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成：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的父亲和母亲
－－作者：王东成
父亲名王士元，字冠三， 1901 年生于天津市宁河县崔成庄。家里房无一间，仅有分家所得的四分坟茔地。父亲是长子，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由于家境贫寒，父亲没怎么上学，只读过几个月的 “ 冬仨月 ” 私塾。父亲自修中国古典文学，算得一笔好账，写得一笔好字，全靠自己 “ 三更灯火五更鸡 ” 地勤学苦练和博闻强记。记得我读大学的第一个寒假，父亲已经卧床不起，艰难地问我《古文观止》能背多少篇，我回答说： “ 也就七八篇吧。 ” 父亲说： “ 你怎么不问问我能背下多少篇？《古文观止》不就二百多篇吗？当年，我能背下一百多篇。 ”
父亲不到二十岁便闯关东，给商行老板当小伙计。二十二岁时祖父去世，他一肩挑起了全家人的生活。抗战爆发后，关内外的货币不能流通了，父亲自己独立做小买卖， 1942 年举家搬到了东北。少了许多后顾之忧，父亲的生意在艰难中有了一点点起色。除了奉养我祖母以外，还可以勉强养活一大家子人了。
……
父亲 1901 年出生， 1979 年去世。终生是店员。
母亲 1909 年出生， 1982 年去世。家庭妇女。
父亲是个有民族意识的人。他亲眼见过 “ 小鬼子 ” 欺侮中国人，他本人也受过 “ 小鬼子 ” 的打骂和侮辱。一年冬天，日本兵在我们家门口发现有人呕吐的东西中有大米粒（那年头，中国人吃大米，是 “ 经济犯 ” ，大米是日军的军用物资），便把父亲抓了去。 “ 小鬼子 ” 问父亲： “ 你是什么人？ ” 父亲回答说： “ 我是中国人。 ” 话音未落，父亲便挨了一个大耳光。 “ 小鬼子 ” 又问： “ 你是什么人？ ” 父亲还是回答： “ 我是中国人。 ” 又挨了一个大耳光。父亲明白了，再回答 “ 我是中国人 ” 还得被殴打。于是， “ 小鬼子 ” 再问 “ 你是什么人 ” 时，父亲机智地回答： “ 我是河北人。 ” 听到这样的回答， “ 小鬼子 ” 笑了，没再打父亲，并 “ 夸赞 ” 父亲 “ 大大的聪明 ” 。其实，父亲知道， “ 小鬼子 ” 是想让父亲回答说 “ 我是满洲人 ” ，父亲就是不那样回答，他坚决不承认 “ 满洲国 ” 。
……
父亲一辈子总想拔掉家族世世代代的穷根，但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公私合营后，他每月工资只有 40 多元。直到晚年，他还心有不甘地说：要不是 “ 小鬼子 ” 来了，要不是公私合营，我们家不会这样穷啊。总要做针线活的母亲，梦寐以求有一台缝纫机，父亲也曾言之凿凿地许诺一定给母亲买一台 “ 胜佳 ” 。可是，母亲一辈子也没看到。她多次不无苦涩地说： “ 胜佳，真是剩家了。 ”
父母和四个孩子的合影。摄于 1943 年。
父亲希望儿女做文化人。他曾不无沮丧地说过： “ 咱们家世世代代无功名啊 ” ， “ 我的六个儿女，没有一个人读牛津和剑桥 ” 。因此，他特别在乎儿女的读书，在家里营造了 “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 的氛围，极力主张 “ 不为良相，乃为良医；不为良医，乃为良师 ” 。我们兄弟姊妹上学，几乎全都享受免学费，父亲却拒绝感恩戴德，他掷地有声地说： “ 要是允许我自由做买卖，八个博士我也供得起！ ”
父亲单位考虑到我们家生活困难，曾动员父亲让我二姐退学到商店当售货员。父亲果断地回绝： “ 我王冠三的女儿得念书，不能当售货员。 ”
二姐长得漂亮，又有文艺特长，有关方面动员她去市广播站当播音员。父亲斩钉截铁地说： “ 不行！咱就当老师，不去当什么播音员。 ”
