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景明：属羊的二姑姑

1989-06-04 作者: 熊景明

这样走过

原文 #这样走过的其它文章

分类：

图：二姑姑

属羊的二姑姑

－－作者：熊景明

二姑姑却矮小，干瘦，皮肤黑，眼睛还有点斜视。我从未想过，大家族中生而不如众姐妹漂亮的人，要多大的定力和自信才不至于心理不平衡、性格怪异。家人议论起她，从未品评她的长相，只说，“哎，属羊的女人命苦。”
1

昆明如安街宽巷里的大宅，是省城这户日愈没落的大家族最后的领地。不只是一个家族，而是一个时代在消亡。曾祖父走功名仕途的传统路，中进士，做清官，为民憔悴。他的大儿子，我的祖父，欲继承父业，却没有乃父之风范与才干，不过，到上世纪30年代还能威严地坐在大家长的座位上。挑战他那绝对权威的，竟是悄悄走进大宅院的政治。花园中粗大的梧桐树干上贴上国民党的标语，三爷爷、大姑姑等一班人，认定要跟随民族救星孙中山、蒋介石，标语是冲着曾加入共产党的祖父来的。大姑姑后来公然跟一个祖父称为“上海小白脸”的国民党员私奔了。亲戚们当然怀疑她到底是信奉国民党，还是爱上这名党员；祖父却政治挂帅，在报上登启事与大姑姑脱离父女关系。

来自花花世界的爱国青年，迷上高原小城的大家闺秀，显然还因为她姣好的面容、身段。她的同父异母妹妹，我的二姑姑，可就缺这先天的幸运。族中那一辈的女孩，几乎个个俊俏，各具姿色，二姑姑却矮小，干瘦，皮肤黑，眼睛还有点斜视。我从未想过，大家族中生而不如众姐妹漂亮的人，要多大的定力和自信才不至于心理不平衡、性格怪异。家人议论起她，从未品评她的长相，只说，“哎，属羊的女人命苦。”

有关二姑姑的故事，仅有一个是喜洋洋的。祖父去某地做县长，带上祖母及二姑姑同去，任满还乡，10岁上下的二小姐衣袋中，一串串铜板叮当作响。大宅中表兄弟姐妹，都对她巴结有加，她的大哥，我的父亲，想出一个主意，要她请客，计算过她的财富，吃一餐是太小意思，便别出心裁，约上七八个家中少年男女“去吃通昆明”，走遍小城中的几条大街，逢馆子就进去吃一通。她那鬼马的大哥说，别让人家以为我们欺凌弱小，这一路上大家须称她小姑姑，于是，一班人每吃完一餐后，便大声道：“饱了，饱了，小姑姑你去结账吧。”出得门来，众人大乐。

2 右图：二姑爹

我记事起，二姑姑已出嫁了。瘦瘦黄黄、矮矮小小的二姑姑，嫁给一位高大英俊的广东人。二姑爹乐观幽默，笑口常开，对我父亲这个从打猎到拨弄电器都在行的大哥哥，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家在昆明最主要的街道正义路开了一家拍卖行，其实是寄售行。上世纪50年代被打倒的工商业主，从乡下来住在城里的地主，还有旧政府中的大小官僚，卖出家当是主要生活来源，世世代代聚下来的收藏，乃至家具衣物，都闭上眼睛拿去变卖几个钱来应付急需。我约10岁那年，听说昆明大德药房的老板家售卖席梦思大床，160元，于是和弟弟自作主张将家中惟一的自行车推去卖了，为卧病的妈妈换来一点点舒服。自行车在二姑爹的寄售行停放了没几天就卖掉了，120元。

二姑姑家就住在寄售行楼上。昆明的亲戚朋友家用的都是中式桌椅，而二姑姑家却是一套雅致的西式家具，搭配得非常顺眼，二姑姑的衣着，也仿佛配着同样的色调，米黄、淡黄、浅咖啡。每次到她家总见她在织毛衣，全是最细的绒线，最和谐的颜色。妈妈、二姑姑、八姨是我见到过的三位织毛衣高手，能用那么细的线织出平滑如绒的艺术品。指头挑针绕线，百分之百均匀，需要的不只是技术，还有那宁静如止水的心境。

结婚没几年，二姑姑的心就难静下来了，先是收入成了问题。当大户人家、中户人家把多少值点钱的什物卖光后，寄售行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二姑姑曾上过师范，通过当时幼儿园教师招聘考试，去幼儿园任职。二姑爹大学毕业，本来也可以去公家部门求职，不幸他曾经登记过加入国民党，通不过政治审查。他觉得冤枉之至。当年他那位任职警务处的连襟，有任务要动员人加入国民党，自然先从亲戚朋友劝说起，二姑爹为人随和，烦不过他缠，也就登记了，想不到一落笔成千古恨，如今一家的生活担子要落到弱小的妻子身上。二姑爹由此落落寡欢，早年惹上的肺病复发，没几年便过世了。

