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知：王缵绪辞官抗日
王缵绪辞官抗日
－－作者：王宇知
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上将）总司令王瓒绪，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抗日名将，曾获抗日英雄的称号。
王缵绪（1885-1960）字治易，四川西充人。幼年受业于举人，考取秀才。爱好收藏，喜好书法，善作绝律。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四川保路同志军”。
1908年，王瓒绪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杨森同窗。从事军政40年，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1932年任刘湘部北路总指挥、第三路总指挥，助刘湘统一四川。1936年国民政府授予王瓒绪中将军衔。
1938年，王瓒绪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同年5月任四川省政府主席；1940年加任陆军上将军衔。1949年王缵绪拒蒋去台，同年12月14日在成都通电起义。
1949年，中共中央任王缵绪为川西文物委员会副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四川省政协委员、四川省文史馆馆长等诸多职务。
弃省主席之职，重返抗日前线
1937年卢沟桥事变，王缵绪率第44军（编入第二十三集团军）开赴前线，由川鄂大道出发东下，向宜昌集中，增援平汉铁路沿线。因战事需要，44军从第二十三集团军中抽出，与67军合编为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任该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1月20日，时任四川省主席的刘湘出川抗战因病去世，围绕着谁接任四川省主席一职的问题，在中央政府与四川军政之间、四川军政各派系之间展开了非常激烈而复杂的斗争。
4月26日，行政院公布决议王缵绪代理四川省主席。次日，王缵绪致电蒋介石，恳请收回代主川政成命。5月3日，蒋致电王缵绪：“成都王主席治易兄，感电悉，情殷抗战，具见忠怀，至深嘉佩。惟此次决定川中军政人选，以此最为相宜。吾兄应即遵令就职，勿再谦辞。”不久，国民政府任命王缵绪为正式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兼任四川肃清私存烟土督办公署督办。
1938年8月11日，时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致信王缵绪，信中写道：“抗战军兴，吾川对国家民族，殊多贡献。省中健儿在南北各战场与全国友军携手并进，以头颅捍卫国土，以鲜血换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为川人增加许多光辉。西望故土，殊令人兴奋鼓舞。……在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任务中，今后四川将肩负更重大之责任。吾兄领袖群伦，深信必能巩固并扩大统一战线，组织人民，动员物资，遵照抗战建国纲领与蒋委员长之历次指示，为抗战建国大业而奋斗到底。”
1938年，抗战局势最为紧张，我国一些省市已沦陷。四川省将定位全国抗战的大后方，时任四川省主席王缵绪不仅要征兵供粮支援前线，还要接纳汹涌而至来自沦陷区的难民，更要确保后方政局稳定。此时四川民众担负加重，各种矛盾激化，群体冲突事件时有发生。王主席体念民苦，对群体事件采取“理喻式和平方法”予以化解。当年，新都实验县乡民，受地方哥老及土豪劣绅之鼓动，集合团丁围城反抗，附近各县团丁亦纷往参加。王主席取消了实验县名义，撤换县长，事件始获和平解决。同年“中江事件又起，乡民二千余人，包围县城。王主席追查事件起因，其结果是县政人员征兵征粮舞弊，引起民众公愤。他亲自宣慰处理，亦幸获解”。王缵绪以“国难当头，号召与带动所有公务员洁身自好，力除浮华，为民表率，通令昭示”。要求各级公务人员“凡因新职以及因公来省者，对于长官或同僚，概不准应酬；不准借婚丧庆寿大摆宴席，收受礼物；对卸任人员，当地士绅民众发起送万民伞或送功德碑等类事件，应设法制止，决不可迁就”。
