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复加：抗战初期的四川省主席王缵绪赍志以殁
图：王缵绪
抗战初期的四川省主席王缵绪赍志以殁
－－作者：王复加
王缵绪
（1885－1960）字治易，四川西充人。幼年受业于举人，考取秀才。1908年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杨森同窗。毕业后从事军政40年，1928年任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运缉私局长；1930年创办重庆私立巴蜀学校；1932年任（刘湘部）北路总指挥、第三路总指挥，经多年奋战抨击并消除军阀混战，统一四川，利于了国计民生；1936年国民政府授予中将军衔；1937年任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委员；1938年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同年5月（抗战初期）担任四川省政府主席；1939年底，他恳请辞职，重返抗日前线，因战功彪炳，1940年加任陆军上将军衔；1942年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任陪都卫戍司令部总司令；同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1947年任重庆卫戍总司令；1948年当选制宪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副主任、重庆行辕副主任、西南行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诸多军政要职。自国共内战，他拒绝去台，于1949年12月25日，王缵绪率军起义，四川和平解放。
他在一生之中热心教育，喜好书法、诗词和收藏。1960年11月，对“反右运动”持不同观点，因声讨“阳谋”而赍志以殁，终年75岁。
1908年，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任新军第十七镇三十三混成协见习排长，后升任连长；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保路同志军”，任四川陆军第二师二团一营营长；1918年，任第一师军官传习所所长；1919年任二师第六团团长。
1920年，川滇大战爆发，刘湘为鼓励杨森脱离滇军，将所部王缵绪团划归杨森。杨任川军第九师师长，王缵绪为该师十八旅旅长兼任川南道尹。这是王缵绪从政开始，他“兴农田、水利、筑路、改良监狱、奖励留学”；聘请卢作孚为川南道尹公署第三科（教育）科长；创办通俗教育会，推行新文化运动；对川南师范学校进行改革；聘请恽代英到校任教，并亲自印发了恽代英编著《政治学概论》等书籍。为此，王缵绪所推行的新文化运动遭到地方封建势力强烈反对，后由省议会发出“快邮代电”对此平息。使革新运动受阻，卢作孚、恽代英亦相继辞离。
1924年2月9日，杨森部攻入成都。任王缵绪兼成都市政公所督办。王缵绪就任后着手扩宽春熙路、修建少城公园；将城墙及城内大街辟为汽车站，建造公共厕所；实施市内义务教育，创办徒弟补习学校，令各商店学徒入学；在少城公园内建起万人公共体育场，并举办了全省学校第一次运动会。王缵绪因业绩昭著，民众曾在少城公园内立下了碑文，记载了他的功德。
1925年，北伐呼声初起之际。杨森主张联合滇军袁祖铭攻打刘湘，以期武力统一四川，令王缵绪任北路总指挥，由遂宁向合川、重庆出击。川东各师将领在重庆组成反杨联军，决定以邓锡侯率部将王缵绪阻于合川；以田颂尧部侧击遂宁牵制王缵绪部。
此前，省议会向全川将领发出“息兵御侮”通电，请求川军将领“勿以目前之地位为可久，勿以操戈同室为得计，及早回头，共图善后，移内争之兵力，作外交之后盾，于国于家，庶几有济”。川军将领王缵绪深明大义，知杨森之举阻碍北伐促成。此后，得已被公认儒将的王缵绪懂得“一卷书雄百万兵，攻心为上胜攻城”。于是7月下旬，他智慧地发动有效之心服工具在遂宁发出通电致双方各军，主张停战协商川局。他这种以力服不如心服之有效的方式，迫使杨森全线发生动摇，各部向乐山、宜宾总撤退，试图入滇。唯官兵闻云南贫瘠，不愿前往而求庇于刘湘。杨森无奈只身乘船出川，赴汉口投靠鄂军夏斗寅。四川内战暂且平息，仅获初步统一。
9月23日，北京临时政府任王缵绪为陆军第十六师师长，驻防资中、内江、隆昌、荣昌等地（3年时间），师部设资中。王缵绪在驻守资中期间，继续推行新文化教育和交通建设。将“劝学所”改为“教育局”，统一管理全县公、私立学校；在重龙山下东岳庙内设立县立小学，聘受大批新式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前来任教；又将北门外农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在校内设立民生工厂，以半工半读促使贫穷子弟入学就读；次年，王缵绪报请省政府将资州中学升格为“省立第六中学”。他个人出资在上海购置仪器和书籍，还聘请了周能泮担任校长以及大批（毕业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大学及美国、日本、英国留学回国的学生）担任教师。该校培育出众多人材，如：范长江、曹荻秋、廖昂等均毕业于此校。王缵绪在驻守期内还将县政府闲余的西仓房改造成了“通俗图书馆”，并藏书达一万多册；还将当地重建了“重龙公园”，新建了听泉楼和江天阁，在永庆寺陈列图书和文物，供市民观赏；另外，在资中建3个公共体育场，不断开展各项体育竟赛活动，训练部队官兵应战能力，同时也加以煅炼了学生们的健康体魄。