我们兄弟姊妹及其配偶，几乎一半是医生，一半是教师，可谓实现了父亲的夙愿。
父亲是个很讲义气的人。 1949 年以前，他曾收养过一个流浪男孩，养大后，送他参了军，之后，杳无音信。父亲曾认 “ 磕头弟兄 ” 的女儿为干女儿，对她几乎胜过自己的亲生女儿。干姐姐结婚，全部嫁妆都是我父亲置办的，而我两个姐姐结婚，父亲几乎什么东西都没给。这些，使我两个姐姐一直 “ 念念不忘 ” ，也使我打小就开始领略和咀嚼 “ 赵氏孤儿 ” 的精神和情怀。
当年，我与一个文工团女演员谈恋爱，开始时我对其长相、身材、气质、言谈都很喜欢。她曾到过我们家，家人也都挺高兴。可是，后来我听到她 “ 生活作风有问题 ” 的传言。为了自己的面子，我打退堂鼓了。父亲把我的窘态看在眼里，问我： “ 她是妓女吗？ ” 我回答： “ 不是啊。 ” 父亲平静地说： “ 妓女还可以从良呢。 ” 听了这话，我像雕塑一样站在那里！
父亲是爱我们的。但是我们所记得的，是父亲时常的呵斥，他还时常发出威胁： “ 别念了，明天就别上学了！ ”
当年叫我扫兴的是，期末放假时，我故意把填满好成绩的学生手册小心翼翼地放在父亲面前，可是他一眼都不看。特别叫我伤心的一件事是，一次母亲柔声细语地替我们求情：明天孩子们期末考试，今晚能不能晚半个小时关灯？只听父亲决绝地回答：不行！到时就关灯！平时干什么去了？多半个小时有什么用？关灯时，我立马用被子蒙上头，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
考高中时，我的成绩是全市第一名，父亲没有给我半句夸奖。邻居家的同学虽然勉强考取，父母还请客庆贺。两相比较，我心里充满了委屈；尤其是联想到小学五六年级时，我写的一首诗歌被老师推荐选入吉林省《小学生作文选》公开发表，父亲同样没有半句赞语，我心中涌起了一股怨气。可是，当听到父亲与前来 “ 报喜 ” 的老师的一番谈话时，我心中仿佛卷过一层热浪，淹没了所有的委屈和怨恨。父亲得知我的成绩是全市第一名后，平静地问老师：他考了多少分？当老师告知父亲我的总分和平均分后，父亲淡淡地说：啊，那他不是第一， 100 分才是第一， 99 分是第二。
记得一次哥哥和几个同学议论高考填报志愿的事，认为还是应该填报录取可能性最高的学校。坐在一边默不作声的父亲突然对哥哥说：北大、清华在吉林省招生不招生？既然招生，你为什么不敢报？
大哥和弟弟读大学，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是父亲亲自去邮局寄。他步履从容地走向邮局，神情庄重地一笔一画地填写汇款单。我感觉，这件事对于父亲来说意义极其重大，他仿佛是在参加一个庄严的仪式。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母亲俯身贴耳地把我被吉林大学录取的消息告知父亲时，即将走完人生旅程的他，竟猛然从炕上坐起来，说了声 “ 好！ ” 眼中放射出明亮的光芒。
二
母亲没有名字，结婚后被称为 “ 王韩氏 ” 。 1909 年出生， 1982 年去世。母亲家是宁河县南埋珠庄的一个大户，家境曾相当优裕。后来，由于在外做大买卖的二叔吃喝嫖赌，败光了家里的田产和房产，家道中落。
结婚时，父亲二十九岁，母亲二十一岁。这说明，父亲家贫穷，娶媳妇不容易，而母亲家则比较富裕，养得起大龄女儿。母亲常说：我是被媒人骗到你们老王家的，声声说你们老王家在关东有买卖，可进门一看，全不是那么回事，房子是租借的，一点家具和锅碗瓢盆也都是借的，结完婚就得立马还回去。
