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景明：田伯母
田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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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景明
1974 年的昆明，文革的红旗依然招展，政治机器开足马力轰轰运转了七、八年后，许多部件失灵。虽然缺衣少食，一个可以透气的空间悄然出现。远离政治中心的昆明城中，玩音乐，学英文，读古诗这类“资产阶级杂草”，在破四旧高潮过去数载后，不待春风吹，零星出土。我偶然闯进的一个英文学习小组，是城里水准颇高的聚合。老师只比我长几岁，无疑一位语言天才。年龄最小的学弟，刚二十出头，我们称他小哥哥。聪明纯善得好像来自别的星球。一看就知道是 “爱”中浸泡大的。爱的源头是他的母亲，后来成为我忘年交的田伯母。
我认识他们之前，小哥哥度过一次生命危急，故事有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味道。小哥哥家庭出身不好，不是一般地不好，父亲曾挂国民党将军军衔， 50 年代初被枪毙。那个时代，伴随每人一生的不是出生证明，而是“个人档案”，它关乎你在社会上属于第几等人。表格最关键的一栏为：直系亲属中有无关（押）管（治），杀。父亲被枪毙，儿子被认定对新政权有杀父之仇，自然永世不得重用，不能享有作为国民的平等的权益，包含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女方家长的态度，可想而知。
女孩被家人锁在家中，禁止双方见面。小哥哥决定自杀，先禁食，准备用更快的方式自我了决。他周围的人，据说母亲在内，都无奈地接受了他的选择，几个好朋友约他去照相馆拍照留念。我还真看到这张照片：四位神情肃穆的男生。后来小哥哥从致命的烦恼中醒悟，危机化解了。与维特不同，小哥哥生命的阴影来自社会，来自连孩子也不放过的政治。“她母亲也接受独子自杀吗？”，“是的，她也接受了，很平静”。
这个亲密的朋友圈子中，小哥哥是大家喜爱的小弟弟。传说中，父亲被枪毙时，母亲怀胎 7 月，决定自杀，不果，儿子早产，给了她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朋友们称她做田伯母。她出生于湖南世家，知书达理，通诗词。此时在一个民办的刺绣手工合作社做车衣女工。
那时候，昆明人成为朋友的话，必然要约对方去家里坐坐，碰到吃饭时间，就一道吃饭，无须事先准备。小哥哥家住在昆明一条石板街和一条小巷交口的木头房中，独门独户，一楼只是过道，吱嘎吱嘎响的木楼梯通向二楼，这里也只有一间房及隔出来的做饭处。窗呈半圆，看到街上来往行人，听到自行车在石板上颠簸的声音。小楼独特，简陋，诗意，正像它的住客。
第一次见到田伯母，和我想象中完全一样。一看就知道是外省人，皮肤白而细腻，额头高，短发拢在耳后。素色的衬衣外加毛衣，当时中年妇女的标准打扮。慈祥两个字透露在她的笑容里，她不笑的时候，眼睛、嘴角也带着笑意。听到我会留下来吃饭，由衷地开心。我至今还想得起她蹲在蜂窝炉前煽火，及俯身切菜的样子，记得那天她做自己的拿手菜，红烧茄子。
小哥哥讲述的童年故事，都被我安放在这间小阁楼中，可以像电影画面一样回放。他上小学时，正逢大跃进。全民加班，超时工作。田伯母每天出门，男孩还没有起床，等她回家，儿子已经熟睡。她急忙做为他准备第二天的饭菜。小哥哥很快学会写字，给妈妈留条子。 40 年后，我才有机会听田伯母自己提起这段往事。她说大跃进时，手工业合作社也要“放卫星”，向祖国献礼，不时还得通宵干活。母亲半夜归家，开始生火，烧水，灌满七个暖水瓶，倒进木盆里。将儿子唤醒，从床上抱起来，替他洗澡。他还在梦中，不时唤声“妈”。田伯母将钥匙交给邻居，一位上海婆婆。出门，将门锁上。等到差不多该上学的时间，阿婆去给他开门。儿子聪明乖巧，到小学二年级，母子可以相互留字条。“妈妈，你看，我的都是 5 分， 4 分”，这张和成绩单放在一起的字条，永远留在母亲心间。