1926年，为资中川主宫成立了“资（中）内（江）”马路局，聘请留学法国土木工程师何庆延任坐办，集得股款20万元，建成全长60公里、宽5米的资中至内江公路，是他创下成渝公路首通车路段。王缵绪还用“驻军护商款”修善西门外大堤，并在马路局设立“蒙溪河浚导处”，解除多年洪灾。
1926年8月21日，王缵绪等十三将领发出通电赞同讨伐吴佩孚。11月27日，川军自此脱离北洋政府归属国民政府。王缵绪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第四师师长、后任二十一军第五师师长、1928年，改任第二十一军第二师师长，移驻重庆。
1927年10月22日，王缵绪会同鲜英等22人发起对川北旱灾给予赈济，“虽以恭桑之谊勉竭绵薄，略谋赈济，而杯水车薪，终苦无所裨益”。以致“民食艰难，饿殍日多，草根树皮掘食殆尽”。
1929年1月26日，王缵绪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军政部所属陆海空军抚恤委员会委员（委员长为冯玉祥）。5月17日，王缵绪提出“辞去军职留学欧美”。截选内容，“……夫血战终身，虽军人应尽职责，然非争国防与外交，牺牲者究何所为，长此屠刀在手，自杀宁有已时。故全国多一军人，即全国添一乱机，川军多一退伍，即川境增一良民。缵绪不幸，误入军籍，当此军阀末路，忍再作茧自缚；年愈不惑，时弗再来，觉悟嫌迟，改过宜勇。” 王缵绪还对记者谈道：“……教育之根本，全在幼稚时代之教育为基础，然以我国而论，迄未本此原则实施。故余决心辞去军职，专赴各国考察幼稚教育状况，如管理法、教育法、保姆养成法等等，逐一详细研究，俾他日归国，能取他人之所长，补我之所拙，以从事于我国国民基础教育之工作。” 由于刘湘再三挽留，王缵绪的心愿未能实现。
此时，王缵绪在担任军职的同时，继续创办了巴蜀幼稚园和重庆《巴蜀日报》。1929年11月21，《巴蜀日报》首日发刊。社址曾在商业场西三街26号（后迁入杨柳街72号），每天出版两大张，“消息力求翔实敏活，持论一本公平直正” ，除新闻外，还有副刊。聘用报社总编辑黄绶（元贲），编辑有江凝九、蒋阆仙、何剑华、邓宰平，主笔王国源、江子愚、罗一龙，经理郭松年。该报出版四年零三个月，至1934年春节停刊。
1930年5月8日，国民政府任王缵绪为财政部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运缉私局长。而盐商界内确有约定俗成之潜规则“对新上任的运使例有一笔馈赠”，王缵绪用这笔资金（十万银元）购得张家花园旧址，并实施创办了巴蜀学校。从此以后，担任与承担巴蜀学校董事长职务18年。而刘湘被王缵绪投身教育所感动，曾捐助修建园舍。王缵绪为之曾在巴蜀学校内，指一园舍取名为“湘院”。
1932年8月，“二刘大战”（刘湘对刘文辉）爆发，至1933年12月结束。此战为四川军阀480次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其结果是，王缵绪任（刘湘部）北路总指挥，将刘文辉攻退西康，偏安一隅。从此，消除内战，彻底抨击军阀混战，统一了四川。王缵绪这一此举，可谓厥功至伟，有利于国计民生，为后来四川省能确定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奠定了基础。
1933年2月，王缵绪继创办重庆私立巴蜀小学校正式开学。他经好友黄炎培介绍聘用周勖成、孙伯才、康心如、卫楚材等教育专家主持校务，并将张家花园之街房地产租金全部交给校方作为办学经费。学校教学仪器、教具、动植物标本、挂图及史地图籍，以及校图书馆上万册图书，王缵绪另行筹款从上海购置。因此，学校的师资与设备堪称全川乃至西南首屈一指。巴蜀学校秉承了王缵绪意旨以“公、正、诚、朴”校训，坚持“手脑并用”教育目标及“儿童本位”教育原则和“教养兼施”的教育模式。创办下了，当时中国现代教育理论在西南地区的成功实践典范。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数以千计莘莘学子，造就出无数知名英才。巴蜀学校曾代表中国参加英国伦敦举办的国际教育博览会并荣获奖励，享誉全球。
1937年10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恳定王缵绪办学亲赐“成绩斐然”金字牌匾。
1939年7月，因重庆屡遭日机轰炸，王缵绪将巴蜀学校迁往西充。学校的教学设备及仪器装了整整十六艘大船，经嘉陵江运至南充，又从南充靠人力运往西充，耗资如此巨大，为的是家乡子弟求学困难，解决西充未有中学之困。此校为西充中学的前身。不久，重庆巴蜀学校继续开办，到1949年底，已经发展成为集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完整基础教育体系的重点学校，并积极筹备建立巴蜀文商学院，终因社会变故未果。
1934年2月，中央军事委员会整饬军政，将全国军队重新编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改称“国军第二十一军”，王缵绪任第二师师长，辖第四、五、六三个旅，驻防合川。同年10月至次年5月，王缵绪先后担任四川剿匪军第五路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和第六路总指挥。
1935年10月1日，行政院召开第232次会，任王缵绪第四十四军军长，辖三师、十六团，又十一独立营，军部设绵竹；10月8日，接守松潘至威州防线，在水口场、夹门关、名山、清江堰一线。11月6日，王缵绪赴南京出席五全大会。
1936年2月25日，国民政府授予王缵绪为陆军中将衔。
1937年 3月2日，灾荒年间。王缵绪亲笔致函建设厅长卢作孚，请求他“设法为敝县安置泥石工五千人，移民就食，以工代赈”。
历年来，王缵绪凡遇到困难之人上门求他，都予以“打点”。 特别是灾荒年，每到部队开饭时，总有不少人找来说自己是西充人，王缵绪说：“是西充人就拿碗添饭。”有时人多了碗不够，部下向王总司令报告，他说“没得碗就用瓢。”为此西充有“拿碗添饭”这句话方言，百姓流传至。