他们的独子从小体弱，一丁点大，便开始中药、西药不断。后来二姑姑听说西山一位和尚很灵，带他去取了个法名醉海，往后我们都叫他醉海，而想不起他的真名来了。恐怕还是灵验的，从此他虽然算不上体魄强健，但吓得二姑姑一夜夜不敢合眼的大病也就少犯了。小醉海长得更像父亲，并有张引人爱怜的面孔，无论是笑是哭，脸上都会泛起不止一对“酒窝”，唤起大人的呵护。

左图：从右到左，二姑姑，三姑姑，四姑姑，小叔叔，表哥胡伯威。他是《儿时“民国”》（广西师大2005年版）的作者。他的书中也有这个大家庭的故事，最边上是我哥哥.这些照片是他传给我的。他保存、整理、扫描了数千张家中老照片。

二姑爹去世后，二姑姑干脆搬到她任教的第二幼儿园，在翠湖边水晶宫大梅园巷，这一串动听街巷名称有个也不寻常的句号，幼儿园宅院曾是后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军总司令朱德大元帅在昆明时的住处。前后两院，绿色窗，红色“游春”，即外走廊；大红大绿，却配得安安静静。两院花木也许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年代就种下，最孤标一株紫薇，昆明人叫抓痒花。我一有机会就去抓抓它的光滑的树皮，看花枝在的魔法下摇荡。挂花季节，满院满屋，清香弥漫。幼儿园老师，尤其充当驻园教师的二姑姑，生活可没有多少诗意。大清早起来拿着肉票去菜场排队，一斤肉票可买两斤排骨，给孩子们熬肉汤喝。家长早上7点半送孩子来，晚上6点半来接走，100多个4岁到6岁男女童的吃、喝、拉都包在全园几位“阿姨”和老师身上。

到香港后听说幼儿园只接受自行入厕的孩子，不由想到二姑姑一辈子不知训练过多少小童学会处理消化系统末端工作。令我无比惊讶的是孩子们可以训练得定时去集体解决问题，小班的排排坐在靠墙的一个个便盆上，中班、大班依时去厕所。我们记得小学、中学里对自己影响至深的良师，大概都忘掉替自己擦过屁股的幼儿园的老师、阿姨了。

幼儿园的老师没有“空堂”，二姑姑和大多数老师都一样，从幼儿园开门到关门，10来个小时里外张罗，教唱歌、讲故事、教认字。我曾去听过她上课，大约有一半时间都是在设法制止小朋友讲话，设法吸引他们的注意，小朋友的名单贴在墙上，每个名字后面贴着数目不等的小星星，是对乖乖听话的表彰。

学生走了，老师下班回家了，二姑姑前院后院巡视过，门窗关好，天也黑了。生活中的盼望很简单，等待星期天，可以多睡一会，少忙一天。没有星期天的年头也不少，“大跃进”的几年，星期天要放卫星，领导总可以想出新名堂来，要员工加班加点。“文化大革命”到处停课，抓革命，幼儿园则停不了。二姑姑出身旧官僚，一旦有政治运动（那是大部分年头都有的），就得写各种各样的“认识”、“检查”，没有运动的日子也有政治，出身不好“重在表现”。身在幼儿园，到处都是表现的机会，只要起早贪黑地干，一不怕苦，二不怕累，三不怕脏地做就行了。二姑姑经常因表现好被评为模范教师，几句好话，一张奖状，足以令她觉得辛苦有所报了。她在同事中资历最高，也很受学生家长喜爱，但是从来不可能被提拔，家庭出身属旧官僚，还评她先进，己算对她宽大。这所幼儿园后来成为城中名校，据说比入重点大学还难，那已经是二姑姑和这一辈开拓者离去后的事了，另一所同样出名的幼儿园，就设在二姑姑度过少女时代的熊家宽街大宅。好巧。

二姑姑爱看小说，对俄国作家情有独钟，我去找她许多时候是交换小说。她讲到幼儿园的许多趣事，我最记得关于她们园长的故事。这个园长出身好，是幼儿园惟一的党员，虽没有上过多少学，但经常出语惊人。她去参加卫生局召开的会议回来，召集全园老师开紧急会议传达说：“现在昆明流行阿尔巴尼亚痢疾。”大家虽明白那其实是阿米巴痢疾，却不敢笑。那年头动不动要去参加反美大游行，园长带头呼口号“打倒美帝国主义！”“支持黎巴嫩人民的爱国行动！”她批评员工说：“看看别的幼儿园，散会后都走在一起，而我走出来就只一个人，你们都走开了，完全不靠拢组织。”