不知底细，会以为小哥哥家境富裕。学英文，学提琴，还有一把好琴，一块名表，都需要那时非常虚缺的东西 — 钱。 田伯母从不犹豫尽全力去成就儿子的爱好，包括变卖家中财物，换来他的所需。儿子先天不足，田伯母用家中仅有的积蓄去买克林奶粉来喂养他。小哥哥记得大约三岁时，和母亲去街头摆卖。呢子大衣，绸缎旗袍等放在一只皮箱中。母亲躲进路旁小巷，小男孩站在箱子旁。有人问津，立刻跑去唤出母亲：妈，有人来看了。
小哥哥以优异的成绩从小学毕业，深得老师宠爱，却没有被正规中学录取，进入一所半工半读的民办学校。他觉得完全是自己的错，内疚，对不起母亲。田伯母不能化解他满心的委屈，无法对他说明，因为父亲的关系，他被打入另类。母亲可以给儿子无尽的爱，宁愿为他牺牲性命，却无法让这个小男孩，在社会上得到最起码的公平待遇。文革很快来到，不仅他一人，全中国所有青年一下子失去上学的机会。
小哥哥那时不过十来岁，被分到郊区的农场。算是照顾他小，给他派了赶马车的活。耀舞扬鞭，合他的性格。做母亲的则担惊受怕。后来的确出了事故，幸而未留下后患。农场管治不严，之后病退回家，投入自己的爱好，学习，尤其是学历史。家族是云南的世家，他从先辈的事迹往上追朔，对云南历史钻研非浅。刚认识，他问起我曾祖父的名字。“熊廷权”，“号是不是仲青？”。这个小孩居然知道！每天收听 BBC 的新闻，是他必作的功课，练小提琴，念古文。。。要愁那得功夫？
当时，我们这些在知识无用的时代依然好学的人，根本想不到所学的东西会对个人前途有什么意义。学习只是一种习惯，爱好，是对得起自己生命的行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后来机会出现，给了这些“有准备”的人。 1977 年恢复高考，小哥哥得到当年云南省的文科最高分，仍未获得录取，显然还被认定为政治不可靠者。他给当时的大救星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不知道有多少人给邓写了信，不知道邓是否看过这写封信。历史按反省文革，反省 1949 年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向走。终于，将近 30 年之后，家庭出身，政治表现，作为中国大陆学子进入高等学校的关卡，被废除了。小哥哥进入大学。
他的故事代表了一批人，反应了一个时代。顺理成章， 80 年代初，他拿到美国一所常春藤大学的博士研究班录取通知，获得全额奖学金。同时与相爱的女孩订了婚，双喜临门。田伯母此时心事重重。她终于鼓足勇气，要政府解答数十年存在心中的疑问：丈夫为什么被枪决。来到翠湖边公安局，找到群众接待站的“同志”，递上事先准备的信件。“查询需要时间，你下周再来”。难以成眠的 7 个夜晚之后，她来到公安局。人家告诉她，时间太久，查不到档案了。“ 30 年前的事了，对你们母子没有影响了”。走出公安局，她久久站在翠湖边，看柳树枝条在风中摇曳，看水中白云的倒影。仿佛第一次看到昆明的翠湖这么美。
1919 年，民国八年，田伯母本姓邱，她出生在湖南长沙书香门第，人口多，家道殷实。她的外婆家劳氏，也是望族。不记得是她父亲还是母亲的家族，曾经中过两位状元，得皇帝赐匾。田伯母说，我在《家在云之南》中描画的外婆家融洽、充满欢声笑语的大家庭和她的外婆家一模一样。田伯母的母亲长得漂亮，随父母在北京住了八年，一口京片子。陪嫁时，为了不让邱家小看，尽其家中值钱的东西作为嫁妆。邱家秉承书香之家的使命，田伯母的大姑妈在长沙办了“幼幼小学”，二叔、三叔送到天津，进入北洋大学。由外籍老师用英文授课。田伯母小时候学会一句 Very good 。