－－任抗战初期的四川省主席
1937年，卢沟桥事变。王缵绪担任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委员，他率第44军（编入第二十三集团军）开赴抗日前线，由川鄂大道出发东下，向宜昌集中，增援平汉铁路沿线。因战事需要，44军从第二十三集团军中抽出，与67军合编为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任该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1月20日，刘湘病逝。围绕谁接任四川省主席一职的问题，在中央政府与四川军政之间，四川军政与川系各派系之间展开了非常激烈而复杂的斗争。1月22日，国府任张群代四川省政府主席，遭到四川军政及各派系的强烈反对，并要求"收回成命"，并且在成渝两地组织示威游行，贴标语，散发传单，情势趋于紧张。1月25日，蒋急电召回正在前线作战的王缵绪飞汉商议政务；3月6日，王缵绪、钟体乾、邓汉祥、潘文华、王陵基联名电呈蒋委员长、林森主席，表示拥护抗战，拥护中央。 3月22日，蒋介石再次电召抗战前线总指挥王缵绪；4月1日，王缵绪在汉口致电所属晓谕民族大义：“今日之势，我辈若舍去出兵抗战之一途，不惟国家民族无以生存，即吾川省格与乎小小团体，亦将难保。且现在后方军人，必深负亡国之罪，纵不被国人唾骂，亦无面目以见抗日诸将士。绪已抱定坚决之决心，不问一切机构，专以集团军名义，率部出川抗敌。即使七千万人拥我为主席，我亦不屑为，弃之若敝履。惟望兄等迅将本集团军各军师旅部队，调集相当地区，加紧整顿训练，积极准备出师。如有不明大义，偷生畏劳之官佐，务望诸兄切实开导，俾知公忠体国，为民前锋，注意大者远者，切勿瞻前顾后，国家幸甚，团体幸甚！”（注：原文载《商务日报》1938年4月3日）
4月11日，蒋召集何应钦、贺国光、王缵绪、邓锡侯、唐式遵、王陵基到京和谈；4月26日，行政院会议决议王缵绪代理四川省主席。4月27日，王缵绪致电蒋委员长：“顷见报载行政院议会决定，由职兼代川省主席，闻命之下，不胜惶悚。窃以职份属军人，应以抗战卫国为职志，日前在汉晋谒钧座，即竭诚请缨，回川后并积极整编所部，方期尅日开赴前线，效命疆场，何图恩命忽颁，令兼省政。以川政务之繁，与后防关系之重，自惟无材，何能胜任，况又抗战前方，岂能兼营并鹜，仰恳钧座，收回成命。否则庸总司令式遵亦在斯选，不如令主川政，职在前方必能多负责任，一转动问，而内外兼顾，必臻妥当云云。王缵绪。”（注：原文载1938年4月28日《济川公报》三版）。5月3日，蒋委员长致电王缵绪：“成都王主席治易兄，感电悉，情殷抗战，具见忠怀，至深嘉佩。惟此次决定川中军政人选，以此最为相宜。吾兄向以中央意志为意志，应即遵令就职，勿再谦辞。”
5月8日，国府通电就任王缵绪为四川省政府代主席职。8月1日，王缵绪正式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任四川省保安司令兼任四川肃清私存烟土督办公署督办。
1938年初，抗战局势最为紧张，全国部份省市已遭沦陷。此时，四川省确定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时任四川省主席王缵绪不负国民重任承担于此，他不遗余力治理各项工作。不仅要征兵供粮支援前线，还要接纳汹涌而至来自沦陷区的难民，更要确保后方政局稳定。这时四川民众担负加重，各种矛盾激化，群体冲突事件时有发生。王缵绪体念民苦，对群体事件采取"理喻式和平方法"予以化解。例如：当年"新都实验县乡民，受地方哥老及土豪劣绅之鼓动，集合团丁围城反抗，附近各县团丁亦纷往参加。王缵绪取消了实验县名义，撤换县长，事件始获和平解决"。随后"中江事件又起，乡民二千余人，包围县城。王缵绪追查事件起因，其结果是县政人员征兵征粮舞弊，引起民众公愤。他亲自宣慰处理，亦幸获解"。此时，王缵绪以"国难当头，号召与带动所有公务员洁身自好，力除浮华，为民表率，并通令昭示"：要求各级公务人员"凡因新职以及因公来省者，对于长官或同僚，概不准应酬，不准借婚丧庆寿大摆宴席，收受礼物；对卸任人员，当地士绅民众发起送万民伞或送功德碑等类事件，应设法制止，决不迁就" （注：通令原文载1938年6月17日成都《新新新闻》十版）。
王缵绪自担任省主席起，他推行了一系列新政：一、裁撤骈冗机关，节省公帑；二、整理财政，彻底清查过去账目，严惩贪污；三、减征田赋，决定二十七年度（1938年）减为一年二征，二十八年度（1939年）减为一年一征；四、地方附加亦将严为规定，俾得减轻人民负担。（一是改一年四征为两征，减轻农民负担；二是肉税附加，用于补充教育经费；三是查核减免乡村的壮丁费、草鞋费、军服费等；四是查办贪污积案，裁减贪污官吏。）他亲自制定《县长守则》、《兵役科干部守则》、《常备队干部守则》；对县长提出六条要求，一、巡查认真，督促彻底宣传；二、随时到常备队点名，严查空旷，慰问疾苦；三、随时慰问贫苦壮丁家属；四、依期欢迎欢送出征壮丁；五、彻底实行壮丁优待；六、严厉查办舞弊人员。他的禁烟宗旨：肃清私土，绝毒禁种。
此后，王缵绪便着力清理川省历史旧账。在全川财政整理委员会议上，王缵绪说：“……个人认为刘航琛任内支付各款，凡有甫公（刘湘）亲笔条令，数目吻合者，全川民众均应感于甫公为民为国之苦心，将其承认；若既无亲笔条令，及无其他可靠证据，即应彻底清查，究明真相，以便依法追赔。……此举全在铲除川省历年来财政上种种积弊，使之趋入正轨，以表现公开财政，昭示大信之精神，决不至如过去之敷衍了事。”同时，他大力整顿吏治并通令全省："各县区长、联保主任，均系秉承政府推行政令，直接领导人民之公务员，尤宜奉公守法，为民除弊兴利。乃近查各县区长、联保主任，自恃地位，对人民生命财产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以致怨声载道，若不制止，其何以正法纪而树风声。今特令各专员县长，转饬各区长、联保主任，务须奉公守法，对违法者并应切实检举，从严惩办。" 王缵绪还亲自到各县视察，除考察吏治、兵役、保甲、禁烟及地方建设外，对民间疾苦亦极关怀，走访入伍士兵家属，并资助慰劳金。此时，武汉失守，国民政府迁都至重庆（来不及建都）。王缵绪将自已的居所贡献出来，作为中央政府抗战驻所。（现今：重庆抗战遗址，王缵绪旧居，已是国家保护建筑文物。）
