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侯瑛、李红旗口述 卜伟华 米鹤都采写：红墙边的反革命
红墙边的反革命
王宇、侯瑛、李红旗口述 卜伟华 米鹤都采写
本文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一册
王宇，辽宁海城人，1946年出生于齐齐哈尔。文革前是北京第28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28中与中南海仅一墙之隔，因此在文革中具有一定的特殊地位。文革初期，王宇等先后成立了28中“红旗”和“八一八红卫兵”，为其负责人，也曾参与过“破四旧”、抄家。1967年4月，北京中学红卫兵分裂成“四三派”、“四四派”以后，28中“八一八”红卫兵是北京“四三派”中最具代表性的组织之一。1968年1月19日，王宇被军训团当作群众组织中的“坏人”揪出，遭长期关押，多次被批斗。1969年5月随父亲到河南息县铁道部“五七干校”。后进入湖北襄樊铁路机械厂当工人，现已退休。
侯瑛、李红旗文革前均为28中高中学生，“八一八红卫兵”的骨干。
文革前平淡无奇
我是辽宁海城人，1946年6月29日出生在齐齐哈尔。我父亲叫王福恒，原来在哈尔滨当铁路工人，是火车司机。日本投降后不久，我父亲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入了党，当了干部。他就在“毛泽东号”机车组那个单位，当过副段长，后来，他在哈尔滨铁路局当了总务科科长。我母亲一直是家庭妇女。
1953年的时候，因为当时铁路上急需要人才，把我父亲从哈尔滨调到北京来了，在铁道部搞信访工作。他一直到去世，除了个别时期，基本上一直搞信访，还在监察局干过一段时间。他一直没退休，在66岁的时候去世。我们家有不少亲威都在东北铁路上工作，各个地方都有,可以说是铁路世家。
到北京后，我上的是铁路第七小学。这个学校那年刚成立，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我是它的第一届一年级学生。铁七小当时在北京是所非常好的学校.因为铁道部特别重视这个学校，投资很大，当时铁七小是跟史家胡同小学齐名的好学校。文化大革命以后，铁七小衰落了，现在据说和另一个小学合并了。
我的初中是在铁二中上的，也是在我家附近。铁二中原来不错，是铁道部的重点，教师都是一些很出色的人才。铁二中的学生因为家里都是铁路上的，为人都比较正统，比较老实，做什么事都讲规矩。文革中，铁二中的“老兵”、“四三派”、“四四派”的头头都是我原来的同学，而且跟我关系一直都特别好。
后来我高中上的是28中。我考高中那年，铁二中当时招生考本校的可以优先考虑，但我第一志愿报的是13中，第二志愿才报的铁二中，我的平均分是93分，结果铁二中没要我，我落到了28中。28中比铁二中要差一点，当年在北京还可以算是中等偏上一点的学校。
28中全校有2000多学生，初中每个年级有10个班，高中每个年级有4个班。我们学校的原址据说从前是清朝升平署。道光年间设立的，主持清朝皇宫内演出事务。后来升平署的剧本、档案、戏衣、道具、剧照等都保存到故宫博物院去了。学校前身据说是庚子赔款后美国人办的学校，当时有汇文中学、义文中学，28中就是当年的义文中学。我们老师讲，在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中，28中都是先锋，都是最早参加的，因为离天安门近。“一二·九”运动时共产党经常在这边活动，秘密接头。所以，28中不光资格特别老，而且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
我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一直比较好。到高二以后，可以说已经是绝对拔尖了。就是说，我想考多少分就能考多少分。那时最高分一般是120分，多一道题。有一次考化学，我哗哗哗写完就走了。我写字一向特别糟糕，有的字老师都不认得，结果给了我一个不及格。我跟老师吵了一架，回去就把化学书全背下来了。第二回考试又给了我一个不及格，我就跟老师说，我的答案就是根据化学教科书第几章第几节，在第几页第几行。老师一看没办法，就说，好了，我给你80分吧。
上高中以后，我的眼睛近视了。可我不爱戴眼镜，又坐在最后一排，老师也不怎么管我。我上学时，把一只钢笔往口袋一插就上学了，那些课本就放在抽屉里。老师讲课时，我就学习下一节课的内容，我自己学。学了一会儿以后我就开始做作业了，当天预留的，和可能预留的作业我都做了，而且往多了做。下午我就看课外书。我当时老去西城区图书馆借书来看。我是下课就打球、游泳、玩儿，上课我就看自己的课外书。我的课外书挺多，看的挺杂。
我人缘挺好，因为平常老打球，玩儿啊，学校里认识的人挺多。我上学每天正点到达，放学了我就跑了，在学校里不怎么呆。我有功夫就玩儿去，打篮球、打台球，到玉渊潭游泳，夏天整天就泡在那儿了，下课铃一响，我就奔玉渊潭了。这样，我们班的女同学里，好多我叫不上名字，除了必要的情况，我跟女同学一般不大说话。
我在中学不大求“进步”，没担任过什么班干部，最多就是当过化学课代表。中学也没有入团，还差点被打成右派学生。可以说基本上就是右派学生，但是没有带帽子。那是高一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跟学校的教导主任吵了一架，在几个人中，我的态度最强硬。结果学校闹得挺厉害，差一点把我打成右派学生。因为这个事，我还跑到教育部去告状。到了教育部的信访室，人家问我，你家里干什么的。我说是铁道部信访办的，结果教育部的人和我爹认识，都是国务院部委搞信访工作的同行，平时开会也有交流。他们赶紧给我爹打了一个电话。也许因为这个，我们的事后来学校也不了了之了，没给我们处分。我们的教导主任姓张，文化革命后，他还请我到他们家去吃饭，拿出自己做的醉枣招待我们。他说，王宇啊，文革那时候我就怕你整我啊！我说，哪能呢，我不会计较那个事。
仗义执言引火上身
我高中的时候学习成绩比较好，高考复习的时候，我把福建编的、浙江编的十年高考试题全部做完了。我还把苏联的那个十年高考试题做了一遍。到文化革命前夕的时候，考大学的准备都已经做完了。我已经不复习功课了，开始玩了，也没有什么可准备的了。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学校也分成“反”党支部的和“保”党支部的两派。学校里大多数学生是保的，保的呢一般都是学生干部。反的呢，其实一般也就是小孩们觉得好玩，当时反的这帮人也就是提意见，并不是真要反对和打倒党支部，绝对不是。
