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歌的人生

－－作者：熊景明

《巨流河》 2009 年在台湾出版，被称为 1949 年迁台一甲子最重要、最温暖的时代纪实。作者齐邦媛 1924 年在东北辽宁铁岭出生， 47 年到台大工作，后成为国际知名的英国文学教授，晚年致力于台湾文学的翻译、推荐。齐教授一生与中、英文学打交道，到八十一岁，用了四年的时间，用散文诗般的文笔，记录下自己与父母及同时代人非凡的经历。书的开篇，作者道：“二十世纪，是埋藏了巨大悲伤的世纪”，她将埋藏内心的巨大哀痛用 600 页优雅的文字细细道来。

作者的家族从关内移民东北，父亲齐世英曾留学德国，一生怀抱维新图强的爱国理想。 1934 年，他在南京创立《国立中山中学》，招收了大约 2 千多名流亡学生。 悲壮激昂的校歌，唱出抗战的时代之音： “白山高兮黑水长， 江山兮信美，仇痛兮难忘，有子弟兮琐尾流离，以三民主义为归向，以任其难兮以为其邦，校以做家，桃李阴长，爽阴与太液秦淮相望。学与知耻兮乃知方，唯楚有士，随三户兮秦以亡，我来自北方兮，回北方”。

随家人从东北到南京、到四川，一路逃亡的赢弱女孩，在战火蹂躏中长大，活在一群坚忍不拔的抗日志士之中，时代的悲歌与人性的璀璨交织，读来令人回肠荡气。“我有幸（或不幸）生在革命家庭，童年起耳闻、目见、身历种种历史上悲壮场景，许多画面烙印心中，后半世所有的平静及幸福的经验，都无法将它们自心中抹去，这当中，最深刻，持久的是自十三岁到二十岁，在我全部成长的岁月里，日本人的穷追猛炸。每一天太阳照样升起，但阳光下，存活是多么奢侈的事。”

几百名逃离东北的中学生，在湘乡一所祠堂中临时安顿下来，元宵节傍晚，众人围坐火边，想到哪一天才能回到家乡。“一时之间，哭声弥漫河畔，一些较小的女生索性放声嚎啕”。在这样的哭声中，国文老师带着大家唱：“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战争年代的诗与歌，伴随苦难和激愤，后人吟唱时，不复体会慷慨悲歌之情，“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是我们从小熟悉的一首歌，它第一次让我如此感动。

作者的少年在抗战时中国的临时之都重庆度过。 1941 年 8 月 7 日，日机开始对重庆疯狂地日夜轰炸，“重庆市内饮水与灯光皆断，人民断炊，无家可眠”，连续八个月的凌虐，“死亡可以日夜从天而降，但幸存者的生命力却愈磨愈强”，重庆城内没有一条完整的街，而百姓一样斗志高昂。 1942 年三月，全城二十多个合唱团组成千人大合唱，在市中心被炸毁的废墟上，为市民鼓气：“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在缺吃少穿，艰难困顿的战争年代，作者从小学念到大学，却在当时弦歌不辍的政策下，得到良好的教育。 1943 年，这位受时代文艺熏陶的高中的女学生写下班歌：“梅林朝曦，西池暮蔼，数载无忧时光在南开，而今一九四三春风远，别母校何日重归来”。大学时期，她就成了朱光潜的门徒，所受到的不只言传。英诗从此走进她的生命，不曾离开。到晚年，病痛折磨，诗歌是她的止痛良药。 秦邦媛重归故里，是六十年之后。再见大学时代的同学，已在分别后半个世纪。此时，这位重病中的女友“断断续续在喘息之间说了些别后五十年见事”，她非常之羡慕作者能在台湾继续读书，教书。个中的心酸，大约只有 60 年代前出生的大陆人，才能深切体会。