1938年8月11日，时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致信王缵绪，信中写道："治易仁兄足下：戎马倥偬，疏于问候，良用疚歉。此次驱敌寇于河滨，乘机拜谒诸长官，报告华北战绩，借此作书，聊申萦念之殷，并致意于川中父老兄弟。抗战军兴，吾川对国家民族，殊多贡献。省中健儿在南北各战场与全国友军携手并进，以头颅捍卫国土，以鲜血换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为川人增加许多光辉。西望故土，殊令人兴奋鼓舞。……在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任务中，今后四川将肩负更重大之责任。吾兄领袖群伦，深信必能巩固并扩大统一战线，组织人民，动员物资，遵照抗战建国纲领与蒋委员长之历次指示，为抗战建国大业而奋斗到底。"
9月，参政员张澜为征调壮丁问题致函行营及省府，请求改善办法。23日，王缵绪复函张澜：“……征调壮丁为目前第一要政，而办理不善，亦为丛弊之尤，前线后方，胥受影响，审思竟夕，焦灼莫名。承示五项，洵为扼要之图，一四两项当嘱主管厅遵办，二项亦当悬为厉禁，随时调查严究，三项迭经通电饬知，五项亦由军管区司令部与民厅议有切实办法，不日见诸实施。先生体国恤民，盖虑所及，罔不切合实际。绪虽不敏，尤当敬谨遵行，期无陨越，尚乞释念为叩。” 10月，王缵绪聘请社会人士分四路到全省各县指导监督兵役办理情况，“胡文澜负责东路，张表方（澜）负责北路，邵明叔负责南路，周奉池负责西路，以改善兵役”。
王缵绪任职前，四川处于极度无序的状态。任职后，是在他的各项川政推行之下，全省川政及各项工作进入轨道；并且架起了一座保证前线而坚实地“输血线”，不断为前线提供物资需要；王缵绪仅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曾为前线招集加训练送往前线20万士兵，提前完成与推进了抗建工作。正因王缵绪在推行新政和处理积案中撤了大批的贪官，严重触犯川系实力派的既得利益；并且也自然触及到权势群体。原川系实力本以为王缵绪当了省主席，还指望能得到好处，曾合伙到省政府拜见，哪知王主席严肃地告诉他们："当军人就该上前线，你们在后方干什么？保安团长我已撤了五个去前线抗日。你们不去打仗，还向我要功。我呈报委员长撤你们的职！"由此，事后引发了联名呈蒋"反王主川"之事。
－－恳请辞去省主席之职 重返抗日前线指挥作战
1939年8月，正值全国抗战进入战略攻势的关键时期。此时，王缵绪以国难为重，为使后方各项工作继续正常运行与安定，他主动向蒋请求辞去省主席职务，要求再次重返抗日前线指挥战斗。经他再三恳求，9月19日，国府公布："四川省主席王缵绪，恳请辞退主席职务，志切抗战，请缨出川，英勇卫国，殊堪嘉尚。应准王缵绪率部驰赴前线，悉力御敌。他出征期间，四川省主席职务，由委员长蒋中正兼任，任贺国光兼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
10月1日，王缵绪还电令全川134县县长，指示后方防务工作要点，以三事相训勉：（一）各级地方军事政治训练机关，应即加紧训练整理，等待整编补充；（二）积极训练民众，开发生产，加强军队联系，以增厚抗战力量；（三）坚定必胜信念，毋为流言所惑，照常执行政令，以奠后防，籍固前线。以上三项政务要切实遵行，电复为要，主席王缵绪省印。（注：原文摘自1939年10月2日成都《新新新闻》十版）。10月底，王缵绪辞职移交完毕，继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重返前线作总指挥。
1939年11月初，王缵绪率部离蓉出川，经艰苦跋涉，月底到达第二十九集团军驻守地－－湖北省境内，其部属分别驻扎在宜城、襄阳、樊城、桐柏、大洪山一带。
王缵绪到达前线，即亲自赶赴前线阵地，一方面仔细观察各处地形，一方面安排下属官兵开展搭建营房和构筑防御工事，同时还严厉整顿军纪，振奋官兵精神。他几次三番地积极动员并勉励大家说：“莫要开口只说四川，我们是中国人，努力抗战不单为四川，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第二十九集团军是信崇三民主义，是国家的骨干，民族的灵魂，决不是私人的武力。我们要配做一个军人，连营便是我们的家，抗战是我们的目标，不畏难，不怕苦，既流汗，又流血，精诚团结，民族独立的金字塔，靠我们用骨肉去砌成。要达到这个目的，非一洗过去的苟且偷生、自私自利、虚伪奸巧、因循腐败等种种恶习不可”（注：原文摘自1940年3月8日成都《新新新闻》五版）。全体官兵听了情绪高涨，无不深受鼓舞。
此前，武汉失守，国民政府迁都至重庆。为防日军进攻四川，第二十九集团军所属第五战区决以华中作为防守重点，其战略是：“死守大洪山、桐柏山两重要据点，并随时向武汉外围及平汉路出击”。日军视大洪山、桐柏中国守军为眼中钉，决意将其拔掉。因此，日军统帅冈村宁次“调集精锐军队第三、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六等师团和第四骑兵旅团，约十万人，重炮二百余门，战车数百辆，以步、骑、炮、空合力向湖北宜城地区、襄阳、樊城、桐柏、大洪山一线发动侵略攻势。企图占领第二十九集团军驻守的军事驻地大洪山一带。一则对我军不断出击平汉路的威胁得以解除，再则伺机进攻占四川领土。”