有一次，一些学生跑到校长室那里，在那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么做的结果就引起另一部分学生的反感。我本来没有想参加哪一派，属于那种感觉好玩的。当时我也没有写大字报，不过我是支持反校党支部那一派的。当时，我们班几个同学起来给党支部写了大字报，结果受到许多攻击。我就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我说你们不应该这样，应该允许人家发表意见。实际上我只是仗义执言，谁知这一来呢，就把矛头都指向我了。
可没几天，大约在6月20号左右，上面派的工作组来了。工作组一到，就说我们学校党支部是错误的，有问题。于是，形势马上就翻过来了。工作组进校之后，好像很民主，每个班要出一个革命学生代表，然后这些人呢，就是围绕工作组开展文化大革命工作。结果在学生们选校文革的代表时，把我选成革命学生代表了。那时候学校里还没有成立什么组织。
在工作组进校的前后，我们学校高二有三个学生，有一个女生，两个男生，他们就提出了一些比较激进的口号，大概也是从社会听来的。工作组进校之后呢，就先拿他们开刀，认为他们是反动学生。我们这些人认为这些学生过激了，也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即使他们不对，我认为也不能这样对待学生。工作组一斗争这几个人，就激起民愤了。
我是高三的学生，比较显眼。我一出来说话，结果这矛头就又对准我了。我不服气啊，当时就顶起来了。支持我的人很多，但确实没有组织。当时已经有那种意思，说要抓右派分子了。心里也有点儿寒，因为我是高三的嘛，毕竟跟初中学生不一样，对“右派”这个词还略微知道一些的。不过，工作组当时抓右派，但对我下不了手，因为支持我的人多。工作组于是布置了一批人写大字报，大字报写到：要“揭开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王宇的画皮”。同时，他们就召开了一次大会，那时工作组也就是进校后十多天的样子。可就这一个大会，工作组等于把自己搞垮了，他们在学生中的威信一下就降低了，很快，随着大形势的变换，工作组就失去了领导权了。
侯瑛谈“红旗”的成立
侯瑛插话（王宇的同学，28中八一八红卫兵的主要首领之一）：我觉得文革初期，工作组到28中以后，什么事也没干，就是围绕着高二几个学生的事，后来再加上王宇的事，天天辩论。辩论有时是大会，有时是小会，自己班里也在辩论。比如说王宇他们班辩论吧，我们班就会去好些人。而且还是两拨人，有拥护他的，有反对他的。当时学校里的这种辩论会，民主气氛倒是特别浓厚，随便谁都可以组织一个会，畅所欲言，非常好。我觉得中国就需要这种民主气氛。
当时有件事特别有意思。28中有两个青年老师，一个姓吴，一个姓韩，有天晚上他们俩聊天，可能说了点什么。后来被人揭出来，给他们整了个“吴韩夜话”。结果也是天天批斗。
我感觉，本来工作组来，应当是斗走资派啊，什么批判旧的教育制度啊，结果都没有关系，就整这点烂事。瞎折腾了一段时间，然后工作组就撤了。可是在我们学校里就形成了两派人，实际上是三派。一派呢，就是原来倾向保学校党支部的，倾向工作组的这派人；还有一派人呢，就是反对学校党支部、反对工作组的，经过那一个多月的陶冶，学生们就开始联合起来了，观点一致的就走到一起了。当然还有一派人，是什么都不过问的一批人，也就是后来说的逍遥派。
我们学校在8月份成立了三个红卫兵组织。
我记得工作组撤走的第二天，海淀师院附中的红卫兵就到我们学校来串联。因为我们学校好几个人的哥哥姐姐都在师院附中，是红卫兵，联系也比较密切。于是这些同学就把他们的哥哥姐姐领到了我们学校。另外六中红卫兵也来了几个人，但是没表态支持谁。8月1号前后，开了成立大会，28中在海淀那帮人帮助下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
没几天，28中成立了第二个组织，叫“红旗”。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叫任七一的女生，她和王宇成立的“红旗”。他们成立“红旗”的意义，我当时认为就是冲击第一个红卫兵，对红卫兵不满意，说他们是“保”字号的，根本就违背了红卫兵原来造反的意义，就是说他跟清华附中红卫兵根本就不是一类的组织。红旗的那个《宣言》是我写的，所以记得非常清楚。
再以后，因为“红旗”打人的事，王宇他们不满意。他当时规定就是，谁再打人就开除谁，就是不许打人，但还是制止不住。于是在八月下旬，王宇就又成立了“八一八红卫兵”。
“八一八”诞生的红卫兵
六中大约在6月份，就成立红卫兵了，在北京市算是很早的。他们和我们是一墙之隔，两个学校一直关系密切。六中红卫兵的几个头头跟我关系都很好，找我串联过。但我觉得他们太激进了。他们要搞大革命，要建立什么毛泽东城，要把北京改名字等等。我对这些就特别反感。我说，不是反对个人崇拜嘛，毛主席自己都没提这些，咱们这样做不合适。我的思想一开始就不激进，到现在，我的思想也不激进。
在师院附中那帮人的帮助下，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就成立起来了。28中的红卫兵大约有百八十人，大多是干部子弟。他们这些人在学校里大多是学习成绩不好的，调皮捣蛋的，也没有什么威望。另外呢，红卫兵这些人哪，我打心眼里就看不起他们。一开始呢，他们保学校党支部，接着又保工作组，到后来工作组倒台了，他们才起来反对。而且，他们反对时的观点比起原来反党支部、反工作组的同学还要激进得多。我就不喜欢这种反反复复的，出风头式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错了我公开承认，我再改。不要说我原来是对的，我现在还是对的，我永远是对的，那不可能的。何况这些人在学校里本来也不是什么有威望的人，他们后来在学校打老师、干部，我看见他们把图书馆的书拿来烧，红红的，一米高的火苗，还让老师从这火堆上面打滚，滚过去。
因为和红卫兵有分歧，所以我跟任七一成立了“红旗”。“红旗”的人数比红卫兵少一些，刚成立的时候也就二三十人。“红旗”的组成人员出身也好，大多是一些部队的干部子弟。“红旗”成立以后，我就陆陆续续介绍人参加进去。很快，就进入了“红八月”，“红旗”也开始打人。我几次警告他们不许打人，抄家。我说八路军是优待俘虏的，你不能动手打，这是一个杠杠。他们屡次犯规，我就把这些人全开除了。之后，我就又拉起来一个组织，“八一八红卫兵”，但也没和“红旗”完全分道扬镳。因为我在那时候处于绝对支配地位，我有支配“红旗”那帮人的地位。“红旗”这帮人还是比较单纯的，除了“血统论”，在别的方面跟我们是一致的，但是这帮人就是打人。拿坦克兵的皮带打人，他们拿出来给我看的，皮带上的大铜扣都打弯了。
