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仁：寒冷的一月十一日
寒冷的一月十一日
－－作者：王宗仁
一年一度的一月十一日又到了。如果到网络上查阅“历史上的今天”，可以见到许许多多历史事件，也许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内容。但是，这一天在我家的家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家难日”。
原本尚属平静的生活在1966年被打断了－－在六月份文革全面爆发之前，无帮无派的父亲就被莫名其妙地打成“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原因是一些学术观点“与‘三家村’一样反党反社会主义”。起初，父亲还抱着希望，“是能够说明白、说清楚的”，以为仅仅挨一场“口诛笔伐”的批判就可以过关。万万没有想到，文革竟会发展到无法无天的地步。
1966-8-18，“百万革命师生、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受到伟大领袖接见，“红色风暴”开始上街“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矛头指向“封、资、修”的店招、路名、“奇装异服”之类。我当时才满14岁，凑热闹，跟着学校的老师同学上街宣传“四新”，到公共汽车、电车上读语录、唱革命歌曲，似乎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但是，紧接着很快出现了“抄家风”。无需任何手续，任何“革命群众”都可以对“地富反坏右、黑帮分子、反动权威、牛鬼蛇神”等等阶级敌人“采取革命行动”，甚至发出各种“勒令”（按照现在的观念，是完全彻底的侵犯人权）。一时间，抄家成风，伴之以大街小巷批斗，大字报标语贴到家里，直至全家老小“扫地出门”。
1966-9-6。我照样和同学们上街“宣传革命”，照样是吃了晚饭再去学校逛一圈，晚上八九点钟才回家。当我走进弄堂，突然发觉有点异样：自家窗口对面住房的墙上，一片白亮的灯光，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因为在那个年代到晚上九点钟还把楼上楼下的电灯全部大开，是不可想象的浪费行为。忽然，我又听到弄堂里其他楼房黑呼呼的窗口传来低低的话音：“看，回来了，回来了。”我四下张望，发现许多窗口都有人朝我家方向张望着、窃窃私语着。我赶紧再看我家的窗口，岂止是二楼、三楼的窗口一片通明，对面墙上还可以看到晃动的人影呢！再定睛一看，平时晚间没有什么人活动的二楼亭子间，竟然也是灯光大亮！出事了？抄家了？
容不得我再看再想，已经来到家门口了。一打开后门，就是刺目的灯光，上楼的楼梯是灯光通明，平时储藏杂物、很少打开的小搁楼也是灯光大作。上楼时，经过小搁楼，看到有人在里面翻查平日里不去翻动的一些书籍，不时挑出一些扔到楼梯上……。毫无疑问，我家正在被“采取革命行动”－－抄家。
我懵懵懂懂地走上了二楼，环视四周，只见二楼前后楼都有人在“看守”，房间里所有橱柜都已经翻乱，没法关上门了，连平时我们几个小孩子放书本放学习用品的地方，也是一片狼藉。不过，主力已经到三楼我父母的卧室里，不时听到楼上传来急吼吼的叫声。我不记得“红卫兵”“造反派”对我说了些什么。他们让我到一边去睡觉，不准说话。我毕竟还小，提心吊胆地躺在床上，还是睡着了。等到张开眼睛，只听见嘈杂的脚步声和说话声，那些人正在打点“战果”……。
折腾了一夜，幸好没有私藏金银首饰以及“变天帐”之类的严重问题，抄走了一些书籍手稿。虽然没有照当时的做法在里弄里开现场批斗会，但“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的身份就此“公诸于世”，本来在众人心目中文质彬彬的“读书人”一夜之间成了另类、文化大革命揪出来的“坏人”，邻居们对我家老老少少都“刮目相看”。
不久，社会上又出现“红色恐怖万岁”这类“革命口号”，真让全家人陷入惶惶不安之中。
