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仁：第一次走进“第二故乡”
第一次走进“第二故乡”
－－作者：王宗仁
【写在前面】
1995年我写下了这篇关于首次进入“第二故乡”的回忆。
我是1975年“病退”回沪离开“第二故乡”的。到写回忆，已经时隔20年。
写回忆后，又过了10年，2005年，我坐2005次列车回到“第二故乡”！真是“无巧不成书”！（08-11-02）
1968年11月19日，上午10点，我作为上海首批赴江西插队的1000名“红卫兵革命小将”中的一员，告别了故乡，告别了亲人，踏上了“革命征途”，到“第二故乡”去，“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隆隆的“红卫兵上山下乡专列”在沪杭、浙赣铁路上奔驰了十多个小时，于20日凌晨七点差十分抵达江西省中部的樟树镇，这里不仅是清江县的县城，更是全国中药材的重要集散地，历来有“药都”之称。但毕竟处于不发达的内陆地区，加上又处在“文革”动乱年代，火车站之简陋、县城市容之邋遢，实在难以将它和“中国药都”的美誉联系在一起。
我们还来不及细细观赏“药都”风貌，就被安排上了大卡车。1000号人从此分为两拨，一半去峡江县，一半去新干县。约九点，我和近80位来自卢湾区的以及其他大约400名来自徐汇等区的“革命小将”上了去新干的大卡车，延着南昌至“革命圣地”井冈山的公路，长驱五十多公里，前往新干县城。一路上，砂石路面的公路倒还算平坦，天气也不错，撩开车上挡风遮雨的篷布，急切而贪婪地观望即将成为自己“第二故乡”的景致。大家看到公路两边是一马平川，根本见不到山的影子，七嘴八舌地嚷嚷起来：“这哪儿是江西山区啊？”从小在大上海生活、长大的“小将”们只有长风公园“铁臂山”、松江佘山这样的概念，对“真格”的山区充满了好奇与急切的向往。前来樟树迎接我们的新干“县革委”的同志解释说：你们要去的生产队离这儿还远得很，到那儿有的是山……。
卡车一路疾驰，不知是谁，第一个高呼起来：“大家看，前面有山了！”大家一下子兴奋起来，向车行的前方望去，呀！真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在初冬的阳光下，果真出现了山的影子！远远的，淡淡的，连绵起伏。很快，公路就逼近了那片山脉，嗬，好一片郁郁葱葱的青山，尽管离我们还远，但我们仿佛已经听到了雄壮的松涛，闻到了山林醉人的清新……，以往只有在书上报上读到的充满诗意的描写，如今是身临其境、置身其中了。我们这些头一回踏进社会的“小青年”都陶醉在兴奋之中，有人还感到不满足：这山还不够高呀，算不上“崇山峻岭”。
谁知，刚高兴了一会儿，视线中的山岭又渐渐消失了，大家又不约而同地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新干“县革委”的同志说：“快到新干县城了！新干县城周围的山比较少。”“那我们究竟去哪儿？”上海护送团的“工宣队”师傅再次拿出一张在火车上得到的纸条，上面写着我们“落户”的生产队队名，是什么“庄生产大队”，在火车上大家琢磨了半天谁也不认识那个由“雨”字头下加一个“亏”组成的字。新干“县革委”的同志一看就认出来了：“喔，这是个繁写的‘云’字，你们去的地方是云庄生产大队。”
云庄，好一个不乏诗意的名字。也许它位于高山之巅、云彩之中，故而有“云庄”的美称？于是有人发问：“云庄有大山吧？离县城多远？”“我们这个地区没有什么大山、高山，属于丘陵地形。云庄离县城五六十里，在山里，但不是全县最高的山。”听这么一说，大家有点泄气了，不是山区，只是丘陵；到了“山”里，还不是全县之最，真没劲。