对付人类主要疾病的药物没有发明以前，富人、穷人的生命在致命的病症之前都一样脆弱。 20 年代，邱家一共四个年轻人先后死于肺结核。田伯母的父母在长沙正月的寒风中，前后三天过世。她对父母几乎没有印象，听大人说她满月时，母亲身穿一袭大红裙子，抱她出来向祖宗磕头。这成了她脑海中母亲的形象。大家庭的孤儿一点都不孤独，儿时印象是田伯母一生最欢乐的记忆。她的小名叫雁栾，好像从早到晚都听得到大人亲切地声声唤：雁栾！大约 5 、六岁时，过生日这天，她跑进客厅，正好大姑爹有客来访。小女孩给他磕个头说：今天是我的生日。结果得了两枚银元。哥哥笑她“生财有道”。
家中的藏书陪伴她度过少年时代的晨昏。哥哥将家中书房称为藏书楼，其实就是二楼的一间大房。讲到此，田伯母偷笑道，我其实只看小说，对占满书架上是经典和学术书一眼都不瞟。她觉得自己当时完全不懂事。“等到我懂事时，好日子过去了，一去不返”。日本侵华，改变了中国和亿万家庭的命运。邱家大宅也毁于 1938 年长沙大火。 19 岁的花样少女，没按原先的梦想去上大学，进入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长沙分院，做一名音乐老师。
1938 年，由几位社会上活跃女性发起组织，以宋美龄为理事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长沙成了分院，“ 凡阵亡将士遗孤、前方作战将士及救亡工作人员子女暨战区难童，年龄在 15 岁以下、 4 岁以上者，均可前往中山堂该会或青年会报名。经审查和体检合格，即可入院。 7 月 2O 日左右，首批难童约 9O 人”，后来湖南一共成立了五个分院，一共收留保护了 2 ， 000 多名孤儿。
给她取名“雁”的长辈，大概联想到她是一只失去父母的孤雁，不曾料到她的一生居然与此关联。自小父母双亡，第一份工作在孤儿院，婚后两年即失去丈夫，儿子成了遗孤。在对她百般呵护的家人中度过童年与少年，她一点不孤苦。战火烧起，没有比保育院更适合的场所安放她的温柔与爱心。她依稀记得当年教孩子们唱的歌：“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掉土地，我们失掉老家。我们的大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他的军阀。我们要打到他，要打到他！打到他，我们才可以回老家；打到他，才可以看见爸爸妈妈”。
年轻貌美，慈爱端庄的音乐老师自自然然成为孩子们心目中的“母亲”。有个调皮的男孩很能利用老师的心情。他跟在潘老师后面，叫她“妈妈”，然后就要糖吃。不只一位老师中了他的计。我在认识田伯母几十年后，才听她说起在战时保育院的经历。共产党红旗下长大的一代人，对八年抗战的认识限于敌后武工队这类的党领导下的对敌斗争。前方主战场是如何打的，后方民众如何参与，一片模糊，也不深究。保育院的孩子，在 70 年后也才开始相互联系，寻找当年的老师。这年夏天见面，田伯母一遍遍对我讲述当年的经历，给我看当年学生办的一份同仁刊物，上面有她写的文章。那个骗糖吃的孩子也年过七旬，打电话对她说：现在你儿子在美国，有事找我，我就是你的儿子。田伯母笑道：你小时候骗我，现在老了还骗我。
1947 年初，报上刊登台湾空军子弟学校招聘老师的广告，田伯母古文基础扎实，报考即中，派往台中分校教小学六年级。不知道是哪位有远见的政府官员提出的政策。 后来对台湾文学有卓越贡献的作家齐邦媛，也是当年台湾从内地招募而至。田伯母教授的这班学生，次年全部考取中学。她因为表现突出调到台北总校，从少尉一级升到少校三级。
49 年暑假，住在昆明的三姑妈邀请她去玩。此时她 30 岁，亲友心中有何算盘不难猜到。她生性贪玩，好奇，正好有足够的积蓄，开开心心地上路；懵懵无知，跨进人生的转折。从暑气蒸人的台北，来到清风送爽的昆明；从举目无亲的都市，来到视她为己出的姑妈身边，心情大好。一张情网，此时向她张开。
