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鼎钧的回忆录 --- 之一

－－作者：熊景明

一个小小的民间组织“北京新历史合作社”以大大的气魄自 2010 年起举办年度“向民间历史记录者致敬”活动。此应时而生之举，一呼百应，民间及学术界人士踊跃加入，活动办得有声有色。有人更誉之为一年一度感动中国的盛事。 2013 年，“年度历史图书”的致敬人物为台湾作家王鼎钧先生，表彰他的回忆录四部曲。人称鼎公的资深作家未能亲自到场，特地录制了一段答谢视频。 要不是有字幕，他浓浓的山东口音少人能懂；这乡音，将纽约与苏州之间的距离模糊了。

“我的名字叫王鼎均，我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听说这里有很多有心人，努力为国家保存记忆。各位鼓励表杨在这方面有贡献的人设立一个项目，说是向历史记录者致敬。使用的词句这样沉重，可以体会主办单位的心情多么热烈，多么迫切。国家记忆有共同的记忆，有个别的记忆，融合起来是兼容并包的记忆，无私的记忆，天下后世都能接受的记忆，万古千秋不受淘汰的记忆。这样的记忆是国家的智慧，社会的公道，民族的灵魂。这样的工作，我想用四句话来形容，那是：

为天地立本，为先民立传，为往圣继宏愿，为万世开诚心

在这里，许多位有心人在做这样严肃的工作，各位才是我们致敬的对象”。

初读鼎公大作四部曲中最后一本《文学江湖》，明白为何他被称为“台湾第一笔”。炉火纯青的文字，行云流云般畅顺的表达，诙谐幽默，似听作者摇蒲扇道往事，社会与政治化在人来人往之间，一股正气贯穿始终，令作品感人至深。台湾版的四本回忆录，又大又重； 2013 年初由北京三联出版，幸得以基本完整，只是轻巧了许多。

文革时，借到“地下读物”《约翰 克里斯多夫》如获至宝，将喜欢的段落抄满半本笔记簿 。看鼎公的回忆，妙言处处，只是划道，一本书已弄得像用过的高考复习大纲。鼎公的回忆中，数十年前山东农村活了起来，一幅画面，一段段“影视”，载着大人小孩人的欢声笑语或哭泣哀鸣在读者眼前展现。曾经写过三部取材中国现代史著作的历史学家冯客（ Frank Dikotter ）说，他追求的境界是再现历史场景。鼎公可是做到了。

作者出生于 1925 年山东省传统耕读之家， 1949 年到台湾，从传媒小弟成长为业界“大佬”。 1979 年移居美国后，依然握住他锋利的笔杆，耕耘不辍。一篇篇集思聚情，文字洗练优美的散文奠定风格，树立名望。 1992 至 2009 年， 67 岁到 84 岁之间，鼎公完成了四部回忆录巨制。曰：“我不是写历史，我的书只是江河外側的池泊”。话虽如此，江河自在作者心中。不凡的经历，毕生的学习与思考达至对历史深刻的理解，铺垫在他的故事之中，承载着值得这个民族深思的沉重教训。

《昨天的云》

乡土认同与耕读文化

一座村庄，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生命力，隐于这里的人民对它的认同，（所谓 identification ）。抗战中，作者在流亡中学念书。“本国地理”最后一课，老师道，现在你们对中国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抗战胜利后，你们希望在什么地方居住。少年王鼎钧说，“我仍然愿意住在自己的故乡”。中国城市中，许多来自专县、农村的人，不愿意透露出来自何方，宁说不标准的普通话，不说带家乡口音的本省话，虽然后者使用起来更为自如。如果你问乡下孩子长大后愿意住在哪里，很难想象有人会说自己的家乡。

乡音未改的鼎公，乡情终生未移。书中描绘兰陵的山川地势、名人（包括《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生），兰陵的乡贤，载入李白诗中的兰陵美酒，都令人神往，“寄托着兰陵人的集体自尊”。“近代的兰陵很蔽塞，很保守。可是放足，剪辫子，写白话文，兰陵都有及时开创风气的大师。南下黄埔抗日，北上延安革命，闭门研读资本论，都有先知先觉”。泼墨画般的兰陵面貌之后，作者对一位父母官范县长的写生读来拟幻拟真。这位治理有方，勤苦耐劳，有勇有谋的县长离任时，百姓自发地长街设案相送。“等他坐上汽车，已是夕阳西下。。。那时，我觉得好饿。我想，他也一定饿了”。

