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仁：人生第一步
人生第一步
－－作者：王宗仁
每当如今的中学生们高谈“十六岁的花季”时，我总要回想起自己的十六岁那一年。那是在“史无前例”的年代，1966年初夏时分，初二年级的升级考试即将进行之际，大革文化命的狂飙横扫神州大地，从此，我就和千千万万同时代的莘莘学子一样，被剥夺了继续读书的权利。到了1968年夏秋之交，我们这些初二学生就被宣布为“67届初中毕业生”，进入毕业分配阶段。这时，我刚满十六岁，就面临了跨出人生之路第一步的重大抉择。
当时，伟大领袖的“12.21最新指示”尚未发表，66、67届中学毕业生的分配原则还不是后来令人胆战心惊的“一片红”，而是“四个面向”，即“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在“家庭出身论、家庭成份论”横行天下的那个年代里，“四个面向”是有相当明确的指向的，出身于产业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家庭的“红五类子女”因为“根红苗正”，可以不必经过艰苦的劳动来“改造世界观”，故可直接进入“军工”或“普工”（指军事工业企业或普通工矿企业）；出身于职员、店员等“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可进入“普工”；而出身于“黑六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黑帮分子－－泛指“文革”中“揪出来”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家庭的，则必须进行艰苦的世界观改造，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因而毕业分配的去向理所当然地就是“郊农”（上海郊区农场）和“外农”（外地农村）。早在66届开展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就为自己“算”了“命”，我的去向非“外农”莫属。因为我属于“黑六类子女”！
1966年“文革”初起之时，我的爸爸就被打入“牛棚”，“罪行”是曾经发表过几篇与“三家村”中的吴晗观点相近的文章，“名为学术讨论，实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于是，年不满四十、名不见经传的爸爸一夜之间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与爸爸在同一单位工作的妈妈作为“牛鬼蛇神”的妻子，即被冠以“苍蝇蚊子”，也被列入“另册”；再加上爷爷有所谓“历史问题”，我们一家真是倒霉透顶了：家里两代“黑”，“扫四旧”时被抄了家；以后又被扫地出门，全家三代七口人被“压缩”到十多平方米的斗室中；“群众专政”开始后，黑漆大门上常常被勒令并排贴上两张白纸“认罪书”；邻里都把我家“视为畏途”，不懂事理的小孩更是连我们兄妹几个都敢欺负，走在弄堂里，常常遭到他们的袭击，石块、唾沫，辱骂、冷拳，而我们岂敢评理，更妄论反击，唯有忍气吞声，眼泪往肚里流……。这是一段极为痛苦的日子，生活在“精神地狱”中的我急切地寻找一条解脱之路。
当66届毕业分配去向中有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多余名额向67届开放时，我就报了名，结果是理所当然地遭到拒绝：黑龙江兵团直接面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需要挑选可靠的“红五类子女”去“屯垦戍边”。当67届的毕业分配方案正式公布、我被明确无误地列入“外农档子”后，我对上山下乡就更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所以，68年10月底，首批“外农”去向和名额公布后，我立即报了名。那是全上海第一批插队落户名额，全市1000人，去向是江西中部的新干、峡江两县。我所在的东风中学有4个名额。然而，到11月8日公布名单时，我又“落榜”了，原因是，这首批插队名额的“政审要求”较高，与去黑龙江兵团的“政审要求”差不多。这一下真令我茫然不知所措：我的“出路”何在？……谁知就在此时，出现了意料之外的转机。