王缵绪自担任省主席起，他推行了一系列新政：裁撤骈冗机关，节省公帑；整理财政，彻底清查过去账目，严惩贪污；减征田赋。他制定了《县长守则》、《兵役科干部守则》、《常备队干部守则》；对县长提出六条要求，一、巡查认真，督促彻底宣传；二、随时到常备队点名，严查空旷，慰问疾苦；三、随时慰问贫苦壮丁家属；四、依期欢迎欢送出征壮丁；五、彻底实行壮丁优待；六、严厉查办舞弊人员。指示督办公署督办禁烟宗旨：肃清私土，绝毒禁种。
1938年9月，参政员张澜为征调壮丁问题致函省府，请求改善办法。王缵绪复函张澜：“……征调壮丁为目前第一要政，而办理不善，亦为丛弊之尤，前线后方，胥受影响，审思竟夕，焦灼莫名。承示五项，洵为扼要之图，一四两项当嘱主管厅遵办，二项亦当悬为厉禁，随时调查严究，三项迭经通电饬知，五项亦由军管区司令部与民厅议有切实办法，不日见诸实施。先生体国恤民，盖虑所及，罔不切合实际。绪虽不敏，尤当敬谨遵行，期无陨越，尚乞释念为叩。”10月，王缵绪聘请社会人士分四路到全省各县指导监督兵役办理情况，“胡文澜负责东路，张表方（澜）负责北路，邵明叔负责南路，周奉池负责西路，以改善兵役”。当时，王缵绪着力清理川省历史旧账。他在省财政整理委员会议上说：“……个人认为刘航琛任内支付各款，凡有甫公（刘湘）亲笔条令，数目吻合者，全川民众均应感于甫公为民为国之苦心，将其承认；若既无亲笔条令，及无其他可靠证据，即应彻底清查，究明真相，以便依法追赔。……此举全在铲除川省历年来财政上种种积弊，使之趋入正轨，以表现公开财政，昭示大信之精神，决不至如过去之敷衍了事。”王缵绪还亲自到各县视察，除考察吏治、兵役、保甲、禁烟及地方建设外，对民间疾苦亦极关怀，走访入伍士兵家属，并支助慰劳金。
王缵绪任职前，四川处于极度无序的状态，在他的各项川政推行之下，全省川政已上轨道，治理完善有序，在保证了前线的物资供应上，全面推进了抗建工作。当年媒体报道：“王主席在短短一年零五个月时间里，因减征减少1400多万粮款收入，另外还偿还了一亿多的债款；库存增加余额1000多万现款。这组数字最能体现他的政绩。”
王缵绪在推行新政处理积案中撤了大批的贪官，严重触犯川系实力派的既得利益；原川系实力派以为王缵绪当了省主席，还指望能得到好处，曾合伙到省政府拜见，哪知王主席严肃地告诉他们：“现在拍捧不行了，不要来这套。当军人就该上前线，在后方干什么？保安团长我已撤了五个去打日本。你们不去打日本还向我要功，我呈报委员长撤你们职！”于是三个师长怂恿七个师长联名“反王主川”。
1939年8月，正值全国的抗战转入战略攻势的关键时期，一场“倒王运动”也进入高潮。王缵绪所治理后方各项工作都已让他满意，为保全抗战后方工作正常运行与安稳，他以挽救国难为重，主动恳请辞去省主席职务，要求出川抗战。9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四川省主席王缵绪，恳请辞退主席职务，志切抗战，请缨出川，英勇卫国，殊堪嘉尚。应准王缵绪率部驰赴前线，悉力御敌。他出征期间，四川省主席职务，由委员长蒋中正兼任，任贺国光兼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
王缵绪致电所属：“今日之势，我辈若舍去出兵抗战之一途，不惟国家民族无以生存，即吾川省格与乎小小团体，亦将难保。且现在后方军人，必深负亡国之罪，纵不被国人唾骂，亦无面目以见抗日诸将士。绪已抱定坚决之决心，不问一切机构，专以集团军名义，率部出川抗敌。即使七千万人拥我为主席，我亦不屑为，弃之若敝履。惟望兄等迅将本集团军各军师旅部队，调集相当地区，加紧整顿训练，积极准备出师。……切勿瞻前顾后，国家幸甚，团体幸甚！”
“大洪山老王推磨”
5月初，王缵绪率部离蓉出川，月底到达第二十九集团军驻扎地湖北襄阳、樊城、大洪山一带。
1939年4月，日本侵略者为巩固武汉外围，在湖北随县、枣阳一线向我发动侵略攻势。日军冈村宁次拟定的作战计划是“日军决定以强有力的一部在主力发动攻势之前从大别山南麓地区突破敌军左翼，把敌人的主力牵制在这深长的东南面，主力概由安陆及其以东地区前进，向枣阳南侧地区及该地西北地区一线突进。同时以机动兵团纵深的纰源以南地区迂回，切断向南阳方面的退路，在枣阳附近捕捉敌军的重点兵团，予以歼灭。”为了使冈村宁次的计划破产，我第五战区根据军事委员会的要求，制定的作战方针是“战区决以长久保持桐柏、大洪两山地带，以攻为守，予敌以打击”。具体兵力部署中，指示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组成右集团军，担任大洪山南麓、京（山）钟（祥）公路、襄河两岸防务，置重点于汉（阳）宜（城）公路方面。并要求“竭力增强襄河东岸部队，以纵深配备，阻止敌之北上，掩护我左翼兵团之右翼”。