谈笑之间，卡车在一个广场似的开阔地带转了一圈，停了下来，此时大约十点半。周围有些人群，充其量有百余人，举着伟大领袖的画像和红旗，敲着锣、打着鼓、高呼着口号。可是，这里的锣很小，鼓更小，只要一个人敲，“咚咚咚”地响，脆脆的声音传不了多远，与上海四个人甚至八个人同时擂响的大鼓根本无法相比，上海那种大鼓才真有震天动地、憾人肺腑、令人亢奋的雄浑壮观气魄，听起来才带劲呢。那一拨人喊的口号，是夹杂着普通话的方言，我们只能断断续续地听懂“欢迎”、“上海”、“革命小将”等单词。“县革委”的同志说：“新干县城到了！”喔，原来这就是县城，这就是县城对我们的欢迎仪式！
这里是当年相当典型的内地县城格局：在紧靠交通干道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个角是县政府（当时叫“县革委”）办公大楼和招待所，此乃全县的政治中心；一个角是县百货大楼，代表了全县的经济中心；一个角是图书馆、文化馆之类，是全县的文化中心所在；再一个角是长途汽车站，是全县的交通枢纽；中央有个圆形的花坛，是个小型广场，各种政治集会在此举行。
由于欢迎仪式太简短、太简朴，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还沉浸在对昨天规模巨大的欢送仪式的回忆之中，欢迎仪式就结束了，以致在我脑海中除了“简陋”之外就几乎再也没有留下更多的印象。只记得，这天代表即将接受我们去“落户”的云庄大队来欢迎和迎接我们的，是云庄大队支部书记的儿子，他与我们年龄相仿，操着一口带有浓重方言味的普通话，听起来挺费劲。他自我介绍说，他也念到中学，也算得上是个“知识青年”了。
我们在县城什么地方吃怎样的午饭，如今已经记不清楚了。肯定比较简单，所以没有印象了，当然也有“归心似箭”式的心态，急于对“第二故乡”的真面目见个分晓。午饭后大约十一点多，就再次上了卡车，向最后的目的地进发！离开县城没多远，道路开始变得高低起伏，视野中出现了山峦，而且渐渐地逼近道路两侧，我们开始在山路上颠簸了，此刻的知青们已经没有了刚才那种兴奋劲儿，也许是因为县城的欢迎场面与昨天离开上海时隆重热烈的宏大场面宛如天壤之别，是几个数量级的巨大差异，令大家失望了……。道路越来越“山路化”，卡车在一个个山包之间打转转，绕来绕去，视野越来越狭窄，景深越来越短浅。路边的山沟里是层层梯田，已经收完稻子，留下的只有淡黑色的土地和一行行一列列的稻茬；紧贴山脚边也有些水田模样的地块，也留有稻茬，可泥土却呈桔红色；山坡上倒是郁郁葱葱，有高大的松树、杉树等乔木，也有漫山遍野的灌木丛。一路上见到过几个村庄，都不大，几十户人家的规模，也经过了几个集镇模样的地方，有好些卡车分别停下了，陆续有知青下了车，离开了长长的车队，可我们卢湾、徐汇等区知青乘坐的卡车却是“一往直前”，一直没有停车。
卡车在砂石路面的道路上一路颠簸，卷起阵阵黄尘，望望路边的里程碑，已经离开县城十多公里了。“究竟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呢？”我心里正嘀咕着，卡车停下了，哦，它载着我们来到了“鸡峰公社”——云庄大队就归它管辖。公社所在地叫麦？（此字为上斜下土），离县城十五公里，是个很小的镇子，紧靠公路有几排平房，办公室模样，就是公社“革委会”所在了，还有几家门面，是供销社，卖些日用百货、针头线脑的。这天，镇上也集合了几十人，排在路边欢迎我们，照例是红旗、画像、锣鼓声、口号声，……不知是谁心眼多了一点，悄悄地在知青人群中传话：“喂，你们注意了没有？那么多人都穿的上下一身黑！”经这么一提醒，大伙儿果真发现，真是头一回见到的新鲜事儿，那一溜儿数十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一副模样的打扮，黑色的上装，黑色的裤子，加上黑黑的脸膛，哎呀，“一片黑！”在“文革的中心”上海，黑色是代表反动、落后的颜色，是“牛鬼蛇神”“黑六类”的专用色，因而是“忠于伟大领袖的革命群众”最最忌讳的颜色，怎么这儿的贫下中农居然如此钟爱它？这是怎么回事？！深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教育”的知青们在脑海中留下了大惑不解的疑团。
