三年平均年产粮 2.346 亿斤，每人产粮 1000 斤多一点。
第二，是 1953 年到 1957 年的互助合作时期，年平均人口 26 万，五年平均年产粮 2.91 亿斤，每人年产粮 1122 斤。这是芜湖县解放后三十年中产粮最高的年代。
第三，是 1958 年到 1962 年大跃进和举办人民公社年代，年平均人口 30 万，年平均产粮 1.91 亿斤，每人年产粮 638 斤。这 5 年是人民出力最多，而产粮最低，浪费最大，收入最少，人民生活最苦的 5 年。
第四，是 1963 年到 1965 年的新三年恢复时期，年平均人口 34 万，年平均产粮 2.56 亿斤，每人年产粮 753 斤。
第五，是 1966 年到 1975 年的“十年浩劫”时期，年平均人口 40 万，年平均产粮 3 亿斤，每人年产粮 750 斤。
第六，是 1976 年到 1978 年的 3 年间，年平均人口 46 万，年平均产粮 4.13 亿斤，每人年产粮 898 斤。这 3 年出现了新的浮夸，在产量统计上很不实在，如 1976 年基本上无自留地，却多算了 3000 万斤的“社会产量”。
第七，是为“包产到户”斗争了一年的 1979 年。这一年，芜湖县是在农民要求包产与上面反包产的激烈斗争中度过的。到年底，全县半数以上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农业上获得了空前巨大的胜利。这年全县人口 47 万，产粮 4.7 亿斤，每人产粮 1000 斤。
家庭
很可惜，这几本珍贵的记录中很少对家庭的描写。侯永禄的日记，多少提及。
1963 年 7 月 26 日
引玲才 14 歲，便在小學畢業了。她初中的升學考試成績很好，已被正式錄取了。
1963 年 9 月 3 日
引玲現在 14 歲了，能勞動掙工分了。得先顧口，先討全家人的活命要緊，所以便不能去上中學了。
1963 年 10 月 30 日
引玲不但幫我拉車，幹重活，在家里也幫她媽燒火做飯。她很快就學會了和面、擀面、捏煮餃、打絞團、起面、蒸饃等活兒。她不但從 10 歲上就會紡線，并且學會了絞線子、拐線、理線子、漿線子，還學會了結布、勻布、織布、納鞋底、納鞋墊等活兒。雖然引玲未能升學，在家參加勞動僅僅只有幾個月的時間，但全家掙的工分明顯增多。我家不但不欠口糧錢，還在 1963 年決分時分了 80 元的現款。
1964 年 3 月 29 日
命里該有幾個娃，這是天定的。我一輩子養過 10 個娃，現在只有你一個在我跟前，就你二姐和五姐在世。那 7 個都不在了。你三姐貞芳，結婚後不幾年，患肝血癆死了。你妹子京葉， 5 歲上害病請下醫生看病，開下藥單子，讓你去街上藥鋪抓藥，沒等藥抓回來，她就死了。你大去世的那年後季，我添下你的小弟叫永安，活了沒一歲也死了。還有以前早生的那 4 個娃，有的連名字都沒起就死了。命里該有幾個娃，由天不由人，不頂啥！
1965 年 8 月 15 日
解放入社以來，公社總愛開社員大會，幾乎天天晚上都要開會。菊兰每天晚上开会时，总是手里不离针线活。她坐在干部不容易瞧见的地方，耳朵里听着干部们讲话，眼里瞅着从人缝中透过来的一线灯光，手里不停地纳着鞋底，鞋垫或凉袜底”。
民谣
山西古城村有悠久的历史，为建小浪底水库，村庄的历史在这里画上句号。村民以向祖先告别，对历史负责的心情，写下村史，“实话实说”，收集了民谣中对大跃进和文革的记录。
以下民谣载于《古城村志》 （中华书局， 1999 ）。
亂彈嚓
叭嗒叭，叭嗒叭，听我說說心里話。實話實說不努人，咱就說說大躍進。
五八年，躍進啦，把我屋里搗紛啦。超英趕美煉鋼鐵，砸锅賣鐵辦工業。
全縣萬人到窑頭，到處都是煉鐵爐。男人上了第一線，婦女撐起半邊天。
擔粪犁地都包攬，婦女真是不簡單。幹不幹，二分半，一切都得向前看。
三分幹，七分吹，能把白哩吹成黑。乘衛星，駕火箭，一亩能打好幾千。
一個蘿卜六億三，全國人民吃一天。反右傾保守大躍進，向共產主義大進軍。
