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豫 王小鲁：一份省级干部的“申诉书”——忆1958年“反右斗争”中的父亲王卓如
一份省级干部的“申诉书”——忆
1958
年“反右斗争”中的父亲王卓如
作者：王小豫
王小鲁
父亲的“右派罪行”
自 1955 年起，父亲作为山东省常务副省长兼计委主任，主持山东省经济工作。 1958 年，因反对冒进浮夸，被打成“右派分子”“右派反党集团首领”，开除党籍、下放劳动。这是继 1957 年社会上的反右运动之后 , 在党内开展的反右运动，叫作“整风补课”，或称“反右补课”。
王卓如和妻子朱凝
1957 年年底，中共山东省委在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提出了粮食年产量 440 亿斤的冒进指标（此前的最高产量是 275 亿斤）。父亲认为办不到。当时山东农业仍是靠天吃饭，即使经过五年努力，变平年为丰年，至多也只能达到 400 亿斤。这一相对冷静客观的意见，却成了他“右倾保守、反对省委、反对大跃进”的重要罪状。
今天查看历史统计，就在打倒了“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随后又打倒了省长赵健民、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在“大跃进”高歌猛进的几年中，山东省粮食产量却连年大幅度下降，到 1960 年降到了 166 亿斤，竟低于 1949 年的水平。
父亲的另一罪状是，他认为“不能将合作社的优越性估计过高，不能什么都交给合作社办，应当量力而为”，否则“很可能会超越他们的负担能力”。他还在会议上批评了农村销售没有安排好、宣传工作片面、计划脱离实际、盲目冒进等，导致农村减产减收，引起群众不满，使一些人对合作化的优越性产生怀疑。这些讲话被断章取义改编，在省委的反右材料中变成“王卓如……恶毒地污蔑‘一切恶果都是合作化带来的灾难’”。
在一次会议上，父亲在讲干部民主作风时说：“谁是真理就服从谁”“人不是天生就是领导”“关于这个问题倒应该向美国学习……大选时你没有选上，你就是公民”。这在反右时定性为“极力赞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公开主张要向美国的民主学习”。
以上种种，成为定性父亲“反对合作化”、反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罪证。
1958 年，一个省计委负责人背着父亲和其他省政府领导，私自整了省计委另一负责人郭士毅的材料，要把他打成右派。在处理此案时，父亲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召开省计委党组扩大会议核对事实，进行讨论。会上，只有少数人认为郭士毅是右派，不少人不同意。父亲将这些情况报告了省委，认为根据现有材料，不能证明郭是右派。
匪夷所思的是，郭本人还未被定成右派，省委第一书记舒同（ 1905 － 1998 ，近代书法家，其字体被世人称为“舒体”，曾被毛泽东称为“马背书法家”，历任山东、陕西省委书记，中顾委委员）就在大会上公开指责父亲“包庇右派分子郭士毅”，组织对父亲展开斗争。此后，罪名步步升级，父亲成了“右派反党集团首领”，郭士毅则成了他的“反党集团成员”。
父亲的罪状还有很多。例如，他如实反映财政赤字状况，不同意违反财政制度用预算外资金冲抵账面赤字，被指为“制造假赤字，谎报财政‘三空一赤’，反对省委”。
不过，父亲至少还有一条重要的“罪证”看来没有列入省委的反右材料。那就是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打算挪用本已紧张的财政资金，修建一座专供领导干部消遣的南郊宾馆，而主管财经工作的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财政就像一杯水，有人多喝了，就会有人少喝，并不客气地说：“谁出主意谁拿钱。”此事令某些人极为恼火。
父亲被打倒后，就在农村发生严重饥荒的三年困难时期，两个村庄被拆迁，环境优美的南郊宾馆顺利建成，并被称为“打倒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的胜利成果”。
就在党内反右斗争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 1958 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山东视察。当时，山东省委正在搞农业“大跃进”。就在省城附近，他们组织人力把几十亩田里未成熟的稻子连根拔起，集中“密植”到一块地里，制造了一个“亩产万斤”的“高产试验田”。这些拔起来的稻子堆在一起不久就开始发热腐烂，只好在高产田上面搭起防晒的大棚，并用成排的鼓风机吹风降温。主席的座车一出城，马上有人打电话通知，让事先组织好的人力拆除大棚和鼓风机，打扫好现场供主席视察。