母亲的祖父十分偏爱读过点书、在外做大买卖的二儿子，加上二儿媳妇也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妻贵夫荣，因此，二外公就更加得宠；而我的外公没念过书，只得和长工们一起下田干农活，我的外婆也出身于贫寒人家，所以外公这支便不受这个大家族家长的待见。正因为如此，母亲身上才有一种 “ 忧郁的贵族 ” 气质：她享受过富裕的生活，见过些世面，有教养；但是，不冷傲，不专横，不娇气，待人平等、平易、诚恳、热情，反感歧视，反感 “ 势利眼 ” ，反感 “ 嫌贫爱富 ” ，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她重视亲情、友情，但是，又能洞察到那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下的冷酷、残忍、虚伪和不公正。
饱尝大家庭歧视的痛苦，外公决心不把自己最疼爱的长女嫁给像自己一样的 “ 满头满脸都是高粱花子 ” 的庄稼人，一心要把我母亲嫁给一个体面的城里人。因此，在巧舌如簧的媒人 “ 忽悠 ” 下，便欣然同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说是 “ 在关东有买卖 ” 的父亲。
结婚后，母亲知道了我们家的实情，但是，为了不让自己的父母操心，一直对娘家人隐瞒我们家的实情，使我外公很长时间都以为母亲生活得很滋润；外婆虽然知道一些，但也只能陪着女儿掉泪，劝慰女儿忍耐：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 不看新媳妇坐轿，但看老太太出殡 ” 。母亲常说： “ 多少屈，多少泪，都一个人往肚里咽，夜里睡不着，在炕上 ‘ 折饼 ’ ，想家，想自己的妈妈啊。 ”
母亲不仅要悉心侍奉我祖母，还必须小心照顾我姑姑，每天都必须帮她梳头、穿衣，等等。姑姑一不高兴，祖母就会将我母亲劈头盖脸地数落一番，如果正好赶上父亲探亲在家，母亲还得挨一顿打骂。
父亲三年才回一次老家休探亲假，每次也就两个多月。因此，结婚九年后母亲才生第一个孩子，就是我大姐。之后，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孩。这惹得我祖母老大不高兴。她夹枪带棒地说： “ 这只生女，不生男，我们老王家可要断子绝孙啊。 ” 生第三个女孩时，祖母曾拉着长音问母亲： “ 给不给关东那边写信啊？ ” 弄得母亲白天强作欢颜，夜里暗自流泪。祖母还曾公开声言要给父亲 “ 娶小 ” ，父亲坚决不同意。母亲爱哼小曲。那小曲，都很忧伤。母亲一边哼，一边流泪。
1942 年，我们家迁到了东北。第二年，母亲就生下了我大哥。祖母非常高兴，给我大哥取名叫 “ 长栓 ” 。之后，母亲又一连生了三个男孩：二哥，我，弟弟。
母亲平时很低调，从来不说大话，她常常告诫我们： “ 宁吃过头饭，不说过头话 ” 。但是，越是在家人遭遇困苦和危难时，特别越是在父亲深陷困境时，她越是沉着、冷静、坚毅地挺直腰身，成为家人和父亲的好帮手与 “ 定海针 ” 。
土改时，父亲被征召去支援前线，而我们家被 “ 清算 ” 得一无所有，是母亲一个人支撑起一个家，护佑了自己的儿女。
公私合营时，老老实实的父亲将家里的所有货品悉数交了出去。对此，母亲通情达理，尽管心有戚戚，但对父亲没有半点怨言。
母亲和六个孩子合影。摄于 1954 年。
……
母亲似乎一辈子也没有对哪个儿女说过 “ 我爱你 ” ，但是，她永远是我们兄弟姊妹的泪泉。
过生日的清晨，从睡梦中醒来，我们总能发现枕边放着一个热乎乎的鸡蛋。
冬天的早晨，母亲总是早早起来，生好炉子，把我们的棉衣、棉裤烤热，才叫我们起来赶快穿上热乎乎的衣服。
早晨吃饭，母亲总是用两只碗把滚烫的热粥倒来倒去，使我们喝着不烫嘴，保证我们上学不迟到。
每当我们采回山菜，母亲都十分高兴，想方设法在菜里加些下饭的佐料。看着我们 “ 狼吞虎咽 ” ，母亲心里别说有多高兴！