我们一宣布成立“八一八红卫兵”，人马上就扩充起来了，就在学校里具有很大的势力，因为成立之前就有基础，已经有一部分人了。具体成立的时间，我记不清楚了。据后来批判我的28中“东方红公社红卫兵”的传单说，“八一八红卫兵”是1966年8月27日成立的。
那时，学校里有个牛鬼蛇神队，包括书记、校长、教导主任、老师、还有右派，里面还有我们学校资格最老的北京市特级教师赵光宁。他们也挨打了，被打得也够狠的。但是打得最凶的，实际上是六中的红卫兵过来打的，不是我们本校打的。我亲眼看到六中的王XX、朱XX到28中打人，打老师，我觉得这是个问题。所以“八一八红卫兵”一成立以后，我立刻宣布：28中从今天起，任何人不能随便批斗老师和学生；解散“牛鬼蛇神队”，让他们回家交代罪行，需要批斗的时候随叫随到。那以后当然不是绝对不斗，你要是抓住什么把柄还是可以斗。
“牛鬼蛇神队”解散以后，有次六中的朱XX来了，我就当面跟他们说，以后再到28中打人，我们就不客气了，就要收拾你了。我们的革命我们自己搞，不需要你们来包办代替。当时，我还威胁他。我说，你爹还是那个模样呢，你还来打人！我看过毛主席著作，知道一点他爹搞左倾整人后来被毛主席批判的历史背景。
我做的这个政策性的调整，对制止打人还是起到了作用。我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后来对我特别好，文革后他当了西城区副区长。他们当时都因为我们这个“政策”少受了好多罪。我们这个组织成立后，就没有再像“红旗”那样再出现打人的现象。但是对于其它一些左的东西，还是不敢抵制。我们红卫兵的组织原则上，实际也是迫于当时“血统论”的压力，搞“红五类”。我们班的一个同学是小业主出身，他来找我，想参加我们的红卫兵。我当时就说，你先别来，你进来影响不太好，容易被别人抓住把柄。虽然社会上不同意“血统论”人很多，但气势上压不过对方，还是屈从于左的势力。
成立“八一八红卫兵”前后，我在社会上什么活动都没参加过。其实，当时社会上开的各种会，辩论会、批斗会，我一个都没有参加。我天生不爱凑热闹，就窝在我们学校那块地盘里。我们这个组织从一开始的几十人，很快发展起来，最多时大约到了1400人，占全校人数的一半以上了。
红卫兵成立的时候，把原来的学生党员、学生会的干部全给抛开了，但这些人在学校里是有威信的人。后来，他们全到我们这边儿来了。可以说，学校里原来最优秀的分子后来全都集中到我们“八一八红卫兵”里来了。当时没有叫总部，有个核心组，大概七八个人吧。
破四旧风潮
红八月以后社会上就开始抄家了，就把斗“牛鬼蛇神”、斗走资派的事晾一边了。
在我的观念上，我是反对抄家的，所以我自己没有组织过一次抄家。但是我不能反对别人抄家。我去看过三次抄家，一个是北洋政府的一个姓刘的高官，是我们班一个同学的父亲。我看到的这次抄家，可以说是北京最文明的抄家了。那次是李红旗带人去的。他们到了以后，把所有贵重的东西全都码放好，进行登记，然后叫故宫博物院来卡车，一件一件登记后运走。我们“八一八红卫兵”抄家时，绝对没有打人，而且没有毁坏东西。
我看他们家的那墨特别棒，但故宫博物院的人说：这墨不值钱，不要。还有4个瓷碗，我看着特别精致，白如玉、薄如磬，就是那个劲儿。他们说当时值4000元。故宫博物院来的这些人挺仔细的，凡是收的东西，他们都详详细细地登记了。当时他们家有个存折，有几百块钱让我给拿走了。后来这个同学的表哥来找我，说家里特别困难，说要那个存折。我说，你拿走吧。当时我们没有活动经费，大约用了200块钱，买大字报纸了。这事儿我也觉得不对，人家来要，我就还给他了。李红旗说我在抄家时，还撕了人家一个香港存折，上面有5000块钱，但这事我不记得了。
后来两次是到西四和北长街，都是国民党的军官。忘了是谁去抄的，反正是我们“八一八红卫兵”的，我也去看了。看了之后心里感到特别难受，一种说不出来的味儿。其中一个国民党的中将，解放后还在南京军事学院当过教官。他们家穷极了，小破平房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可以说比普通工人家里还要穷得多，就落到这样的惨状，所以我当时感触挺深的。因为我老看武侠小说，有一种英雄情节，他这个中将，一生打了多少仗啊，最后落到这么一个地步。
我没有指挥过抄家，这几次我去也就是应个景。因为当时你要不去抄家，不应个景，也会有人批评你的。我们学校好多老师家也都被抄了，那都不是我们干的，对老师，我们一家没动过。
侯瑛、李红旗谈抄家
侯瑛插话：当时我们学校对面这块儿，绒线胡同、西长安街南边尽是名人的家，特别多。那一块儿住的尽是伪满时期、国民党时期的遗老遗少、达官显贵、名人，乱七八糟的多极了，都是特别好的四合院。那时抄家也特别厉害，全是街道居委会、小脚老太太报的信，然后还有派出所报的信。当时我觉得我们抄家是保护性的。如果我们不去抄，别人就会去。我们去了之后呢，真是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就是说，我贴上封条后你别的红卫兵就不能随便拆。我记得那会儿“八一八红卫兵”抄了一家，就是学校对面大院的一家。后来，那个人见到我就跪着磕头，他不是害怕是感激。我们把他们家东西封起来了，而且允许他们吃饭。还有南城的一家，“八一八红卫兵”去了，“红旗”也去了，那个人是个民主人士，姓陈，挺有钱的。后来“红旗”那帮人就住在那里了，把他们家的钱全给花了。那会儿“红旗”就特恶劣。后来王宇不是跟他们几个急了嘛。
其实抄家这些事情全是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搞的，那帮孙子到处给提供名单，说，我们胡同有一个什么什么人，你们去抄啊，这帮人就去抄去了。那时候抄家全是坏人引道，你说这学生知道什么呀？大概西城区的抄家比较狠一点，要比海淀的狠。
李红旗插话（28中高中学生，“八一八红卫兵”负责人之一）：“红旗”成立后，找过我，但是我没参加。我看不惯那些人，也不想过深地介入。当时群众也看不起他们那帮人，另外那时候不是有血统论嘛，我不大认同。“红旗”这个组织，在社会上抄家的时候，是连吃带喝带玩的。后来跟他们关系不好，或者对他们反感可能跟这个有关系。我记得，当时皮手套很贵，他们30多个人，每人买一双，实际上就是用抄家的钱买的。而且他们毁坏了很多东西，有一个乾隆御批的铁卷丹书也给撕了。
抄那个北洋政府姓刘的家，整个过程是我领人去的。文物呢，我们主动把故宫的人叫来了，让他们收走。他们有的收走了，有的不要。其余的我们封存了。侯瑛插话：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金条，请银行来收，银行不来。我提着那个提包，大概有那么两小包吧，就送到银行，人家还不收。送了好多次，后来西城有个银行终于收了，还给我开一个收条。这收条我交给他家了。
