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季琦：从青年军到石油教授
从青年军到石油教授
－－作者：王季琦
王季琦接受採訪（ 2014 年 11 月）
王季琦：江蘇宜興人， 1923 年生，戰亂中在浙江杭州上初中，转金華上高中， 1942 年入雲南大學读採礦冶煉， 1944 年休學參加青年軍，遠征緬甸印度，抗日戰爭勝利 後完成大學學業， 1948 年畢業後被政府派往臺灣石油公司工作， 1956 年赴美深造，得到石油工程碩士後供職美孚石油公司， 1966 年停職攻讀博士學位， 1970 年 47 歲獲石油工程學博士，又為美孚工作三年後辭職就任教蒙大拿科技學院及阿拉巴馬州 立大學，晚年退休後遷居加州東灣核桃溪樂詩畝社區。
烽火青春
我的祖籍是江蘇宜興。家鄉是一個美麗平和的江南水鄉，河流湖泊密布，有很 多彎月形的石橋，交通靠船泊。我老家所在的和橋鎮是當地的農貿中心。直到 2008 年離家 70 多年之後，我返鄉探祖的夢想成真，可是記憶中的家鄉已面目全非。水鄉 農田不復存在，成了喧鬧的街市。我小時候常去和挑擔子的小販買糖果的彎彎的石 橋，變成了人來車往的水泥板橋。古老典雅的祖屋成了高層水泥居民樓。祖宗的墳墓也無影無踪了。不幸之中的幸運是我家的老僱工，撿拾重新埋葬了他們的部分骨殖。
我的祖父祖母是中國一般的地主，一年收租兩次，買田造屋是他們主要的生活 目標。 但是他們在三個兒子兩個女兒中，選了二男一女去讀書。主要是因為我祖父 的哥哥是讀書人得了功名，在家族內地位昇高， 所以我祖父也要有幾個孩子去讀 書，籍此可以爭一口氣。我父親王辛南是家裡第一個受到高等教育的人。他出生於 1887 年，清朝末年毕业于《上海广方言馆》，修英、俄語言文學。那個時代還非常保守，抵制西方思想的入侵，像他這樣的人很少。西方教育使得他由傳統的地主的生活方式，轉變到進步的現代社會生活，由此他對教育非常重視。這不僅對我們這些子女，還對其他的人有着很深遠的影響。由於我祖父和我父親的支持，我的姑姑王祖蘊 1920 年代就留學德國學建築。我大哥 1931 年从苏州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就去了法国巴黎大学深造。
我父親上世紀二十年代在哈爾濱外國事物局工作，所以我於 1923 年出生在哈爾濱。那時候俄國人和日本人爭奪中國東北的控制權，東北戰事頻繁，父親还曾經擔任中國政府赴俄國的特使。 1931 年日本侵佔了東北，成立了滿洲國。那時我 8 歲上小學。我還記得學校裡來了位戴金絲邊眼鏡的日本老師教日語，還教唱滿洲國的 “ 國歌 ” 。我父親不願為日本人做事，就從政府的工作辭了職，到一個屬於俄國人開的中東鐵路公司工作。沒想到不到兩年中東鐵路也被逼賣給了日本人。於是 1935 年他就帶領全家離開哈爾濱到上海發展。他做得很好，兩年的時間就當了同濟大學的事務長。但在上海平靜的日子又被日本人在 1937 年發動的全面入侵打破了。千百萬中國人背井離鄉，死於日本人的屠殺，營養不良和疾病。
上海快要淪陷的時候，我們全家也開始逃難。父親把故鄉宜興的房子及田地交給了我們的老管家，雇了一絛小船向西邊走。我們家鄉湖泊河川縱橫，我們的船日以繼夜划向安徽省靠長江口的蕪湖市。以後沿著長江向西走就有活路了。果然在蕪湖碼頭邊就停了一艘英國太古公司的客輪幫助難民撤退。大批的難民沿著船邊的吊梯住船上爬。我們的一家就這樣擠上了船。 等船上裝滿了人船就離岸了。這條船一直開到了漢口。隨後我們又乘火車到了長沙，再轉去湖南零陵才定了下來。上海淪陷後，日軍很快的就打到南京，造成了南京大屠殺的慘案。在零陵住了幾個月，父親得到了交通部派令到金華任電報局長。 於是我們一家又從湖南到了浙江。那時浙江錢塘江以南仍是一時偏安。日本飛機常轟炸機槍掃射。所有辦公人員及設備都疏散到鄉下去了。三年後，我父親在 1941 年 54 歲時得盲腸炎，因為鄉間醫藥缺乏，不幸去世。
因為戰爭與逃難，我的初中三年中換了七個學校，但是我在浙江金華中學三年 高中卻非常穩定。因為那個時候日本人用他的兵力，從上海一直往南京、漢口那邊打。他的力量不願意分散，就保持不渡錢塘江。所以在錢塘江以南的浙江與福建，大概有五年的偏安局勢。金華中學當時也因為日本人轟炸遷到鄉下山里去了。我還記得我在金華中學念高中的時候，吃飯沒椅子坐，都是站著吃。因為那裡池塘很多的，每天吃飯都是一些芋頭和藕。還有當地種的什麼別的菜和番薯。這些東西吃得好膩了，又沒有油，只擱一點點菜油。可是每一個禮拜五，有一個菜是有肉的。一個禮拜只有那一碗肉，就是那個五花肉燉的，我們南方人叫扣肉。一碗只有 8 塊肉，我們每一個人可以分到一塊。一個禮拜只能吃到那麼一塊肉。你想想看。現在人吃得那麼好。我講給你聽，是讓你對在抗戰的時候，我們的生活，營養有一個印象。 確實是很苦的。那個時候中學沒有校舍。因為轟炸的關係我們都疏散了。所有的學校，都搬到鄉下去了。那麼到鄉下我們住哪兒去呢？在鄉下造不起房子，就都住他們的那個祠堂裡或原來他們的鄉公所。金華中學那個時候有好多分校，都是分散在小鄉村。學校裡只有一架風琴。為了上音樂課，兩個校工抬著風琴挨著村子跑。我 就在那兒讀了三年的高中。金華中學的素質很好，老師大半都是浙江大學畢業的。當時我們住什麼地方，吃什麼，老師也都是跟我們一樣。