为使日军计划破灭，中国军队第五战区根据军事委员会部署，制定了“保卫国府中枢门户和待机反攻武汉的两大任务，长久保持桐柏、大洪山一线，以攻为守，打击日军”的作战方针。在具体兵力部署中，由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担任湖北宜城地区的襄阳、樊城、桐柏、大洪山南麓、京（山）钟（祥）公路、襄河两岸守备的重要作战任务，置重点兵力于汉（阳）宜（城）公路方面，并要求“竭力增强襄河东岸部队，以纵深配备，坚决阻止敌之北上；掩护我左翼兵团之右翼防务的重要的军事任务”。
1939年初冬，王缵绪在湖北驻地，发动第二十九集团军对日军作战的“冬季”攻势，并结合地形布署了作战计划，指挥第二十九集团军以第四十四军第一五0师为攻击部队，第一四九师为掩护部队，第六十七军为总预备部队。他告诫了全体官兵长期驻守湖北宜城地区、襄阳、樊城、桐柏、大洪山一线的重要性，他要求部属尽忠职守，奋勇杀敌。
完成全部战略部署后，王缵绪指挥第二十九集团军主动发起向日军进攻。部队自襄河东岸南下，以强有力的突击方式夜袭钟祥、洋梓日军重要据点，迅速占领了钟祥以北的汪家河、王家钟及王家店的日军重要据点。这一战，王缵绪采取了夜战袭击及绕攻等战术，歼灭日军近万人。至此已形成敌我双方对峙状态，一直延续到次年战斗仍未结束。
1940年初，日军13师团，继续派飞机增援，调集军队联合兵力猛烈反攻，对第二十九集团军形成包围合击之势。日军开动30门火炮、8架飞机同时向我军阵地强烈地轰击扫射，日军13师团，在20多辆坦克的掩护下发动起猛烈攻击，妄图重新占领了王家店。这时，一场你死我活的争夺大战就此展开，王缵绪身先士卒，率领第二十九集团军英勇决战，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的坦克相搏斗。全体官兵全然不顾头上的飞机低空扫射，奋力回击，勇敢攀登日军坦克之上，用手榴弹向坦克车里投掷，吓得坦克车后面的日军，一时不敢轻举妄动。于是，日军攻克不前，就兵分两路，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之下，分别向我大洪山东西两面夹攻。致使第二十九集团军在驻守区域的一、二防线内与日军连续激战了十余昼夜，战斗的火力始终相持不下，双方伤亡均为惨重。这时，王缵绪机智地运用机动战和游击战的战术，亲自指挥第一六二师向南面的猴儿寨出击，截击日军腰背，致使日军三面遭受严重打击，从而成功地阻止了日军再次向我第二线阵地的进攻。尽管这场战斗实力相差悬殊，但王缵绪那种敢打必胜的精神，敢于与敌人较量。
1940年2月初，为了严防守备桐柏、大洪山一线，王缵绪运筹帷幄，为第二十九集团军重新布置了军事计划：以第四十四军守备跑马寨、牯牛岭、青峰山、王家岭、三阳店之线，军部位于袁家台；第六十七军在张家集、长岗店地区整顿待命，军部位于竹林港。从而形成了全力阻止日军北进之势。
3月初，王缵绪率领第二十九集团军推进鄂中京钟公路大洪山，执行该区重要的攻防作战。日军集中步、骑、炮、空联合之力，发起更为猖狂的进攻，他们北犯襄阳、双沟，西犯随县、枣阳，严重地威胁到第二十九集团军总部驻地（张家集一带）。威武强悍的王缵绪率主力部队直接向进犯日军奋勇出击，在汪家店、彭家岭、张家集一带，又进行了一场极为强烈地毒气相加的血肉之战，于7日晨将日军击溃，固守下大洪山西北要隘。随后，王缵绪亲冒矢石，又率精锐之师向日军猛烈攻击，断敌归路，一举歼灭日军5000余人，驮马数千匹。日军虽不断增援，死力反扑，经激战8日之久，终未得逞。
4月初，日军对我军阵地久攻不下，就兵分三路再次向我军进犯。他们一路从汉口沿汉枣公路西，直犯随县、枣阳和双沟，另一路从钟祥沿襄河东岸北进，直犯张家集、襄阳和双沟。其一路是数十万日军从钟祥开始，由北南下，先向我军防守的三乐河、长寿店，跑马寨猛攻；另一路是骑兵千余人马和便衣队七八百人自长寿店北上袭击；第三路日军由牌坊河、张家集向东突击；企图三路齐发，对我军围攻扫荡。王缵绪在危机时刻，运用有利地形，将敌寇吸引到峡谷之中，勇敢指挥部属追击，尔后集中主力进攻，给以日军重创。此役，日军遗尸数千，军心动摇，仓皇溃逃。
1940年5月，因王缵绪总司令指挥作战屡建奇功，国民政府晋升任王缵绪为陆军上将军衔。
5月初，日军又加强对我军两翼的攻击，南面以精锐骑兵自钟祥沿襄河北窜，攻入枣阳，北路则自信阳西进，攻陷桐柏、唐河，拟与南路会师枣阳，形成对桐柏、大洪山一带地区对我军作大包围。王缵绪率部于15日发动起总反攻，经激战三天三夜，克复枣阳，乘势追击，迫使日军开始总退却，但仍顽固死守随县。这时，因我军没有重武器，无法直接攻坚，乃与日军胶着于大洪山一线，相继在大洪山一带激战经旬，共大小作战二十余次，由第二十九集团军艰难的阻止了日军的正面突破。
5月中旬，日军第四十师团再次以攻击大洪山为目的，步、骑、炮、空联合，左右各以8000多兵力由隋县经三阳店南下。王缵绪则早已将所属军队在客店坡、板凳岭、杨林河等处布阵。几经奋战，将士们士气依然高涨，个个抱定与日军殊死决战之心。此时，日军从信阳、随县、钟祥三地同时发动对枣阳及襄河东西两岸的强势攻战，以重兵围攻我军重要防线，调以强大的军事力量经过数日的攻击和轰炸之后，击破第五战区中央兵团的军事戒备区。第五战区所属部队只好被迫退至鄂北的汉水、唐白河一带整顿。当时，王缵绪率领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奋力抵抗日军，顽强地固守着阵地。此次战事极为惨烈，张自忠所率部队仅有的两个团和一个营，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令渡河援助，不幸在宜城南瓜店遭日军重击，致使他的部队两千余人全部伤亡殆尽，而张自忠也以身殉职。就在这一危急机时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电嘱王缵绪总司令集中主力，从大洪山北上尾击日军。王缵绪即令其长子、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濬中将率第六十七军的第一六一师，出板桥向日军追击，我军将领怀着愤怒与仇恨的心情，为张自忠与众多牺牲的战士们复仇，经过一悉搏击之后，终于收复宜城南瓜店，并在战场上寻找到已牺牲的将士们的尸体。
