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景明：妈语录：为人处世篇
妈语录：为人处世篇
－－作者：熊景明
母亲出生于一九一四年，一九七三年去世。我在自传体散文集《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一○年出版）的第一章《母亲与我》中，记述了她殊不容易的生涯。
母亲四十二岁时，因心脏病卧床十八年，终其一生，她始终是家庭，乃至家族中的核心人物，以爱的关照、用言行，影响其子女和亲友。至今，朋友常笑我动辄就“我妈说的……”。妈语录不见得能够指导我的言行，却不时会冒出来。例如，大冷天去游泳，好像听到我妈说“这个死丫头，作死不挑日子”，然后笑起来，我行我素。
这篇文章引用的母亲“语录”，当然不是她的原创。从她口中说出，往往加上“你外婆说”。也许，我的外婆，她的母亲在将这些行为规范、俗语告诉她时，也会说“外婆说的”。
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为了写论文，在昆明访问了十九位母亲，对女性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深有感触。在讲阶级斗争，培养“革命警惕性”，提倡“恨”的社会中长大的一代，大多数人依然按传统的方式行事待人，幸而在背诵毛语录之前，妈语录已经融入我们的思维。
这些语录大都押韵，琅琅上口，但大多数得用方言来念才有味道。我的女儿在香港长大，不会讲昆明话了。我用别别扭扭的广东话念出妈语录时，已失却韵味，也就失掉其影响力；况且，我自觉地避免做个唠唠叨叨的母亲。妈语录的传递，在我这里已经断了。近年夏天回故乡居住，惊讶地看到许多父母不再和他们的孩子说昆明话，反而操带乡音的国语对话，听起来那么别扭。据说因为学校必须说普通话，为了让孩子从小适应，家长放弃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最生动传神的表达方式和子女交流。不知不觉中，他们在子女面前扬短避长，离弃多姿多彩的地方文化。
几年前，一位朋友听到我引用妈语录“天不容跳蚤长大”，哈哈大笑，然后正儿八经地劝我好好整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一个意思不同的惯用语）。断断续续，至今记下二百多条，其中许多是天南海北华人熟知是俗语，却都带有那个时代的特色，现加上一点说明或情景对话或联想，立此存照，但愿能勾起他人对各自妈语录的回忆。
“吃得亏，在一堆”。
而今回顾母亲的为人处世之道，就想起她常挂在嘴边的话：“严以待己，宽以待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过，这些言简意赅的格言，并非从孩提时代就明白。小时候我又笨，又比同班同学小一、两岁，一道玩耍，受委屈是难免的，于是就在心里叨念这句妈语录，自我调整一番。
“大伙吃，大伙香，独吃独生疮”。
物质匮乏的当年，小孩通常“口袋里没有半分钱”，幸运地得到一点糖果，母亲会残酷地要求我们与人分享。这与孩童时代的友谊誓言脗合。两人玩在一齐蛮开心，就会轻易地发出终生不渝的誓言，相互勾住小拇指道：“金鈎鈎，银鈎鈎，你的东西分我吃，我的东西分你吃，从小挨（好）到老，不挨就是短命佬”。这和人的自私习性违背的约定，不容易遵守。
“一人独乐，不如与人同乐”。
这对小孩子是理所当然的事，并非基于利他主义。没有电视和游戏机，连收音机都不普及的年代，所有的游戏：跳海牌，打死救活，官兵捉贼，跳绳，以及无数如今早已失传的游戏，都需要一伙人才能玩，许多游戏都是人越多越好。我们那一代人，唱起歌来嗓子通常不错，相信是从小玩游戏大声喊叫练出来的。
“一句好话暖三冬”。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位上司，曾在美国念书工作十多年。他待人接物的方式兼有东、西方的特色。秉承西方学风，研讨会上批评起人来，不留情面；持东方人含蓄的君子风度，对他佩服的人，却不轻易赞扬。一次，他在我起草的一份议案上批示“很好”，我几乎想将它保存起来做纪念品。我在他手下工作五年，心里明白他对我的评价十分正面，但这是唯一一次得到的正式表扬。
不吝惜对别人真心的赞赏，是绝对灵验的做人秘诀。这其实和人的个性有关，有人天生说不出夸人的话，并非明白道理就能够改变行为。后来，我准备离职去申请另一个职位。虽然失去这位下属非他所愿，他仍写了一封赞赏有加，令我面红的推荐信。既符合西方的专业精神，又具东方的君子之风。
那时也遇到个夸奖我的人。每天早上去到联合书院学生餐厅，卖早餐的师傅就对我说：熊小姐，你今天很漂亮。我也高高兴兴地回答：谢谢。过了好些天，我终于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你天天都这么说。他回答道：“我只会这一句国语”。
“得饶人处且饶人”，“冤家易结不易解”，“莫记隔夜仇”。
记忆中没听母亲说过“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之类的陈词滥调。然而，母亲也好，时代的风气也罢，“和为贵”是大众认可的与人交往的核心。有趣的是，当整个社会提倡“斗为先”时，父母并不在我们的面前表示异议。从懂事起，就满耳的斗这斗那，斗地主，斗资本家，斗反革命分子，斗右派分子，斗右倾机会主义者，斗四不清干部。文革开始，斗完走资派后，造反派互相斗，然后每个人开始自己斗自己，叫“斗私批修”。不止要斗还得“狠狠地斗”，不信翻开文革时代的大字报，满纸“狠批”，“狠斗”，“狠抓”，“狠狠打击”。
“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帮忙帮到底，送佛送到西”。
这种服务精神不只体现在母亲和她同时代许多妇女身上。她们不一定读过曾子的“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回到母亲去世三十多年后的昆明，周围的朋友和邻居中，依然很多助人为乐，甚至可以说助人为生活主要内容者，女性居多。她们无私地帮助的对象，都是自己的熟人和朋友。不过，投缘的话，和一位云南人交朋友，可在半小时之内。有位北京人告诉我，他到云南来了一次，现在他的朋友中有一大堆云南人，因为与一个云南人交朋友，他就会将自己所有的朋友介绍给你。大家这么做，只因为认识了一位值得交往的人，就有义务和朋友分享这份友谊。
转自《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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