参加“三司中专部”
“八一八红卫兵”成立以后，我们感到有点迷惑，找不到方向。除了抄家破四旧，这革命的下一步往那走啊？所以我就想到社会上找一找路子。
我先跑到西四，九三学社那个地方，那里是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办公地点。我要求加入他们的组织，结果去了以后，问了这个，问了那个，没人搭理我。我一生气，去你妈的，你不要我，我还不要你呢。后来听说文化宫里头有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三个司令部，我就跑到那儿去了。这三个司令部里面，当时我听说“三司”最革命。我们到那儿就参加了“三司中学中专部”。它的“中学中专部”当时有三个人，太平桥中学一个，铁一中的金X，还有四十四中的刘X，等于也就是有三个中学参加了，我们是第四个参加的。继我们之后，三十一中又来参加了，我记得还有景山学校的。我们算是第一批的，接着就有很多学校来报名。对很多后来报名参加的怎么办，我们就开会讨论。三十一中坚决反对对所有的组织都吸收，说要严格审查。我说，不行，红卫兵就是一个群众组织，不是一个什么严密组织，愿意参加的你就参加，愿意走的你就走，把口直接放开。当时领导我们的是北京大学的高XX，代表大学生领导我们。他同意我的意见，后来就决定放开口子，这样，哗哗的好多人都来参加了，队伍立刻就壮大起来了。对“三司中专部”的发展壮大，我是出了一把力的。
在和社会上建立了联系之后，我就退出来了，回到学校，派了一个同学代表我们学校“八一八红卫兵”参加“三司中学中专部”的领导。
10月18号毛主席第五次接见红卫兵前，“三司”召集我们开紧急会议，说这个口号[1]变了，因此要抗争。我看了半天，说可能我水平低，我没觉得有多大区别。他们就做了一番解释。我回去以后越想这事越不对头，我们也召开一个紧急会议。我说咱们不管什么口号不口号，有什么内容，这事要一错了，咱们就完蛋，可能是要掉脑袋这种事情。当时大形势在那，我们又不能躲。我说，你们跟在后面，别站在前头去，人家往上冲，咱跟在后面就行了。
毛泽东那次接见，没有采用红卫兵游行的方法，而是让红卫兵站立在街道两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乘坐敞蓬吉普车进行检阅。毛泽东首先接见广场的红卫兵，然后车队沿着东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路、北三环路行进。当时，我在北太平庄那里当红卫兵纠察连的连长。回来后我一问，也是吓出一身汗。据说毛主席的车从人民大会堂、天安门转了一圈，一拐弯的时候，群众队伍哗就把毛主席的车队一下给截断了，把后面的车全给截住了。后面的车后来拐个弯才追上毛主席的车。
“发出红光”的毛泽东
那次接见时，我是头儿，站在警戒线的最前边，只有我一个人。毛主席的车远远的过来了，我确实看见毛主席是神采奕奕、满面红光，而且我觉得他身上发着一种红光。
当时对毛泽东确实是崇拜，这个不能否定。但是我这个人不迷信，也不是搞个人崇拜的那种人，有人把毛泽东说得多么的高我也不相信，因为这不符合人类的规律。我记得，当时我对把毛泽东说成是“顶峰”表示不理解。侯瑛还跟我解释说，当代，你要看这两个字，他只是当代的顶峰。有些人是盲目崇拜的人，他们容易脑瓜糊涂，但我不是那种人。见到毛泽东，我也没有觉得特别激动。可是我确实感到他身上发着一种红光，记忆特别深刻，就觉得毛主席不是一个凡人。中央首长肯定有特殊的保健品吃，因为我跟周恩来握手时，我感觉他的手不同寻常，特别的嫩，说的不好听像南豆腐一样，特别的柔软。
在这次接见之后，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好了。我说干脆走吧，串连去吧。我们一串连就出去了一两个月。到了西安、成都、重庆，然后从重庆往南走，又到了桂林、长沙、韶山。
等我们串连回来以后，“三司中学中专部”那边已经变质了。一帮人在“三司中学中专部”那儿混，吃点儿、喝点儿、砸点儿，反正就是乱折腾。我跟“三司中学中专部”他们来往时，只有一家。这时发现他们分成两家了，有两个招牌，还有所谓的真假之争。一拨是以三十一中为首的，还有一拨是几个中专的。两拨人在文化宫那边争领导权，然后三十一中这拨人呢，头儿姓孙，他就领着人把“三司中学中专部”弄到四川饭店去了。
我听说过这件事，但对详细情况不清楚。从我们的角度，我们比较支持在四川饭店办公的那个，也就是以三十一中一帮人为首的那个。他们把抄家抄来的那些东西，也搬到四川饭店了，因为四川饭店离三十一中很近，在那儿逍遥去了。然后两拨人就互相说，我是正统，你是假的。这以后，我就跟他们不来往了。
“四三”发言
到1967年初，社会上的事儿我们就参与了。中学红代会筹备的时候我是筹委会的委员，军训团通知我到西四去开了一次会。后来又通知说哪天哪天开成立大会。开大会之前，有好多人纷纷来找我们，拉我们参加反对派。这当中就有很多熟人，如三十一中的、女八中的，这以后我们就有倾向性了。
中学红代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碰见李冬民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以前我不认识他。我们聊了聊，听他说话的口气是将来要提拔我。因为当时只给安排了我一个筹委会的委员，正式的委员中没有我，有点儿亏了我、将来给我弄上去的意思。
中学红代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不知是谁递给我一个条子，要反映什么问题，好像是跟军训有关系的，对军训不满意。我当时坐在主席台上的第二排，我就走到第一排，交给康生了。康生看了看，就给郑维山了。郑维山说，你先回去吧，我们一定好好研究研究。
从人民大会堂里出来，看到满大街都在游行呢，我就意识到，这些人是有组织的。因为这些人跟我关系都比较好，我们等于是加入了他们的组织，但没有具体行动。后来就发生了“四·三”讲话。
“四·三”讲话那天，有人给我写了张条子，不知是谁，我也不认识，建议我上去发言。结果那天的会上我就成了主要的发言者，发言最多的除了周恩来就是我了。
我先说了李钟奇的问题。别人给了我一份李钟奇[2]的讲话，里面有他对“联动”干部子弟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你们是我们的子弟，将来的班，还得你们接”。我说，你这不就是“血统论”嘛！当时总理就叫李钟奇站起来，问有没有这么回事？李钟奇说，没有。我说，这不可能是假的，我这里有两份记录。我也不认识你，但不止一个人给我说这件事，还有当时的会议记录。