这时发生了1967年“一月革命”，“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从“走资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过了权力。我父亲的老同学来看望我父亲时，谈到市革会设立了一个“接待站”，接待群众来访。这两个老实巴交的知识分子，竟然觉得命运与前途出现了一线转机，决定去“上访”。
当时受到文革冲击、痛苦不堪的受害者出于对“新生政权”的期望，到“接待站”申诉的可谓“蜂拥而至”，每逢接待日，虽然是下午接待，还必须天不亮就去排队。
3月的一天凌晨，春寒料峭，黑咕隆咚之中，我走出了家门，从我家所在的南阳桥，一路小跑，到“接待站”（襄阳公园附近），为父亲提前排队。（当时舍不得坐公交车，只知道有六七站路。最近在电子地图上查到，差不多有4公里。）天光大亮后，祖父来了，他是把买菜、做早饭等家务活干完了来换我吃早点。记得是在“接待站”对面一家饮食店吃的大饼油条豆浆。我又冷又饿站了几个小时，此刻觉得早点格外香甜……。
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又如何呢？尽管我父亲觉得自己与“黑帮”毫无关联，“浑身不搭界”，问题很容易查清楚，但是“接待站”决不会当场给出什么说法，更不可能让上访者如愿以偿而愉快离去的。他们的专用语是“回去等着吧，我们会联系的。”对这一番“忽悠”信以为真，实在是太天真了！
“造反派”很快就知道我父亲“上访”的详细情况。一天晚上，我母亲不像平日一样与我父亲一起回家（他们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忧郁地说，“那些人（指造反派）为了前些天的上访之事开批判斗争会，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晚上还有什么革命行动。”全家愕然。
晚上七点多钟，那些人带着我父亲来我家“采取革命行动”了。那些人直奔三楼我父母的卧室，留下个别人看守我们这些家属老小。我特意找了一本小册子，放在自己面前，佯装在阅读。“看守”问我看什么，我把小册子递过去了。那书名《何其毒也》，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是“别有用心”的，无缘无故把我父亲打成“黑帮”“反动权威”不也是“何其毒也”么？那“看守”翻了翻，朝我看了看，想说什么却又没说，悻悻然走开了。
那些人吆五喝六，厉声斥责，高喊口号，“威震四方”。他们让我父亲找来一大张牛皮纸（这是父亲平日用来包书的），拿来砚台和墨，边研墨，边听他们的训话——说我父亲是“配合二月逆流，妄想翻案，狗胆包天”！他们写完大字报，又吵吵嚷嚷找浆糊。家里哪有贴大字报的浆糊呢？于是，勒令我祖父用面粉立即调制浆糊……。
“反击翻案逆流”的“造反派”闹完走了，我们才看清楚，父亲的脸上好多的伤痕。母亲偷偷告诉我们，那天父亲还在据理力争－－没有人规定我不能去市革会接待站，我是请假离开单位的……。结果挨了一顿耳光。
毫无用处的解释和抗争啊！全家人再一次深陷惶恐不安，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新的“惩罚”降临。
不久，我家所在地段的房管员，带着“造反队”袖章，走进我家。父母都上班去了，只有老祖父在家操劳家务。房管员声称，“像你家这种情况要紧缩住房面积！你家把三楼前楼让出来！”
我祖父听得此言，顿时目瞪口呆－－
祖父从小种田，进私塾读了三个月就因曾祖父病故而辍学，去酱油店、南货店当学徒，后来进纺织厂学机修，刻苦钻研，自学成才，从国外买来的机械出了故障，科班出身的摆弄不好，我祖父埋头琢磨，居然“妙手回春”，于是一鸣惊人，成为技术部主任。可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江南国土都沦亡”，工厂被毁，一家人在苏南苏北颠簸流离，靠做小本生意谋生。抗战胜利后，来到上海，又合伙经营零布店，陆续有了一些结余。在战乱年代房价低贱的时候，租下了一处石库门住房。当时家里只有四五个人，就把顶层阁楼和三四楼的亭子间租出去了，自己家里使用底楼和二楼两个楼面以及三楼前楼，总计70多平方米。
到1958大跃进年代，里弄里要办卫生站，我家被动员让出了底楼，近30平方米。然而，在此之前，我和弟弟妹妹相继降临人世，已经预示着家里住房紧张的前景。如今，又过去了八年，家里的小孩也开始长大成人了，想不到文革又要让我家让出住房！
