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静的和平年代

－－作者：熊景明

读许燕吉，《我是落花生的女儿》，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

三十年代，大陆新文化运动之风吹到香港。 1935 年，正牌的殖民地大学破天荒地頒授胡適榮譽博士學位，醉翁之意在于邀請他出掌港大中文系。运动的旗手自然不为所动，推荐当时在文坛及学术界均享有盛名的許地山出任。着长衫，中英文俱佳的许地山登上港大讲坛，在殖民地历史上，成了标志性人物。许地山在普通百姓中的知名度，则因他的名篇“落花生”被选入 1932 年出版，历久不衰的民国教材，成为小学生必须背诵的课文。

1939 年，许地山六岁的女儿许燕吉在香港“景星照相馆”拍下一张照片。小姑娘的发饰，衣着，优雅的坐姿，可以和当今的儿童服装模特儿比美。那一脸的纯真与聪慧，则今日少见。一年后，父亲去世，随之日本人入侵，兄妹随母亲逃到大陆。历尽辛苦，终于盼来和平。到父亲港大英国同事家看牛呵羊呵，小兔小鸡，是燕吉童年最欢愉的记忆。她以第一名的成绩高中毕业，报考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 1954 年毕业大会，胡耀邦来讲话，“讲得个个意气风发，热血沸腾，一如临阵出征的战士”。

此时的中国，抗战与内战都已经结束，盼望已久的和平来到，本应当否极泰来。许燕吉八十岁时，写下自己的经历，折射出国泰而民不安的年代。和平时代为何如此不平静，由不得写回忆的人去解释。

五十年代的“文化革命”

轰轰烈烈的破旧立新，早在 50 年代就开始了。革命的对象不是政权，或者某种势力，而是人的思想，广义而言，是文化。燕吉父辈开启的新文化运动，被演化为思想及行为的破旧立新。小时候，我反驳大人铁一般的论据是：“老师说的！”。外婆笑道，“老师说的就是圣旨？”。那当然。老师说的，书上说的，报上说的，收音机里说的，都不容置疑。这样的教化有几千年的历史，五十年代的年轻人接受新思想没有多少阻挠。几千年形成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被“共产主义人生观”取代。

许燕吉在教会学校里归依天主，不能接受唯物论。课堂上和政治课老师辩论。老师说，宗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她反驳道：帝国主义还没有侵略中国时，天主教就传入中国了。老师说天主教的欧美人的宗教，传来迷惑中国人的。她说：马列主义也是从欧洲传来的。这么一位有独立思想的少女，到大学里，在红色文化的熏陶下，听说外国教会做过许多坏事，她很快就相信了，决定不再信教。

简直难以相信那时的人，包括我自己，有多天真。大学生是工农养活的，欠下国家和工人农民的恩典，毕业后需要报答。许燕吉一生都没有改变这一信念，每遭逢挫折，不能从事专业，都想到对不起国家培养，对不起工农。北京农业大学 1953 年伙食标准提高到 12 元。她“端起饭碗，想到农民，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她欢天喜地地接受分配，到石家庄奶牛场工作。石家庄接待他们的一位女干部说：“河北省就相当于苏联的莫斯科州，离北京最近，社会主义的光芒首先就照到河北省，能在河北省工作是很大的幸运，很大的幸福，听得大家都欢欣鼓舞”。

五十年代开始的文化革命有在红歌红理论中洗脑的一面，更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一面。革命最有效的方式是用另外一套逻辑代替正常的思维逻辑。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不过是 17 年的延续，许多现象早已开始。书中写道， 1952 年，大学里开展反资产阶级思想运动。校园里到处是标语，漫画，广播里放的快板、相声也是揭发老教授们的老底，连挖苦带讽刺。紧接着，还有忠诚老实运动，反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三反五反虽然和学校没有多少关系，但开创了揪出“老虎”的革命手段。

因父母的关系，她认识一些名人，例如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吴晗说起北京城里有的小学把老师按在板凳上，小孩儿们排着队打老师的屁股，说完他哈哈大笑”，十五年后，吴晗自己坐在屈辱凳上，不知他是否想到此情此景由来已久。文革中的革命仪式，也都有迹可循。在奶牛场工作，一大早要去挤奶，他们每天天没亮就得起床，学习联共布（布尔什维克）党史，大家轮流发言，一小时以后开始工作。