6月6日，日军将两路兵力在双沟会师，迅速组成几个梯团南下。王泽濬则率四十四军官兵，在勇猛尾击日军三个师时，遭到日军强烈的反击。此时，王泽濬不得不向父亲王缵绪坚守的大洪山一线及张家集方向收缩阵地。日军第八师团长谷川指挥两个师团从四面猛烈围攻大洪山，并派日机狂轰烂炸。我军当时无高射机枪，只能任敌机低飞扫射。王缵绪率领的第二十九集团军顽强的挣扎在大洪山西麓、南麓一线，与日军艰难地激战二十余日，击伤日军第40师团长天谷直次郎，击毙日军将校级军官即有十多人。此战役双方伤亡惨重，总司令王缵绪督战负伤，原有八万多官兵经日军三次进攻围剿尚余五万多人。第二十九集团军所守要隘面临危机。此后，王缵绪强忍痛疼，带着重伤便苦心谋划战略，以对付日军强大的军事力量。他采取了机敏的游击战术，利用复杂有利的地形，在山区之中与日军周旋，搞得日军没了主张，时而东面遭到我军袭击，时而西面又被我军偷袭，以此作战方式达到了绞杀日军的目的，并死死地拖住日军不放。王缵绪以十多次率部对日军进行主动出击，偷袭日军主力，最终坚守在大洪山一线，拒阻日军北进。
1941年秋，日军又以飞机大炮掩护，企图夺取大洪山南麓的青峰山之后，直入大洪山核山寺。王缵绪与日军斗智斗勇，争夺青峰山。青峰山上经常是硝烟四起，枪炮相击，我军所占据的青峰山阵地，失而复得，又得而复失。就这样，王缵绪率军坚持奋战一年零四个月，拖住了日军西进的图谋，粉碎了进攻日军作战计划，最终将日军全部歼灭在青峰山峡谷之中，取得了重大胜利。王缵绪将军也因此被称为“大洪山老王推磨”，而轰动全国上下。
1942年7月10日，第二十九集团军奉命调往第六战区，该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而王缵绪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此时，第二十九集团军由河南内乡出发，经老河口、兴山、长阳等地，一直到达湖南桃源、安乡集结，担负洞庭湖以西长江以南湘鄂地区守备任务。这个任务在抗战期间为四川与华中联络要道，松滋河一度成为川、湘、鄂之间的重要航运线，同时也是保卫陪都重庆的江防主阵地。因此，湖南桃源、安乡作为鄂西、常德、长衡会战时日军第一波攻击的防御线中心，战略位置堪比三次长沙会战时的汨罗新墙河，战况激烈、牺牲巨大。
1943年，日军调整战略，将安乡等洞庭湖西岸地区作为主要进攻方向。日军第11军在连接汉口、岳阳、沙市的长江北岸三角地带成功地进行了“江北歼灭战”，占领了长江南岸的石首、华容及沙市对岸地区，取得了长江南岸滩头阵地。第六战区所属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将在洞庭湖以西一带的防御部队，部署在从安乡、公安、松滋至宜都以东的洋溪、枝城，构成面对长江的防御线。上述防守部队在长江南岸的水网、湖荡地带，依靠诸多的河堤、高地，筑成步兵、炮兵的野战工事。第二十九集团军驻守安乡，与日军展开大规模运动战。
由于日军集中兵力连续进攻第二十九集团军的军事沿江防线，此时第六战区又未能抽调部队策应，因而第二十九集团军在伤亡过重的情况下无力遏止日军的攻势。经混战到7日后，日军第17旅团及第3师团一部攻占安乡。王缵绪所率第二十九集团军坚守在石碑要塞、宜都等地英勇抗敌，经反复争夺，血战竟日后第二十九集团军部队将收复了所有曾一度被日军侵占的地方，迫使日军各部队都先后返回原驻地，双方恢复了会战开始前的态势，第二十九集团军继续在安乡驻防。
2月，日军三万余人从岳阳、沙市、宜昌出兵，一路向第二十九集团军守地进犯。陈诚下令：坚守阵地，不许出击。15日佛晓，日军轻易攻破第六战区前沿指挥部“松滋要塞”，迫使第二十九集团军第六十七军之一部在百里洲被动迎敌。王缵绪得知此讯，火速率独立第一团到安乡指挥官兵作战，在日机的强烈轰炸之中，他不幸身负重伤，但仍然带伤顽强指挥作战。2月底，经过激烈对战，阵地失而复得。
3月，不甘失败的日军全面向沙市以南的滨湖各县进犯。王缵绪指挥军队与日军形成拉锯战，最终攻占了日军固守在洞庭湖西岸和南岸的两个据点。
4月，王缵绪因伤情过重，不得不退下火线医救。第二十九集团军奉陈诚之命停止攻击并退出防地，日军得以进至汉寿县境，大肆烧杀，无恶不作。
1943年5月，我军发动了石牌要塞保卫战。这是鄂西会战最关键性一战。当时，日军计划以重兵攻击，妄想打通宜昌以下之长江水运，并占领石牌要塞，再西犯陪都重庆。王缵绪对石牌要塞的防守局势极为关注，他认为这关系到陪都重庆的安危。当时，受伤尚未痊愈的王缵绪在强势的日军面前从未胆怯与猥琐，他火速赶往前线。他根据多年作战经验判断敌情，配合布置好战局，以第四十四军主力守备津、澧，一部在渡口以北对（洞庭）湖警戒，以强劲阻截。同时命令第一六二师死守鳌山地区，指挥第一五0师主力扼守新洲亘澧县之线，其余军队布置于夹堤、白羊堤地区，以强劲阻截。这时他还调动第一六一师由羌口开始向鳌山转进，援助阻截。王缵绪鉴于日军较有可能向鄂北进攻，为此他提前布置军队防守于江防及汉宜公路，竭力抵拒进犯之敌，主力进出于汉宜公路附近直击敌背。日军如由襄花公路进攻鄂北地区时，主力就以大洪山、桐柏两山为依托迎击敌人。
6月3日，王缵绪变更作战方法，组织袭击队，发现敌之运输补给部队立即猛烈强袭。并于夜间破坏公路，在日军运输补给断绝的情况之下，阻击日军败退。此役在王缵绪的指挥之下先后攻克了安乡、新安、王家厂、暖水街，进迫于公安及磨盘洲之一线。日军第四十师团约数千人，分别向石首、藕池口、公安逃窜，经我军围追阻截，日军大部分将被我军歼灭。
6月7日晚，我军又乘胜挥师东进，连克宜都、枝江、洋溪、松滋、磨盘洲、申津渡等重要城镇。14日晚，我军攻下公安县城。至此，鄂西会战胜利结束。