祖父思索许久，还是“实话实说”。不料，答复是“不行”。祖父又去房管所，把家里的实际情况“如实相告”，恳求房管所理解。依旧是一口回绝，还威胁立刻派人上门动手“帮忙”。无可奈何之下，全家老小动手，天天晚上搬挪不止，到67-10-09初步腾空了三楼。
尽管如此，祖父还是几次向房管员苦苦哀求，“手下留情”。最后，11-01，房管员松了口，“或多或少让出一点吧”，言下之意，同意只让出二楼亭子间。全家感激不尽。
然而，房管员是个无赖之徒。他几次三番说：“现在你们满意了吧？”“这一下你们称心了吧？”可是当时祖父和父母都听不懂其中的“弦外之音”，只知道连声道谢！
于是，房管员横生枝节，屡屡变卦：忽而硬说亭子间与小搁楼是一起出让的（惹得我祖父发火，指出从未有过这种说法）；忽而又突然要求当天搬空亭子间（明知我父母在上班，没有搬家的劳动力，而且已经书面保证11-10交房）。房管员理屈词穷，每每碰壁。
我们全家老小利用每天晚上时间以“蚂蚁啃骨头”的办法把二楼亭子间的东西全部出清。在11-10按约交房。
1967就在惶惶不安之中过去了。谁知，更大的灾难马上来到了。
自从66-9-6被抄家以后担心了一年多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68-1-10。下午4点多。房管员突然上门，宣布：明天上午搬家！至于什么地方，明天就知道了，反正就在现在住的地方附近。一家人都发呆了，没有人说话，也无话可说。
68-1-11。早上，我家按照习惯打开收音机收听天气预报、新闻广播。这一天的广播里说，一年前的一月十一日，中央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今天是“一月革命”一周年纪念日……。
天哪，一月革命、文化大革命，给我家带来的竟然就是这？！
从此以后，我就记住了一月十一日，它是“一月革命纪念日”，更是我家的“家难日”－－“牛鬼蛇神，扫地出门！”
记不清那天“造反派”是什么时候来我家的。只记得，祖父跟着“造反派”去看“新居”，很快就回来了，看来真的不远。（现在从电子地图上量的距离是不到300米）只见祖父垂头丧气、有气无力地说：“太小了，太小了。还是朝北的……。没办法了，只能搬了……。”两只眼眶里满是痛苦的泪水。
至今我还记得，当我迫不及待地第一次到“新居”时，朝北的房间明显地阴暗，里面还没有搬入多少东西，显得空空荡荡的，似乎还不太小，就安慰祖父：“还好，小得不多。”祖父强忍着悲痛和眼泪，打断我的话，说：“你还小，不会看房子。”
全家人差不多花了一天时间，无数次往返于“老家”“新居”之间。不记得是怎么借来手推车来搬运家具、生活用品、书籍的。只记得祖父还几次到旧货商店、旧书店联系上门收购，父母卧室里的家具全数卖掉了，父亲收藏多年的书籍也成捆成捆扔上了收旧车……。
还有许多胸闷的事——
盼望了多少年、筹划了几个月、刚刚于12-1开通使用的管道煤气，仅仅“享用”了40天，又一夜回到了煤球炉。
“新居”是把一个工商业者赶到局促的亭子间、空出二楼东厢房、又重新分隔成前后两户的格局，我家在后半部分，朝北一扇窗，正对着一条狭窄的夹弄，冬天正好形成西北风的风口。总共20平方米的面积，其中8个多平方米是没有窗户的暗间，就像一个“黑盒子”，到了夏天更是蒸笼一般。因为薄薄的纤维板墙壁外就是一个火热的煤球炉！
这个煤球炉偏偏还不是自己家的。南半部分是一家“困难户”，已经搬进去了，煤球炉也已经安放就位，“先占为王”，竟然占用了北半部分（也就是我家的“新居”）的门口部位。那么，我们家怎么烧饭呢？主宰我们命运的房管员斩钉截铁地说：“底楼不是还有空的地方吗？”就是说，我们全家住在二楼，烧饭必须去底楼！自己房门口不能自己使用，却必须让“困难户”就近烧饭！我家有60岁的老人，不得不上下奔波；“困难户”家中最大不到50岁，年轻力壮，却照顾就近……。
说不通啊，想不通！
在经过了一年多磨难之后，祖父和父母“学会”了忍辱负重、忍气吞声……。
公元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一日，农历丁未年十二月十二，“三九”的第三天，真真正正是一个寒冷的日子。
在“一月革命”一周年那天——68-1-11，被“扫地出门”的我家三代七口人，开始了“全新”的生活，这是难以形容的“精神地狱”。
