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仁：1968-10“自愿报名”插队落户及其他
1968-10“自愿报名”插队落户及其他
－－作者：王宗仁
时隔数十年，文革在一些人心目中已经淡化甚至异化了。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要记下这些真相细节。
近日，在犹如汪洋大海的网络博客上，看到一段关于当年首批上海知青到江西插队落户的回忆文字：
当年我们是写了血书，到当时的市教育局毕工组多次表决心，成了全上海第一批到井冈山地区插队的1000人中的20人。因为我们完全是自觉自愿的，而不是被分配的，因此这个社会大学的同学就是自己选择的，志同道合的。后来又增加了几个弟弟妹妹，这兄弟姐妹也成了社会大学的同学。其实，到农村后不久，我们便知道，在我们1000人之前，已经有十几个上海的学生自己跑来插队落户，因为相同的理想和信念，我们也成了好朋友、好同学。我们这些同学共同生活了10年，现在还经常联系，每年都要不定期地聚会多次。
写血书，表决心，完全自觉自愿，相同的理想和信念……。多少年没有看见这类字眼了。
与此同时，又在网上看到早在2004年就发表在网络论坛上的回忆文字，详细叙述了写血书的经过。
1967年初，寒风刺骨，我徘徊在吴淞口码头。刚结束在上钢一厂轧钢车间为期一个月的所谓“学工运动”，准备回家休息几天，随后搬回学校。报上登出消息，要求学生返校“复课闹革命”。这是在“文革”开始时，号召学生杀向街头和社会的逆向运动。年底，上海市各中学酝酿拉队伍去农村，与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相结合。
第二年，受北京第一批去内蒙古插队同学的鼓励，我校以火晓星、阮一民和杨胜辉等为首的部分同学再度组织起来，联系去内蒙古插队，但当地的回音是等待明年。其时，自步行串联时便留在井冈山地区拿山公社插队的上海师范附中的同学回上海作报告，我们与他们接触后，遂决定转向井冈山。我们与上海市毕业工作组联系，要求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务农，并请人特制了一面“井冈红旗”四个大字的旗帜，上面绣有“毛泽东思想五七钢一连”。
此时，上海市有关部门已计划组织1000名中学生，100人一个区，去江西井冈山地区插队。几位高中同学作为代表频繁与毕业工作组接触，争取把我们列入计划，但我们大部分人的出身不过硬，面临部分同学被留下的局面。
为表示同进退，共赴井冈的决心，一位女同学提出写血书，该倡议获得积极响应。夏日的一个晚上，上海中学龙门楼西侧底层的一个教室里灯火通明，10多位志同道合者聚在一起写血书以示心志。男同学用利器，女同学则以齿破纤指，就流出的热血用手指在纸上书写。俗话说十指连心，当时的各种表情不言而喻。血既少又稠，只能边挤边写，一会儿干涸了，便挥挥胳膊，转几圈抹一下。实在挤不出来了，去操场跑几圈，跑得浑身血液充分循环，面红耳赤的回来继续写。有人割到第二、三个手指，方得竣工。教室里熙熙攘攘，群情激昂，大伙都被自个儿感动了。我们每个人写一张，约两本《红旗》杂志大小，我写的是“做井冈人”。最后，大家合写了一张，“不到井冈非好汉”，约《人民日报》两个版面大。第二天，我们集队前往市革委会递交血书，一路高呼口号，途经徐汇剧场，在临街的墙上张贴了大标语，“吃了秤砣铁了心，不到井冈非好汉”。在我们之后，学校里其他同学又拉出“吉林红旗”和“淮北红旗”两支队伍，分赴长白之麓和淮河之畔。
不久，我们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当时还有数位外校的学生慕名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至离开上海时，我们共有22位同学同行，全部去江西井冈山地区新干县洋湖公社插队，其中10人在桥头大队枧头生产队，其余的去樟树下大队后坊生产队。1968年11月20日上午，我们举着“井冈红旗”大旗，作为上海第一批插队落户的青年，乘上西去的列车，奔赴赣江之滨。我母亲和弟弟妹妹来北火车站送行，这是一个难忘的秋日。
看到这样的回忆文字，五味杂陈，不知道如何描述作为那1000人中的一分子的心路历程。
我曾经钦佩，那20多位插友，意气风发写血书、满怀豪情上井冈。
我曾经遗憾，听说血书壮举，但无缘一见真容，无从知晓其经过。
我没有想到，足足四十年以后，网络让当年的同行者邂逅了。
我更加感慨，四秩风雨留在每个人脑海中的记忆是如此不同。
我更加觉得，要把尽可能完整、全面的史实留给后人去评说。
那在网上已流转多年的回忆录，可以说是一件有价值的史料。
那在网上刚刚出现几天的博文，为多年前的回忆录作了佐证。
可是，它们反映出来的并非那个时代发生的那个事件的全貌。
1968年夏秋之际，上海计划首批组织1000名中学生到江西井冈山地区插队落户（文革前称为吉安专区，文革中改名为井冈山专区。其范围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吉安市）。当时，上海的市区划分为10个区，所以，把1000个名额平均分配到每个区，就是每区100人。当年也确实由区革委会的毕业生工作组举行过报告会，由1966年大串联期间，步行串联到井冈山地区，就留下插队的上海师范附中的同学介绍他们的情况，鼓动66、67届的毕业生到江西“插队落户干革命”。