云庄大队的支部书记这天正在公社开会，他参加了简短至极的欢迎仪式，与我们见了面。看上去他有五六十岁了（下乡后没几天，他做了排场不小的庆寿活动，我们才知道他的确切年纪是五十虚岁），虽然背微驼，但瘦瘦的个子仍显得比其他当地人略高些，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带有忧郁的笑容，略显苍老的目光中不乏精明与狡黠。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他的形象与多年来从书本与银幕上接受的教育所形成的想象相差甚远，我们还来不及打听当地人如何称呼这位“父母官”，于是就按照从书本与银幕上学来的“革命队伍中的称谓”，想当然地叫开了“老支书”。他似乎一下就听懂了上海知青的普通话，坦然接受了我们对他的“敬称”。从此一叫就是近十年——不，直到近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这么称呼他（可惜他再也听不到了，他在前些年谢世了）。
公社的欢迎仪式一结束，我们就正式“各奔前程”了，分头前往“落户”的各大队、生产队。离开上海时我们被仿照军队编制，编成若干个连、排、班，此时番号为？排一、二、四、五、七、八班的62名卢湾区知青分配到云庄大队，这样，除了三、六两个班的十多人外，卢湾区的知青几乎全部集中在云庄大队了。
载着62人的卡车再次启动，云庄距离公社还有二十多里！而且不在县域公路主干道的附近哩。公路左一拐，右一拐，行进到22公里的里程碑后，一个右转弯，开上了一条明显低一个等级的公路，这路面坑坑洼洼的，被来往的卡车、拖拉机轧出了两条深深的沟，好多地方连路基石也裸露出来了，又没有及时修复填平，更使路面七高八低的，卡车在这路上颠簸、摇晃，象是一条与大海波涛搏斗的小舢板。大家从未乘过这样的车，神情都十分紧张，可谁也没吭声，因为大家都有一个简单而纯朴的信念：我们是来插队落户干革命的，就是来经受各种艰苦环境艰苦条件的磨炼的。
在这段支路上颠簸到五公里处，又向右拐上了一条更低档次的公路上。实际上，这已经不是公路了，它不属于国家的公路管养段的管理范围，是沿途的生产队分段负责修筑的供拖拉机行驶的机耕道，并且简易到不能再简易的地步：两边各开了一条排水沟，就算是路界了；用山上开来的不规则的石块垫一层作为基石，再倒上些泥土填填平，就算是路面了。
开了没几步，车子停下了，是个村子，“到了！”不知是谁叫了起来。“不，不，还没到。这儿叫小坑大队，离云庄还有三里路。”一路带领我们进山来的支书的儿子连忙纠正，又招呼道：“大家下车吧，云庄的贫下中农今天到这里来欢迎大家呢！”果然，又有一溜儿黑衣黑裤黑脸膛的人们，举着领袖像和红旗，敲着锣打着鼓呼着口号，只是这锣更小了，巴掌那么大；鼓也更小了，脸盆那么大；锣鼓声，叮叮咚咚，更无章法了；口号声，稀稀落落，更方言化了。云庄大队“革委会”成员、民兵连、共青团等方方面面的负责人全部来到小坑欢迎我们，以示隆重。欢迎仪式比县、公社两级更简单了，可我除了记得知青与贫下中农互相高喊“学习、致敬”的口号外，就记不清它的全过程了，也许，当时过于“归心似箭”了吧，因为“第二故乡”就近在咫尺了，而且仅仅是在一百个小时前才决定到这“第二故乡”来的。