对方算不上英俊，个子不高，和她满腹爱情小说中的男主角相距甚远。男生却对她一见钟情，一首首情诗箭一般射过来。她渐次被这位书呆子的学问吓倒，与他相处，好像对着一本永远读不完而趣味盎然的书。他同样出生世家，父亲是云南杰出的学者，本人毕业于昆明的东陆大学。这所创办于 1923 年的云南第一所大学，得益于创建者，云南王唐继尧的视野：“东陆大学，非滇人一省之大学，乃东陆人之大学也”。建校的宗旨是沟通中华与欧陆的文化，攫取双方文化之精华。
毕业后他去到南京，进入国民政府工作。一路获重用，升至处长级，战时文员均授予军衔， 30 岁出头，已为少将。 1949 年内战大局已定，国民政府决定撤到台湾。父母在，不远游，他不做二想，离职回到昆明。像当时绝大多数对自己谋生技能自信的人一样，他选择留下。万万不曾料到，这个决定将以自己的性命，以妻儿的惨淡岁月为代价。他们相信执政党做出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新中国的承诺。那时，也许连党的领袖也真如是想。殊不知，专制集权制度有它自己的规律，由践踏众生的铁蹄带着它驰骋。
这位文学系毕业生其实一点也不书呆，感情丰富，拉小提琴，和两位朋友结为“岁寒三友”诗词往来。年过三十，堕入初恋。带女友登西山，泛舟滇池。最主要的节目是看电影，昆明那时分区停电，他们满城跑，找不停电的影院。女友喜爱的好莱坞爱情片，在昆明电影院受城中男女捧场，几乎场场满座。此时的中原大地，抗战八年之后，内战惨烈。 枪鸣炮轰，血腥的厮杀，伤者的呻吟，丧失亲人者的悲恸，战乱造成的灾难与饥荒。。。传到昆明，化为《正义报》上的一则消息。对恋爱中的年轻人，引起一番感叹，甚至几行清泪。。。而已。
当婚当嫁的恋人，很快结为夫妇。幸福的日子何等短暂，一年多后，腹中胎儿七个月，丈夫被莫名其妙地逮捕，莫名其妙地枪决了，家属没有得到任何通知。大街上的公告上，连他在内，一共处决了三名“反革命分子”。让她回忆已经够残酷了，我没有问她的感受，问她如何自杀未遂。多年前，我问过她，为何可以平静地接受儿子自杀的打算。她说，我已经想好了。他走，我也走。他从小是个好孩子，受尽委屈，连中学都不给他上。以后这辈子，背着父亲被枪毙的名分，不知道还要受多少罪。死了就一了百了。
革命的巨轮没有因为政权成立暂停，和平到来，一批人作为胜利的祭品被杀、被送入大牢。 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政治高压比政权的合法性更能起到立即的效果。被镇压者主要的“罪行”在于曾经“站错队”，像田伯母的丈夫，在国民政府任高级职位（不是最高，否则会受到统战政策保护）；或者因为财富，沦为土改或 50 年代初政治运动的斗争对象。丈夫被杀，被关，妻儿从此被打入另册，为社会所不容。昆明人严玲玲的回忆录《母亲和我们七兄妹》详尽地描述了遭逢此厄运的母亲如何支撑起一个破碎的家，如何受尽凌辱而不失尊严地养育儿女。处境与严伯母、田伯母相似者，那时一大批。作为妻子，她们的世界崩塌了。她们哭得天昏地黑，痛不欲生。作为母亲，她们必须揩干眼泪站起来，支撑起这个家庭，必须在孩子面前保持笑容，去谋三餐，找一条活路。
变卖衣物、首饰以及家中任何值钱之物，是这些原先的太太小姐最简单的活命方式。田伯母祖母从小教导她，身外之物不足贵。“命中有的终须有，命中无的莫强求”，她并不心疼将身边物件贱卖。田伯母的三姑妈大学英语系毕业，曾经做过省长龙云的英文秘书。她有七个孩子要养活，连不怎么值钱的东西都卖得差不多时，她用 100 元买了一架缝纫机，学习做裁缝。田伯母学她的办法，先学做最简单的内裤，接着学做小孩衣服。她本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和她的三姑妈及许多知识妇女一样，因地主，富农，反革命。。。的家属的标签，被排斥在体制以为。而这个社会主义的体制囊括了几乎所有职业。
