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景明：谦谦君子——曾孝濂

1989-06-04 作者: 熊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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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10年代至2010年代, 云南, 植物界

谦谦君子 —— 曾孝濂

作者：熊景明

2004 年对中国植物学界意义非凡。 5 千多万字， 9 千多图页的《中国植物志》出版，记载了中国 3 万多种植物的科学名称、形态、生态环境、地理分布、经济用途和物候期等。这部巨制是近百年来，无数中国植物学家努力的成果。此时，为该书做出卓越贡献的许多植物学家早已长眠地下，先驱者包括胡先骕、陈焕庸、钟观光，秦仁昌、俞德俊、蔡希陶、王启无等。钟观光先生早在 1914 年立下誓言： “ 欲行万里路，欲登千重山。采集有志，尽善完成 ” ，他在四年中到 11 个省采集腊叶植物标本一万六七多种。秦仁昌在欧洲拍摄的近二万张中国植物标本照片。胡先骕 1934 年就提出必须制作中国植物志。

《中国植物志》正式编撰始于 1959 年 10 月，全国 80 余家科研教学单位的将近 500 人应邀参与这项浩瀚工程。其中一名虾兵是昆明植物所 19 岁的见习绘图员曾孝濂，他未曾想到这将是他毕生的工作，他深爱的志业。岁月悠悠，他从一名敬业乐业的绘图员，成为一位享誉中国的植物画家。

“ 植物学找到了他 ”

绘画的兴趣大都与生俱来。曾孝濂小学时迷上画画，眼准手准，画什么像什么，令同伴侧目。有同学从旧货摊买到一块放大镜，用装肥皂的木箱和网球筒自制幻灯机，曾孝濂画了一组连环画 “ 空军英雄张积慧 ” ，算是他今生第一次 “ 展出 ” 。他考入昆明第一中学后，有空就涂鸦，替班上的黑板报画装饰画。到初二，他发现凡是爱画画的同学成绩都不好，觉得自己必须走正道，从此 “ 戒掉 ” 画瘾。

曾孝濂就读的昆明恩光小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校长毕业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是一位三民主义的坚定信仰者。每天早上，全校同学集合在操场上，参加升旗仪式，唱校歌。男孩女孩扯直嗓门高声唱，称为 “ 吼校歌 ” ：

金马碧鸡，一东一西。

滇池翠微，能起涟漪。

知恩报恩，宜勉力。

得光发光，当自强。

啊！今天下，吾来时，我们明日是栋梁。

感谢上帝，付我来使。

年纪虽小，能知廉理。

知恩报恩，宜勉力。

得光发光，当自强。

啊！今天下，吾来时，我们明日是栋梁。

晚年回忆起来，才知道原来一直不明白的 “ 今天下午来时 ” ，其实是 “ 今天下，吾来时 ” 。然而，得光发光当自强，明日做国家栋梁的信念，像种子一样埋在心中。

对儿时曾孝濂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祖父曾鲁光，中国第一代矿业家，亦是一位有骨气的文人。他 1882 年出生于滇东北威信县泥坝子村，自幼聪颖、勤奋。 24 岁走出大山，考入昆明新开办的云南中等农业学校。再三年，跨洋进入日本秋天矿业专门学校。和那个时代满腹兼济天下理想的年轻人一样，加入了同盟会。他一度卷入政治核心，和黄兴，宋教仁等人均有交往。他始终明白自己的使命是调查矿产，开发地利，实业救国。他 1913 年接任湖北铜矿公司经理，五年后回云南任政府实业顾问，花两年多时间到各矿区考察，后出任云南工业学校校长以及云南省最大的企业，个旧锡务公司副经理。

曾鲁光 1942 年起辞去工作，回昆明建了一座林园，亲自栽花植树，培植优良果树。这里是曾孝濂的第一个 “ 植物园 ” 。放学回家，先爬到树上吃个够，他的小学同学还记得在他家头一次尝到脆皮李子。祖父的书房很大，从四库全书，四书五经到资本论都有，这些藏书后来捐给了云南大学。绘画之外，曾孝濂最大的喜好便是阅读，思考。他有时半夜醒来，灵感闪现，起身记在小本子上。家学渊源也。

1958 年高中毕业，出乎意料，曾孝濂没盼到任何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做好进工厂的准备。不料几天后，接到昆明植物研究所的聘书，从此还可以拿工资，不再负累父母，喜出望外。许多年后，他才知道命运的关照和植物所两位领导有关。当年昆明的植物研究工作站将升格为直属中科院的植物研究所，需要大大扩充，而植物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很少。于是昆明分院刘院长和植物所副所长，中国著名的植物学家蔡希陶想到一个办法，从云南省各地的第一中学招聘并非因成绩不合格而未被录取的高中毕业生。这一有远见卓识，敢于担当的决定，让 30 多名年轻人进入植物学领域，植物所成为他们的大学和研究生院。多年后，他们中大多数成为植物所的骨干；曾孝濂在内，有十七人并被评上高级职称。此乃后话。