1939年冬，全国发动冬季攻势，二十九集团军参加第五战区之冬季攻势，协力右集团军张自忠部，拒止北进之敌。12月中旬，于襄河东岸南下攻击钟祥洋梓日军据点，占领王家店。
1940年1月，日军13师团增兵猛烈反攻，窜占长寿店、王家店，友邻部队增兵逆袭，将王家店收复。王缵绪率集团军奋勇猛攻，因敌我双方伤亡均重，形成对峙。至3月终，冬季攻势结束，二十九集团军推进鄂中京钟公路大洪山，在该区攻防作战。就在此地，日军重兵两路向我军进攻，北犯襄阳、双沟，西犯随县、枣阳。致使王缵绪的集团军总部驻地张家集受敌猛攻。王缵绪率第二十九集团军向进犯大洪山的日寇出击，坚守大洪山西北要隘。他亲冒矢石，身先士卒向敌人做外侧包围，经过数日的激战，他率部奋勇收复了张家集并向后方流水沟之敌猛烈攻击，打开通路，歼灭日军5000余人。5月1日，日军从信阳、随县、钟祥3个地区同时发动对枣阳及襄河东西两岸的攻势。5月15日，张自忠在战斗中殉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电嘱王缵绪集中主力，从大洪山北上尾击日军。王缵绪指挥第44军中将军长王泽（王缵绪长子）所部和第67军的第161师，出板桥向日军尾击。6月，日军两路兵力在双沟会师，迅速组成几个梯团南下。44军军长王泽 尾击日军3个师并遭到猛烈攻击，不得不向王缵绪（父亲）坚守的大洪山区及张家集方向紧缩阵地。日军第八师团长谷川，指挥南下的两个梯团，四面猛烈围攻大洪山，并派日机狂轰滥炸。王缵绪率部顽强地固守在大洪山西麓、南麓一线与日军艰难地激战20余日，击伤日军第40师团长天谷直次郎。此战役双方伤亡惨重，仅日军将校即有10人被毙伤。王缵绪也督战负伤，在经历了武汉外围保卫战后，人员、武器损失过半，原有8万多官兵经过整编尚余5万多人（辖两个军、四个师、十二个团）。而且武器装备简陋，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多数是四川造，除161师有部分捷克式机枪外，其余是野炮、山炮、高射炮、平射炮，总司令部直属迫击炮营只有大炮四门，每炮仅配有炮弹十发；粮食补给更是十分困难，经常是“吃了这顿麦粒粥饭，不知下一顿吃什么”。由于军队现状和装备落后造成要隘失守，此后王缵绪利用山地隐蔽与日军在山区旋磨打转，数次率部对日军13师团进行反扫荡战斗，夺回了阵地。至1941年秋，日军又派飞机大炮掩护，企图夺取大洪山南麓青峰山，直入大洪山核山寺。王缵绪采取斗智斗勇与日军争夺青峰山，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坚持奋战了一年四个月，最终拖住了日寇西进，粉碎了日寇作战计划。王缵绪因此得名被称为“大洪山老王推磨”，轰动全国。
他创办的巴蜀学校是抗日救亡的活动中心
1930年5月8日，国民政府任王缵绪为财政部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运缉私局长。盐商们对新上任的盐运使例有一笔馈赠，王缵绪用馈赠贺礼10万银圆购买张家花园旧址，并实施与创建巴蜀学校计划。
1933年2月，王缵绪创办的重庆（私立）巴蜀学校正式开学。他将张家花园之街房地产租金全部交给校方作为办学经费。教学仪器、教具、动植物标本、挂图及史地图籍，以及校图书馆上万册图书，他另行筹款从上海购置，所有设备堪称全川乃至西南首屈一指。
王缵绪创办巴蜀学校，以实现他改变西南落后教育面貌，“创造新的教学制度，实行新的教育理想”。经黄炎培介绍聘用教育家周勖成担任校长，以及孙伯才、卫楚材、卢作孚、康心如、何鲁等教育专家主持教务，王缵绪任董事长。共同制定“公正、诚朴”的校训，重启发和实践的教育目标，采用“手脑并用，身心互通”的方法，以“儿童本位”教育原则及“教养兼施”的教育模式，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能力。几年后学校由幼稚园和小学扩展办起了初中和高中，当时在全省乃至全国就已被公认为著名的学校。