车衣女工被称为小手工业者，到 1958 年大跃进开始，连最后的空间也没有了。他们被要求入社，带着自己的“生产工具”缝纫机，进入集体所有制单位。田伯母从此成为“昆明机器刺绣厂”的一名女工。这年她 39 岁，同事叫她老潘。她也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在嘎吱嘎吱的缝纫机声中低头劳作，手扶着布料，脚踏踏板踩机器。每天八小时，踩啊踩，送走了半生岁月。只要能每天按时下班，回去照应儿子，田伯母就满足了。
这些一下子跌到社会底层，不善体力活的妇女，为子女，只要有稳定的收入，哪怕微薄，哪怕苦和累的工作，都可以接受。 田伯母与我认识的其他在同样处境中的母亲不同的是，她对儿子的教育十分在意，并且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找寻合适的幼儿园，今天的父母视为理所当然。而 50 、 60 年代，绝大多数人相信孩子是祖国的花朵，交给什么园丁去照料不关家长的事。田伯母则认为必须将儿子交托到有爱心的人手中。“多数幼儿园都是在民房里。我去到一间，看见小孩站在天井里哭，有小孩只穿着一只鞋。小娃娃哭，我也站在旁边跟他们一起哭”。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一间满意的，租用了一名医生的住所，主任幼师毕业。
文革开始，半天工作，半天开会，人人要发言。每个人限定写 10 张大字报。大家很快发现老潘的毛笔字一流，大字报写得又快又好。班上 20 多人，都来求她帮忙。常常写到别人都回了家，她还在“代笔”。这个发现，让田伯母赢得同事的敬重。 30 年后，有位同事带着人参来探望她，感谢当年相助。
同事间不多交往，领导则知道这些人的底细。文革中一天，车间主任早上宣布：今天让你们这些小姐、太太去挖老板田（挖地）。大家拼命挖，人人手上起了血泡，到下午四点已经完成任务。平时相处较好的八个人突发奇想，坐船到西山去玩。田伯母在船边洗饭盒。不小心饭盒被水冲走，一船人大笑，田伯母笑得最响。回市区路上，天已黑。大家站在路边截顺风车，叫田伯母站在前面。结果一辆卸货的翻斗军车停下来。整天关在车间里，机器声中低头工作的人，这辛苦的一天好像节日。半世纪后， 96 岁的田伯母给我讲这个故事，脸上的笑容依然青春调皮。
和田伯母熟起来是 80 年代初，我到香港之后。他们母子和我父亲及弟弟成了邻居。后来两家人干脆一道吃饭，我的家人享了她好大的福，我对她感激不尽。夏天和女儿回家。小女孩成了田伯母的至爱。昆明那时没什么水果，田伯母每天给她做一份糖番茄。回到香港，女儿还记挂着“番茄婆婆”，至今不曾忘记。田伯母看她永远看不够，有时干脆坐在小凳上，就这么咪眼笑着，看她吃东西，看她玩耍。小女孩跌倒，哭了起来。“哟，她哭起来那个小样子太可爱了！”
这年夏天，我做了一件非常冒险的事。约上十多位朋友去澄江玩，包括我 70 岁父亲和田伯母，四岁的女儿。 17 个人挤在一张手扶拖拉机上，从澄江县城来到抚仙湖边，租了两只小船，去到湖对岸我心爱的小村庄绿冲。船行至湖中央，风雨大作，小船左右摇晃。我吓得要命，父亲和田伯母却无事一般。到绿冲天已黄昏。一行不速之客，个个像落汤鸡，闯进我的学生家。男主人生篝火给我们烤衣服，女主人下厨煮鱼汤。
第二天一大早，众人来到湖边，被这梦幻般的山光水色迷住了。湖边一行苍天古木，向四方伸出茂盛的枝叶，舒张于天地之间。湖水之清澈，令人惊叹。父亲站立在水中，大声道：连脚趾甲也看得清清楚楚。田伯母牵着我女儿的手，被她拖着跑来跑去，和水里的妈妈打招呼。此情此景，像梦一样留在我心中。数十年后，绿冲成为著名旅游景点。听人赞美绿冲，赞叹抚仙湖水，心中感叹。那最美的水，最可爱的小渔村一去不返。我的父亲和田伯母也已作古。
她 70 岁这年，儿子将三个月大的孙儿从美国带回来交托给她，圆了她的梦。
独自将孙子带大的六年，是田伯母一生中最操心，最忙碌，也最幸福的时光。