患病的日子里，我们大都能吃上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面条。打小就体弱多病的我，特别怀念那些患病的时光，因为不仅能吃到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而且还能撒撒娇。得病时，母亲总是时不时地抚摸我的额头，常常心疼地呼唤 “ 我的狗子 ” 。那时我感觉自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我当过好几年的 “ 老儿子 ” ，母亲这样称呼我的时候最多。我最喜欢枕着母亲的腿睡觉，感觉那时的自己，就是一条停泊在港湾的小船，感觉母亲的身体总是散发着幽幽的馨香。
虽然贫穷，但是母亲总是尽可能地让我们穿戴得整洁、清爽。她把体面和尊严的种子悄然无声地播在了我们兄弟姊妹的心里。
每个中秋节都是家里一个芬芳的日子。那时，我们围在母亲身旁，满怀期待地看着母亲一点一点地把各种糖果平均分成几份。当母亲说 “ 可以挑了 ” ，我们便立即欢呼雀跃着把自己早就相中的那份揽在怀里。我们美滋滋地吃着自己那份糖果时，母亲的脸色特别柔和，眼中流出淡淡的、甜甜的笑意。
挺小的我，早早就发现，母亲最快乐的时光，就是看到我们津津有味地吃着她做的饭菜的时候，就是看到我们获得好成绩或被人夸奖的时候。
晚年，母亲深受三叉神经痛的折磨。但是，在我妻子生孩子而我又在外地读大学时，她还是忍着巨大的痛苦，伺候了我妻子整整三十天的 “ 月子 ” 。至今妻子每每与我说起这件事，还是感激不已。
母亲爱帮助人。她常常帮助左邻右舍做些针线活，尤其是做些棉衣、棉裤；常常帮助别人调节家庭纠纷和邻里关系；也很热心街道和家委会组织的公益活动。
母亲住院做手术之前，把自己的 “ 后事 ” 安排得天衣无缝：丧葬的费用，为她过三个 “ 周年 ” 的费用，她都自己准备好了；连葬礼上我们兄弟姊妹佩戴的黑纱，她都事先备下了；还亲自嘱咐身边的儿女，过三个 “ 周年 ” 时，如果沈阳的大姐和姐夫来家，往返的火车票等费用，都要用她留下的钱来支付，不要大姐家破费；三个 “ 周年 ” 过后，就不要再过了。
我们兄弟四人四家家庭成员的合影。摄于 20 世纪 80 年代。
记得读大学时一次放暑假，我先去沈阳看望住在大姐家的母亲，然后再转道回家。母亲非常高兴。临走时，母亲悄悄地往我衣兜里塞了五元钱。那钱，热乎乎的，不知在母亲手里攥了多久。
读大学时，每次开学离家，我都劝因摔跤而骨折的母亲不要出门送我，母亲也总是笑着说：又不是上战场打仗，妈不送你。可是，当我走出很远回望家门时，总能看到母亲伫立在家门口望着远行的我，风，正吹拂着她那稀疏而斑白的头发。儿行千里，母亲的心总在身边。在我心里，母亲化作了一尊立在风中的雕像。
一直到现在，我们兄弟姊妹聚在一起，都还会泪眼婆娑地回忆起我们这个贫寒家庭的幸福时光。
我们不会忘记，父亲一字一句地给母亲和我们念诵写给亲人与朋友的书信，以及亲人与朋友的来信。
我们不会忘记，父亲在饭桌旁抑扬顿挫地背诵王勃的《滕王阁序》。在那铿锵作响的语句中，我们的心像落霞与孤鹜一样，在秋水与长天间展翅翱翔。
我们不会忘记，晚饭之后，父亲声情并茂地给我们讲述《聊斋》故事，使我们全然忘记了窗外凛冽的风雪和漆黑的夜色。
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屏声静气地看着、听着母亲一边做针线活，一边含泪哼唱《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孟姜女哭长城》等酸辛的民间小曲。润物细无声，正义与公平、同情与悲悯的种子，正是在这如诉如泣的哼唱中，在我们的心里扎根、发芽。
父亲在我上大学的两个多月后离世，母亲在我大学毕业的前十几天离世。他们都没有看到我之后的生活。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知道我永远感激他们、爱他们。
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