上纲上线

革命不只是唱唱红歌，政治学习，没完没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革命要有敌人。许燕吉不幸成为革命的敌人。上高中时，笃信天主教的燕吉确信当时宣传的唯物论是谬误的。教会里，在比利时神父带领下，她和另外十几个女孩子成立了“追求真理青年会，”目的在学习教理，抵制正统的唯物论。暑假三个月里聚会了几次，是这个组织的全部活动，成了她后半生受难的根源。

1955 年初，单位开始搞审干。 22 岁的许燕吉，需要写下详细的履历，注明从小至今所有经历的证明人。她填上自己曾经有过的宗教信仰，参加的有关活动。想来石家庄奶牛场，找不出比这个年轻女子经历更复杂的人了。她理所当然成为“肃反”（肃清反革命运动）对象。单位派人外出调查，证实她的反革命经历。批斗会上，因为曾经对同事说过离开香港时十岁了，记得香港。落下是“留恋香港，幻想帝国主义重来”的罪名，因为说过反对过星期六，表示她“仇视新社会人们的幸福生活”。过来人都知道这叫做“上纲上线”。

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成为统领一切的价值观时，首先被否定的是人的良知，及常识判断。这些今天看来完全是相声题材的无稽之谈，在运动到来之际，就是自保或用来害人的武器。《落花生》刻意记下不少定罪的荒诞逻辑。例如一位女犯人，因为父亲做过重庆教育局长，被指控为国民党特务，她声辩到，重庆解放时我才 14 岁。法官说，刘胡兰牺牲时也才 14 岁，年轻也能做大事。 因为她不认罪，“抗拒从严”，重判 15 年。同样，作为治国之术的运动何以兴起，持续运作的呢？不是个人回忆录可以回答的问题。

半年隔离审查后，生性乐观的许燕吉，好了疮疤忘了痛。反右开始，以为政治上雨过天晴，又成为斗争对象。有人诬告她说“匈牙利事件给我出了气”，群众在批判会上义愤填膺地质问问道：“你想杀多少共产党员？”，她“也只能编一些荒诞不经的回答。直到党组织认为足以定罪是，这旷日持久的批斗才告一段落”。 25 岁的年轻技术员被定性为反革命，右派“双皮老虎”，在劳改营度过了十一年。

小人物的故事

《落花生》的大故事中套了许许多多小人物的故事。她记述小时候的玩伴，将她带大的佣人，各时期学校的老师，母亲的朋友，监狱里的“室友”，苦命农妇……许多都独立成章，简直可以改写为电影剧本。书中某些段落，堪比历史学家的研究结论。例如新婚的燕吉在肃反运动中被禁闭了半年。一位革命干部安慰她说，“我们党审查干部历来都是这样的，一点儿也不新奇，我也经历过，能不要顾虑，更不能抵触”。 1958 年，看守所提审她的一位女干部对她说，幸好她生在毛泽东对时代，“若是按斯大林对政策，早就把你枪毙了”。看来她听说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了，而得出的见解，可谓不同凡响。

书中的人物的故事，表明了制度的邪恶，只有和人性的邪恶结合，才能够造成人间灾难；同样，在险恶的环境中，哪怕在监狱里，人性的善良给受难者温暖，乃至拯救其性命。大饥荒年代， 500 多人的劳改营，高峰时期每天饿死的人有时 30 多。多亏劳改营的书记为犯人争取到每天六粒黄豆，才让他们活下来。

书中涉及最多的，是作者的母亲。她出生望族，北师大毕业，是中国第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丈夫死后，终生守寡，战乱中养大一对儿女。两人大学毕业后都受到政治迫害，女儿尤甚，而她本人始终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上看待儿女的遭遇。这位异常独立的女性，五十年代起在中学任教，做到副校长职位。

许燕吉被打成反革命加右派，怀孕后期遭折磨，婴儿胎死腹中。 她进监狱前，回到南京母亲处。母亲给她一番教诲，“党培养你念完大学，给你工作，你倒给党提起意见来了。真不知天高地厚。”然后嘱咐她不能再怀孕，“怀孕了怎么能干体力劳动？再说，被改造的人也不配有孩子！”。别以为这番不近人情的话怎能出自母亲的口。这是许燕吉半年来第一次听到的，最温暖的安慰。她劳改之后七年，母亲第一次来探监，“自始至终，我们母女谁都没有掉眼泪”。而每年夏天，她母亲都离开炎热的南京，到北京访友，小住。她刑满释放前，劳改队干部到南京找到她母亲，希望她同意将女儿的户口关系转来。母亲拒绝，主张女儿去农村继续接受改造。燕吉不觉得奇怪，她本来也没有打算回南京母亲家中。燕吉笔下，对母亲没有一丝抱怨。她远嫁陕西农村后，母亲给她寄来过 1 ， 000 元盖房子。当时是一大笔钱。作者写母亲，将事情原原本本地说出来，不加评论。对读者，她母亲始终是个谜。