我夏天回昆明，照例去看这奶孙两。小男孩非常之纯真可爱。我女儿最擅长和比她小的孩子玩，分手时，他硬是不舍得小姐姐走，一遍一道地恳求她留下，情真意切。指着奶奶的大床说：今晚你就和奶奶睡。找保姆是田伯母最头疼的事，几乎每年一换。后来找到一位非常能干可靠的，一年后，一次田伯母发现她擅自去附近工地拿了两块木板。严肃地对她说：工地上的东西，都是公家的。你这是偷窃。于是就让她走了。孙儿对小保姆都称姐姐。每天午睡起来吃水果，第一块给姐姐吃，然后才轮到自己。
四岁多，田伯母就开始教孙子认字，算算。到五岁，毛笔字已经写得有模有样。六岁，需要回父母身边上学了。父亲问他，你愿意来美国还是留着昆明。“奶奶去我才去”。这时田伯母的儿子已经拿到博士学位，在大学任教。一家团聚，此其时也。小男孩去到美国，开学第一天，老师让每个人站起来，告诉小朋友们暑假做了些什么。小男孩看到大家起来，叽叽嘎嘎说了一通他完全听不懂的话，他只知道那是英文。轮到他站起来，他将自己唯一认识的英文流利地一个个念出来：一个个的汽车牌子。奶奶对他教育的最成功之处，是培养了他的自信。
和儿子一家在美国住了将近 10 年，在田伯母记忆中留下的都是美好。刚到美国，就遇到一个非常友善的台湾人，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带田伯母去中文图书馆，接触当地的华人社区。田伯母还为当地的华语小报写了一篇文章“东迁记”。暑假，儿子带她遍游美国国家公园。她每回顾自己的一生，都以各种令她重返青春的自然风光做背景，以有如此孝顺的儿子知足而自豪。心中烦恼，用愉快的回忆去抵销。
年过八十，孙子进中学后，田伯母越来越感到必须回昆明。去美国陪伴儿孙的老人大多都顺从这个规律，当自己对下一代的生活在实际（非情感）层面上，不再是不可或缺的时候，双方宁愿忍受分离后的牵肠挂肚，服从理性的考量说再见。昆明已经是田伯母的故乡，衣食住行都习惯，还有亲戚朋友。来探望她最频繁的是儿子的好朋友们。刚回来的一、两年，对儿孙的思念常令她茶饭不思。她将儿子和孙子的头像放大，框在相框里，吃饭的时候，放在饭桌上，好像一家人在一道进餐。儿子固定每周六和她通电话，每个暑假来陪她住些日子。
大概在 2003 年夏天，她刚回昆明不久，我回昆明去看她。她家里有个 17 岁的小保姆小琴，来自乡下彝族村寨。她在厨房一面洗菜一面哼歌。她叫田伯母“奶奶”，称我做“香港姑姑”，和田伯母笑着抢电视遥控器，举止就像个孙女。每年回去看田伯母，她们都留我中午在家吃饭，小琴的厨艺越来越好。两人记得我上次来喜欢吃哪几道菜。小琴天生的悟性和性格，田伯母的身教言教，几年下来，令她们好像成为一对奶孙，小琴的谈吐像是受过很好的教育。
她的父母和村里其他人没有两样，指望用她的嫁妆替哥哥娶媳妇。曾说替她找到当地邮电局的职工，将她哄回家。回家才知道是一场骗局，父母连对方姓什名谁都不知道，她立即折回田伯母这里。我问她，“你们那里如何重男轻女？” “这样说吧，我有两个姑姑，我爷爷奶奶从来不问她们的死活”。她说，我要陪奶奶到她百年之后才嫁人。小琴一直遵守承诺，不为旁人，包括田伯母自己的劝说所动。
2005 年起，一连几个冬天，田伯母都因为肺部感染去住医院。田伯母看到医生在查房后，开处方挂在病床头的病人档案夹里，便让小琴将药一一抄下来。第二年冬天犯病，就去买同样的药来吃，觉得管用，以后很少住医院了。她的抽屉里放着儿子从美国买回来的维生素补充剂，还有许多小瓶子。上面写着：腰疼、胸闷。。。。照料好自己的身体就是对儿孙最大的关心。她和小琴按照一本书《第一营养》上的建议选择食品。不知道是基因还是健康饮食的缘故，到 96 岁田伯母仍然耳聪目明，脸上很少老人斑。最难得是头脑非常清晰，乐观幽默，和她聊天是一大乐事。“你看我是不是很狡猾？每次儿子来前，我就另外安放一下桌上的照片，等他走掉再还原”，那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小秘密。两人坐在沙发上笑得前仰后合。