11月15日一早，我们照例来到大操场上参加“早请示”仪式，排在队伍末尾的小费突然被毕业分配工作组（毕工组）的余老师叫到一边，余老师问小费：“去江西插队的人数还不够，你曾经报过名，现在让你去，你去吗？”小费没有多加思索，就回答说：“去，去！我去江西插队！”老师让小费立即回家准备行李，因为11月19日就要出发，只剩下4天时间了。班主任薛老师对迷惑不已的同学们介绍了这一“突然事件”的原委：原定全市首批去江西插队的有1000个名额，卢湾区为100个名额，但是直到昨天（11月14日），只完成了四分之三，为此，区革命委员会毕工组昨晚开了紧急会议，动员凡曾报名的同学行动起来，争取完成去江西插队的任务……。
我的毛笔字还算可以，所以，大家推举我为小费“被光荣批准赴江西插队落户干革命”书写大幅大红喜报。当我蹲在地上、摊开红纸的时候，刹那间，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会不会让我也立即去江西？但是，我很快自我否定了：不会，不可能！如果真要我去江西，为什么不在通知小费的时候同时通知我呢？再说，前一阵子已经告诉我，我的“政审要求”不合格，小费虽然不是“红五类子女”和“劳动人民家庭出身”，有点“海外关系”，总比我这“黑六类子女”强。这么一想，我也定下心来，蘸饱墨汁，挥笔疾书，很快就在一片称好声中写完了喜报。
下午，我们几位要好的同学和班主任等老师一起来到市中心人民广场和外滩等处，同小费以及先前获准赴赣插队的小徐、小刘、小金、小李等合影留念，度过了依依惜别的半天。回到学校时，已经天黑了，大约是五点半左右。大家说说笑笑地涌进校门，只看见同学小周疾步走来，高声问道：“小王回来了吗？”我应声道：“在这儿呢！”话音未落，小周一步冲到我跟前，说：“快回家，快回家，老师上你家找你去了，要你也去江西！”什么？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耳边又明明白白地传来小周的声音：“去江西的人数还没满，想叫你也去江西！”去江西！现在刚刚通知我！我惊呆了，站在原地，不知所措，脑子里一片混乱。在小周等同学的催促下，我才想起，此时最要紧的是赶快回家！一是老师在那儿，二是要和父母家长商量。
我浑浑噩噩地回到家里，老师已经离去，爸爸妈妈见我姗姗来迟，很不高兴，但又不便厉声责怪我，因为这是关系到“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上山下乡干革命”的大事，纵然我回家再迟，也不可加以叱责的，更何况在当时爸爸还是“带罪之身”呢？我和全家人胡乱地吃着晚饭，商量着该怎么办。爸爸妈妈和爷爷都不敢为我作主，要我自己拿主意。
在短短的一餐晚饭时间里，我真的想了好多好多。我想到了“文革”两年半来全家的逆境，想到了向往已久的逃离“精神地狱”，如今机会来了，还犹豫吗？再一想，我走了，也许可以得到解脱，可家里其他人怎么办，他们的日子将会怎样？……我忽然想起，“去江西插队的政审要求和去黑龙江兵团差不多”，这可是很要紧的政治因素（尤其是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里），我到江西插队，学校里一定会来报喜，这样，我家大门上将会出现一张极其难得的大红“喜报”，取代那触目惊心的白色“认罪书”，这会使家人在里弄里的日子好过一些，这样，不仅我自己能获得某种解脱，对家人也有好处……。再说，已经获准去江西的小费、小徐、小刘是我的同班同学，小金、小李我也都认识，和这么多熟悉的同学在一起，互相照应，恐怕也是难得的机会。……于是，我向全家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到江西插队落户去！爸爸妈妈和爷爷都不做声，慢慢地向嘴里扒着饭粒，饭桌上一片沉闷。
吃过晚饭，爸爸妈妈和爷爷开始为我打点行李，我则来到学校，来到班主任薛老师的宿舍里，还有好几位要好的同学也闻讯赶来。老师和同学们都对我去江西插队感到担忧：“你这么瘦小文弱，能行吗？”我心中的矛盾、痛苦实在无法如实相告，只是简简单单地回答说：“我想，能行。”除此之外，我再也不说什么。老师同学也不再追问，一起为我在短短的两天时间里完成行李的准备而出主意、想办法，大家分了工，各司其责。我说不出是喜还是悲，默默无言，唯唯诺诺地听从大家的安排，直到九点多钟，大家才散去，各自回家。