我是 1942 年從金華中學高中畢業的。那年正趕上日軍渡錢塘江大舉南犯。起因之一是日本知道了美國（？）在浙江麗水擴建飛機場，怕飛機從那裡起飛去轟炸東京，威脅日本本土的安全。金華離麗水很近，我們學校讓我們提前一個月畢業以便逃離。 1943 年浙江省全部淪陷。我父親去世留下的寡婦孤兒逃難逃至浙江松陽實在無力再逃。我繼母及弟妹只好留下，我則單獨逃向福建。終於在福建的南平與我大哥王伯琦取得了聯絡。他在法國巴黎大學讀了五年，得到了法學博士，那時擔任國立雲南大學法律系主任。他讓我到昆明去，這是唯一的好出路。於是我就起程去了比較安全的內地昆明。
從浙江逃難到福建再到昆明。這一路上是很苦的。鐵路已經給日本人占了，浙贛鐵路沒法走，到福建只能走小路，山路和公路。一天差不多走一百里路。一路上很多民房的主人已經逃難跑了，都是空房子。晚上我就睡在門板上。我是一個人走。有時候碰到撤退的軍隊，他們看這個小孩一個人，可憐啊，就讓我跟他們在一塊吃飯，還帶我渡江河。他們渡江有裝備容易。我們老百姓跟在後邊，過河過江可不容易。從福建到昆明的一路上還是很難走。冒著被日本人抓住的危險，一共逃了將近 2000 公里。那是戰爭時期，交通不便，沒有客車，只能坐黃魚車。黃魚車的意思是說搭乘運貨的卡車。找到順路的卡車，你就擠在空的地方跟車走一段，有時就坐在貨櫃上，一個地方車不走了就再換一輛。黃魚車也收點費，當然是比較少的。
好不容易到了昆明，進入了雲南大學，總算是安定了。那個時候，我在大學裡念的是礦冶工程系，學開礦、煉鋼、煉鐵。這是青年人的志向，想為國煉鋼煉鐵，使國家能夠強一點。抱著這種志願，是想著建那些大的煙囪。那時候有日本人的飛機從緬甸飛過來，轟炸昆明、重慶。雲南大學也遷到鄉下去了。我到昆明那個時候，是 1942 年，美國空軍飛虎隊在昆明。日本飛機在半路上就被美國人給截住了，要麽被打下來，要麽丟了炸彈就算了，跑掉了。昆明沒有受到轟炸的威脅。我在雲南大 學一年級是在疏散在鄉間校舍上的。沒電燈，晚上要點植物油燈做功課。
那時候雲南大學是國立的大學，學生都免學費。學校有宿舍，住不成問題。吃飯呢，念大學的學生都有政府的米代金。米代金就是按 30 斤米折合錢。這筆錢我們每一個月都可以去拿，像發薪水一樣的。這個錢拿下來了，我們用來組織飯團，就可以夠吃的了。我們又不要吃得多好，這樣就可以過日子了。上大學等於是公費一樣，有教育，還供吃供住。我想這是政府做的一件好事。幫助了很多青年能夠受到高等教育，這就是米代金的好處。那時候大學生還可以找點外快，做點家教什麼的，所以日子過得還可以。抗戰那時候，對物質的享受要求並不高。我們穿的是藍布大褂，有個球鞋已經算不錯的，有時候襪子都不穿的，能夠到茶館去喝杯茶，那已經很享受了。那是戰爭時期，生活確實是很苦的，不可能像現在這麼講究。
上到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我們搬回昆明本校。日本人的攻勢太厲害了。他攻下桂林，到了貴州金城江，眼看著就要到貴陽了。那可不得了，他要佔領貴陽的話，到重慶，到昆明，這兩條大路，就隨便他挑了。那是 1944 年初，是日本最後的攻勢，也是中國西南後方生死存亡的關頭。在那個時候，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提出 “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 ” ，號召知识青年从军，提高军队素质。。我和一些雲南大學的同學就在昆明參加了青年軍。當時有很多大學生參加的，凴的就是熱血報國，愛國心。
我參加青年軍在昆明整訓了一兩個月之後，政府把我們這批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送到印度的一個美軍辦的藍迦 (Ramgarh) 训练营地，跟美國教官學開戰車、卡車、吉普車。蓝伽训练营地开始于 1942 年，目标是由美国装备训练在缅甸战事中被击败的中国远征军，达到 “ 收复北缅，修筑中印公路。 ” 的目标。日軍佔領了緬甸之後，就想進攻雲南的畹町與龍陵然後直搗昆明。在蓝迦营地由美国装备和史迪威将军训练指挥的中國軍队，經過了幾次血戰，終於止往了日軍攻勢。日軍也只好轍退。
我们 1944 年去的任务，就是通过已经修通了的中印公路为中国西南战场运送美国支援的装备。我们是乘飞机去的，飞的就是那个著名的驼峰航线。在去印度的途中飛機第一站是印度阿萨姆邦的汀江（ Dinjan ）。汀江是中國遠征軍的一個轉運站。我們穿的中國的軍服鞋襪都要拋棄，換上了美軍制服，飲食也是美國給養。不巧我們的那一天與當地軍方失去聯絡。我們經過長途飛行滴水無著，餓了一天。我們的團長簡立少將決定士兵無食他也誓不進食。到了傍晚部隊得到了幾桶杏乾。我們早已饥肠辘辘，饥不择食一哄而上打開了一桶，五六隻手一齊插入桶內，抓滿杏乾。可是抽出手就難了。桶口的邊非常鋒利，碰到了手背就給割破，流血不止。我也無例外，手背上的傷疤至今尤存，做個永久的紀念吧。第二天我們登機飛到了我們印度目的地，藍迦訓練學校（ Ramgarh Training Center ），在那兒訓練了差不多半年。
王季琦青年遠征軍印度藍迦訓練結業證書（ 1945 年）
結業後我被派到緬甸北部基地。我們的任務就是幫助運送急需的戰爭武器、軍 火、給養。那個時候緬甸戰場的日軍己露敗跡。我們去的主要目的，是支援那些在緬甸打仗的中國遠征軍，把史迪威公路（ Stilwell Road ）打通。中印公路那時通稱 “ 史迪威 ” 公路。 以吃苦耐勞的美國緬甸戰場盟軍統帥史迪威將軍 (General Joseph Stilwell) 命名，那時中國全部的海路和陸路的出口都被封鎖了，運送汽油和軍火都要靠飛機飛過喜馬拉雅山駝峰，才能到昆明，那才多少一點。這條路打通的話汽車就可以從印度在陸地上一直開到昆明。所以盟軍決定要把這條公路打開。我們這些接受訓練的人，就是將來開車使用這條公路的人。後來在緬甸打了好幾個硬仗，都是中國中國遠征軍的孫立人，衛立煌這些名將指揮的。這條公路最後果然是打開了。