二姑姑微薄的工资，还要供养相继加入这个家庭的侄女和外甥女。与二姑姑模样和性格毫无相似的三姑姑上世纪50年代初就自杀了。三姑姑从不正眼瞟我们这些小孩一眼；姑姑、姨姨中，仅有她平时也擦脂抹粉，会在大庭广众中拿出小镜子来抹口红。我家的像册里有一张她的得意照片，穿着海狐绒大衣，学好莱坞明星的发式，头上顶着高高的发卷，扮得雍容华贵。“文革”初期害怕被抄家，家家户户自行“扫四旧”，三姑姑那张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太太玉照，就第一时间被从照片簿里抽出来烧掉了。三姑爹当警官，那无非是一种职业。人长得气派，肯吃苦，不笨，在那个行业中容易升官。新政权建立，他和几百万在原政府军政部门供职的官员一样，全成了“敌伪人员”，一下子都欠了人民的血债，要去坐牢。母亲不喜欢这位三姑爹和三姑姑，两人吸鸦片，男的说不定还贩过鸦片。三姑爹被抓进去，一下子全家生活没有了着落。三姑姑从来心高气傲，没和任何人商量，便借钱开了间卖米线的小馆子，地点选在离祖父乡下别墅不远的小镇上。从来衣来伸手的三小姐现在要涮镬洗碗端米线，主雇是她历来看不起的乡巴佬；如今轮到别人向这位县长家的千金小姐拿一点架子了。开张几个月，一直只亏不赚，终于在一个晚上，大概吸了一阵鸦片，云雾中完全忘了一对可爱的儿女，就吞下剩下的鸦片，再喝几口酒，一了百了。丈夫在牢中，她留下一子一女，男方亲戚接走男孩；女儿小平像个洋娃娃，皮肤白里透红，大大的眼睛会说话。她后来一直住在二姑姑家，管她叫妈。

“文革”中二姑姑的弟弟小叔叔也自杀了。他在县里工作，成了县里造反派的头头，到造反派变成斗争对象的时候，出身不好的小头目自然变成阶级敌人，被日斗夜斗。需要显示自己革命立场的群众，本派的和对立派的一样，对他拳打脚踢。记得小叔叔话不多，很会“哑闹”，不动声色地顽皮，他整天在后山树林里抓鸟捉蛇什么的。家里有不速之客，奶奶会差他去找菌子，他知道菌窝子，从不空手而归。那个夏天，一次批斗会后，他失踪了，几天后放羊人才看到他吊死在一棵树上。也许他只是去采菌子，想起明天、后天、不知哪年哪月才受得完的凌辱，于是心一横，永远留在他心爱的树林里了。

他太太是四川人，年轻漂亮，皮肤剔透如孩童，不久改嫁了，带走儿子，女儿小妹送来给二姑姑，过了些年，小妹她妈又来把她接走了。没有着落的孩子托给二姑姑抚养，到不需要她时来说一声，就接回去了，这一切好像都理所当然。现在不时从新闻中看到为争夺小孩造成家庭间的战争，拼个你死我活，我才想起二姑姑和她抚养过、又离开她的孩子们。她后来心脏越来越差，记得她似笑似泣地念说，“心操得太多，伤得太多了。”谁又曾明白过她？

对她永远怀着感激和敬意的是她最小的弟弟。

“老弟”从小过目不忘，家人视为神童。饱读诗书的父亲对小儿子最寄厚望。家庭出身不好，家中又缺钱，于是他选择了不收费还供伙食的西北牧畜兽医学院。毕业后，分到甘肃祁连山山区任公社兽医，一去30载。他说羡慕苏武，只须管一群羊，做乡村兽医要背着药箱翻山越岭，走村串寨，替牧民、农户的牲口打预防针、治病。他曾在风雪中迷路，有过不只一次九死一生的经历。故事也有另一面。山民眼里，兽医比医生还要紧，牲口死了，一家人便断了活路。老叔个子矮矮的，皮肤不知为何晒不黑，慈眉慈眼，在西北汉子中像是外星人。老百姓觉得这位心好医术高的“救命恩人”，仿佛上苍派来，对他极好。“文革”来了，革命队伍将这个数十年前的旧县长的儿子清理出来，下放到深山去放牧。这回他知道苏武的滋味了，睡窝棚，烧牛粪，几个月不见人踪。有一次，听到对面山上传来铃声，想是有牧民路过，飞跑下山，一路呼叫，结果还是没能看到人影。

他从不知道，渴望见到人，和人说话，会似饥饿般难受。

“文革”后期“促生产”，远近闻名的兽医才被调回县城。年复一年，像二姑姑一样，总是被评为模范，却也不受重用。

二姑姑每次来找爸爸，话题都是如何帮弟弟调回昆明，多年来只有二姑姑不断地写信给放逐西北的弟弟，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才引进可以不必先调个人档案、转户口。昆明的亲戚终于帮他联络到接收的单位。但“拥有”他30年的原单位仍不放他走，没有单位证明买不了火车票。二姑姑来找父亲商量，决定打个电报给他，“母病危，速归”，他接了电报立刻请假买火车票，四天三夜赶到家里，奶奶和二姑姑笑眯眯地迎接他，而他这一路不知淌了多少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