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景明：陈方正现象：读《当时只道是寻常》/《用庐忆旧》
陈方正现象：读《当时只道是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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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庐忆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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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景明
陈方正的老友金耀基对该书写下精辟概括：“这三辑文字是陈方正以我观己，以我观人，以我观世的著述。这是他对自己从青葱少年到鬓发飞霜临老之年一生的心路历程之书写，也是他对中文大学半个世纪象牙塔内塔外的人与事之书写，方正的三十六篇优美之作写出了他的思想、性情与识见，也写出了他的人生境界“。
年轻的物理学博士 1966 年跨进香港中文大学，命运使然， 1980 年进入大学管理层，在大学秘书长及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位置上，日理万机 20 余载。校内，他受上司赏识，同侪和学生敬重；校外，即便在香港本地，了解他的人不多。 90 年代，陈方正进入大陆文化研究及科学研究的小圈子，他的睿智与学识渐渐赢得同仁的敬佩，其机敏与风趣令人乐于相交。
与绝大多数人的人生轨迹相左，陈方正“名声大噪”始于退休之后。 2008 年，《继承与叛逆 — 现代科学为何出版在西方》出版。这部内容浩瀚，结构严谨，推理雄辩，行文流畅的巨著，受到业内外的赞赏。能干且博学的行政人员突然之间“华丽转身”，跻身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家之列。书出来后，陈方正连续在内地和香港多次演讲，听众比读者更容易随他走进科学史的迷宫，受到启发与感染。
正当此时，中国一批批企业家成熟起来，渴望在思想文化上汲取营养。找到一位肯花功夫对普通人做科学启蒙而又擅长演说的学者不容易，陈方正于是被“发掘出来”。中欧商学院为校友举办的博文讲座中，他成为历来最受追捧的讲者。有位听过他演讲，从而将他的书一本本找来读的企业家称之为“陈方正现象”，对此大惑不解。当事人的回忆文集《当时只道是寻常》（下称《寻常》）道出陈方正不寻常的人生，多少为我们提供了线索。
重庆孩子
重庆大轰炸，是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经受的最为惨烈的血与火的灾难，陈方正就生在此时此地。母亲抱着半岁大的婴儿从防空洞回来，家已被炸弹尽毁。父亲届时任职国民政府行政院，国难当头时，处在政治漩涡中心。从广西山村走出来的陈克文先生，在社会动荡的时代洪流中始终保持书生本色，在理想与计谋并存的公务圈中尽忠职守，公正不阿，从未失却人生的方向。他是陈方正一生的楷模，也许是“陈方正现象”的发端。
家国观念，对战后民众主要来自教化；而战火中成长的一代人，则是人生经历的烙印，是根植于内心，不会随时间推移或者环境变迁而消融的情结。少年方正离开大陆来到香港，“随时携带一个扁平的香烟铁盒，里面装的是好朋友王彦在瓦片上刻的‘努力’二字，和一撮院子里的泥土”。
对香港学子而言，进入哈佛大学，好似登天。美国和香港，为年轻人的学术发展和人生事业提供的机遇，完全不可比。学成之后留美几乎是所有人自然而然的选择。陈方正从进入哈佛的一天，直到拿到博士学位，从来没有过留在美国的念头。之后，他有大好机会进入日内瓦的欧洲核研究中心，依然不为所动。作者在书中提及这些人生关口上的取舍，并未道出就里。尽在不言中。
在父母羽翼下的孩子，战火中一样无忧无虑地长大，多少年后，才能够真切了解父亲的付出，母亲的艰辛，国家的不幸。《继承与叛逆》完工，陈方正旋即花巨大功夫，编辑出版了陈克文先生从 1937 – 1952 年的八十多万字的日记。《寻常》一书的开篇两章记父亲，写于 2015 年 5 月中。届时陈方正已经约了医生，将住进医院接受颇大的心脏手术。
岭南少年
生长于何时何地，遇见何人何事，判定个人命运。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写作半世纪，往来无白丁。难以不羡慕作者与杨振宁、余英时、高琨等杰出华人成为莫逆之交。优秀的学者及文人李卓敏，高华，何炳棣，高行健，司徒立，汤一介等，书中都有专门章节记述与他们的交往，对各人简洁但内涵丰富的描绘，篇篇读来趣味横生。若对作者相遇相知的学者编写索引，会是一份小小的名人录。