本來英國有軍隊在緬甸，但是英國人打不過日本人，還是靠中國軍隊幫他們解圍轍退到印度去了。所以那個時候中國的遠征軍很榮耀。我就在那兒服務。最後 1945 年的 4 月，我們駕著車子從中印公路回國了。車子上運都是武器裝備，經過貴州出名的 “ 二十四道拐 ” ，直接開到昆明。我們屬於輜重車第一團。一個車隊，大概有五六十輛車。一輛車子兩個人輪流著開，一人可以休息。晝夜不停，非常辛苦。到了昆明車輛和軍火都交給駐軍了。我們還是住在部隊裡，等待命令，等候調遣。那時傳說我們要給送到菲律賓去和美國軍隊合起來進攻日本佔領的島嶼。逐島戰爭死傷率會是很高的。因為日本人守那個島，他不投降的，會打到最後一個人，死在那兒。我們本來預備就要開拔到那兒去了，後來美國飛機在日本本土扔下了原子彈。那時我們對原子彈到底是什麼東西都不大清楚。他們學科學的知道這個原子彈的威力很厲害。美國第一顆原子彈是在六月投在長崎的，後來到七月又投一顆在廣島。一棵原子彈可以把整個城市毀滅。第二個原子彈下來以後，日本人知道他們是窮途末路，沒有辦法再打下去了。所以天皇下令無條件投降。到了八月日本人就投降了。這真是想不到的結果，我的學校就在昆明，我就申請退伍，回學校繼續念我的礦冶工程了。由於這個原因我的學業在當中耽誤了一年半的樣子。這是我為國家貢獻的時間。我們去從軍時是一股愛國熱心，不管生死，那時候只是 21 歲的小夥子。
遠征軍與美國教官的合影（ 1944 年印度） 王季琦（前排右二）和中國青年
我從遠征軍回來繼續念書，念到 1948 年我畢業了，隨後就是要找工作。我的興趣是到煉鋼廠去，但是也可能到礦上工作，做金屬礦或者是煤礦。那個時候找工作都是要自己去找的，也靠有人，有關係。當時我哥哥已經到南京了，他說可以給我在煤礦裡找一個差事。趁我還沒找到工作的時候，我先到重慶去看我姐姐。我姐姐是同濟大學醫學院畢業的，抗戰時期在重慶當小兒科醫師，在那兒很久了。我從昆明坐黃魚車到了重慶。哪想剛到了兩天，我就接到了從資源委員會來的一封信。資源委員會是管全國的重工業發展，管工礦的。它實際上是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最高經濟領導部門。信上說要派我到臺灣石油公司工作。
那個時候我對石油什麼印象都沒有，在全中國大學校裡也沒有石油系。以前都說中國是沒有石油礦的，但是在抗戰最後這兩年，在西北的老君廟發現油田了，那個時候真是高興得不得了。因為一滴汽油一滴血嘛，這個是抗戰時政府的口號。那個時候蔣介石總統要求玉門在三個月之內煉十萬加侖的汽油。他們煉出來了，達到了目的。那時用的都是很陳舊的鍋子蒸餾，只要有原油就可以了。那個時候汽油可是非常寶貴的。當時汽車沒有燒汽油的，都是燒木炭的，叫木炭車。汽車旁邊安裝 一個長圓形的木炭爐，放木炭進去。早上要開車時把它點著了，搖空氣進去。那些木炭會產生一氧化碳氣，一氧化碳是可以燒著的。二氧化碳不行，燒不著。這個氣可以使引擎轉動，但是沒有什麼馬力，走不得上坡到了上坡人就得下來，推一下子，輪子下面墊一墊。再走一步，再墊一墊。這就是木炭車。車子也常 “ 拋錨 ” ， 經常要在途中修理，一修就是幾天。
孤身赴台
我是在重慶接到的到臺灣石油公司的派遣令。重慶有他們石油公司的分公司，我就在那裡報到了。他們給了我旅費，把我送到臺灣。這個真是意想不到的好運氣，我也不曉得怎樣會得到這份好工作。雲南和湖南有很多礦。我們一起畢業的 一個班差不多有 20 多同學，大半都是到那邊去工作了。就我一個人被派去石油公司，得到了這個機會去了臺灣。我想讓我得到這個工作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這 公司需要人，因為臺灣有油田，也有煉油廠。但從日本人手裡接收來的煉油廠和油田給美國人炸得一塌糊塗，要一批年輕的工程師去接收整修。另一方面，學校的成績我念得很好。而且我還在軍隊裡為國家服務過。
臺灣對我來說是很陌生的。 1948 年我去的時候臺灣還算安靜。那個時候在中國大陸，共產黨抗戰時候發展的地下軍慢慢地都出來了。原來好多原先是國民黨的黨政軍高官的實際上是共產黨。親共反蔣的抗議示威風起雲湧。政府的軍隊在東北抵擋不住，一直往後撤退。上海的通貨膨脹很厲害，可是我在臺灣的生活倒是蠻舒服的。台灣僅有的一個小型油礦在苗栗，石油公司原來是日本人經營的，有現成的設備，也有宿舍。我在礦上學習工作，倒是很平靜沒吃到苦。我出來是很幸運的，因為只差了一年不到，到 1949 年國民政府在大陸整個就完了。上海失守，很多地方都已經被共產黨控制了。到 50 年就已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的鐵幕下沒有一個人能出來。我是很幸運地被派到臺灣的。我也不曉得政治，不曉得將來共產黨是什麼政策，國民黨是什麼政策。我知道內戰打得很厲害。我有幾個在雲南大學一起參加青年遠征軍，一起從印度回來的同學就給送到東北打內戰去了。我幸虧在昆明退伍 了，所以我沒參加內戰。我繼續了我的學業，還得到了很好的工作。