据当时的谈话记录，在这次视察中，省委书记谭启龙向毛泽东主席报告了“王卓如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 的罪状。他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搞出了王卓如“搞独立王国，一直反对省委的冒进”“造假账，隐瞒粮食不报省委”等问题。但是，“地方主义头子”、省长赵健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主要罪状有“反冒进”“讲阶级斗争熄灭、讲敌我矛盾退出历史舞台”等等。其余的谈话，则主要集中在大辩论、鼓干劲上。
也是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 “三年赶上英国，再加四年，苦战七年赶上美国！”
泉城记忆
父亲停职审查后，我们全家被逐出省府大院，搬到曲水亭街暂住，以我们当时的年龄，全然不知此后将面临的险恶形势，沉浸在嬉戏淙淙泉水的乐趣中。
此后大炼钢铁，作为小学生的我们也义不容辞地参加了这场群众运动，发一副布手套，自备小铁锤，用来砸矿石，供小高炉炼铁用。
在那种被鼓动起来的政治热情下，人们都会由衷或不由衷地被裹挟进来。有人为邀功请赏而虚报蛮干，而多数普通百姓则带着美好愿望为此添砖加瓦。家家上交废铁支援炼钢，甚至一日三餐用的铁锅也交了，因为农村已经办起了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似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群众运动全民参与，街道两旁都砌满了两尺来高的“土炼铁炉”，堆满了焦炭和矿石。每天人声鼎沸，火光冲天。
大炼钢铁
我们全家人也想为“大炼钢铁”出一份力。于是，父母领着我们，比照别人的样子，在自己家院子里用砖砌了个小土高炉，而且比街道上砌的还高。一家人兴致勃勃地“炼铁”，而孩子们最感兴趣的还是炼铁的“副产品”－－烤白薯。当然，到了要“出铁”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谁知根本流不出铁水，得到的只是一堆稍带金属光泽的炉渣。只好请来街道上的“技术人员”会诊，更出乎意料的结论是：“这就是铁呀！比我们炼的质量好多了！”我们才知道了所谓“土法炼铁”炼出来的是什么。
住在曲水亭街时，父亲上班其实就是去挨批，任别人往他身上倒脏水，连辩驳的权利也被剥夺。他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但回想起来，我们家大部分时间竟是和谐愉快的，父亲从不让自己的事情影响家庭气氛。不知道父母怎样做到这点，但今天才知道这多么不容易，那需要怎样的胸怀和气度！
家里的气氛也不总是愉快的。记得一次父亲在被批判后回家，我们在门外听到他和母亲谈话时不禁痛哭失声。后来，母亲找来一本叫《党证》的苏联小说给父亲看。书里讲的是一个苏联红军军官受命化装潜入敌后，完成任务后却被红军游击队当作白军奸细抓获。他在解释无效、就要被枪毙的时候，脱下自己的靴子留给没鞋穿的游击队员，却意外地从靴子里掉出了撕毁的党证碎片，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身份。母亲的用意很明显，是鼓励父亲坦然面对莫须有的罪名。
其实，更让父亲伤心的是“墙倒众人推”。在多年共事的亲密同志和下级干部中，有些人见风使舵，无中生有、落井下石；更多的人在压力下随声附和，揭发批判；会下遇到了，形同陌路。我们做儿女的在学校，也深切感受到了什么叫歧视。
很快，父亲的结论下来了：开除党籍、撤职下放。带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帽子，发配到山东淄博市博山电机厂劳动改造。 1958 年秋天，我们举家搬迁。
信念守望者
父母都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也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顽强地守望着自己的信念和良知，绝不为官位利禄出卖他们心中的真理。父亲被发配到淄博前，省委找母亲谈话，要她和父亲划清界限，留在省城。母亲非常淡定地说：王卓如去哪，我去哪！父亲在数年中背负着反党右派的罪名，能够坚持下来，离不开母亲义无反顾的支持。
父亲下放的电机厂坐落在一片河边低洼处，沿坡上行，便是工厂宿舍区。我们全家六口人安顿在三间狭小的平房里，二十几户人共用一个露天水龙头，在此一住就是四年。
全家只有三张床，白天掀起被褥，就是做作业的桌子，也是做饭的案板。
父亲被开除党籍，但所在的工厂是部属企业，不归山东省领导，给了父亲一个副厂长职务。他到厂后，就到最脏最累的翻砂车间干活，也和工人一起上夜班。起初，工人并不接受他，有时还故意和他为难，但这个快五十岁的右派副厂长并不在意，不仅实实在在干活，向工人请教，还下功夫学习他不熟悉的电学、机械技术，很快从外行变成了内行。他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全厂工人干部的信任与尊重。工人们或称他“厂长”，或叫他“老王”，都带着几分亲切，不再有歧视与隔阂。厂党组织后来甚至冒着政治风险，给他办了重新入党。