总理说，李钟奇同志是东北军的，是在六盘山下起义的，排长，也没有多少文化。后来，李钟奇作了检查，这事就过去了。
我还收到了另一张条子，是说一零一中的胡X、吴XX被军训团关起来了。我说，这些都是学生，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但军训团一来就把人关起来了。总理跟他的秘书说，赶紧派车把他们给接过来。
还有人给我递条子说，二十七中的梁XX，正在人民大会堂外边的门口闹，要进来。我就跟总理说了。总理说，那你去把他们叫进来吧。我就走到大门口去把他们叫进来了。
“四·三”这个大会参加的人相当多，没有一百人，也差不太多。你想想，那帮大头目就有多少？你往下数啊：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丁国钰……光他们那帮中央领导人，我估计就有二十多个，所以整个加起来，最少也有七八十人。
“四三”得罪了军训团
侯瑛插话：“四·三”讲话那天，是秦喜昌[3]找的王宇。那会儿，社会上的事王宇他不管，外头的事都是我去办的。这样，秦喜昌先找到我，我告诉他到里边去找王宇。当时秦喜昌说，今天晚上首长接见一些中学生的代表，听听对军训的意见，让王宇准备准备。
在会场上给王宇递条子让他反映意见的是赵XX。[4]赵还到我们学校找过王宇，赵跟谢富治关系特别好。王宇上去讲了一通，接着又有人给他递条子说李钟奇的事。
之后，王宇又干了一件让军训团等特别不高兴的事。在3月份的时候，二十七中的梁XX组织“铁军”，已经被军训团打成反革命组织，取缔了。梁XX过去在“三司中学中专部”的时候认识王宇，就来求援。然后王宇就发动西城区我们认识的好多朋友，像三十一中的、师大女附中的、六中的，就声援去了，搞了一个声援大会。骑自行车游行，到学校喊口号、贴标语什么的，我们俩都去了，搞的声势比较大。原来西城区军训指挥部的郭副司令员跟我说过这事，他的意思是说，你王宇是左派，我们承认你，也支持你，你不要到社会上管那些闲事去。“四·三”那天，梁XX就在人大会堂门口啊，别人又递条子，王宇就当着总理的面提出要让他进来。所以就又给军训团来一个下不来台。
梁XX进来以后又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说的比王宇说的过激得多。我觉得王宇当时在“四三派”的大群体里，始终不是那种过激派。但那些人都跟他是朋友，他又好打抱不平，这个事就非常麻烦。结果呢，我觉得他有点代人受过的意思。军训团特恨梁XX，你非要帮他说话，人家就恨你呗，就这么回事。因为那天我参加整理记录稿，看得比较清楚。
最后首长有一个讲话，是谁说的忘了，是总理说的还是江青说的。就是说，今天的这个讲话不要传出去，李钟奇同志呢，还是个好同志，他已经承认错误了。结果呢，那天王宇临走时告诉我，你别走，你回家里等着，回来要整理这个讲话稿。结果我们那天夜里有好多人在学校等着，还有六中的，都是附近各学校的。当时王宇、六中的康X他们几个说，把“四三”讲话连夜刷到长安街上去。
所以第二天下午秦喜昌又来了，埋怨王宇。他说，你看，昨天首长说了不让传出去。得了，今天晚上还得去一趟。结果又出来“四四”讲话了。“四四”讲话整理出来又跟“四三”讲话不一样了，反着了。
“四四”讲话
“四四”那天开会，人去的比较少，我记得不太清楚。主要是戚本禹讲了些话，讲话的时候，戚本禹问我，看过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现状》吗？我站起来说，看过。他说你对最后一句话是怎么理解的？我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在革命斗争当中解放的包括我们自己，改造我们自己。结果他也没说对，也没说错。另外他在谈到军训的时候说，那些战士都是些孩子，跟你们岁数一样，个别的比你们还小。
接着，戚本禹让我站起来，把我训了一顿。他说，28中的王宇，昨天说好了会议讲话的内容不要传出去，结果还是上街了，听说是你干的事？
其实，这件事是很多学校一起干的。因为28中离人大会堂最近，所以大家就到了28中。28中倒霉就倒霉在它这个位置，它是北京离天安门、的一个学校，大门就在长安街上，又和中南海一墙之隔。我们“八一八红卫兵”出名也和这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
李红旗插话：因此，“四三讲话”整理稿子的地点也是在这里，然后从这里把稿子发出去，大家去贴，然后大家印传单。
侯瑛插话：从南长街开始，一直到中南海这个小门，西长安街两边那个莲花形路灯上边的喇叭都是我们学校的。不是市政府的那个，是我们自己安的高音喇叭，就是那种25瓦的喇叭。那会儿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喇叭，都接到原来我们“八一八红卫兵”总部旁边学校的播音室里。这样一广播，中南海里也听得清清楚楚。
和军训团较劲
其实，我们学校军训团一进学校，就表示支持“八一八红卫兵”。但实际上，他们还是比较倾向我们学校的老兵。而且当他有了倾向性以后，还斗了一部分学生。比如初二的一个女生，当时她还不是我们“八一八红卫兵”的，后来才加入。她只是说了一句：真理再前进一步就是错误的。然后她们班同学揪斗她，军训团也斗她，斗了一回不行还要继续斗。
她就找我来了，我觉得不对，就去找军训团团长了。我说，一个初二的小姑娘，说点什么错话无所谓。而且她这句话其实并不错误，马列原著里是有这句话的，她只是说的不准确。军训团说那不行。我就急了。我说，这句话是我说的，是我告诉她的，你能怎么样？为斗这个女生的事，我跟军训团干起来了。我说，从今天起，28中再随便斗一个学生，我就让你下不了台！当时斗了好几个人呢，侯瑛好像也挨斗了。
另外，我要求军训团对老红卫兵管着点，别让他们满世界去坑蒙拐骗偷啊，干这一类的事。军训团表面上是支持我们的，但是思想上是倾向于老红卫兵的，暗地支持他们，但是老红卫兵他又扶不起来。
我还经常让军训团下不来台。大概是1967年，我们学校组织过一次下乡劳动，分了两部分。我们当时组织的是去海淀苏家屯劳动，军训团组织的是到大兴去劳动。我们这部分去了1200人，老师百分之九十五跟着我们去苏家屯劳动了。当地农民对我们也特别的满意。我们给他们割稻子，什么都不麻烦他们，做饭都是我们自理。军训团组织的不到200人，结果还淹死了一个人。他们挺没面子。1967年底学校又到大兴去劳动，这次我们跟军训团是一块去的。我跟团长又干了一架。军训团长让当兵的逮刺猬，做野味。我跟我们这几个人说，逮刺猬的事都不要弄，咱们是来锻炼的，就好好劳动。结果，他这人一边吃还一边喝起酒来了，我进去就把他给骂了一顿。我说，就你长得这么胖，还吃呢？打仗的时候你跑得动吗？你走都走不动！他是在部队搞后勤的军官，可能吃好的吃惯了。