我的太太 Helen 叫王惠玲，不是因為跟我姓，她娘家也姓王。我在昆明與她相識時她還是初中三年級 16 歲的小女孩。 1948 年我到臺灣了，我寫信回去說你得趕快出來，再不出來我們就沒有機會見面了。她於 1949 年高中畢業。她本來是想要到美國的康奈爾大學讀書的，但連護照都申請不到，政府到哪兒去了都不知道。 1949 年想進入臺灣是很難的，審查很嚴，因為要防止共產黨潛入。我就以我的未婚妻的名義給她申請了入境證，寄給她，讓她趕快來。開始她爸爸媽媽還不讓她出來，說女孩子跟別人跑那麼遠幹什麼，而且還是到臺灣，他們對臺灣毫無印象。但是後來，雲南省主席盧漢要投共的一些跡像出來了。別的省，像四川省都已經不戰而降了。 她的爸爸在昆明是鐵路工程師，可是他們自己家裡開著牛奶廠，將來都是清算的目標。最後她爸爸總算把那個入境證給她了，允許她去臺灣。 1949 年她經過廣州到了臺灣。我在基隆歡迎她。她有三個弟弟四個妹妹，她是最大的，就她一個人出來了，就是因為我的關係。回想起我大學畢業離開昆明到重慶去的時候要和女朋友分別很傷心。其實那時候我只是去看我姐姐，我會回昆明的。但沒想到後來我接到這個資源委員會的任命，就沿長江到南京上海，到臺灣去了。我寫信給她說我走得越來越遠了，將來怎麼能見面呢？哪曉得這個時局一變，轉了一個圈，我們都到了臺灣。這個也是命中注定的事情。她到臺灣不久，兩岸就隔絕了，有 30 年都沒有聽到家裡的消息。她到了臺灣的第二年 1950 年我們就結婚了。
學無止境
我在苗栗石油公司做了十一年（ 1948-1959) 。在 1955 年，台灣國民政府開放了留學生考試。那個時候可以考公費和私費。我原來是學礦的，不是學石油的。在石油開發方面，我只是有經驗了而已。但是在學識上，在基本的理論上還是很差。所以我覺得我還是得到外國去深造。考留學生開放了，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機會，所以我就參加考試了。我在 1956 年考取了私費留學。
本來 1956 年我就可以走了，可正好我的小女兒麗麗在那年出生了。那個時候我們已經有一個 6 歲的男孩子。我想我不能走啊，讓我太太帶著兩個孩子，我一個人走了，這心裡過不去。所以我就沒走，耽誤了三年。一直到 1959 年我才離開臺灣。 那個時候你考一次試考過了就可以留著用，就可以申請護照。因為我仍是役男的年齢，有兵役的限制，所以不能隨便出境，一定得經過留學考試，要不然你的護照申請不到。在 1959 年我就一個人先走了。那時候我小女兒 3 歲，而我已經 36 歲了。
（ 1959 年）王季琦與太太王惠玲及兒女在台灣暫別
我說走也不是那麼容易。通過了政府的留學考試，申請好了美國的學校，美國大使館又要考英文、會話、筆試、口試，還要檢查你的錢。考試我倒不怕，這錢是個大問題。要辦去美國的簽證需要兩千四百塊美金的保證金。我們做公務員是拿不到什麼錢的，待遇很低，大概一個月合美金三十多塊錢。我還欠人家的醫藥費，每個月要扣。房子可以免費，因為石油公司供給你房子和天然氣，算是津貼。這種收入過日子還可以，也吃得飽，那個時候在臺灣已經算好的了，但是靠這點錢根本沒有結餘。當時在臺灣生活水準不高。家裡有收音機，縫紉機還有腳踏車這三個機就很不錯了，就算是很好的家庭了。
想想一個月的薪金只能支付基本的生活費用，到哪兒去找這兩千四百塊美元的保證金呢？這個事情真是很傷腦筋。後來碰到了也算是一生當中的一個難得的機會。有一個姓方的朋友，他非但幫助了我，他還幫助了好幾個朋友。他是一個出口進口商人。因為我們石油公司有很多鑽井的器材要從美國購買，要經過他的手，所以他常常到我們苗栗來。我們只是認識，常常見面，但不是很熟。他聽說我出國考試考取了，就等這筆錢，沒有辦法走。他主動地說他可以幫我找到兩千四百塊錢，給我存進去。但這錢不是給我的，到了美國就還他。他給了我兩千四百塊錢的美金現款。我到中國銀行就存進去，就有存款的證據了，就可以到大使館通過錢的這一關了。所以這個姓方的，真的是幫了我很大很大的忙。其實我們並不很熟。我是管工程方面的，我不管他們買賣的事情，那是另外一個部門管的。有了這筆錢，在臺灣申請好了學校，又通過美國大使館的英文考試，就得到了簽証， 1959 年我就離開了家來到美國。
（ 1956 年）教育部核准王季琦私費留美的證書
我到美國坐飛機坐不起。聽說有一個貨船從菲律賓開船，先到日本橫濱，然後到美國來。我們得要坐飛機到橫浜去等這條船。那時候的飛機票到日本要一百多美金，這也是一筆大錢。可是沒有辦法，臺灣那時候沒有船到美國。我們是六七個留學生一起在橫浜上船，在海上走了 14 天到達美國西雅圖附近的塔科瑪（ Tacoma ）港口。我們同船來的其他留學生，都有一點來頭。他們家裡都是有錢的或當官的。記得有一個女生叫做李婉若，她爸爸是立法委員。 她後來在洛杉磯那邊一個叫 Monterey Park 地方當過市長。我是裡面年紀最大，而且是最窮的人。在我這個年齡，這個情形，有家庭負擔，要把家留在臺灣，能夠從臺灣出來，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在塔科瑪登岸，坐公共汽車到了西雅圖。有人有錢的到西雅圖就坐飛機走了。我去的學校是維吉尼亞綜合技術學院（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 VPI ）），現在叫維吉尼亞技術大學（ VPI University ），在維吉尼亞州的布萊克斯堡（ Blacksburg ） 。我買不起飛機票，獨自坐灰狗長途大巴車從西雅圖到維吉尼亞。