田伯母的知己是几位和她年龄相仿的亲戚，我看过几封他们之间的书信，大为惊叹，彼此唱和的古体诗，对仗工整。吟诗作对的传统，还保存在这些被挤压到社会边缘的贤妻良母，昔日的大家闺秀之中。我对田伯母说明要将她的故事写下来，就像写我去世的父母和亲戚，希望让文字留下他们的音容笑貌，留下一点时代的影踪。除了这些书信，田伯母写过一份自传。想到有丰富的资料可用，只是和她天南地北的聊天，不想令她太累，怕往事勾起心酸，没有当成做口述史那样采访。何况我不是个合格的采访者，关键处不忍追问。我问不出口，她 30 岁出头失去丈夫，之后有人令她动心吗，有人追求过她吗。有时候她会插一句，这件事我连儿子都没告诉过。对哪些可以留在纸上，哪些载人她的故事中，彼此有默契。有一次约好去看她，她说身体不舒服，过几天再说。到再见面，田伯母一脸歉意，“对不起，景明。那些信我烧掉了”。她留下一封大概实在舍不得烧毁的长信，递给我。三页纸，一页是诗词。我看了一眼，还给她，不再继续原来的话题。
小琴原来就学会电脑打字，可以代田伯母写邮件。后来有了微信，更方便。收到我传给她的孙女小糯米的照片或者视频，田伯母一定作答（见下）。到 2016 年初，许久没有田伯母的信息。打电话给小琴，才知道田伯母住进医院的重症观察室。此时她已不能言语，知道是我，一定要和我说话。除了“我们的友谊”这一句外，我完全听不明白。她不停地发出喉音，我在她的努力“说话”的每个空挡上回答：“我知道了，是的，你放心，田伯母。”
2015 年夏天儿子回美国，田伯母看着他拖着箱子离开的背影，对小琴说，叔叔也老了，还要这样奔波。年底，田伯母生病，在北京工作的孙子乘夜班机赶来，田伯母好心疼。小琴父亲病重，却走不开，也令她于心不安。和我父亲去世前一样，田伯母意识到生命已经走到尽头，开始禁食。决定离开却不是那么容易，拖了近两个月。她不只一次说，比起许多老人，我的晚年非常幸福了。她年轻时就有过两次不堪痛苦，只求了结的经历；活下来，对世界的留恋莫过于儿子，然后孙子。终于看到儿孙长大，事业有成，惟愿不拖累他们。
我听到她走得平平静静，为她高兴。我想起文革中那个夏天，她和同事去田里做苦工，意外地赢得一个黄昏。 终日在缝纫机嘈杂声中低头做活的“老潘”，来到山水之间，仿佛变回青春美丽的自己，直想开怀大笑，连饭盒掉进湖水也觉得好笑。她大半辈子都以儿孙，以亲友的快乐而高兴，因他们的挫折而忧心。在那个美丽的黄昏，夕阳映照的滇池上，她曾那么开心，为自己开心。。。。
熊景明
2016/6/20 （糯米四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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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田伯母的微信：
“谢谢你送来赞母爱的画册。善良的人总以为人都是如自己一样善良，其实不尽然。你、我、立立可以说是极具爱心的慈母。我当然了解自己是怎样爱传刚。爱他远胜过爱自己，可以用“忍辱负重”来说明。你对立立的爱，我也基本了解。至于立立，一方面我觉得她太像你了。另一方面，从视频也看出对小糯米的慈爱。那次她带糯米来江岸小区看我。我们都是慈爱的母亲，我们就一同发扬伟大的母爱吧。 2015 ， 9 ， 27
又见糯米的成绩极高兴。她生性积极进取，我祝她的一生，不断争取第一，做永不言败的冠军。 2015 ， 10 ， 21
你们三代快快乐乐游澄江，令我羡慕不已。好的摄影发给我看看。谢谢你的关心，几十年的友情转成了情亲。 2015 ， 10 ， 16
小糯米太像立立了。从小就会关心别人的感受是天赋，是与生俱来的情商。富有同情心，平易近人，给人快乐，自己也快乐了。这么小的孩子会说眼明手快，不可思议等等，则是她平时很注意大人说话时的态度表情。她体会了，在合适的时候使用正确，这些最有表现她爱学习，而且努力想快融入到大人的谈话中去。她生活在有文化的家庭，耳濡目染，没有刻意教她，自然学会。中国人自古以来很重视婚姻要门当户对，意义深远。
熊景明
2016-7-11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