军训团先是成立一个临时权力机构－－文革筹委会，让我当副主任，我最后给推了，让我们“八一八”的另一个同学当了副主任。在28中准备成立革委会时，我与军训团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在干部人选上，我坚持要让几个干部进革委会当副主任。一个是教导主任何XX，一个是原来学校的党支部书记。
军训团说何XX历史有问题，其实他的所谓历史问题，我们都调查过，就是他14岁当儿童团长的时候，国民党军队来了，问他国民党好还是八路军好，他说国民党好。就这么一句话，就说他是叛徒，我们认为他是革命干部。
李红旗插话：这些调查材料，包括学校对立派的调查材料，我们都看过。当时大致情况是：国民党军队来了，就哄儿童团，给他们拿了好多糖吃，问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小孩想吃糖吧，就说国民党好。就这么一句话。这个材料不知道是怎么整出来的，可靠性也难说。我们认为这不说明什么问题，而他们认为这就是叛徒。结果就在干部三结合的问题上，一直闹到负责西城区军训的郭副司令员那里，他是北京军区坦克部队的副司令员，他都出面了。他们劝王宇听军训团的，结果他就不听。双方斗争特别激烈，简直就没法开会。
还有就是我们学校原来的书记，“文革”后当了西城区区长。书记的哥哥是国民党青年军的，被枪毙了。他自己的历史其实是很清白的。在教导主任和书记的问题上，我们和军训团的结论完全相反。
五一节的武斗
4月底，我们得到消息说，汪东兴要谢富治抓我们“八一八红卫兵”的人，罪名是反军训。我就不断地去找军训团长闹，要求给个说法。据说后来军训团长把泄露这个消息的汪XX给训了一顿，还说要通过北京卫戍区告诉他爸爸。这使得汪XX很恼火，于是就怪罪于侯瑛，因为是侯瑛从他们那里听来后告诉我的。
“五一”那天下午，汪XX带着几个人，找到侯瑛，把他打了一顿。侯瑛在反抗中掏出一把小刀，把汪的手划了一个口子，还有一个在抢刀子时手也被刺破。这样，他们就从后院找了好多老红卫兵和红旗的人，到我们“八一八红卫兵”的总部来。当时我正好在总部，旁边也就有一两个女生。他们不由分说，上来就打，用棒子打在我的头上，顿时头破血流。
他们走了以后，我就赶紧组织人马。通知附近与我们有关系的各校“四三派”组织，请求支援。那个时候大概是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到天快黑的时候，六中“红旗”的、三十一中“东方红”的，还有许多学校的“四三派”组织都来了，人数很多，就把28中给包围住了。后来把我们学校的“老兵”、“红旗”打得很惨，打伤了不少人，有几个人伤得挺重。最后是军训团出面，让老兵、“红旗”那些人撤退。我当时也怕出事，就放他们走了。
侯瑛插话：其实那个事就是跟汪东兴有关系，如果没关系打不起来。我那会儿跟红旗那几个小哥们经常来往，他们原来也是王宇的哥们，后来跟我都不错。有一天，其中一个同学突然告诉我一消息，他说汪东兴把我们军训团杨团长叫到中南海里去了一趟，团长回来之后就透露出汪东兴要谢富治准备抓王宇。汪东兴的儿子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红旗的人，他们听说后就捅给我了，我告诉了王宇。王宇就天天去跟杨团长闹，闹的我们那个杨团长都怕他了，他拿王宇一点辙都没有。那时王宇还是我们筹委会副主任，主任是杨团长。但是正的老搬不动这副的，特别窝火。
这之后，杨团长把汪XX叫过去臭训一顿，说要通过卫戍区司令部告诉他爸爸。结果呢，汪XX就特恼火，在五一那天，就找了几个人，把我打了一顿，骂我为什么说这事。当时他们人多，我就从兜里掏出把刀子来，抵挡了一下，就把他们的人划伤了，手上划出一个大口子。后来他们就叫来了一帮人，到我们八一八总部，就把王宇打了。王宇被打之后呢，当时就火冒三丈，就赶紧组织人马，打电话通知好多地方。天蒙蒙黑的时候，那时候各学校都到天安门广场庆祝狂欢五一节嘛，都打着各个组织的旗子去了。
那天王宇晚上在那个广播站一说，好多中学生一听喇叭都跑过来了。我们就通过广播，大概召集来了有一两千人吧，就把28中团团围住了。老兵和红旗那帮人，白天就撤到房顶上了，结果后来就走不了了，被围上了。我们学校那个教室啊就是那种古典建筑的老房子，他们站在一个耳房上，后来的声援这帮人啊，好多人都爬到到高墙上去了，从高处往矮房上打，那瓦片像雨点似的，最后打的稀拉哗啦的，老兵和红旗那帮人全从那个房上滚下来了，
后来就收不住了，当时王宇就怕打出事了。黑天，尤其三十一中那几个人拿着练刺杀的木枪，往死里打。最后，军训团都出面掩护老兵和红旗那些人撤退了。那天有几个人受伤挺重，送到北京军区医院抢救去了。
武斗以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还来过我们学校，在后边的院里开大会，他说，王宇来了没有？我就过去了。他说，你站到我旁边。他说话别人听不懂，要让人翻译。那是我头回听他讲话。陈伯达在讲话中批评武斗，我当时跟他急了，吵起来了。实际上，陈伯达是倾向我们的。
关于“四三思潮”
侯瑛插话：1967年戚本禹“四一四”讲话否定了《出身论》，不久，遇罗克就被抓起来了。原来大家在《出身论》问题上还有争论，结果戚本禹讲话以后，就等于彻底否定了。全北京就都开始批遇罗克了。不过，我们没有批。与此同时，和《出身论》密切的那帮人特别活泛，好像印了一个报，叫《四三战报》，然后到处去卖，满长安街都有这个报。四四派后来就纠集一帮人去砸那个报，闹得挺激烈的。
1967年6月，《四三战报》发表了一篇《论新思潮》[5]，湖南的杨曦光也写了《中国向何处去》，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这些事情当时我们都知道。从情绪上来说，大家都叫好，好像是替“四三派”在说话。但“四三派”的多数人并不完全同意这些观点，认为这个说法有点儿过了，跟《中学文革报》的观点有点儿雷同。
我们当时按王宇的要求，对社会上的一些过头的说法，一般都不参与。我个人的看法，这种说法，有点儿再革命的劲头。良乡电校“八一八”和建校“飞虎队”，都是“四三派”中最激进的。对财产和权力怎么进行再分配？是不是能够说，一帮学生就是最革命的？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儿过了。历史上有所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用一种口号向旧的掌权者叫板，但“四三派”你代表得了新生力量吗？“新思潮”在理论上比较幼稚。我就反对说什么“我们四三派是最革命的”，你怎么就能说你是最革命的呢？我们王宇大哥就从来不说我们是最革命的，而只是说我们在对待老师的问题上做得比较好等等。包括湖南那位写《中国向何处去》的，你凭什么写《中国向何处去》啊？