劳改营内外

许燕吉在反右运动的斗争大会上被开除公职，觉得天崩地裂，想到一死了之。肚里婴儿一动，让她打消自杀的年头。没有单位，就没有收入，没有饭吃。今天很难想象人人离不开单位的年代。觉得走投无路，她要求去劳改。读到这里，直想大叫，“你别这么天真吧！”。且慢。同在 1932 年出生林昭与燕吉，家庭背景相似，早年都受基督教影响，两人都性格率真，为人正直，一样才华出众。燕吉如果没有进劳改队，难说会成为另外一个 林昭。很讽刺地，劳改队的高墙反而保护了某些人，没有在文革中遭遇更大不幸。无论经济上或政治上，劳改队在那个特殊时期，反倒给了某些人一条活路。

当然判刑不是她的愿望。劳改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作为“从业人员”留在劳改队。如果说 25 岁她茫然不知，以为劳改队是某种出路，十一年后，她饱尝劳改的滋味，受尽犯人的屈辱，却仍然希望留在劳改队。这就更难令人明白了。事实上，愿意留在劳改队的刑满释放犯，大有人在，尤其来自穷困地区的农民。大饥荒开始前，劳改队基本上可以吃饱饭。据说七十年代，劳改队经营的农场，往往是为数不多的有盈利的“国营农场”。劳改营想方设法，才找到愿意接收她的村庄。她在生产队卖力地干了一年农活，得到的工分，扣除口粮等，拿到手的现金，比她在劳改营“刑满释放从业人员”一个月的工资还少。比劳改营还不如的乡村里，住着多少人？

落花生的女儿

许燕吉的前夫是大学同班同学。当他们的孩子夭折，燕吉被判劳改后，丈夫用民事起诉提出离婚。起诉书用词和法院判决类似，声明“作为国家干部，坚决和这一贯反党凡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反革命罪犯离婚”。八十年代，她恢复工作。前夫觉得无地自容，避免见面，拒不参加同学聚会。燕吉写信安慰他说已不再记恨信中沿用他当年起诉书的落款，称他为“尊敬的原告”。又将一条毛毯寄还，附言道：“此物曾给我些许温暖，但令我想起那风雪的严寒，所以还是物归原主好”，这一点幽默的后面，是在逆境中遭遇背叛之人的幸酸。

1969 年，许燕吉到陕西关中官村，准备嫁给一位目不识丁比她年长十多岁的鳏夫。此时她的知识背景一文不值，而她背负的政治标签，几乎令她无法生存。她是一名劳改释放人员，连母亲也不愿意收留她。带上中国公检法机关的“准迁证”，走进一个可以吃饱饭的村庄，将终生托付一个陌生的男人。“准迁证”上盖了八个大红印章，每一个都来之不易。这时拍的照片上，坐在丈夫“老头子”旁边壮实的农妇，竟然就是当年洋气灵气十足的女孩。燕吉的故事令我们了解那难以置信的年代。而令人略感宽慰的是，在她脸上，依然留着三十年前那般甜美的笑容。时代的横暴和个人内心的清澈，仿佛浑浊凶险的激流与涓涓清泉同在一条河流中激荡，流淌。

许地山的落花生精神，提倡做一个有用的人，而非追求伟大。他不可能料到自己心爱的女儿如何在任何艰难困苦中，去做努力做一颗落花生。这个在优渥的环境中，父亲的宠爱下生长，任性调皮的女孩，始知事，就认真对待所有托付。人生舞台上，许燕吉扮演过太多卑微而艰难的角色，都以全副心思投入。劳改队里，因表现出色，一连两年被记大功。她做农妇的那些年，中国农民中要是有文武全能大赛，想来她一定拔头筹：养畜，农活，织毛衣，写作，英语。最令人感动的，是她永远乐观，热心助人的态度。

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也许会怀疑，这匪夷所思的故事，不是编出来的吧。恐怕最富于想象力的作家也不可能写出她曲折的人生。国人听过文革，反右，而三反五反，已非众所周知，至于肃反等需要“人人过关”的政治运动，但是关乎生死存亡，今天已被淡忘。“审干”，“填表分段证人”，“外调” ，“从业人员”等中国特色的词儿，读者不一定明白。许燕吉忠实，负责任地记下的这段历史，被模糊或被扭曲。过去依然一片混沌，未来也就一片迷茫。

2014-1-8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