运气当然不是凭空而降，交友是双方的意愿，性格决定人缘。全书最为轻松愉快的一章“忆昔青春少年时”写他的中小学时代，透露了作者个性及价值取向的由来。书的封面照片上，少年陈方正手舞足蹈奔向大海，那里是香港赤柱，他家门口。山水之间的小渔村，“在那里长大十分逍遥快活，因为自由自在，门户出入无禁，上街、访友、玩耍、大人一概不管；沙滩就在门前，游泳，跳水，泅水，冲浪，拾蛤蜊，放风筝，攀爬石崖。。。”。
放学后的无拘无束是那个时代的人都体验过的童年，而学校里也自由自在就不寻常了。 1922 年，富于理想及美学眼光的教育家司徒卫创办了香港岭南。随家人度过十年动荡岁月的陈方正来到香港，到他的“伊甸园”岭南小学寄宿。宽敞的校园“除了两个游乐场和小池塘、大沙池以外，还有数之不尽的露台、斜坡、空地，来吸纳我们无穷的精力。更重要的是，它奉行一套很简单的管理哲学：校规只寥寥数条，但严格执行，除此之外悉听尊便”。“偌大一个校园，尽够这一两百个小孩踢球、打架、疯跑、捉迷藏、沙地打滚、找蚂蚁窝，或者干什么别的古怪营生去”（我女儿 1985 年进入香港培正小学，规定下课时同学也不得在课室大声喧哗，不得在走廊上奔跑）。
不同的环境和校风，对孩子一生的影响不可估量。除此而外， 49 年屈就香港中小学的老师中，许多非等闲之辈。作者用生花妙笔，描绘老师群像。调皮学子给每个老师取了绰号，“潮州才子”国文老师“除了课文和他喜好的训诂问题以外，国事家事校内事也都痛家针砭，无所不谈。此公性格率直，感情奔放，说到伤心处往往失声痛哭”。彼时，八年抗战、四年内战还历历在目。为何而泣，可想而知。
陈方正的同学中，不少同为命运驱赶到香港，这些忧患中长大的年轻学子，知艰识苦，来到这梦幻般的乐园中，任心智自由驰骋，养成潇洒无拘的性格。优良的老师和父亲的指引，令陈方正的中文、英文在香港中小学打下坚实的基础，使得他日后到哈佛求学无语言障碍，数十年后从科学转向人文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此时的教育和环境点燃了他对文字，对科学、艺术的好奇，兴趣，终生不灭。
学成归来的陈方正跨入香港的象牙塔，没离开过。其间才华曾为要人窥见，命运曾来敲门。书中提到几次被人推荐，游说从政，都被他婉拒。在人生关口，他的选择往往随心随性。 “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儿时家门口的海阔天空，学校的自由风气开拓的胸襟，一生受用。
与中大一起成长
陈方正退休前即着手编撰一本大学的“半野史”《与中大一起成长》。新著中有关中大的章节，像是《成长》的补遗，添加了 “一起成长”的诸多细节，也解答了他的友人想问而不愿冒昧出言的问题：你怎么会放弃自小钟爱，为之付出青春年华的物理学？
今天的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坐山傍水林荫夹道，四季花木争芳，泉水淙淙留鸟鸣，被视为亚洲最美丽的校园之一。而半世纪前陈方正加入大学时，学校还在“手空空，无一物”的初创阶段，尤其背景不殷实的联合书院，校舍简陋陈旧。同事们安之若素，毫无怨言，“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物理系十五位老师，多为年轻学者，包括几年后加入的高琨，可谓藏龙卧虎之地。这些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的理想主义者，在这块殖民地上安身立命，目睹两岸政治的险恶，内心的悲情激发出使命感。
人的情愫之中，悲情加使命感最具凝聚力。中大第一任校长李卓敏来到，正好带领这批人在殖民地上建一所有中国文化色彩的现代大学，名曰“中文大学”。陈方正形容他“不折不扣是一位处于新旧传统和中西文化之间，对于自己所肩负时代使命有强烈自觉的中国知识分子”。正如燕京大学有司徒雷登，中大有李卓敏，好似天降能人。远见卓识的开山祖，奠定大学的方向，也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一个字：土地。换了其他人，恐怕不会有这么大的气魄，为大学争取到当时看起来“太大”的地盘。“当十年过去，新校园落成，一所具有崭新理念和国际响度的大学初具规模，展现在港人面前”。在这里，无论你教物理，教中文，你是这个历史关头，开创一份事业的参与者。
香港人称两人比手劲为“拗手瓜”。从建校之初，大学与香港政府之间，表面是为四年制还是三年制，实质是办学理念之间一直在“拗手瓜”。大学一方，这是立场之争，主权之争，是办学方向的原则。李卓敏离开，继承他办学方针的马临校长看中了一个可以辅佐他完成大业的年轻教师。此人就是陈方正。
