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仁：1966年这样游南京
1966年这样游南京
－－作者：王宗仁
〖写在前面〗
这是15年前的旧作，当时的题目是《28年前怎样游南京》。现在拿到“不老阁”“晒旧货”，把过气太久的名字改动了一下，内容不变。
文中提到的南京大学“万人斗争大会”上挨斗的彭冲，正是我在博客上写的《不起眼、被遗忘的一次“扩大招生”》中提到的“上海市革委领导彭冲同志”。近日在网上查阅有关资料，彭冲生于1915年，当年挨斗时是51岁，如今已是94高龄了。他是1976粉碎“四人帮”以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上海市政协主席。
前些日子，我参加了工会组织的赴西山疗养活动，其间到南京游览了两天，又一次勾起了我对28年前第一次到南京的回忆。那次南京之行之所以令我至今仍难以忘怀，不仅是因为那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离家“远游”，而且是由于其中包含了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中一段别具风味的经历。
准确地说，28年前是不能去南京“游玩”的，因为在那“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横扫神州大地的年代里，旅游被认为是游手好闲、贪图享受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理所当然地被列入了“四旧”之列，还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呢？
然而，伟大领袖在这时肯定了“红卫兵小将”的“第五大革命行动”－－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之后的新创造－－“大串联”，于是，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出现了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大串联”狂潮，一时间，火车的正常运行全部被打乱，一列列“红卫兵专列”从四面八方涌向“革命圣地”北京，“我们要见毛主席”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一趟趟“红卫兵专列”又满载着幸福地接受了“红司令”检阅的“小将”分赴各地宣传最新最高指示，让广大未能有幸进京的“革命群众”分享见到伟大领袖的喜悦。
没多久，人们发现，“大串联”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每到一地，吃住不愁，虽然条件是差了点，一般只能睡统铺乃至睡地铺，但吃饭几乎是免费的，象征性地收一点粮票钞票而已，对外出日久、粮草用尽的“革命小将”甚至只需记个账，“以后再还”；更吸引人的是，乘火车不用花你一分钱，只要到“革命大串联接待站”去登个记，稍等几天就能领到火车票，走遍天涯海角。
于是，“大串联”的热潮越来越狂热，也越来越失去原来的意义，除了少数由“中央文革小组”有目的有计划地安排到各地“煽风点火”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闯将”外，其余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几乎是无组织、无目的地在祖国各地（主要是大城市之间）纵横驰骋，游山玩水，然而无一不是打着“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神圣旗号。
那一年，我才14岁，也很想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因为从小就听老师讲，只有在工作中做出了突出成绩的劳动模范、英雄人物才能受到领袖的接见，这是人生中最大的幸福、最高的荣誉，如今他老人家一次就接见100万、150万，要不乘现在赶紧去见见他，以后要等到有了突出的工作成绩才能见到他，该有多难呀。
想是这么想，心情也很迫切，可是不敢贸然行动。因为那时正流行“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偏偏我的父亲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黑帽子”，是第一批“牛鬼蛇神”，还被抄了家……。于是，我也背上了黑锅，而上北京见毛主席是“红五类子女”的“特权”，我怎敢存此奢望呢？更不用说付诸行动了。
到10月中，毛主席已经一连5次接见“革命小将”了，那个时代的“宠儿”“红五类子女”违抗下乡参加三秋劳动的安排，竞相北上；“非红非黑”的“其他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同学在两星期的三秋劳动结束后也纷纷踏上了“革命征途”；个别“黑五类子女”大胆地试着闯了一回，似乎也没招来什么麻烦。在毛主席第7次接见红卫兵之后，我终于动心了，终于行动了。
11月中，一个初冬的早晨，我和两位同班同学来到了北站。与谁同行，还费了一番心思哩：我在要好的同学中找到小Ｚ和小Ｌ，一个是地地道道的“红五类子女”，一个出身于“其他劳动人民家庭”，与他俩同行，保险！
当时，全国各地赴京的人难以计数，所以，别说直接进京，就是向北方去的车票也很难领到，我们仨领到的是只到南京的火车票。别无它法，就先到南京去吧，到那里后再设法去北京，“二次革命”。那时的北站，里里外外、日日夜夜都是人声鼎沸，人潮如涌。一进车站，谁也不知道该在哪个站台上车，该上哪列火车，所谓的车票只是进火车站的一次性通行证而已。狂热的青年人见空车就上，我们仨也挤上了一节硬座车厢，坐了下来，心里一阵高兴。还没等我们乐完，就传来了广播声：“本列车暂不运行，请革命小将们下车。”成千人又一窝蜂地涌向另一列火车，争先恐后挤了上去。