都市化到来，无论在哪一种体制下，人心对都市的向往不可免。之前千百年的华夏中原，即便你高中状元、进士，被委任高官，你的根仍然在你出生的地方。 作者说，“我们小时候受过几项严格的训练，其中一项就是牢牢记住谁是你的三代尊长”，祖祖辈辈住的地方，对一个人不仅表示过去，也表示未来。 兰陵在清代出来五个进士，若干举人秀才。一位进士在村里盖的大宅，称为“进士第”，像是乡村的一个文化据点。战争停了学校，作者的父亲曾将他送到这里，请进士的儿子教授他诗词。这位民间诗人的诗作不留底稿。他的弟弟秀才公也好诗文，喜爱“与仙人赋诗唱和”。乡土认同与耕读文化相互提携。

王鼎钧幸运，他上小学时已经有“几位长辈都在外面受过高等教育，眼见政治腐败，做公务员只有同流合污，决定回桑梓教育子弟为国家青商会植根奠基。他们都是有钱的地主，办教学完全尽义务，还要为小学奔走筹款”。中国现存的古村落，例如江西的流坑村，都靠曾经在外获取功名的村民建成，数百年前建的古朴而壮观的村舍，学堂，祠堂，倘若躲过文革劫难，今天作为文物保存，而孩童诵读声，婚丧的喧闹声，已随历史飘远。

民国初年，兰陵的乡绅支持办学，新思想潮水般涌入，拆掉庙里神像，改建教室。出外学成归来的青年才俊，“把文化的命脉在我们家乡接通了”。校长学贯中西，有领导才能，共几位出色的教室做拓荒牛，均不支薪水。乡村知识人如饥似渴地寻求新思想，被人尊称为“大老师”的校长研读《资本论》。他“并非从阶级观点出发，而是从孔孟的仁爱和释迦的悲悯出发，认为共产主义能将之付诸实现”。

我们往往忘记那时的乡村不像今天这样完全被边缘化。 1919 年，民国政府颁发县自治法。 30 年代初，县自治运动一时间轰轰烈烈，中国不少省份开设讲习，举办县自治的教育，试图引入现代行政管理理念和机制。王鼎钧就读的小学校也作为试验场所，演练地方自治的实施。小朋友王鼎钧被“委派”为主管教育的科长，视察扫盲情况，撰写报告。。。。

读回忆录，免不了带着与今天的观照来看往昔，作者写回忆何尝不如此？高明如鼎公，这一层意思从不挑明，却令人看到乡村中国耕读并行的文化内核。 “耕读之家”是农人的追求，赋予他们自尊及对未来的信心。亦耕亦读的生活方式，是科举制度的前提，不只是后果。抗战时，地方游击队的一名司令官曾请王鼎钧的父亲代他作一封遗书，给出一个要点，要说明他 “幼承祖荫，耕读传家”。曾国藩的父亲道出无数代农人心声：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时事不闻不问，只将艰巨付儿曹

鼎公带着深情与敬意描写了幼年到少年时代的启蒙老师，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父亲，一位受乡里尊重，知书达礼的农人。父亲谆谆教导，读书的目的在于成为有用的人，为人、对家庭的责任高于一切。一家人后来为逃离战火流落异乡，王鼎钧去讨饭，好心人给了一张煎饼。疾步回家，奉上所得，“我此生第一次凭自己的能力报效家庭”。父亲让他将弟弟妹妹找回来，他自己不吃，在一旁看仨人一同大嚼，说：“也许有一天，你要带着弟弟妹妹一道讨饭。那时，你要记住，要是讨到好吃的东西，一定要让他俩先吃”。

就写作而言，王鼎钧可谓天之骄子。天赋毫无疑问，加之出生在那样的家庭，周围有那等美丽的山水，还遇到一位难得的小学语文老师。他提倡朴实，反对矫饰，注重内容，批评充斥在作文写作范本的新文艺腔，什么“光阴似流水般逝去”，“一轮皎洁的明月挂在天边”“世事无常，人生如梦”之类陈词滥调。直到今日空而俗的文艺腔仍然泛滥，大陆则加上人民日报与政府文件文体。读鼎公的书，如沐春风，他写民俗，景致，人与人，乃至人和牲口的关系，均出神入化，宛如电影场景。优美而真挚的文字承载着感人的情与义，没有辜负他的“大老师”。