10月，日军纠集九个师团和大批伪军向常德、桃源进犯。新任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令余程万部死守常德。这时王缵绪还在医疗伤之中，得知军情即奋不顾身奔赴战场，亲自指挥第二十九集团军向北面的滨湖各县抵抗，争取时间以待六、九两战区主力驰援。随后，王缵绪亲临作战现场与集团军所属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濬共同与日军鏖战数日，取得胜利，并缴获了大量武器。不料另一路日军强渡澧水上游，直奔常德，迫使第四十四军被隔断于常德以东和以西（两）地区之间，然后又集中主力猛烈攻打军部所地桃源。王缵绪将率部分军队坚守在沅水以南的郑家驿。这时又向他传来战报，第二十九军所属一五0师师长许国璋身负重伤,自戕殉国。王缵绪为失去爱将，悲痛欲绝。
11月1日，日军则组成强大火网掩护渡河，王泽濬率第四十四军据河堤阻击。12月3日，余程万将失守常德，就在这危及时刻，第六、第九两战区增援部队陆续赶到，与王缵绪率领的集团军南北进攻，最终在太浮山地区彻底击败日军，占领了常德。接着，王缵绪又火速率军追击桃源敌后，与王泽濬第四十四军合力追击日军至藕池口，迫使日军退守到滋口一线。我军也奉命集结澧县待命。此时，王缵绪率领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已经历多次战役，兵力基本耗尽。
1944年2月，在南岳军事会议上，王缵绪提出撤消第二十九集团军总部和第6六十七军建制，保留第四十四军。经军委会批准，第四十四军仍由王缵绪长子王泽濬继续担任军长，辖一四九、一五0、一六一、一六二四个师，调归第九战区指挥。此后，王泽濬军长将第二十九集团军余部带到湖南宁乡进行了改编，辖一四九、一五0、一六一师，以及后调师一四九师。王缵绪调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并担任国民政府陪都卫戍总司令。
1944年5月，日军再发起对长衡攻势。6月7日，日军第三师团开到古港附近。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王缵绪下令指派军长王泽濬率第四十四军展开攻势，奋力击败了古港东门市的日军驻地，获缴甚多。此时，日军大量派兵支援，我军第四十四军与第六十八师团、一一六师团喋血奋战了七昼夜，于14日退出浏阳。
1945年初，日军由茶陵、安阳南进，军长王泽濬奉王缵绪之命赴茶陵南北地区迎敌。此役由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王缵绪直接指挥，在父子将军配合之下奋战阻截，7月日军陷落茶陵，8月又陷落衡阳，一直到桂林，彻底击败了日军，最终迎得胜利。直到日本宣布投降。
在整个抗战时期，王缵绪曾是全国民众最为敬仰与歌颂的英雄人物。因战绩突出，被国民政府授予王缵绪胜利勋章和抗日英雄荣誉称号。《国民日报社》易君左社长公开发表长诗，题为"闻王治易将军前线负伤，诗以慰之（七古歌行）"等。（注：重庆文史馆编入《中国抗日战争诗词曲选》1997年12月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1945年，王缵绪任重庆卫戍司令部总司令。同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王缵绪上任即告诫部属不得欺压百姓，在辖区内分设若干军民合作站。整顿监狱，释放罪轻者，在两天内释放数百名烟贩，他说：“种烟运烟的都无事，吃烟贩烟有何罪？” 此举触怒上峰，认为王“太霸道”。他改善劳改人员待遇，规定禁止肉刑，以养廉耻；视寒问疾，力求卫生；言行训育，化囚为民；经济公开，以谋温饱；严禁剥削，以维福利；贿赂绝迹，一洗贪风。大力整肃重庆治安，捉拿大流氓雷鸣心。1946年2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因群众热烈参加，社会秩序比较混乱，王缵绪明确指示所部“为尊重民主运动起见，不拟加以管制，仅以劝告方式维持会场秩序”。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6月重庆卫戍司令部奉令改组警备司令部，王缵绪任武汉行营副主任。
1947年5月2日，蒋召王缵绪进京，行前他对记者说："……首都南京卫戍总司令一职，中枢虽有意相委，但本人年事已老，不愿再任军职。此番赴京谒蒋，除本一贯精神以在野之身翊赞中枢外，别无他项希求。因目前营谋官位者之多，本人实无此需要也。"他自由京返川之后，继续从事他的教育事业。由于他一向与文化名人交往甚密，如、梁漱溟、黄宾虹、黄炎培、齐白石等（他曾是第一批加入上海海上亭云书画社。有部分诗词，题字传世：资中永庆寺牌匾“令我见佛”、资中银山镇题“古银山县”、重庆巴蜀学校“诱诲堂”、“棫园”等）。因此曾有众多文化名人出入他的家中，集共同探索文化之精神与引领教育发展方向。这期间王缵绪成为了文化大家所凝聚之人。
1948年5月16日，王缵绪调任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副主任（5月19日，重庆行辕改为重庆绥靖公署）。同日，王缵绪出席国大返回重庆，公开表达对时局的担忧，他说：“……政府与党意志之不齐一，已于此次国大会中，充分表露无遗。而政治改革之无实效，亦可于铲除豪门资本，举办救济特捐等例中概见。故欲挽回国事之颓局，非大刀阔斧革新政治，并力去敷衍塞责之官僚作风，努力做出成绩。尤于铲除豪门资本，安定人民生活一点，非彻底做到，不足以压人心，挽颓局。” 8月4日，行政院第10次会议任朱绍良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王缵绪、贺国光、杨森为副主任。
