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上船三则
上船三则
－－作者：爽
（一）
1960年代初有几年，印尼华人学生回国升学的每年数以万计，其他东南亚国家回国升学的的连这数字的零头都没有。
许多学生回国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学成之后为祖国服务。我现在想讲的几个人，不是这个大多数中间的，她们是浑浑噩噩随大流走的善良女子，走的不是合适她们的路，我说她们是上错船的女子。
先说第一个。
我到广州后，入石牌华侨中等补习学校报到。那段时间广州补校忙得不可开交：一会儿黄埔港上岸了几千印尼学生；一会儿汕头那边又有船泊岸；一会儿湛江港又运来几卡车的人。广州补校成了收容所，这一年很少学生可以在此就学。明乎此，我们是暂居学生而已。
广州补校第一时间收了我的护照，安排我住临时宿舍，宿舍靠窗那头已有别人的衣物，我就占了靠门的床。
傍晚，一位廿岁出头的姐姐仔回来坐在窗那头，和我讲起印尼话来。我表示听不太懂她的话，她马上转台，说英文，我问她会中文吗会家乡方言吗？她说一个字都不识，一句话都不能讲。
那好，你回中国干吗呢？
我祖先不是中国人吗？我们一群大学生结伴申请回中国，他们早了一班船，现在已到了北京。我前几天到，要去北京和他们会合，这个学校不准，要我……
她指着窗外那一条大红标语：”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她说我已经大致明白了这句话，前面半句要我听话，后面半句我不明白的是，我的朋友去北京而我不能去，是北京需要他们而不需要我吗？
我看着标语，心想：我也是头一天来到中国的学校呀！我也要面对同一个题目呀！
第二天她一早出去了，晚上回来笑意盈盈，说广州补校通知她，北京补校的同学为她争取了一个位，她可以上北京了。第三天我陪她去黄埔港认行李，只见码头上堆满了数以千计的大木箱和大藤篮，都是几百公斤一箱或一篮的。比起来，印尼学生好富，像我们乘飞机回国的只能带二十公斤物品而已，他们每人可以带回的物质，比我们多了几十倍呢。
我跟着她找行李，看见堆场中，有些还未认领的箱和篮已经破了，里面东西散落一地，衣服鞋袜炊具沐浴品罐头药品什么都有，看得出家长们的操心。那姐姐找到行李办了转运北京手续，回到宿舍人都轻松了，笑着告诉我第一晚入睡的”瘀事”。她面对宿舍床上的棉被，以为是用来做垫子的，打开躺在上面，半夜冷醒了，熬到天亮才问了人那是用来盖的。”北京会更冷，这回我学会盖棉被了”，她说。
她似乎还没来得及想，究竟她能上那个大学呢？
后来我听人说，北京补校把不懂中文的侨生们集中起来，组成”语文班”，文化程度由高小到大学肄业”，真能从语文班学到中文的没有几人。我朋友说其中有一位法国巴黎来的十三岁混血男孩，混了两年，他母亲来接回法国去了，不知与我同宿舍的大姐后来怎样了呢？
（二）
回国后，我得完成上中学的最后一年才可参加高考。那一年的同学，九成以上来自印尼各省市，我们学的各种科目，各地同学程度自然有参差，最难弄得清的那一科？政冶课是也。
这一科在海外是没有的，一般海外学生们最多看看报纸，翻翻杂志。你别去提那些地下组织的人，他们公开场合刻意不露身份的，所以大家对他们都是蒙查查的。
回到中国，政治课是必修的，我们的政治老师不知道我们政治盲的水平这样低！她随意写几个名词考大家：1.兴无灭资，2.三面红旗，3.除四害。全班没有一人答全对的。有个爱开玩笑的男同学站起来对政治老师说：我只听过古时的三害是蛟龙、猛虎和周处，不知道第四害。大家哄堂大笑之后，老师正色强调，政治课是严肃的，以后不可乱开政治名词的玩笑！吓得全堂鸦雀无声。
这可苦了我的邻座阿梅。她来自印尼首都的富商家庭，回到中国的她，中文程度尚好，数理化勉强跟得上，英文作文一般般，英文政治名词翻译她很少弄错的。我问她什么缘故，她说印尼文的政治名词几乎跟英文一样。她最怕的反而是政治课。