王季琦（前排左一持可樂瓶者）和同伴登陸美國西海岸 Tacoma 海港（ 1959 年 8 月）
從西雅圖到維吉尼亞要橫貫北美大陸，從西海岸北端到東海岸中部。我坐了 7 天 7 夜的長途汽車，一路上看看美國的景色。那時候灰狗長途大巴車不像現在這樣的。一個車子可以從西岸開到東岸，日夜連開。司機換班，一路連一個洗澡的地方都沒有。那是 8 月盛夏，還好他們車子上有空調。那個時候美國對黑人種族歧視還很厲害，黑白分座，黑人都坐在後邊。我們中國人坐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在停車的地方吃飯，黑人要吃他們的食物，進餐坐的地方也是和白人分開的。那已經是 1959 年了。
那個時候學校裡中國的學生是很少的。學校裡的中國人碰到，大家都是朋友。我到了 VPI ，先去的中國同學照顧我，加入他們的飯團，暫時住在他們的宿舍，然後再去找自己住的地方。都是窮學生，好的房子住不起，當然是找最便宜的，一個月付 20 塊錢，最便宜的那種。為了便宜，很多學生都是住地下室，連冰箱都沒有。只有一張床，一個小桌子。床墊上還有洞。房東為了要省錢，冬天暖氣也遲遲不開。我們三個窮學生一起租了個地下室，自己燒飯，沒有冰箱怎麼辦呢？美國房子很多是有防風隔熱的兩層窗戶。那正好是冬天天氣涼了，我們就把買的肉，買的菜擱在 兩層窗戶之間，就當成小冰箱了。肉放在那兒不會壞的，就這樣湊合著。晚上冷了沒暖氣，正好有一個小電爐子燒點開水，喝點熱茶，也可以取暖。沒有淋浴怎麼辦？ 就到他們的那個大學的發電廠去，那兒有熱水。廠裡的工人要用淋浴。所以我就晚上跑到他們那兒去洗澡。洗完澡再走回家睡覺。想想剛從臺灣溫熱帶來，覺得那裡真是冷得不得了。那個時候中國人刻苦的精神，比哪一個國家來的人都要強。就是全憑著我們刻苦，願意過任何吃苦的生活，所以才能把這幾年熬過來。我沒有拿過政府一分錢的救濟、貸款、食品券等等，什麼都沒有，全靠自己。學費也是要自己掙。別的學生大半是單身，可是我還有兩個孩子，還有一個太太在臺灣，我要接濟她們，加上我自己的生活，還要交學費。在 VPIV 我學的是關於冶煉方面的。我想我還是要回到石油工程，因為石油我比較熟了，我需要補一些理論功課。所以念了一個季，我就轉學到在俄克拉哈瑪的圖爾薩大學 （ OklahomaUniversity of Tulsa ）。因為那時候圖爾薩號稱 “ 世界石油之都 ” ，那裡有很好的石油工程系。我的功課負擔很大，因為我要補很多石油工程的課。當時沒有車，每天要走很遠的路到實驗室去工作，作實驗完成自己的論文。我們系裡面的教授有的都比我年輕。因為我有在石油公司工作的經驗，很快我就得到了助教金。當時學校給的助教金錢很少，看你是中國學生，還要減。一個助教金他雇兩個中國學生助教，每人只能拿到一半的錢。一個月也不過就是拿到五六十塊錢 。這在當時也是很少的錢。這五六十塊自己還要付房錢，吃飯。即使是這樣，對我的經濟上還是有很大的幫助。學費倒不多，可以靠暑期打工來付。所以我說我能夠把學業完成，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就是這個道理。我能夠把這些困難的事情解決，自己扛起來，往前走，那任何人都可以來做的。 不比現在的留學生，跟家裡要這個錢，那個錢。政府又給錢，又是貸款了，又是這個，那個。那個時候是沒有的，全靠你自己。全靠自己也好，把自己訓練出來了。咬咬牙也過去了，其實這樣很好。
我在 Tulsa 念碩士時租了一個小公寓房，是最小，最便宜的。當時還有幾位房客，都是南美洲來的。委內瑞拉的學生是政府派來的。委內瑞拉是出石油的，他們有錢啊。每天都是房東老太太給他們把飯做好了，他們吃得舒舒服服的。我要等那位老太太把碗洗了，收拾完了，才可以用她的爐子。我只好等啊，等到很晚，肚子餓死了。有時候晚上去實驗室回來，還自己做飯吃。學校裡有食堂，但我沒錢去吃，都是自己做點東西吃。我就是最後，畢業那天，我才到學校食堂 cafeteria 吃了一頓飯。就我一個窮小子，男孩子還自己做飯。衣服沒錢買新的，還得自己縫補。 暑期我都是到大城市去打工，掙錢養活我的家庭和掙學費。我剛剛到了美國就學會這一手了。我從維吉尼亞轉學到俄克拉哈瑪的圖爾薩去的路上，我在紐約住了兩個禮拜。因為美國南部的學校實行學季制和東部大學的學期制開學當中有兩周的 空檔。美國學校是沒有寒假的。我記得正好是過耶誕節，過年的時候。那個時候在哥倫比亞大學那邊 110 街住的有一批住了好多年的中國人。大家晚上湊在一起聊天，就聊他們怎麼樣求生存，怎麼樣去掙錢。這就都成了熟人了，都是朋友了。第二天他們就把我帶到一個中國飯館去了。我們三個人，一女兩男，三個人到紐約市的一個郊外，叫 Little Neck 的地方的一個小中國館子。那個館子其實是讓我們三個學生包辦下來了，買菜、買魚、買蝦。那個廚子也是中國人，是跳船過來的，只在後邊廚房裹，不敢出來見人。他怕移民局的人把他抓起來。所以我們三個人把這個館子就包下來了。我就是那兒學做菜了，中國菜、西餐都學。那時候我才知道美國人吃早飯，不像中國喝稀飯這樣，他們不吃稀飯，要吃 cereal 的。什麼是 cereal ？我以前一點概念都沒有。用這個 cereal ，用 corn flake cereal ，用這個那個 cereal ，搞不清楚又要學。其實是精加工過的熟的乾的各種穀類食品，做成不同形狀。在館子前後跑。所以我到了那兩個禮拜，我就跟著窮學生學怎麼生存。那個時候中國館子是支援我們賺錢的唯一的地方。在紐約暑假就有兩條出路，一個上山，一個下海。上山是什麼呢？在紐約的北邊的山區夏天是很涼快的，一些有錢的人，猶太人，到 了夏天都要去避暑。那裡有很多的旅館有臨時的工作。下海指的就是到海邊夏天度假人住的旅館打工去。