毛泽东搞文革，客观上给了老百姓自由说话的权利，这在中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有时候我也想，为什么我会在文革中跳出来当了造反派，到了那种气候下，不由自主地就会跳出来。文化大革命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有一个启蒙的作用，让中国人尝试了一下民主。1949年解放的时候，大多数老百姓还是拥护共产党的，像我父母他们那一代人，他们都特别感谢共产党，虽然他们都出生在旧家庭，但是党引导他们参加了革命，不受外国人欺负了。生活再清苦也觉得很好，他们根本就不会反对共产党。
李红旗插话：对这种说法和对遇罗克的观点，当时我都是不太同意的。所谓“被压制的就是最革命的”观点，那不就是说“地、富、反、坏、右”就是最革命的了。我觉得它还不能真正形成理论体系，没有很深的根基使它能够站住脚。
1959—1962年的大饥荒，各地饿死很多人。北京城里也有吃不饱的，但我们生活好一点，没有这种感受。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些人没有明确的理论，但他的生活感受使他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要求进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搞民众的文化革命，我觉得也有这种可能。但我们在北京，生活好一点，没有进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要求。湖南的“湘江风雷”、石家庄的“狂人公社”，我到东北串连看到的，他们的所谓造反，很残暴。我东北有一个表哥，谈起文化革命来，说他们把走资派吊起来打，我说怎么能这样呢？！我始终认为两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
一年零四个月的“反革命”
1967年底，在抓我之前，我们已经预感到了。我们托了很多人，向黄作珍（时任北京卫戍区政委）、刘绍文（时任北京卫戍区副政委）等打听情况。当时报纸上已经有江西开始在造反派组织中抓坏头头的消息了，还有江苏。北京电报大楼的“红电”、“红迅”也抓了一些人。后来我们还开会分析了一下形势。从各处打听到的消息都说没有这么回事，但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头。28中的地理位置太突出了，树大招风。另外，“四三派”也有点太招摇了。看看那些小报，全国各地出什么事都有“四三派”的影子。我觉得“四三派”的力量相对比较弱，因为你是中学生嘛！却又事事出头，非招嫉不可。我们当时考虑，可能我们学校要动手了。可是黄作珍他们都说没有这么回事。
1968年1月19号那天早晨，我刚走到学校门口，天上飘起雪花来了。我说，你看这个天就不对劲，今天八成要出事！等到抓我的时候，那个雪就停了。
军训团来了好几个人，说找我有事商量，进到屋子里，他们几个扑上来就动手捉住我。把我摁倒以后，直接把我撅到操场的台上，就斗争了。当时说是开全校大会，但参加开会的也就百十人。那天会上斗了三个人。先斗了我一个人，我被押走以后，又斗争了侯瑛和教导主任。
我们学校在中南海的围墙底下，有个很小的院子，一排小平房，我就被关在一间很小的偏房里，只能放下一张床，差不多也就6平米。由学校里的学生，每天24小时看守着。把我押着从教室后边拐过去，到这个小院子的路上，我看见旁边中南海的围墙上边都已架上了枪。我还听说，怀柔的警卫师都出动了，卫戍区要做好准备，因为有消息传说当天有好几千人要来冲28中救我。这显然就威胁到中南海的安全了。
我被抓以后，开始一直顶着，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后来，关押我的人告诉我：你还得意什么？江青都说你是反革命了！她在一个什么大会上说的，谁说中学生没有反革命？28中就有一个，王宇就是反革命嘛！我一听不像是假的，再顶也没用了，我就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当时他们说我有十条罪状，第一条是反对毛主席。说王宇猖狂地说，毛主席怎么怎么样，猖狂地、恶毒地说什么话什么话。类似这些罪状多极了。有人揭发，但都没有说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的。再一反问，他们也说不上来。后来开始问侯瑛说过什么反动话，李红旗说过什么反动话？一个人一个人地问，我说，他们都没有说过反动话。后来这些诬陷我的话，最后一句也没有落实下来。
那时期他们每天斗我，总共斗了有300多次。有时候一天就斗三、四次，排着队地斗。这个班斗完，转进那个班，一直搞到中午。开斗争会都要把我的两个胳膊撅起来，直到现在，我的俩胳膊还有点毛病呢。
后来，学校就搞清理阶级队伍了，好几个有历史问题的老师，都关在我旁边。还有一个姓王的工人，也是我们这一派的，是“反革命”。还抓了老红卫兵的几个人，关在顶头那间屋子里。当时抓的人挺多的，关了一大排。这里面的人经常被打得哇哇乱叫。没挨打的就我一个。他们说，要保护好典型。
到“五一”的时候，学校的喇叭里广播，到处贴标语，什么“红色电波传喜讯，中南海畔春烂漫”。据说，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给28中军训团打电话，问：王宇的问题现在怎么样了？这消息是看守我的人告诉我的，我说后来怎么说的啊？他说，说完这句话，总理就把电话挂上了。结果空欢喜一场。
我们“八一八红卫兵”的同学还在全市发传单，呼吁营救我。北工大“东方红”有一次把28中整我最厉害的人抓到北工大去，揍了一顿。
我被关在学校里，长达一年零四个月。原来我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他们就拼命整我，后来虽然我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但具体的事情没交代出一件来，也一件没落实，所以就一直关着我。后来他们对我逼得更紧了，每天是白天斗争完了，晚上提审，天不亮就让我出来扫地。我就开始进行抗争。我的头上现在还有一个伤疤，是有一天早晨扫地时，拿一大块石头自己砸的。就是表示我拒绝扫地了。以后，我还过摸电门，也没电死。然后我就开始绝食，持续绝食了6天。