只记得，大队的干部们与卡车司机商量了许久，才再次招呼我们重新上车。原来这条通往云庄的简易非凡的“公路”不仅路面状况极差，令司机胆寒，而且在接近云庄的时候还有一个几近45度的向下的陡坡，它的末端又紧接着一个90度的急转弯！司机在大队干部的百般请求下，勉强答应了继续把我们送进山里的要求，驾着车，小心翼翼地驶上号称只有三里路的“小坑－云庄公路”，在那个45度的陡坡上最终停了下来。
“大家下车吧！这公路还没有完全修好，车子没法开下去，只能请大家步行了。”大队干部们向知青们招呼着。听说到家了，大家的热情又高涨起来，迫不及待、争先恐后地跳下车来。向四下里一看，果真有点惊险的味道：这陡坡的顶端，是实实在在地把一个山坳挖地十几尺、硬劈出来的一条“公路”。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们告诉我们，为了打开云庄与外界的交通，经过反复踏勘和比较，才选定这个突破口，经过几个冬天农闲季节的“挖山不止”，才基本形成道路的模样，估计今年再挖上一冬就可以通行拖拉机了。听着他们充满自豪感的介绍，再环顾这山坳中的陡坡“公路”，我们心中不由得升起了最初的敬意。
在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敲锣打鼓的簇拥下，我们走下陡坡、靠近急转弯时，眼前顿时开阔起来，好大一片农田，好宽阔的一条山沟，对面是绿油油的一座山，山脚下还有一座庙宇式的小白屋，边上有一棵高大粗壮的香樟树。向右看，“公路”的尽头有一座村庄，那就是云庄－－我们的第二故乡，就在这里！
我们站在陡坡坡底的急转弯处，远眺云庄，相距大约四五百米，只见云庄座落在一条山梁的尾端，村口有一座高大的牌楼，白色的方形立柱，白色的门匾，黑色的飞檐，十分醒目，在它后面，一栋栋的农宅延山坡而建，依次升高，上黄下红的墙，乌黑的屋顶，层层叠叠，鳞次栉比，正值午餐时分，村庄上方飘浮着一缕缕淡淡的炊烟，与山间尚未散尽的雾气交织在一起，使山村笼罩在迷人的云雾之中；山村的背后，是生机蓬勃的青山绿林，山连着山，山靠着山，连绵起伏，越往远处山峰越高，最终挡住我们视线的是全县的最高点－－鸡落峰，我们所在的公社就是以此山峰命名的。（二十多年后的1990年，中华地图学社第一次公开出版了《江西省地图册》，将此山峰标为海拔638米“尖老峰山”，山名为何有如此差异还有待考证。）在初冬的阳光里，葱茏苍郁的鸡落峰在群山环拱下更显得鹤立鸡群、巍峨高峻，峰顶在飘浮不定的雾气中时隐时现。它又象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居高临下，默默地凝视着脚下这片古老的红土地，默默地迎接着一群来自远方、初涉人世的小青年……。啊，云庄啊云庄，果真不乏诗情画意。
结束了这“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欣赏和感叹，我们踏着坎坷不平的“公路”，一步一步迈向云庄，迈进我们的“第二故乡”。全体贫下中农和人民公社社员在大队“革委会”的统一指挥下，男女老少“倾村而出”，在村子东头生产大队的大仓库门前，又举行了简短明快的欢迎仪式，欢迎远道而来的上海知识青年。世代居住在山里辛苦耕耘的农民，都是头一回见到来自中国最大城市的城里人，眼神中充满了新奇与好奇，许多人在窃窃私语，似乎在评头论足，更多的人则对高呼口号、发誓要在这儿扎根干一辈子革命的我们感到迷惑不解。锣声鼓声口号声渐渐平息了，我们终于走进了云庄村。
1968年11月20日下午1时许，我平生第一次走进了“第二故乡”，从此揭开了人生道路上最难忘的一页。
1991-04起草
1995-07-31起稿，10-02~03草成，10-04改定
2008-11-10根据日记纠错、补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
文责由作者自负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