这就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在那时候知道的背景情况。
实际上，在此之前、之后的毕业分配情况绝非如此简单。
当时，伟大领袖的“12-21最新指示”尚未发表，66、67届中学毕业生的分配原则还不是后来令人胆战心惊的“一片红”，而是“四个面向”，即“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在“家庭出身论、家庭成份论”横行天下的那个年代里，“四个面向”是有相当明确的指向的，出身于产业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家庭的“红五类子女”因为“根红苗正”，可以不必经过艰苦的劳动来“改造世界观”，故可直接进入“军工”或“普工”（指军事工业企业或普通工矿企业）；出身于职员、店员等“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可进入“普工”；而出身于“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分子－－泛指文革中“揪出来”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家庭的，则必须进行艰苦的世界观改造，“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因而毕业分配的去向理所当然地就是“郊农”（上海郊区农场）和“外农”（外地农村）。
当66届开展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就为自己“算”了“命”，我的去向非“外农”莫属。因为我属于“黑七类子女”！1968-8，当66届毕业分配去向中有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多余名额向67届开放时，我就报了名，结果是理所当然地遭到拒绝：黑龙江兵团直接面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需要挑选可靠的“红五类子女”去“屯垦戍边”。【现在回想起来，“66届有去黑龙江兵团的多余名额向67届开放”，这件事就够耐人寻味的了。】
1968-10，在66届毕业分配高潮过去之后，67届的毕业分配方案正式登台亮相。我被明确无误地列入“外农档子”，我对上山下乡就更没有选择的余地了。10月下旬，公布了首批“外农”去向和名额，全上海第一批插队落户名额1000人，去向是江西中部的新干、峡江两县。我所在的东风中学有4个名额，我立即报了名。初步的日期安排是11-5左右公布名单，11-12左右集中行李，11-15离沪。
这时，父母正在郊区参加“三秋劳动”。他们和我都觉得，我是“外农档子”，到江西插队落户，肯定会被批准的，所以商定，一旦有确切的日期了，立即写信给父母，让他们立即请假回家，为我打点行李。然而，公布名单的日子拖延到11-8，而我又“落榜”了，原因是，这首批插队名额的“政审要求”比较高，与去黑龙江兵团的“政审要求”差不多。于是，我又忙不迭写信给父母，“解除警报”。
11-15上午，父母结束了三秋劳动回到家里。一家人说到我面临的变化不定的分配情况，都茫然不知所措：“外农档子”去不了黑龙江兵团，又去不了江西插队，那么“出路”究竟何在？
与此同时，又是突如其来的变化。11-15一早，“早请示”的时候，一位曾经报名的同学被突然通知去江西插队。原来，到11-14为止，原定的指标（每区100人）只完成了四分之三。区革委会毕工组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动员凡曾报名的同学行动起来，争取完成去江西插队的任务……。更加没有想到的是，11-15傍晚，又突然通知我也去江西插队！（详见《人生第一步》）
就在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我的“政治待遇”来了一个180℃的大转弯！从“政审不合格”成了“首选对象”！如果说，我们学校4位“正选”的“首批插队落户红卫兵”虽然都不来自“红五类”，但还算得上“其他劳动人民家庭”；那么，11-15突击完成指标而确定的4名，就无法用先前的道理来解释了：我是出身于“黑帮分子家庭”，另一位同班同学是有海外关系的，还有两位就更“邪门” －－ 不仅都是来自“资产阶级家庭”，而且都还是68届初中生！重演了“66届多余名额向67届开放”的一幕。
至于那“每个区100人”的指标，还是没有完成。
至于同行人写血书表决心的事，是到了江西才听说的。
至于这个号称“首批1000人”的群体中，究竟有多少人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愿报名“的，没有人做过调查、分析、统计。
那个年代啊，阶级斗争、阶级阵线、阶级队伍、阶级觉悟、阶级教育、家庭出身、家庭成份……都是怎么一回事啊！
时隔数十年，文革在一些人心目中已经淡化甚至异化了。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要记下这些真相细节。
（写于2009-09-19，09-20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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