自然災害六零年，人民生活更是慘。公共食堂大锅飯，精心細作花樣全。
管你幹活不幹活，一頓就是一馬勺。稀不溜溜照人臉，餓哩肚子亂叫喚。
稀雜飯，煮刺蕨，一頓我就吃這些。人身上，發了黃，混身沒勁跑不成。
眼泡肿，臉發胖，外是得了浮肿病。一柿圪塔賣一毛，蘿卜葉葉無糧糕。
花生一毛買幾顆，不吃小命不得活。餓的肚里嘰嘰叫，半夜三更睡不着。
嫩椿葉，皂角芽，放到盤里用水拔。荆籽籽，磨成面，豆腐渣，亂蛋蛋。
紅薯秆秆豆角蔓，磨粉蒸蒸能頂飯。澀巴柿，火一烤，總比刺蕨吃着好。
玉米秆秆熬糖飴，麩糠和面甜滋滋。弄點色素上上色，這東西吃着還不賴。
嫩玉米，炒花籽，柿蒂磨面能充饑。白菜根根蘿卜秧，吃着對湊能保命。
吃酸枣，吃核核，吃到肚里咕咕咕。要上茅時苦苦苦，眼淚流哩扑扑扑。
小伙二十沒人跟，就因咱村太貧困。小女二九正當年，就是不愿來城關。
大幹快上
“四人幫”，成了精，坑害咱們老百姓。要割資本主義小尾巴，可把咱老百姓害苦啦。
大锅飯，一混湯，甜咸稀稠吃不香。混一天，是三晌，只要符合大方向。
坐在屋里等敲鐘，到了地里一窝蜂。幹活又不講質量，掙哩就是混混工。
上工遲，下工早，記工只嫌記哩少。不管幹活好和差，實行大寨評工法。
貧下中農評哩好，地主富農記哩少。沒日沒夜幹一年，一亩才打百二三。
一年糧食接不上，看咱農民多淒惶。沒啥吃，也得幹，一定要改造世界觀。
一工才值幾毛錢，不如到街上轉一圈。下車掙上塊八錢，也能籴它幾斤鹽。
早上五點黑咕咚，啥東西也看不清。幹脆睡會等天明，看誰睡哩時間長。
早中飯，送田間，黑夜還得加班幹。關鍵時要連軸轉，你要搗蛋就批判。
階級鬥爭是個綱，敵我界線要分清。舉動言語不注意，靈魂深處有問題。
胳膊吊直手放好，腦袋低下躬下腰。肚上吊一大牌牌，批判大會常常開。
如果你要不服氣，學習班里見高低。大會鬥，小會批，專政對象就是你。
大批大鬥促大幹，舊貎才能換新顏。親友路線要分清，不然你也是黑幫。
親者痛，仇者快，大好形勢被破壞。撥開雾雲見太陽，可要感謝鄧小平。
以下民谣是记者尤淇收集的 （尤淇， 231 － 232 页）
说是天堂上得去，说是金桥人能过，说得稻谷满田头，都是画饼不顶饿。
一锄、二锄交公粮，三锄、四锄队长管，五锄养老鼠，六锄防灾荒，七锄不入账，八锄才是我口粮。
工分，工分，争到天明；能值多少，谁也说不清；要想用钱，急死老人，不走队长后门，会计不给支领。
一遍哨子 ( 吹起床 ) 不买账，二遍哨子 ( 准备下田 ) 探头望，三遍哨子 ( 出工 ) ，慢慢晃。
一遍哨子不理睬，二遍哨子慢慢来，三遍哨子拖它半天也不碍。
男打扑克女打牌，老头尽抽旱烟袋，青年吵嘴打起来，踏烂庄稼不要赔。
捆在一起劳动，绑在一起受穷，有事不准请假，会磨洋工的成了英雄。
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坑多路不平，干部多了害死人。
庙多菩萨多，到处忙礚头，一处礚不到，汗水白白流。
死只大牯牛 ( 公家的 ) ，不如死只狗 ( 个人的 ) ；丢了拖拉机，不如丢只鸡。
土地是国家的，财产是集体的，哨子是队长的，工分是会计的，只有裤衩是自己的。
专人扶犁梢，庄稼像鸡毛；专人扛大锹，大水没了稻；人人扶犁梢，粮食吃不了，换下烂棉袄，牛肉炒辣椒。
点子越多越糟糕，尾巴越割越不掉，贫下中农不依靠，四清越搞账越毛。
( 注：“点子”是双关语，一指蹲点的点，二指动脑筋出点子的点。“尾巴”指资本主义尾巴。 )
干部累得满头汗，社员搞得团团转，分多分少会计说了算，三包一奖太麻烦，钱粮奖赔难兑现。
摘记者心怀对各位作者敬意，读完这些材料，这篇读书摘记只想以“事实胜于雄辩”的方式，为这段历史做一个注脚。坚持数十年，在劳苦一天之后，在暗淡的灯光下记下并非愉悦的大小事情的侯永禄，尤其让我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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