旅館裡很多是猶太老闆，是很會賺錢的人。客人多時就用大批臨時的雇員。老闆喜歡用我們這些中國學生。離紐約不遠的 Hurleyville 有一家 Butler Lodge 的渡假旅館。這是一個猶太人來避暑的地方。我們就把他們旅館的那個館子包下來，全部包辦了。因爲旅館供吃供住，我們拿的小費和薪水全部是積蓄。這樣就可以存一下錢，我們就靠每年暑假賺的這兩三個月的錢回去付學費。很多打工的學生都是臺灣來的，也有馬來西亞來的。不像現在新來的，家裡都有錢了。暑假也不要打工， 旅遊去了。
王季琦（右二）和四位同學暑期一起在 Butler Lodge 打工（ 1960 年左右）
我那個時候是領頭的，因為我年齡最大，他們都是 20 來歲，大學剛畢業的。我那時候已經三十七八了，所以我照顧他們。有些人要上來，找不到工作的，就給我打電話，我在那兒替他們給老闆接頭。這就是我們在那兒打工的狀況。猶太人很信任我們中國人，我們做事情很勤快又很誠實。他那裡有一個菲律賓的廚子，有時候還做點中國炒飯給我們吃。我們一個暑假少一點的賺到 500 、 600 。多一點的 700 、 800 美元。當時那是很大一筆錢了。差不多夠交一年的學費了。那個時候學費不像現在那麼貴的。在學校裡當學生也能賺點外快錢。在系裡給管理儀器，幫助出版月刊等等，什麼事情我能做的都做。我還有一個家要養，沒有辦法，不容易啊。這樣我不但可以自己上學過日子，而且還可以每個月匯點錢給家裡。我每一個月寄 30 美金。 30 美金夠他們生活了。我在美國這四年，最大的苦處是與妻子兒女分離了。沒有結婚的學生，這個問題不存在的。我年紀又大了，又有家眷，還要念書、賺錢、做工，這日子不好過的。從 1959 到 1962 年我念完了一個碩士學位。在這些年裡，沒有給家裏打過一次電話，沒有和家人見過一次面。這個是我很大的苦處。那時候打越洋電話不是那麼簡單的。公司可能有電話，但家裡沒有電話。假設我要給太太 打一個電話，她怎麼接？再說我住的地方也沒有電話。因為那個時候是學生，也沒有綠卡，如果回去會找很大麻煩，我可能沒有辦法回來了。這是第一件。第二件，我也沒有錢回去。坐一趟來回飛機很費錢的，你想想要幾千塊錢，我哪裡來這筆錢。既沒有電話，也不能見面，就全靠寫信。信在路上大概走一兩個星期。四年中，我太 Helen 給我寫了 252 封信，我寫給她 186 封。我們兩個人合起來，差不多有 400 多封信。現在我把這些信都留著，這些信就是和家裡唯一的聯繫了。我全是靠著看這些信支持著。因為別的單身的人，不存在這個問題的。像我這樣的不多。我說過，假設我能夠到美國站得住腳，任何人都可以辦得到，因為任何人的條件比我都要好。不容易啊！
1962 年石油工程碩士念完畢業了，我想我得喘口氣了。那個時候經濟又不景氣。我申請了很多工作，都沒有拿到。眼看簽證就要到期了，最後試著申請了美孚石油公司（ Mobil Oil Company ）。還算運氣，因為我有實際工作經驗，美孚石油公司錄用了我。讓我到得克薩斯州西北部的城市拉布克（ Lubbock ）去上班，月薪 $580 。 這個工作對我實在是太重要了。不僅解決了我的經濟問題，還可以讓我留在美國， 更重要的是公司可以給我當擔保，接我的家眷來，而不用等移民配額。這個是甘迺迪總統提議立的一個新的法案，所以這個要感謝甘迺迪。就這樣我 59 年離開臺灣，到 1963 年全家才得以團聚。這個是很不容易的，是很不尋常的故事。我還記得在飛 機場看到我太太和兩個孩子時激動的心情。
家人來了，我們必須要學很多東西來適應新大陸的生活。衣食住行，孩子上學等等。後來我第三個孩子，又一個男孩出生了。這都需要我掙錢給家裡開銷，所以我在美孚石油公司工作了將近五年。到 1967 年我的家庭基本上在美國安定下來了。我想我們這些外國來的移民，非要有點特別的東西，才能和他們當地的人平起平坐競爭。人家是土生土長的，語言流利，家裡有家產，有親戚有朋友。我們來了什麼都沒有，空空如也，對他們的生活習慣也不熟，言語也有隔閡。所以我想出人頭地 做出成績，只有再去念書，拿學識和學位和他們拼。這兩點都是美國人跟中國人沒法比的。美國人念到大學畢業就做事情開始享樂了、買車、度假，做這些事情了。我們拿什麼和他們拼呢？所以我想我一個碩士不夠。我要想使我的家庭將來有安全感，並且自己將來能夠發展，就要念博士 PhD 。
我 1959 年來美國時已經 36 歲了，到 1967 年又過了 8 年， 44 歲了。誰都不相信，後來我就真的去名校奧斯汀德克薩斯大學 University of Taxis 念博士。這也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我在石油公工作，其實生活得不錯了，每個月有收入，蠻安定的。我跟家裡人說我們不能夠這樣停下來，還得去奮鬥。我們得忍着，再過幾年苦日子就過了。所以 1967 年，我申請在美孚停薪留職，到奧斯汀去攻讀博士學位，還是念的石油工程。我這一願望由於家眷來耽擱了 4 年。等生活稍微穩定了一點， 我就又開始了第二次的奮鬥。