等到六年后陈方正离开大学秘书长的位置，同事才开始奇怪大学怎地会有过那么一位神通广大的管事。他之后的历任秘书长已经完全不同，制度和条例虽然不变，人变了事情就变了。中大的几任掌舵人，马临，高琨，金耀基都和方正理念相同，志趣相通。一批彼此信任的同事，是中大那些年稳步发展的首要条件。
金耀基称陈方正为“我友人中一生在两个文化‘科学与人文’间闲走自如少有的现代知识人”。这当然归于个人的禀赋和努力，却也得益于中大给他的机会。陈方正为获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的作家巴金所写的赞词，令同仁跌破眼镜。如此华章，出自物理学背景的大学秘书长之手，不可思议。陈方正在书中提到，为此，他出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便为人接受。其实不然。
当时校内舆论哗然，都认为他和马临的私交在作用。其后几年间，他在香港报刊连续发表作品，包括发表比较中、日、俄三国的现代变革的文章，长文“毁灭与新生：土耳其现代化历程”，“不可爱的真理”，“信报”连载了 16 期的“圣洁与邪暴：认识伊凡”，从俄国的起源一直讲到斯大林清党。干净、漂亮的文字，旁引博征的论据，严谨的推理和独到的视角，令人耳目一新，连历史系的教授也为之折服。我曾经将报上的条块剪下，拼接，细细拜读并影印给朋友。于是，我们也就渐渐忘记他是物理学家了，直到许多年后，他撰写的一本科学史出版。
勤则不匱，敏则有功
人说他游刃于人文与科学之间，“游刃”二字太轻松。陈方正评某人的写作道，此人有如打开自来水喉，不费功夫，哗啦啦流出来。他言自己下笔，则没那么快当。陈方正的文章，无论长短，其结构及推演具有物理实验的风格，遣词造句经过深思熟虑。不是自来水，是花功夫制作而成的佳酿。他在书中透露写作巴金赞词时“屏裆一切，通宵达旦忙碌了好几个星期”。文章不过两千余字，硬是被他改得一字不能移。当然，时间多半花在参看资料，核对事实，乃物理学家的毛病。此为他“游刃”生涯的转折点之二。一个偶然机会，让陈方正“和中学时代就爱好的笔墨工作重续前缘”。了解陈方正现象，须记得那个岭南少年。
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十六年，建树颇多，于个人而言则主要为他人做嫁衣。对大多数人，退休意味着一生辛苦换来衣食无忧，儿大女长的逍遥日子，而他此时另有打算：“正所谓‘出门一笑无拘礙，云在西湖月在天’，再无任何牵挂，正好卸下肩上重担，开始人生新阶段，追求另一种境界了”。 严肃地研究与写作始于此时，准备则为毕生之事，所谓厚积而薄发。如他所言“不是我写书，而是书写我”，《叛逆与继承》是 20 年来思考和研究的结果。
《寻常》的第一辑“用庐忆旧”共十四篇回忆文章，其中十篇写于 2015 年夏天。八篇完成于他经历危及性命的大手术之后。此时本该在“用庐”静养，却伏案疾书，想必家人劝阻无用。人有多自信就有多固执。书中收录了他在某人退休晚会的讲话，要点在最后：“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在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因为他觉得此人时常浪费光阴（人家都退休了，还要怎么？）。
书中许多篇章，堪称中文写作的范本。其中，他代港台及海外学者所书的高华悼词，杨振宁八十大寿贺词，对巴金及吴清源获中大荣誉博士学位的赞词，够格作为学生语文教材。文字只是载体，如此概括其人生，想必当事人也觉欣慰：
“高华为我们留下的，却不仅仅是痛惜和喟叹，而更有他的发奋，他对生命的热爱，他在绝境中的乐观和顽强精神，以及他从勤奋深思中得来的历史真实”。
“为表扬吴清源先生六十年来对围棋的伟大贡献，为表扬他在痛苦冲突中所表现出的崇高品德，和在不同民族间所产生的融合力量，更为表扬他对生命究竟的虔诚追求”
书中提到作者曾经有兴趣“将土耳其、俄罗斯、中国、日本还有西班牙等五个国家的近代历史进程相互比较，从历史、文化、体制来寻求起顺逆成败之由”，当时俗务缠身，不能捡起如此庞大的课题。要猜一猜陈方正的下一本书，多半基于这类艰巨命题。 确定一个值得探讨的题目，立定高标准，带着巨大的兴趣与热忱，全力以赴，是他进入“从心所欲 ” 境界的生活方式。上苍赋予个人的才华、际遇，是附带于给他们的使命。比之陈方正这样的人，我等平庸之辈，其实蛮幸运。
熊景明
2016-8 昆明
文章刊于香港，《明报月刊》 2016 年，十一月号
* 陈方正著，《当时只道是寻常》 （繁体字，完整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6 ；
《用庐忆旧》 （简体字版），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