祖父在五十年代中期“工商业改造运动”中“因言获罪”而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在1965年年初获得“回到人民队伍”的资格。然而，68-1-11之后，毫无道理的“理所当然”地回到了“地富反坏”的行列。除了按规定向“专政队”报到、“早晚请罪”、定期交思想汇报、逢年过节贴“认罪书”、有重大政治活动时“画地为牢”式的集中处置……等等之外，一年到头，天天在里弄里监督劳动，花甲之年，还得天不亮起床打扫环境卫生，每逢星期四里弄大扫除时还得弯着腰一刻不停地接连打井水数百桶，“备战”期间与年轻力壮的一起不管烈日严寒、往返几十里拉运为防空洞工程烧砖的砖坯……。直到1973-1-16，里弄里开会宣布“维持文革前的结论”，重新“回到人民队伍”，他在里弄的处境稍有好转。长期不断的与年龄完全不相称的强体力劳动，使祖父的健康遭到极度破坏，再也无法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
然而，更可怕的是极度的精神压抑，在他心头始终积压着难以掩饰的痛楚。他多次和我谈起坎坷的命运之路、艰辛的持家历程。他还告诉我，他不止一次萌生短见、想一死了之。但又一次次挺了过来，“说是一了百了，不可能啊，还会连累家里其他人……”。每言及此，总是老泪纵横。
他还是怀着希望，活着，活着。他看到了1976年10月的“四人帮”垮台。1977年下半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进入实施阶段。父母的单位里确认了我家属于落实政策的对象。祖父欣喜不已，听说有“万体馆”或“武宁路”的高层建筑，他很高兴，虽然远离已经住了几十年的市中心，但还是想离开这块伤心之地。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极左路线的流毒远未肃清而是作祟不已。父母的单位迟迟没有通知为我家“落实政策”的具体地点，几经了解，竟然是：因为拟议中分给我家的“万体馆高层”属于“向外宾开放的地区”，而祖父有历史问题，需要继续研究！天啊，什么1965年的结论，什么维持文革前的结论，都是空头支票，祖父还是属于“另册”！他的心碎了，“到底要到什么时候？”
1978-1-11，是我家蒙难整整十周年。天寒地冻，祖父的老慢支、心脏病、高血压都到了“兴风作浪”的高潮。我们都言语谨慎，在这样的敏感日子里，特别要避免触及那些刺激祖父神经的话题。
1978-1-15，天气阴沉，格外寒冷，是典型的“捂雪天”。在冰窖似的朝北的房间里，祖父蜷缩在小椅子上，自言自语地说：“大概要走了。”但是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晚饭后，祖父和全家人坐在一起，一声不吭，听大家聊天。坐了一会儿，与往常一样，说了一句“我先去睡了”，就独自去那个终年不见阳光的暗间里。没多久，我听到祖父剧烈的咳嗽声，连忙跑到暗间打开灯，问祖父怎么样了，只见他无力地张开眼睛，看了我一眼，又张了一下嘴，头一歪－－我觉得大势不好，连忙大叫，可是他毫无反应！父母、弟妹闻声而来，也惊讶不已，连喊带叫，连推带搡，都无济于事。情急之中叫来邻居陆医生，她见状不妙，急忙让我们去打电话叫救护车，自己则为祖父做人工呼吸、体外敲击心脏。
我在家里隔壁的里委会办公室，打电话叫救护车，然后跑到弄堂口等候。这时候，天空飘着雪花，夹带着雪珠，风雪交加之中，路灯的光线更加黯淡。十多分钟后，救护车来了。医生一看，摇摇头，“没什么用了”。但是我们都还抱着希望，把祖父抬上担架、抬上救护车……。医院的急救室里，一针又一阵的强心针注射进去，作用全无，医生无可奈何，写下了“猝死”的结论。
祖父没能等到离开阴暗小间、重回阳光洒满家居的那一天，在寒冷的一月风雪夜永远离开了我们……。
1978-4-16，我们搬入落实政策的新居。这一天，与“家耻日”1966-9-6是4240天，与“家难日”1968-1-11是3748天，与祖父辞世日1978-1-15是91天。仅仅只差了91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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