他用叔本华的格言激励自己， “ 不管命运如何降临，不可太高兴，也不必过分悲伤 ” 。回顾此生，曾孝濂觉得没进入大学反而是命运的关照。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与昆明北郊的风景名胜黑龙潭公园毗邻，坐落在占地 800 亩的元宝山上。曾孝濂来到，仅四围环境就令他兴奋不已。他被分配到植物化学室工作，因为画黑板版受到赏识，正好所里接到的植物志编撰任务需要绘图者，将他调去植物分类研究室，夸入他终生不渝的事业：画植物。

他接到的第一桩任务是画唇形科植物，一画就是五年。令他立刻爱上植物画的原因很简单：太难了，太考人了。四个雄蕊，两长两短，黏在花冠上的位置需要画得非常准确，子房要破开。花盘的形状各各不一，有的像手，有的像馒头。要在解剖镜下观察入微，也要去看该植物在大自然中生长的环境，鲜活的姿态。要画得准确，又必须将它画活，形似神似。五年中，曾孝濂寻遍元宝山，采集了山上所有的唇形科植物。每天带着浓厚的兴致，一笔一笔认真描绘，练就一手基本功。

在西方，有功力的植物画家被称为植物学家，在中国画植物画的人，被当成植物学家的助手。他们是些耐得住寂寞，甘于做冷板凳的 “ 工具 ” 。《中国植物志》出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奖者名单上，没有一位绘图者的名字。曾孝濂和他的同行没有计较，只觉得能够参与制作国家典籍，是此生莫大的荣幸。

“ 范文澜他们写《中国通史》需要做到 ‘ 无一句无出处，无一字无根据 ’ ，我们编写《中国植物志》同样是 ‘ 无一花无出处，无一叶无根据 ’ 。要忠实地为植物竖碑立传。这项工作占了我整个生命的大部分时间，我为之心满意足 ” 。曾孝濂这番话，让我想到当年在操场上引吭高歌 “ 今天下，吾来时，我们明日是栋梁 ” 的那个小男孩。

“ 走进植物王国 ”

造就一位出色的画家，需要命运助力。《植物志》的编撰被文革中断了，却给曾孝濂带来意外的机缘。对着植物标本画了多年之后，曾孝濂 1967 年来到西南边陲的热带雨林中。他被派去参加国务院 “5.23 办公室 ” 组建的 700 人团队，寻找对抗虐疾有效的民间中草药；同时为备战需要，制作 “ 热区野菜图谱 ”“ 热区军马饲料 ” 。他在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的林区度过五年，历经艰辛。他描写道：

“ 广袤的原始森林像一座巨大的绿色迷宫，雾霭中巨木林立、藤蔓纵横，万顷苍翠间生机勃勃、野性十足。阴森幽暗，潮湿闷热，没有见过的虫子四处爬行，老树新枝盘根错节挡道，藤蔓荆棘横行 ”

辛苦没有白费，野外团队终于筛选出一种有效的抗虐植物，黄花蒿，后来被科学家提炼为青蒿素。五十年后，屠呦呦因为这一成果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曾孝濂在另一部机器上的螺丝钉位置同样令他满足： “ 我参加的工作都是很大的系统工程，每个人只能完成其中很小一部分，随着任务完成，那一页也就翻过去了。但是，那些记忆中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永远翻不过去。过程重于结果，那段经历对于我十分珍贵 ” 。

这五年让他真正走进植物世界，看到植物为了生存，如何尽其所能去争取阳光，去深入土壤扎根以屹立不倒，吸取养分。植物、动物如何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造物主的鬼斧神工，令人对大自然的敬畏油然而生， “ 我经常看着树叶发呆，看着看着，就会觉得树叶有一种灿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它在秋天飘落，掉在地里腐烂，变成无机物为来年的新芽提供养料，养育小苗长成大树，带来生命的绿色，这就是轮回 ” 。

“ 一花一鸟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 ” 。他意识到植物画不是冷漠再现，需要以科学家的眼光观察自然造物，用艺术家的热情描绘自然之美。 “ 不仅要画得像，画得准确，更重要是要画得生动。得用心灵去体会，才能在画中表达植物的 ‘ 神 ’ 与 ‘ 魂 ’ 。每种植物各形各色的生命状态，都源于对外界环境的适应和对生存的渴望 ” 。