念博士也不是那麼容易的。每個月只有 240 美元獎學金。我帶著家眷，全家都搬到奧斯汀（ Austin ）去，住不起好的房子，都是住那些學校裡給有家眷的學生提供的老宿舍，而且住最便宜的，一個月 45 塊錢租金。可是獎學金還是不夠一家子人開銷啊。這樣暑假裡我還是回美孚做三個月的暑期工作，在他們設在德克薩斯州達拉斯的研發部做些研究工作。美孚對我很好，每一個暑假都給我臨時工作，賺那麼兩三個月的薪水，也可以辦很多事情了。除此之外，美孚還給我在奧斯汀的導師研究經費，支持我的研究課題。所以這兩年的暑假，我都在美孚工作。別的時間我就是早出晚歸，把精力全花在學業上。雖然生活很窮，但全家人精神上都有著一個企盼。那個時候我們家裡沒有什麼錢，夠過日子而已。但孩子們都受到很好的教育。在我念書期間，我的大兒子和女兒都考上了美國南部最著名的私校萊斯大學（ Rice University ），拿到了全額獎學金，都以最優秀成績畢業。兒子上麻省理工 MIT 讀完了博士，女兒上了醫學院，都可以自立了。到 1970 年我花了三年時間也把這個博士念完了。所以我說，只要你自己能夠一心往上走，總是有路子可以開通的。要是別 人給你太多的幫助的話，有時候倒是會產生依靠心態，喪失了求上進的動力。
王季琦（右） 47 歲接受奧斯汀德克薩斯大學博士學位證書（ 1970 年）
教授生涯
拿到博士學位之後，我又回到美孚，在德州美孚的一個部門 Midland Division in Taxes 工作。我回美孚做了差不多將近 3 年，為了更好地發揮我的得到的訓練和經驗，我於 1973 年辭職，轉到教書方面去。我第一個教職在蒙大拿州科技學院
（ Montana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因爲在那個學校裡，我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中國教授。我到那兒第一年就有記者來訪問我了。採訪報導登在當地報紙上，標題是 “ 王博士追求自由 ” 。我談了我在中國和到美國以後的經歷，談到我和我留在中國大陸的弟弟已經 20 多年沒有聯繫了。即使尼克森總統訪華之後，中 美關係好轉，我還是怕聯繫他會給他造成麻煩。美國的民主和自由給我的孩子們提供了質量最好的教育。我希望中國的政治環境會改善，因為追求自由和開放是人類的天性。
地方報紙介紹當地第一個華裔教授王季琦（ 1974 年）
蒙大拿州是世界上極美的地方，著名的黃石國家公園的所在地。我們在那裡常 帶孩子郊遊、垂釣。但那裡冬天太冷了，有太多的冰雪。我在那個大學只教了一年 半。我太太說這麼冷，我們找一個學校到南方去吧。所以我在 1975 年得到了阿拉巴 馬州立大學（ University of Alabama ）的礦業系副教授的職位，我們一家就搬到 塔斯卡盧薩（ Tuscaloosa ）去了。他們系裡面教採礦和石油，我就負責做石油方面 的。在阿拉巴馬很好，因為我剛到的時候，他們的那個石油專業並不怎麼好。我工 業界的經驗和人脈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我出去聯繫，找研究專案，讓他們來捐錢。 又因為 1984 年暑期 , 我在舊金山國土資源部的能源研究所工作 , 就和他那裡能源研究實驗室的幾個主管人認識了，後來給他們當顧問。以後我回學校就容易申請政府研究經費，做得很好。政府的和州裏的研究經費拿到了，新的實驗室建出來了， 新的課開出來，又有研究課題，教了很多的學生，發表了不少文章。發展壯大了系裏的石油專業。
1980 年升爲正教授，還做了一年代理系主任， 1986 年贏得了系裏第一個傑出教學獎。在阿拉巴馬那幾年，是我工作最有成效，而且是生活很愉快的一段時期。
在阿拉巴馬大學任教時，我到沙烏地阿拉伯去了兩次，總共工作了差不多有四年半。沙烏地阿拉伯也是很有趣的。那邊是伊斯蘭教國家，石油儲藏量大得不得了。 到了那裡我算是見識石油王國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 Aramco ，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這個公司是美國人幫他們成立的。因為美國人 1936 年在沙烏地阿拉伯最先發現了石油，所以開始時的地質師，工程師，建築師，任何的技術，材料都是美國人的。 1940 年，羅斯福總統還送了沙烏地阿拉伯老王一架飛機。那都是爲了聯絡感情，他知道這個原油的重要性。沙烏地阿拉伯老王與美國的關係非常深。一直到現在和美國的關係還很深。這跟他的石油大有關係。在沙特阿美公司（ Aramco ），一開 始美國佔 75% 的股，沙烏地阿拉伯只有 25% 的股。到後來慢慢地變了 50% 對 50% 了。到最後， 1980 年他們全部把股份買下變為國有了。但是因為他們人材不夠 , 所以他 們還留著很多美國人在那邊。自己的人訓練起來之後，現在美國人慢慢地少起來了。 他們的財富的起源，都是美國人幫他們做的。
我到沙烏地阿拉伯那個石油礦業大學去教書。在學校裏他們說英文。我給他們開新的課，幫他們申請研究經費。我做了兩年半離開，他們還要我再回去。後來我又去給他們做了二年，總共差不多在那裡做了四年半。那時候孩子都大了。大的都大學畢業了。結婚的結婚了，只有小兒子還在美國念大學。所以那個時候是我和我太太兩個人去的。我太太的性格很隨和，我要到那裏去，她都願意跟著我走，不會說不去。我們就到了很多地方去玩。到沙烏地阿拉伯去了兩次。她也覺得好像有點冒險，但很長見識，很有意思。在沙烏地阿拉伯他們有的時候吃飯中間要拜拜 ( 一天五次 ) ，要把所有的門都關了。那我們正在吃飯怎麼辦？飯店的那個老闆是韓國人，就把窗簾都關起來了。我們吃完了，他們拜完了，再打開。我教書的時候也是，上課時他們要拜拜了，學生到教室外面去。他們在地上都放好那種拜拜的毯子的。先要洗手，然後在那兒拜，念經。他們的規矩很大的，不但要洗手還要洗腳。他們拜拜完了，回來繼續上課。宗教信仰各不一樣，但你要了解。我和我的同事、學生相處得都很好。