1936年，巴蜀学生的生活照片和学业成绩代表中国参加英国伦敦国际教育博览会，获得嘉奖。著名教育家、作家叶圣陶曾任学校国文教员，为巴蜀学校作词，谱写了校歌。
“七七事变”爆发后，学校礼堂挂起了大幅中国地图，书写着“国破山河在”，让全校师生警醒。
抗战期间，巴蜀校园曾是陪都重要的文化宣传教育中心，王缵绪在校内接纳和安置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还有黄炎培先生主办的“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那段时期，周恩来曾到巴蜀学校作了《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专题演讲，吸引了众多听众；黄炎培先生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巴蜀校园组织了数十场演讲；众多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宗白华、马寅初、章乃器、老舍、郭沫若、邵力子、邹韬奋、沈钧儒、陈立夫、罗隆基、潘公展、齐燕铭、田汉、翁文灏等都曾先后在巴蜀学校作过演讲。
1939年5月，重庆遭到日本飞机的大轰炸，社会局命令市区所有学校于6月底以前迁出市区。重庆巴蜀校园连续三次被日机轰炸，毁坏了礼堂、教室、宿舍以及校园，曾有六名校警被炸死。但是，巴蜀学校从没有停止抗日救国活动，坚持对学生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并组织军事训练，早操跑步时高唱《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学校将各班级全部以沦陷于日本侵略者的省区命名，提示不忘收复失地之志。第一班为辽宁级、第二班为吉林级、第三班为黑龙江级等。校董事长王缵绪题赠“毋忘国耻”铭刻在巴蜀学校毕业纪念品（墨盒）上，发挥了深刻的教育意义。
当时，四川是抗战的大后方（尤以成渝两地为甚），日机轮番轰炸，无有宁日。校董事长王缵绪他明确指示“为保师生安全，避免无谓牺牲，迁校应当从速进行”。经校方决定将重庆巴蜀学校迁往四川省西充县——王缵绪家乡。据统计：学校转移物资有500多套校具（桌、椅、床）、2万余册图书、2000多件教学用具（钢琴、显微器、动植物标本、实验仪器）等，满满装了16艘大木船，从重庆嘉陵江运达南充，又动员上千余人，靠人力一件一件搬运到西充。
1939年9月巴蜀学校（西充）完成了搬迁和重建，校址定在西充东门外大佛寺原西充县立中学所在地，9月正式开课。
1942年，抗日战争局势变化，校长周勖成与正在抗日前线指挥作战的校董事长王缵绪通电商定，将巴蜀学校迁回重庆张家花园，保留西充巴蜀学校为分校继续开办。于是周勖成辞去西充学校校长职务携部分教师返回重庆。王缵绪将全部教学设备留在西充，继续促进西充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他电令侄女王君素（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接任巴蜀学校、西充分校校长职务。自王君素任职期间，王缵绪不遗余力地支持她继续筹资扩建学校，申报并通过了四川省教育厅批准，增办了高中。
1945年，巴蜀学校（包括西充分校）已发展成了（小、中、高）完整的教学体系，学校设有助学基金，资助孤贫学生，充实了学校图书、仪器和其他设施；又聘请了著名的教育家，集众多智慧共同谋划出严格的管理制度，确立了严格的招生制度和升降级制度，设有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经常组织各类竞赛，扩大知识境界；建立劳动观念和卫生习惯；并结合物理课学习的知识成立了无线电小组，装了一部矿石收音机，每天师生轮流值班，把电台的消息，抄写成大字报传达全校师生和民众，让他们及时了解抗日前线的战况；并且将班级和重庆巴蜀学校统一，以当时沦陷的国土省区命名，有绥远级、宁夏级、热河级、哈尔滨级等，以激励学生发奋读书，报效祖国。
自1942年周勖成校长及教师员工由西充返回重庆之后，很快在张家花园恢复了巴蜀学校正常开课。在此期间，王缵绪派请了军政商学各界知名人士到校作公开演讲，巴蜀校园仍保留了抗日救亡活动中心的地位，解放前夕，重庆巴蜀学校经校方多年的共同努力已发展成为集幼、小、中、高的完整教育体系，已占据四川教育的领先地位。新中国建立后，王缵绪将重庆（私立）巴蜀学校和西充巴蜀分校捐献给国家。邓小平为此发表过指示“只许办好，不许办坏”。