整我的时间一长，我的思想发生了几次变化。在他们的压力下，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是错了，越往那边想错误越多。但是在被逼到极限以后，又反过来想，我是对的，我是正确的，你们凭什么这样对我？情绪又开始转化了。我想，反正是死，就斗争到底。
因为整我有功，我们军训团的团长还立了大功，得到提拔了。那年，华北三支两军会议，有两个典型向全国推广，其中一个被整的典型就是我。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第四版的下方，刊登了报道文章：《革命大批判和对敌斗争结合起来－－北京28中把学习班办成开展革命大批判的阵地》。文章点了我的名，我成了反派的典型。
“你上的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到了1969年年初的时候，他们还给我定不了罪，就让我出去。我不出去，他们干脆就不管我了。那时候，我在院里可以随便活动，有时候在门卫房子里坐一会儿，有的时候帮工人干点活儿。
有一次，我在门卫室坐着，来了一拨儿沈阳搞外调的。他们说，你们学校的王宇呢？现在干什么呢？我说，王宇就是我。他说，你不是全国典型吗？我说是啊，是典型啊。后来宁夏军垦的有个连长，东北农场有一个副场长，都跟我谈了，说你上不上我们那儿去？我说我不去。他们都让我去，依据的就是我那个“典型”。
长期的折磨，使我的神经受到刺激。挨完整以后，神经一直就没好。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我自己都知道我的神经有毛病，思考问题经常丢三落四。以前考虑问题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现在是考虑到这儿，另外方面可能就给忘记了。有时候说着话呢，就突然蹦到另外一个话题上了。
后来我觉得这样不行，就跟几个人到北京市委上访。里面出来一个北京革委会的头头，是一个军人，我记得他穿着蓝色的军衣，估计可能是海军的。我说，我的事儿到底怎么回事？他就含含糊糊的对付我。他还说了一句，你上的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我一听，急了。我说，操你妈！当时拿起会议室的椅子就抡过去了，抡过去以后还要用另外的椅子去砸他。后来被李红旗他们几个拦住了。李红旗对他说，他挨整以后神经受刺激了。那个军人说，我们理解你，理解你。
后来工宣队进校了，军宣队和工宣队就干起架来了。工宣队说我不是反革命，因为没有一项罪行能落实。工宣队队长还找我谈话了，说你的罪名一项也没有核实。你在这儿受的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教育，经过这个呢，你就更成熟了。他们说，你受冤枉了。这之后，我又回去坚持了一段时间。最后感觉到好像也就这么糊里糊涂的了，毛泽东思想大学要毕业了。李红旗他们几个人来找我，说你呆着也是呆着，再呆也没个日子，干脆走吧，出去转转吧！我就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到山西从南到北转了一圈儿。这事就这样稀里糊涂过去了，没有任何人追究就完了。
后来，我托人找了汪东兴，说当时你为什么要抓我？因为你出动部队了。据说汪东兴的回答是：这是上头命令的，不能说。我还给陈伯达打了个电报，打完电报后几天，1969年12月底，在工体开了个什么大会。去参加大会的人回来跟我说，陈伯达在会上说：28中有个王宇，现在提什么要求，你是革命小将嘛，有功有过的，在革命中经受锻炼嘛。就来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这好歹也算是给了我一个交代，也就算是给我平反了。
但是这个平反没有正式宣布，我还一直不服。到1970年，我又给陈伯达写了封信。再后来，林彪的事情出来了，我就想，算了吧，以后再不惹这事儿了。我已经自由自在了，别回头又搅和进什么事儿去，我后来就再也没提平反的事儿。
1970年9月，我就去了铁道部的五七干校，在河南息县。在干校呆了将近两年，到72年7月，成立武汉铁路局，干校就把铁道部的子女800多人都安排到武汉铁路局了。分配工作时，把我分到湖北襄樊铁路机械厂。第二年，我就当了副班长，后来又当了突击队的副队长。1974年底，我当了安装队队长。在那里干了6年，到1978年，把我调到襄樊铁路分局供电段，一直干到1996年底，当时有个政策，到50岁可以提前退休，我就办了退休手续回到北京了。
[1] 1966年10月16日，有关部门为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印发了统一的“标语口号”。因为有些标语口号太长等原因，10月17日又重新发布。较之16日印发的，删去了如”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 “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口号。“三司”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18日凌晨，“三司”进行总动员，和北航“红旗”等造反派一起，上街游行抗议，并在首都街头公开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并召开了“誓死保卫毛主席大会”。此事惊动了毛泽东。10月18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随即开会讨论，恢复了原来的口号，并增添了“三司”提出的新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2] 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军训指挥部负责人。
[3] 25中高三学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的组织部长，后任中学红代会的组织部长，四四派的骨干。
[4] 北京市革委会的干部，主管中学工作。
[5]《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发表在《四三战报》第一期，1967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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