战争来了

田园诗一般的富饶乡村，对生命力旺盛的少年人缺少刺激，“日子过得像泥里水里”。“如同在一灯如豆之下做功课，眼底清晰，抬头四望昏昏沉沉”。少年人内心空虚，眼下的生活与书本及老师灌输给他的，民族与国家情节的终极关怀之间，天渊地阔。

战争消解这一距离。“战争来了，战争把一天阴霾驱散了，战争把一切闷葫芦打破了。战争，灭九族的战争，倾家荡产的战争，竟使我们觉得金风送爽了呢，竟使我们耳聪目明了呢。唱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由口尖到肺腑是那么舒服，新郎一样的舒服”。半个多世纪回顾少时的心境，作者才发觉“我这一代，是如此地向往战争，崇拜战争”。

1996 年台海危机之后，我到云南边境地区参加一项国际扶贫项目。与一位当地年轻干部聊起来，他主张打台湾，抱怨中国领导人软弱。“那你会不会报名上战场呢？”我不无讥讽地问他。“当然，我第一个报名”。以后逐渐发现，有战争亢奋症的人不少，长不大的男性心中的“易燃物”，一根火柴就可以点燃。这大概是人性，不限于王鼎均一代，不止于中国。

作者认为，没有七七事变，没有全面抗战，他们的一代也就浑浑噩噩过日子，寿终正寝。那倒未必。比山东贫穷落后得多的云南，因为处于后方，社会变革，教育兴国仍然在艰难困顿中推进。就在王鼎钧前往流亡学校的 1942 年，云南省公费留美预备班在全省高中毕业生中招考学生， 45 年 6 月，抗战还未结束， 40 名来自各县的学生登上赴美国的轮船。如果没有战争，王鼎钧这样从不安分守己的学霸，想来不会如他所料，终老乡里。

战争在远处，写标语，唱爱国歌，演街头戏，兴奋刺激。唱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由口舌到肺腑是那么舒服，新郎一样的舒服。”战争的影子先来到，撤退的伤兵经过兰陵，见到真的血，见到伤口化脓腐烂的肉，残缺的肢体，“母亲流下眼泪，很多母亲都流下眼泪”。接着，战火烧到村里了。轰炸粉碎了现实，抹去对战争的任何浪漫想象。

1938 年三月十三日开始，国军和日军在临沂附近打了五十天，最后围城，攻城，巷战，双方抱在地上打滚。日本人进了城，见人就杀。村里每天听到鬼子杀人如麻，奸淫妇女的可怕传言。兰陵人开始无目的，无方向的逃难。王鼎钧一家成了 “一个在天地间无以自存的家庭，几枚在覆巢下滚动不停的卵”。 “母亲是缠过小脚的人，她拄着一节竹竿，上身前倾，划船似地奔波，走得慢，但是不休息，常常在我们停下的时候越过我们，奋勇前进”。这一幕，读来令人心酸，作者一生中，不知多少次想起、揩泪。

战火烧过，返回故乡，这里已面目全非。“兰陵城外有许多松柏，参天并立，排成方阵，远望很有几分尊严。这里是祖宗陵墓，这些松柏，就是古人的伞盖，也象征着古人的余荫”。这些百年老树全被砍断。“松柏不流血，你杀了它它冒出来的是香气，事隔多日，还有松香附在尘土上逐人”。回到家中，院子里的枣树，石榴树也被砍了。小弟弟进门问：“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谁的家？”毁坏殆尽的房屋，四处可见，昨天呵护着一家几代的房屋，如今变为垃圾不如的瓦砾堆。“每一片瓦砾，都是这个家庭一代或几代的爱心和奋斗”。

沦陷区

抗战八年，山东沦陷了八年。

抗日的情怀与斗志，早在领土沦陷，在日军烧杀抢掠之前，成为众男女老少心中最为慷慨激昂的情绪。小学课堂上“历史老师痛述近百年国耻记录，全班学生因羞愤而伏案痛哭”。家乡沦陷，老师中许多人都去参加了游击队。抗战前，当地最不安定的因素是匪患。抗战开始，土匪都没有了，这些从来有自己一套哲学的绿林好汉，没有了“合法性”，体面不起来了，他们转变为游击队。“游击队浩浩汤汤，有国民党支持的，有共产党支持的，也有单干户。我们熟识的人都投入了”。