班主任薛老师说要送送我，就和我一起沿着嵩山路缓缓南行。老师再一次关切地问我：“对插队落户的艰苦生活，你有思想准备吗？”我说：“我是外农档子，我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薛老师又问了一些行李准备方面的情况，我见时间已晚，就让老师留步，早些休息。老师停下脚步，犹豫了一下，又象是鼓足了勇气似地以一种沉重而缓慢的语气对我说：“这件事对你来说是太突然了，太急促了，所以，如果你现在说不去，还是允许的。”我惊讶地望着老师，不知该说什么，脑海中刹那间又成了一团乱麻，“去，还是不去？”老师又说：“直到现在为止，你赴江西插队的批准书还在区毕工组，还没有正式下达到学校，所以，现在改变主意还是可以的。”老师静静地等着我。我抬头看老师，只感到在沉重的夜幕下、初冬夜晚的寒风中，老师的目光是那么温暖、慈祥。我心头一热，眼眶湿润了……。耳边又传来老师的亲切话音：“这是人生的大事，插队落户肯定要比农场艰苦，小费、小刘、小金他们的身体条件要比你强，你又比他们小一两岁，你可要慎重考虑啊！爸爸妈妈对你去插队放心吗？”一提到爸爸妈妈，我忽然清醒过来，一种强烈的“逃亡感”（摆脱“精神地狱”的要求）再次战胜了我：“插队去，到江西去，快快离开这样的环境！”再有，薛老师此时的处境也不容乐观，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已经开始明显地把清理阶级队伍的矛头指向了他这个“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倘若在此时刻我突然“变卦”，岂不给老师带来麻烦？然而，我不可能和盘托出我的全部真实想法，只是说：“反正是外农档子，早走晚走都一样，就到江西去吧，有那么多熟悉的同学在一起呢。”老师似乎心照不宣地理解了我的内心苦衷，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多保重，注意身体……”他的双手是那么有力，和我握了许久许久……。
这是1968年11月15日，一个初冬的夜晚，我“自主”作出了人生第一个重大的最终决定；这是在嵩山路靠近太仓路的丁字路口，一幢四层楼房下，成为我跨出人生第一步的起点！从此以后，每当我经过那里，总会在脑海中重新浮现出那不堪回首的往事……。
1991年4月构思，1995年4月初稿
1995年9月28日附记：
日前，《人生第一步》中提到的小周看了此文，认为所述与他的记忆相符。他说：“我直到今天（也就是时隔27年之后）才了解您当年作出人生第一次重大决定时的内心世界！”是啊，我原本就比较内向，在“文革”那个非常时期，我更是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使别人无法窥探我的内心。小周还清楚地记得，当他一听说要我也去江西插队，十分着急，可四处都找不到我，所以看到与我一起外出拍照的同学回校时，赶紧大声发问找我。他着急的不只是我还蒙在鼓里，而且是认为我不宜去插队，因为我是个“文弱书生”，身体条件不如小费、小刘他们。当他找到我以后，还明明白白地对我说穿了这一点，可我却一言不发，使他十分费解，也成了他心头一个二十多年不解的疑团。直到此次见到我的这篇回忆录，方知其中原由。我虽然记不起这一细节，但我相信这是真的，当时我怎么会把自己心中的痛苦随便告诉别人呢？打那以后，我自己也把这段流血的内心独白深藏了二十多年。直到近几年，才与极个别知心知己偶尔触及这至今还令人隐隐作痛的伤疤。
2008-11-02记：
需要说明的是有一处“历史错误”。文末说：“1968年11月15日，一个初冬的夜晚，我‘自主’作出了人生第一个重大的最终决定；这是在嵩山路靠近太仓路的丁字路口，一幢四层楼房下，成为我跨出人生第一步的起点！”其中提到的“一幢四层楼”应该是三层楼。那是嵩山路路西、拐角上的一幢房子，1968年还是“原汁原味”的三层楼，我们下乡后若干年上海为解决居民住房的紧张状况而刮起“加层”风时才变为四层楼。不过现在也已经不复存在了，从谷歌、E都市等网站上可以看到，嵩山路以西、太仓路以北的那个地块已经成为一片工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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