那是一列棚车，没有座位，只能席地而坐。数百人肩挨肩地挤在一起，摇摇晃晃的车厢里黑古咙咚的，只有一人多高的地方开着几个小小的换气孔，投入几线光明。车厢里的空气极度混浊，回荡着一股难以形容的异味，离我们不远的一个角落里还有一只尿桶！坐久了实在熬不住，就往开着狭狭一条缝的车厢门口挪过去一些，贪婪地吸上几口初冬季节微带寒意的新鲜空气。大伙儿难免有点磕磕碰碰，却从未发生争执；条件如此恶劣，竟毫无怨言。我至今不明白，当年那么多的同车人，是否和我一样虔诚地认为此等环境正是“自觉革命的极好机会”？我记得，当年流传着这样的“豪言壮语”：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所以，能坐上棚车“参加革命”，已经是好到天了。
这列车早已没有运行图可以遵循了，一路上，毫无规律地开开停停，几乎用去一个白天的时间，到天黑才到达我们“出征”的第一站——南京。我们被安排到南京农学院住宿。那时，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整整两年之后，我们仨中的有两个，我和小Ｌ，真的进了“农学院”－－江西的一个山村，在“社会大学”里接受“再教育”。也许这是冥冥之中的上苍的安排吧。
在南京，我们认认真真地按“革命大串联”的要求行事，在朔风凛冽的街头和校园里，不畏风寒坚持看“革命大字报”，还不厌其烦地摘抄作笔记（至今我还留有一份当年在南京抄来的“毛主席一家为中国革命牺牲的亲人”）。在一家文化用品店里，看到刚面世的“语录书签”，欣喜若狂，唯恐错过机会，立即毫不犹豫地从仅有的几元“盘缠”中拿出可观的一部分“请”回了“无价之宝”。
在南京，我们最感震惊和新鲜的是当时在全国“领先一步”的“红海洋”：绿树成荫的南京街头，整街整街、成片成片的墙壁都刷成了清一色的大红颜色，再用黄色或白色写上革命口号和“最高指示”。自然界的大绿与人为的大红，是那么地不协调，但是，作为那个特定年代的独特景观，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人敢提出异议。我们还未涉世，更是一片天真，一片纯情，满怀对革命的憧憬和向往，还以为这就是“全球一片红”的美好未来的开始。
在南京，我们还看到了在上海一所普通中学中看不到的“万人斗争大会”的场面。那是在南京大学，正巧碰上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把“文革”初期江苏省委派到南大的工作队队长彭冲“揪出来”进行批斗。尽管下着蒙蒙细雨，刮着刺骨寒风，但在南大的广场上，还是人山人海，号称有万人之众。我们个子小，站得远远的，什么也看不清楚，只听见高音喇叭中激昂的口号声、粗鲁的辱骂声……。我心头一阵震颤：“此刻，爸爸是否也在挨斗呢？”好没趣啊，我以“天下雨了，又什么也看不到”为由，动员两个伙伴匆匆离开了那里。
不知为什么，在我脑海中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那位连面孔都没有看到的挨斗者的大名，“彭冲，这名字挺希罕的。”（十二年后，正是这位彭冲在粉碎“四人帮”后出任上海市的主要领导人时，作出了一条改变了我的命运的决定：尽量扩大恢复高考后的录取名额，让尽可能多的合格考生进入大学深造。于是，我才有机会同一批“年龄过线、考分过线”的“老三届”大龄考生跨进高等学府的门槛。当学院领导在欢迎新生的讲话中透露这一“内幕”时，我立即回想起当年在南大身临“批彭大会”的情景。也许这又是冥冥上苍的安排？）
南京农学院地处南京东郊，紧邻中山陵、灵谷寺、明孝陵等著名风景游览区。当年我们在“革命大串联”之余，自然也无法“免俗”，三人商量着该上哪儿去玩玩。“听说灵谷寺有座灵谷塔，是国民党为纪念北伐战争中战死的将士而修建的”，我们互相看了看，没有一个吭声，心里都在嘀咕：“国民党搞的玩意儿，能去吗？”显然，没这胆量。“明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墓”，我们仨又不作声了，这回的潜台词是“批判封、资、修，怎么还能为封建皇帝上坟呢？”不过，我还是有点纳闷：“朱元璋不也是推翻元朝统治的农民起义军的英雄吗？”当然，我是不敢充当“少数派”的，随了大流，来到中山陵，去谒见受到毛主席肯定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先行者。似乎唯有此地，才可放心大胆，无后顾之忧。
谁知当我们仨一边数着台阶，一边蹦蹦跳跳，踏上392级台阶时，看到那圆拱形大厅中竟然有“三民主义”一类字眼和青天白日的标志，吓得大气也不敢出，甚至连多看一眼的胆量也没有，仿佛它们会一下子变成可怕的高帽子戴到自己头上来。胆子略大些的小Ｌ压低了嗓音说：“这儿还有许多‘四旧’没破呢！”
正当我们想继续北上时，传来了中央关于明年春天以前毛主席不再接见红卫兵并暂停大串联的通知。尽管我们已登记过赴京的车票，但到此时，接待站一概不认账，统统改为只发返回原地的车票。老实巴交的我们仨居然就此打住，收点行装，连南京也没多呆，就匆匆返回了上海，结束了总共才五天的“串联”。
不料，没过几天，从北京传来了伟大领袖“第八次、也是明年春天以前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的“特大喜讯”，我们仨好懊恼好懊恼啊，“听中央的话，竟然上了当”，当然这只能是“腹诽”。后悔之余，还等待着来年春天，恢复“串联”后再去见毛主席……。
最终我还是见到了他老人家，不过，那已经是在我首次“游”南京后的十五年。此时，他已经在纪念堂里静静地休息了近五个年头。
（写于199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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