有一天政治老师讲”总路线”，全班起码有一半人以为讨论铁路路线；老师又讲”大跃进”、”人民公社”……唉！老师费尽心机，我们这帮”建国”十N年后才回国的小青年听得一楞一楞。比如：总路线为什么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呢？老师讲得精疲力竭。阿梅比我还懵！讲大跃进，放卫星；讲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我听得金睛火眼，阿梅更在云里雾里。
老师没想到，普通中学里的学生最敷衍的一科，在我们这里成了高考最拦路的大石。她只好让我们自求多福了。
阿梅的父亲是客家人，祖父辈跟着下南洋的乡亲先到新加坡再到爪哇的巴达维亚（现印尼首都雅加达）落脚，创业后子女都接受荷兰教育，原因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荷兰殖民地，中文教育不发达，她家生意上又与欧洲联系较多。阿梅她们孙辈入中文学校，也是印尼1945年独立前后的事。父辈已习惯欧式生活，孙辈跟着父辈，课余打网球游泳滑水，她不知道这些是”资产阶级生活”。省体育学院发现高大健美的阿梅打得一手好网球，几次说服她去体院，但她不肯。她说在家时打网球只是运动，强身健体而已，兄弟姊妹打得都比她好；她不想落得一辈子以打网球为生，她想正正经经念书。
后来呢？我上了大学，阿梅屡考不成，几年后听说她去了某大学的预科班。
上错船又一例。
（三）
第三位要写的，也是印尼大姐，我们叫她妮亚姐。
妮亚姐个子不高，剪一头奥黛丽。赫本发型，我们那时都随香港杂志叫这种发型做（柯德莉）夏萍装。她比我迟两个月回到中国，一回来就参加了高考，之后全部高考先修班的兄姐去了建筑工地劳动，开学前才回校来。
她一回来，学校的几百双眼睛就注视着她一举一动。早晨到水源边洗漱，人们看着她努力地踏着一条看不见的线，亠只脚绕到另只脚前，款款地走向目的地；午饭到食堂，也是这么艰难地前行；晚饭时间充裕一点，她的步履才显得轻松一点儿。见她走路辛苦，全身参与，我们既替她担忧又觉得好笑。为什么她要在大众面前行 Catwalk 猫步呢？
与妮亚姐同宿舍的女孩终于忍不住问她，她的回答出乎意外！她说以前在家，出门上学必有汽车接送，走路的机会本来就不多；这次回国前，因为等船期，母亲送了她去模特儿训练班学仪态，免得她独个出门在外不懂礼仪。她以为这样学来的走路方式，才是得体的，才见得人，结果出尽了洋相！我们听了，再也不好意思讥笑她。想想看一个从小被家人百般呵护不食人间烟火锦衣玉食的女孩，随浪潮冲到了与她以前生活完全不同的地方，她要克服的困窘比我们难多了。随后，眼见妮亚姐一步一步地困难地改变着自己的形象。
开学后大部份的高考班学生分去读外语，听说妮亚姐读书很用功。与她先后回国的亲生姐姐却不能适应国内生活，被家人接走了。可是她没有跟着走，坚持把大学念完了。那年冬天我跟着她的朋友去她大学的宿舍，宿舍是双人房，一边摆着她的家具和摆设，床铺书桌书架衣橱完全是印尼柚木印尼制造的，另一边是她同房的简陋床桌。她拿出几本大相册，让我们看她印尼的老家，那真的不止一般的富裕。她告诉我们回国时父母已经把这些家具装箱运回，加上衣物用品，还超过了自带限额几百公斤。还好父母出高价买到别人的行李余额。
朋友问她毕业分配时学校怎样待她？她说：政工干部找她谈话，问她能不能到基层去？她答我有自知之明。像我这样的人，侨生里也找不到第二个，我不知道你说的基层是怎样的，也不知道能不能适应。我在中国只有一个人，你们替我出主意吧。
结果妮亚姐被分配去大学的外语系。因为她读书十分用功，本来就是外语系的高材生，所以教学工作胜任有余。但她的生活习惯让她与人很为隔阂，一直孤独自处。
文革后我自顾不暇，几乎忘了她的存在。
前几年偶然遇到高考先修班的校友，谈到妮亚姐，得悉她移居香港三十多年了。和其他印尼侨生一样，印尼政府初时不准他们回印尼，等到住满七年成为香港永久居民了，她才可用香港居民身份去印尼探亲。这时亲人老的老，不在的不在了，哥姐的孩子们都往欧美送，小辈把她当陌生人，她已不属这个家了。
妮亚姐一直独身，在香港做了几十年口语翻译。
2011年9月18-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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