全书最动人的情节，莫过于少女邦媛与空军英雄的爱情。父亲被日本人杀害的男孩，在齐家关照下长大。他和邦媛之间，没有男欢女爱，没有山盟海誓， 只是为国捐躯的青年走进天国大门前，对人间眷恋的回眸；是仰望天空的少女一生无言的倾慕与心痛。同样，作者无尽的哀绪在诗中找到寄托：“四个月内，罗斯福逝世，陈纳德解职，张大飞战死。这一场战争带着无数人的遗憾落幕”，“啊，船长，我的船长”。胜利已经赢得， 我的船长却在甲板上躺下。这段勘称奇特的遭遇，和她日后的的种种独特际遇、她的禀赋，不由令人想到，她被上天选派来记录这段历史。

书的描述跨越 80 年，从东北农村到南京，到重庆，再到台湾。从个人和家族的历史中，看到时代变迁。作者的母亲十四岁定亲，十九岁过门，婚后一个月丈夫离家，故这位农村少妇“十年间没有离开那座庄园有形和无形的门”。“在我记忆中，在家乡的母亲，不是垂手站在桌边伺侯祖父母吃饭，就是在牧草中哭着”。她的命运，不知是多少代中国妇女的命运。然而，转变就从这一代开始了。她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只是贤妻良母，并以照料抗战中许多失去家园的年轻人为己任。到齐邦媛这一代，妇女低头做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倒是两岸都相同之处。

在和平年代长大的读者，就算是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折腾的一代，都难以体会中华民族在抗战中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中国不亡，有我！”。一个当时的小女孩的叙述，带来的震撼，超过至今读到的教科书，历史书和电影。《巨流河》对历史细节的实录，在感人的故事后面，有许多值得深深探究的题材。作者在叙述中不时轻轻点到发人深省的社会和政治层面的问题。例如同窗好友因为信奉某种主义而变得面目全非，再如抗战时的焦土政策是否不可非议。

书的下半部，时过境迁，描述的是和平环境中一位知识女性不容易，但卓有成就的学术生涯。 当年那个聪慧，瘦骨伶仃，我见欲怜的少女，渐渐负起重任。 无论做教师，负责政府的学术发展项目，都忠于职守，做得有声有色。即便写到她七、八十岁的日子，仍然让人看到那个纯真、坦诚的少女，而她对文学、对诗歌的热忱，令她所有的学习、工作都成为人生快乐的源泉。作者因偶然的机会， 1947 年，二十三时岁来到台湾，还有长长的一生将她对诗、对文学的知识和情感传给她的学生，并取得许许多多学术上的成就，她也为台湾文学走出台湾付出甚多。战争血腥而残酷，造成生离死别，培育出勇士，在人间打造出地狱，将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发挥到极致。相形之下，和平年代多么平庸，多么琐碎，多么幸福！

作者的父亲也离开大陆，对‘失去’东北故乡的伤恸追随他的后半生。 这位人正直、磊落、傲骨凛凛，人称“铁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因为反对增加军费， 1954 年被蒋介石开除国民党。齐先生活到 1987 年，终生未能回到他梦思魂绕的北方的故乡。

作者写道：“半世纪以来犹太人的悲痛成书近千，而中国人在八年抗战中的悲痛几乎无人详记。那时殉国的热血军民，在政权改变之后，都在“第二次死亡”时被淹没遗忘了。而我，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二十年来在国际文学交流之际热切地宣扬“我们的台湾文学”， 又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而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这里，容我推荐另一部以抗战为背景纪实作品， 2007 年广西师大出版， 范小梵的《风雨流亡路》。抗战开始时，十九岁的少妇答应远赴法国留学的新婚丈夫说，我会每天写日记，等你回来看。在战乱的年代，经过多少磨难和生死大关，她恪守承诺。到她到风烛残年，翻出丈夫、女儿都没兴趣阅读的几十本日记，写下这本回忆。中国人的历史何其漫长，而我们这一代对现代史的了解与记忆何

其含混而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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