在阿拉巴馬大學那個時候我到中國也去了幾次。那是在 1980 年，中國的政府請美國一批石油專家去訪問。我們的專家組包括工程師，地質師差不多有 7 ， 8 個人。 我作為教授參加他們那個專家組。我去過在東北的大慶油田。後來山東的勝利油田我也去了。那個時候中國剛剛開放，我們看到所有的設備方法，都是 50 年代從蘇聯來的。設備很陳舊，鏽的鏽，壞的壞。石油部派人陪著我們，從北京出發，到東北、山東、江蘇、廣西、廣東、海南島，一路看過去。看看有沒有他們將來可以開發的有價值的地方。我一直在阿拉巴馬大學教書教了 13 年，到 1987 年 8 月我才退休的，退休時學校給了我很高的榮譽。 1995 年我退休 8 年以後，中國石油大學還請過我去做一個 “ 強化採油手段 ” 的講座。這是因為我在阿拉巴馬大學做過不少這方面的研究工作。
繪畫怡情
因爲多數的朋友都在德克薩斯州，我退休之後就從阿拉巴馬到了休斯頓（ Huston ）。在那裏我和另一個朋友發起成立了一個西畫社。我一直對畫畫是比較有興趣的，以前也畫，在大學裡也是鑽研。抗戰的時候畫一點電影明星，放在拍賣行，賣了賺點錢，補貼生活。到後來就沒有怎麼正經畫了。從到了沙烏地阿拉伯，外面的事情很少了，我有了時間，才開始認真畫的，我畫的數量也比較多了。我成立這個畫社之後畫畫就上了正軌。因為畫社每年有一次畫展，只好逼自己經常畫。我主要畫的是油畫和膠彩畫，很注重顏色的搭配。我也畫人像，但是尤其喜歡自然的靜景物。
我兒子在加州灣區工作，希望我們搬過來近一些。我們這輩子本來就是東跑西跑的。一會我又換學校了，一會又做暑期研究工作了，跑來跑去的。特別是給石油公司做事，一會調你到這兒，一會調到那兒。搬家對我來說是一個常事。不像他們美國人，住在一個地方，有家有親戚，到老了就不願意動。所以說要從休斯頓搬走，那就搬好了。我選的加州東灣區核桃溪樂詩畝社區環境非常好，有專業的畫室和繪畫俱樂部，不少人原先就是專業畫家。到了這裡我還專注於畫畫。
我太太王惠不久前去世，去年為紀念她，我畫了一幅她的油畫肖像，被社區繪畫俱樂部選中掛在社區的活動中心展覽。社區裡的繪畫展示，都要經過外面請來的專業評委挑選。因為畫景物我要取景，年紀大了很難在外頭寫生，於是引得我去照像。我的目的是使我照片變成一個畫面。今年照了一幅晚霞。色彩和圖形很像德國國旗。我就給德國大使館寄去了。沒想到他們給送到了德國，總理默克爾（ Merkel ）看到了，她很喜歡，還給我囘了信，寄來她簽了字的肖像照片。這個消息登上了社區報紙的頭版頭條。現在我除了畫畫，每天練氣功，聼聼音樂會，精神很充實。
我覺得我這一生很不平凡了，是相當成功的。我學位拿到最高的，我的工作也升到最高的學術職位：終身教授。我現在是榮休終生教授（ Professor Emeritus ）。 我自己寫了一點算是自傳的東西，英文的叫 OUR ROOTS ，就是 “ 我們的根 ” 。我是想讓我們的孩子知道我是從哪兒來的，這一生是怎麼樣過來的。我簡要的從我的故鄉寫了到最後我的教書生涯。因為老家的近親已經沒有了，出門這麼多年我再沒回去過。 2008 年我終於下決心囘到了離別 70 年的江蘇宜興和橋鎮的老家。本家親戚給與了我超出期待的歡迎、照顧與尊重。宜興和橋是江南名鎮，人傑地靈。那裏出了很多文化名人，吳冠中、徐悲鴻、潘漢年，不可計數。親戚帶我去了我們王家老宅的舊址。房子已經沒有了，但是意外地在老宅後門的位置我見到一個黑色大理石碑，刻著 “ 教授之鄉 ” 。上面記載著那裡出過 500 多位教授。我想我也應該是其中之一了。我大哥王伯琦後來去了台灣，擔任台灣大學法律系兼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是台灣民法一代宗師。他更是當之而無愧了。我們兄弟當是不辱門楣。真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回顧我的一生，像是一個生動的冒險故事，有艱苦的奮鬥和喜悅的成功。我覺得，我年幼時就失去了雙親，使得我變得獨立自主。長期殘酷的戰亂教會了我堅韌 地在艱苦的情況下求生存。此外，我繼承了中國的傳統，這些獨特的經驗和價值觀，指導著我如何與人和諧相處。所有這些也是我能夠使夢想成為事實的基礎。然而，我一生最大的成功是我和太太王惠玲將我們的三個優秀的孩子養育成人。我們把他們帶到充滿自由和機會的新大陸，我相信，在這個偉大的國家裏生活和成長的子孫後代會更加繁榮與成功。
我们社區曾野先生和李宗儀女士成立了京劇票友社，請來了原北京京劇院名琴師錢啟明先生。我去社區活動室京劇票房，多數時間是閉目欣賞，偶爾忍不住跟著唱上兩句。大家聽了一定要我唱一段。我年輕的時候玩過京戲，如今九十開外了，總有六七十年沒唱過了，本不想唱，可碍不過朋友的面子，就唱了一段霸王別姬裡虞姬的青衣唱段，聽者都很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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