他在电视节目 “ 朗读者 ” 中谈到的自己的感受，成为佳话，为大众传诵： “ 花是种子植物渴望生存和繁衍，演化出来的绚丽而奇妙的表现形态。花本意不是为人而开，人类自作多情。但人从花那里，得到爱和美的启迪 ” 。一草一木一花，曾孝濂眼中均有个性，都有故事。他善于用诗意的语言讲述：

“ 绿绒蒿长海拔 3 千至 5 千米高原，生在石头缝里。想象一下，你在空气稀薄的高山之巅艰难迈步，紫外光刺眼。在那样严酷的环境中，突然看到一株鲜艳、活力四射的花挺立在寒风中，绸缎般闪亮的花瓣微微抖动。带来何等惊喜 ” 。

“ 地涌金莲是中国特有种，花期长达九个月。它是佛家植物 ‘ 五树六花 ’ 之一，叶片似芭蕉，花像金莲，金灿灿的包片丰满厚实 ” 。

“ 地衣是一种很奇怪的植物，似菌非菌，似藻非藻。其实是菌和藻合璧，取长补短，自然界很多物种都有同样的互生共存现象。我们想不到蚂蚁会 ‘ 放牛 ’ ，保护蚜虫，然后吃蚜虫的奶 ” 。真希望有一天曾先生将他心中的植物故事写下来。

“ 不求闻达下自成蹊 ”

曾孝濂将他的朗读献给植物学家，曾经担任昆明植物所所长的蔡希陶先生。他是曾先生此生遇到的第一位贵人。两人在工作上并没有直接交往，却惺惺相惜，成为忘年交。蔡希陶既是严厉的领导，亦是慈祥的长者。曾先生认为 “ 蔡老当（权派） ” 是他接触过的学者中最为真诚的一位，无论做学问、待人接物都表现出赤子之心，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讲真话。这位老一辈的植物学家让曾孝濂看到如何做人。

1968 年文革武斗开始，元宝山不再寂静。祸兮福所倚，此时他结识了来自北京的同事张赞英。 “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女子？这么多年同在一个机构却彼此不认识？ ” 共同的遭遇令他们走到一起，携子之手，与子偕老。曾夫人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贤内助，相濡以沫半个世纪，曾先生能专心作画，夫人功不可没。他自嘲道：我读过一个小学，一个中学，四十年一个工作；一个老伴，一个儿子，一个孙子。什么事都从一而终，没有见异思迁，单调里面隐含了丰富。

1991 年，命运来敲门。国家邮电局邮票印制所决定出一套杜鹃花邮票，到处物色设计者。从来没接触过邮票设计的曾孝濂被提名，自己并不知道。这天，所里的电话接线员将在山上劳动，满身泥污的曾先生叫去听电话，他就这么稀里糊涂地闯入邮票设计行当。他设计的《杜鹃花》在五套参选作品中入脱颖而出，并一举获得当年最佳邮票设计奖，为他始料不及。

此后，他多次接到国家邮电局约稿，先后设计了 9 套花鸟主题的邮票。《杜鹃花》外，《杉树》《君子兰》均获得年度最佳邮票设计奖，创下获此荣殊最多者的记录。《百合花》获得优秀奖。他设计的《苏铁》《珍禽（中国与瑞典联合发行）》《绿绒蒿》《孑遗植物》都深受集邮者的喜爱。 2008 年设计的《中国鸟》，在第十三届政府间邮票印制者大会上，获得最佳连票奖，令他成为迄今获得该奖项的唯一中国画家。

作为植物画家，曾先生设计花鸟邮票有专业优势，而更主要是他认真严谨的态度。他认为邮票不代表个人，代表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名片，不敢怠慢。每次接受邀约，他都像受到重托，全力以赴。没有把握的地方，请教研究该植物的专家。有趣的是，很久以来，植物画家曾孝濂鲜为人知，在中国集邮者群体中则享有盛名。

曾孝濂的祖父说过一句简单的话， “ 一个人的存在，不依靠旁人的评价 ” ，成为他的座右铭。他很赞赏佛教的说法：得之淡然，失之泰然，争其必然，顺其自然。千百年来无数人吃斋念佛要达到这一境界，谈何容易。曾孝濂的法宝是他的画笔，心里不痛快，只需握笔画画，用不了多久，阴霾一扫而光。

曾孝濂的不求闻达，不计得失，在我这个俗人看来，简直过分。他珍惜自己的时间，对媒体采访，办画展的要求，尽可能谢绝。 2017 年，因为感激昆明植物所给他的机会，感念老上级蔡希陶的知遇之恩，他同意在所里办一个小型画展。此时，他已经是一位全国著名的植物画家。我在展厅见到画展开篇介绍道： “ 曾孝濂，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老职工 ” ，觉得太好笑了。打电话问他，是谁给他这样的头衔。他呵呵一笑说：是我自己写的，我就是个老职工呀。