王鼎钧的父亲将自己未成年的长子送去游击队，第十二支队。至始至终，支队没有机会对付日本人。“沸腾一腔血容易，等到真要拼命，才发现艰难。鬼子的习惯是，哪个村子朝我放枪，我就把整个村子放火烧掉”。 “鬼子进村了”，游击队最佳的策略是绕开。第一到第十二支队，到。。。，为何不联合去了去消灭不过一排人的占领军呢？作者没有给出完整的答案，只忠实地记录沦陷中故乡的人和事，和我们从 “地道战”，“地雷战”，“敌后武工队”的电影和小说得到的印象完全两样。

比比皆是的游击队员要吃饭，只能由农民负责提供。作者描绘了令他毕生难忘的一幕，“一群农民挑着担子给十二支队‘送给养’，“这些人把盛给养的瓦罐一字排开，在寒风中瑟缩而立”，收给养的游击队长官，认为事物粗糙，将瓦罐一个个打破，勒令中午前另外送来。农民捡起地上的红薯放到破瓦片上端回家。

广大乡村为各种品牌的游击队割据。“游击队互相碰撞，啃咬，由拔毛到摩踵”。

因为日本人用村民的性命、房屋做“人质”，无论游击队的背景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还是无党派或土匪，纵然手持武器只能和鬼子周旋，而无法出击。书中写到，共产党的游击帮助村民挑水，态度和气。当然，他们一样要依靠村民供给。民谣唱到：“日本鬼子抱窝，国民党吃喝，八路军唱歌”，“天昏昏，地昏昏，满地都是抗日军；日本鬼子他不打，专门踢蹬庄户孙”。

日本人采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策略。一方面用“人质”手段镇压反抗，一人犯事惩处一村；另方面笼络收买合作者。我们从小读到的历史书中，用“日伪”表示汉奸。这个“伪”字好像就映射国民党反动派。我们确信书本上说的，国民党不抗日，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抗日都是共产党游击队。至于什么正面战场，考试就没考过，也就不去深究。直到许多年后，才知道抗日不能只归功于游击队，“日伪”不表示日本入侵者加国民党。直到读了王鼎钧的书，才知道沦陷区也有许多非共产党的游击队伍。

有关山东沦陷区研究的文章说：“山东沦陷期间，日伪相互勾结，培植了一大批日华特务、汉奸、打手，丧心病狂地迫害、残杀山东抗日军民，犯下难以尽述的罪行，这是山东沦陷区罪恶中，最黑暗，最残酷的一幕”（注）。这一幕，在《昨天的云中》展开，纠正了我们对敌后抗战的许多偏见，却无法简答最大的疑问，也是少年王鼎钧的“天问”：日本人哪里来的胆量，想凭 30 几个人控制兰陵的两万中国人？

事实上，他们控制了兰陵，山东和大半个中国。一共八年。答案也许得在中国人当中去找寻。日本人在沦陷成立各式各样由当地人组成，协助日本维持统治的机构，从办理政务的维持会到手持武器的保安大队。“日军责成保安大队‘清乡’，保安大队就出动抓人。抓人总要有个理由。日本人来，你为什么逃？莫非是抗日军？你为什么不逃？莫非留下做间谍？”“那年头，乡下人常常挨打。如果他遇见一个穿制服的，他赶快祷告，希望那人没有扎皮带，皮带解下来拿在手中就是鞭子。”学者所说“最残酷，最黑暗的一幕”，包括使用刑罚，枪杀，活埋。。。。

彼时一少年，记录了战乱中的经历和见闻，让读者去思考，去判断。他能够将过往记得那么清楚，除了禀赋，无疑一生中频回顾那不堪回首的岁月。王鼎钧之后去到台湾、美国，显然形成更加成熟的观点和看法。他天生善于观察，对细节有惊人的记忆力，不用后来的认知为之涂抹颜色，始终带领读者跟随那个聪颖的少年走近这段历史。这是历尽沧桑，看透世事之后的超脱。

1942 年，沦陷区已大致平静，人民却不甘于做亡国奴。 17 岁的少年离开沦陷区去投奔流亡学校。临行，父母一番叮嘱，作者一一录在书中。喝了稀饭，吃了包子，分别的时刻到了。

“父亲说：‘你走吧，不要回头看’。

我一口气奔了五里路才回头，已经看不见兰陵”。

2016/8/15 昆明

----------------

注：吕伟俊、宋振春“山东沦陷区研究”，《抗日战争研究》， 1998 年，第一期，页 150-171.

感谢作者来稿 ，文责由作者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