民族英雄被消溶于“反右运动”洪流之中
1949年，王缵绪拒蒋去台，同年12月14日，他授意新编44军代理军长周青廷发出起义通电；王缵绪自行取消了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南游击第一路总司令职务，成立了“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简称“治总”）自任司令。王缵绪以“治总”名义接管成都。他担负起保护四川省城市的完整无损以及7000万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责。12月24日，王缵绪以“治总”总司令名义致函解放军四川军区委员会，表示“为了人民的和平愿望、父老的请求，不忍重苦人民，现在严率所部，勉维治安，静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改编调遣”。25日，由王缵绪出面在成都召开各界各人民团体会议，正式宣布四川和平解放。1949年12月31日，贺龙率部进入成都。1950年王缵绪解除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职衔，他把掌控的军队和全部武器移交给贺龙、李井泉为首的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他的部队也分别由解放军第60、62军和第7军进行整编。
早在1923年，王缵绪即在上海加入于右任等创办的“海上亭云书画社”，是第一批成员之一。他喜好书法、诗词和收藏，主要以格律诗为主，而收藏字画是其最爱，其藏品品位在当年亦属首屈一指。1949年蒋介石离开成都时，曾派蒋经国、俞济时到王缵绪家中，嘱其迅速收拾资财家小离开大陆，同飞台湾。王缵绪没有听从蒋的安排，坚持不去台湾而留在大陆，因为当时他对国民党政府已失去信心。而王缵绪的长女王泽瑜当时在香港，知其父极其珍爱自己的收藏，电告他“速携物去港”准备移民。他同样没有采纳女儿的建议，他说：“不要把我说得那么撇（孬）哟，这些文物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带出国，最后落入洋人手中”。
1951年10月10日，王缵绪将其毕生收藏珍贵文物分别（3次）向川西人民博物馆（今四川博物院）和西南博物院（今中国重庆三峡博物馆）全部捐献，他捐赠的文物现藏四川博物院的有字画23件（套）、印章100枚（主要为齐白石、曾默躬、姚石倩所刻）、瓷器8件；现藏三峡博物馆的历代字画、碑帖395件（套），其中国家一级文物46件、二级116件、三级233件；图书360余种，另有拓本及印谱等230种，包括《黔南丛书》、《汉魏丛书》、《惠风丛书》、《邵武徐氏丛书》、《槐庐丛书》、《湖海楼丛书》、《文渊楼丛书》、《知不足斋丛书》、《粤雅堂丛书》、《海山仙馆丛书》等。据档案记载，1951年王缵绪曾先后三次向川西人民博物馆捐赠了文物，据当时接受捐赠的工作人员孔叔苑、何域凡在“捐赠目录”中特别注明“精品字画较多”。
重庆三峡博物馆在“景仁怀德”展览前言中说：“王缵绪先生捐的300余件（套）书画，几乎全为珍贵文物。”
1957年“反右运动”初期，这位具有正义感的将军对这场运动持有不同观点，他身边故旧、好友先后划为右派，如台盟谢雪红、民盟章乃器、罗隆基、民主人士鲜英、起义将领龙云等，这些现实情况造成他很大的震惊，无奈之下他只好选择回避的方式暂去香港。途中经深圳边防扣押至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随身携带物品57份“反右运动”剪报和约52万字个人日记。在此关押3年期间，既未提审定罪，也没判刑。事发后只有《四川日报》发表过“反革命分子”王缵绪“偷越”国境被捕的消息后，就再没有任何媒体作过后续报导。王缵绪在看守所内被迫与世隔绝关押3年，于1960年终因绝食死于看守所内，至今没有公正的结论。
（作者为新华社编辑）
转自《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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