1949年3月4日，王缵绪致函毛泽东，承蒙优待其子王泽濬于淮海战役被俘（王泽濬：国民党中将、任第九绶靖区副司令长官兼任第44军军长），继称天道忌盈应适可而止。
5月14日，川康渝国大代表、立监委员、省市参议员联系会在成都举行大会，17日闭幕，王缵绪被推为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大会通过西南应变三大方案：政治－－用人唯贤，严惩贪污；经济－－彻底限田，停止征实；军事－－协助国军，组训民众。
－－王缵绪率军起义 四川和平解放
1949年，6月1日，国民政府任王缵绪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6月13日，王缵绪再次向记者发表时局感言：“……我对政府，对国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说的是病的症结所在，民间的疾苦。三四年来，曾与总裁（因我素来称蒋总统为总裁，原注）上书不下七八万言，如政治之贪污无能；财政上无限制的发行钞票；党团的人员全在做官，不下乡工作；教育腐化；司法较过去的军阀还贪污，剥削平民；征兵尽是兵贩子；主张胜利后不能裁兵……，可是这一些办法都没有被当局采纳，千言万语等于石沉大海。”
1949年，蒋介石离开成都时，曾派蒋经国、俞济时到王缵绪家中，嘱其迅速收拾资财家小离开大陆，同飞台湾。王缵绪没有听从蒋的安排，拒绝去台。同年12月14日，王缵绪发动起义，他授意新编44军代理军长周青廷发出起义通电；自行取消了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南游击第一路总司令职务，成立了“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自任司令，（简称“治总”）并接管成都。他担负起保护四川省城市完整无损以及七千万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责。24日胡宗南令成都城防部队撤离成都，25日，由王缵绪出面在成都召开各界各人民团体会议，正式宣布四川和平解放。1949年12月31日，贺龙率部进入成都。
1950年， 王缵绪主动解除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职衔，他把掌控的军队和全部武器移交给贺龙为首的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他的部队也分别由解放军第60、62军和第7军进行整编。中共历任王缵绪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四川省政协委员、民革成员、四川西文物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文史馆馆长等诸多职务。
1952年10月10日，王缵绪将其毕生收藏珍贵文物全部捐献，由西南博物院收藏。仅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保存文物中，王缵绪捐献的国家一、二级书画藏品达167件。
1950年12月24日，王缵绪将创办十八年的重庆私立巴蜀学校和西充学校无偿捐献给政府。为此，邓小平同志曾指示“一切不变，只许办好，不许办坏”。
1957年6月，“反右运动”开始，王缵绪为此持不同看法。他身边的好友多被打成了“右派”。如：台盟中央主席谢雪红，起义将领龙云，民盟中央章伯钧、罗隆基，民主人士章乃器、鲜英，就连曾动员他起义的中共党员、四川省政府参事室主任高兴亚也被打成“右派”如此现实情况让他无法理解。特别是官方又提出所谓“阳谋”的说法，更为让他无比愤概和鄙视。他认为，这样极端地发动政治运动，制造“阳谋”，把大批受人尊敬的有识之士和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师打成“右派分子”而感到震惊；同时，他看到各级领导干部把“宁左毋右”奉为圭臬，否则便被视为“右倾”而受到批判，甚至受到处分；而不少人士把奉行极左路线，作为升官揽权的不二法门，一朝权在手，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便得心应手地结党营私……他把这些弊端看在眼里，自然心生愤恨，写出了揭露和批判文章，急欲带到境外发表。为此，王缵绪请准了赴港就医的理由，不幸真相被知情人陈子庄（王缵绪的秘书）告密。在深圳预先布控，待王缵绪过境之时，将其扣押至成都。一直被关押在省公安厅（看守所）与世隔绝3年。于1960年，终因绝食抵抗并死于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内。事发当天，仅《四川日报》刊登，题为“反革命分子王缵绪偷越国境被捕”。可见未审已定罪名。事后，当局将他欲想境外发表揭露和声讨国内“反右运动”真相的文章视为绝密，采取销声匿迹，将他定为终生羁押。就连新闻已报道随身携带的罪证（57份反右运动剪报和约52万字的个人日记）也从未曝光，至今都无法让人看到。
王缵绪曾在看守所关押3年期间，既不提审也不定罪，视为终生羁押。与此同时，改写与他相关史料，否认他的抗战经历和率军起义事实，将其打入另册，完全做到官方史册未有其人。让其人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为人知。
材料来源：事迹部分基本采用西充县人民政府志2011年版。
作战经过摘自：正面战场《武汉会战》国军将领亲历记书籍等，有所减略。
作者：人民出版社编审 王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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