穿梭在热带雨林五年期间，曾孝濂被林中鸟吸引。花和植物处于静态，鸟却飞来飞去，画鸟的挑战，引起他的创作冲动。这年，曾孝濂来到北京动物园，找到一个小房间，支了张行军床，一住八个月。白天看鸟，拍照片，晚上画鸟。回忆往事，曾先生调皮地笑起来：住在里面，还不用买门票呢。准确是他的第一标准，曾先生到动物研究所标本馆仔细观察，记录每一种鸟的特征，不放过细节，然后再去请教中国著名的鸟类专家杨岚。所花的功夫不足为外人道，这大概就是科学画画家的特质。

曾孝濂觉得自己退休前像是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野外采集标本，伏案作画；别人看不起，自己乐在其中。退休是他事业生涯的分水岭，从此没有单位派给的任务，可以随心所欲，尝试用新的画法，画新的题材。至今，他尝试过版画以外的各类绘画。就画家而言，可谓从不 “ 安分守己 ” 。他家里显眼处，摆放着一张版画，难说 ……

“ 谦谦君子宠辱不惊 ”

1991 年，曾孝濂应邀来到香港中文大学，参与香港植物志的编撰。我第一次在学校遇到一位讲地道昆明话的同事，一见如故。之后一年中，得以常相聚。印象中每次见面都听他讲和他共事的植物学家胡秀英教授的故事。这位 80 岁的学者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心地善良，对研究一丝不苟。有一次，他们一道去野外采集标本，胡秀英准备脱鞋下水，曾孝濂说，我替你去吧。 “ 不可以，我得自己去摸清楚它的根系 ” 。脾气倔强的胡教授和来自昆明的画家有许多共同之处，不久便成为好友。

曾先生离开中大时，胡秀英将自己最珍惜的一枚奖章，港督颁与她的 “ 香港之星 ” 交给他说，请你替我保存。数年后，一次我夏天回到昆明，曾先生正儿八经地告诉我，有件事要请我代办。原来他要我将奖牌带回去还给胡教授， “ 我保存了好多年了，这个奖是她得到的最高荣誉，不能放在我这里 ” 。胡教授无儿无女，当曾先生亲人一般， “ 保存 ” 当然只是一种说法而已，我劝他继续留着，后来他另外找到人带回香港还给胡教授了。

曾先生离开香港后，我们联系不断，见面不多。每次与他们夫妇相聚，都像是昨天才分手，有讲不完的话。按昆明人的习惯，两家人也成了朋友。九十年代初一个夏天，曾先生带我和哥哥一家参观黑龙潭植物所，我才知道昆明有这么一个美丽幽静的世外桃源。夏日阳光下，曾先生围着水池奔跑、蹦跳，替小婷婷捉蜻蜓，仿佛就在昨天。我们从此叫他 “ 蜻蜓爷爷 ” 。

回忆和曾先生的交往交谈，显然他是一位君子，我是俗人。他家住在昆明翠湖边，一次我去到，加入他们爷孙每天的活动，到附近的圆通山动物园看鸟。已经快到关门的时间，我们一路小跑。进到园中，只见展馆壁上挂的都是曾先生画的鸟。 “ 他们知道这是你的画吗？得到你的同意了吗？ ” 我的问题很世俗，很香港，君子的答案早猜到。我忍不住去对工作人员说， “ 你们知道这些画都是这位先生的作品吗？ ” 。对方肃然起敬，但没有（如我所想）提议今后不收他的门票。

如果不是《读库》主编张立宪独具慧眼，出版曾先生的画册，使得他有机会在《朗读者》节目亮相，恐怕至今他依然籍籍无名。电视节目中，他的真诚打动了无数观众，光芒盖过同台登场的知名人物。这篇文章的初稿中，我写了关于他不计得失的一些故事，在他的要求下全删了。

“ 深秋之泰然 ”

出名的代价是时间被借走，偷走。曾先生不喜欢参与热闹的事，只想独自画画。他说： “ 人生跌宕起伏，我经历了那么多，现在处在一个相对最好的时候。基本上国泰民安，个人宽松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太满意了，太满意了。 ” 。前些年他和老伴天南海北去看植物，为了看胡杨林，曾经在野地里蹲了一夜。他完成了 20 多幅动植物的大画，目标是 100 幅。他尤其渴望去画从年轻时候便顶礼膜拜的西双版纳热带森林。 2018 年初，云南当代美术馆提议为他办一次画展，他逃避了。今年，经朋友多番劝说，动之以乡情，才答应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