当时，一般百姓对于政治狂潮的追随及参与远没有到“文化大革命”时的程度，判断是非主要还凭自己的眼睛，因此，父亲获得了相对安定的环境，开始真正参与厂里的管理工作，也常有厂里干部来家里找他商量事情，讨主意。
母亲到淄博后降职做了厂工会主席。她并不介意，一心一意扑在厂工会工作上，很快成为工人们信任的“朱主席”，人们家里遇到困难，都来找她想办法。家里无论吃饭还是休息时，常常有人上门倾诉，我们这些孩子都很怕遇到这种情况，可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和他们娓娓交谈。
记得有两个上海来的工人，他们的母亲年轻时曾做过妓女，苦苦抚养儿子成人。儿子结婚后，她们却被歧视冷落甚至虐待。母亲听了十分气愤，狠狠地批评了那两个工人和他们的老婆，又替他们的母亲找到一些零活贴补家用。
因此，母亲成了很多工人及其家庭的贴心人。母亲也从中得到了满足，记得听到过父母的感慨：还是和工人们好相处；你真心对他们，他们就会真心对你。
“大跃进”的后期，饥荒降临，山东成了重灾区。饥饿成了悬在每个人头上的利剑，我们也尝到了腹中空空的滋味。
由于营养不良，大人们开始浮肿。我们也觉得体力不支，爬个土坡都气喘吁吁。父母都浮肿了，厂部医务室给浮肿病人开的药是几片“康复饼”，一种用麸子、黄豆、一点枣子做的小饼。这常常被误称为“糠麸饼”，倒也名副其实，但还是弥足珍贵。爸妈都舍不得吃，成了我们孩子们最好的点心。后来，从东北运来了大麦和红薯面，因为沿途雨淋发了霉。一段时间里，这些带刺鼻霉味的大麦红薯馒头就是我们的主食。
偶尔工厂食堂也有烤玉米面饼子，那是我们上好的食品。好歹我们还是吃公粮的，再难总还有饭吃。农民的日子究竟怎样我们不敢说，但经常听到饿死人的传闻。
我们上学途中那片洼地边上，有片坟场。困难时期几乎天天有埋人的。有的农村幼儿死了，埋都不埋，草席一卷就丢在了坟场。一块庄稼地、菜地收获完了，总会涌来一大群人，反复在地里或拣或刨，希望有些意外收获。
为了安慰人们的辘辘饥肠，工厂食堂推广了“增量法”和“草淀粉法”。
“增量法”其实就是在食堂和面蒸干粮时多放水；“草淀粉”就是晒干磨碎的草，掺在粮食里，结果可想而知。记得有个同班的孩子，因为吃草淀粉便秘痛苦不堪，披头散发在班里哭泣不止，老师和同学们束手无策地看着，想不出任何安慰她的办法。
上中学后，每天都要上晚自习。在摸黑回家的路上，最恐怖的是要经过那片坟场，几乎每天都看到新增的坟堆，月光下纸幡泛着白光，在风中刷刷作响。
在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党内清醒的声音占了上风。父亲的冤案在中央组织部干预下终于得以平反，调离淄博，进京工作。在中央工作组征求父亲工作意见时，他说，除了回济南，去哪都可以。几年来心中的压抑，也就说了这几个字。
在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党内清醒的声音占了上风。父亲的冤案在中央组织部干预下终于得以平
我们全家离开工厂时，正是中午下班的时间，沿途工人们热情招呼、恋恋不舍，有不少职工一直送父母和我们全家到车站，洒泪作别。这个场景我们至今难忘。
途经省府济南时，原省委第一书记向父亲道歉。可惜的是，多少万在饥荒中失去生命的农民，再也听不到道歉的声音了。
“申诉书”的启示
父亲的申诉书是在 1962 年写给中央组织部的。他在申诉书的最后说道：“这次斗争，对我做了另一面的考验。我还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了自己本来没有犯过的错误，虽然当时不承认不行，但那也是不应该的。”
父亲当时主管一省经济工作，对 5400 万人的生活乃至生存负有直接责任，讨论工作时发表不同意见，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全国上下只允许用一种声音说话，因此浮夸之风盛行 , 虚报和整人皆可邀功，百姓的利益乃至生死都可以置之不顾。不随声附和者，有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可置你于死地。
而这个过程，可能就是你的上级、同事、下级甚至亲朋好友共同参与的。
在国家经济力量日益强盛的今天，回忆那段遥远的往事，期盼的是我们的国家、民族和执政党能汲取过去的教训，让这一切不该发生的事情成为永远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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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卓如（ 1911 － 1991 年），河南濮阳县 ( 今河南省内黄县 ) 人。 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3 年起，历任中共濮阳县县委委员、直南特委巡视员、宣传部长兼华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司令、政委，直中特委书记兼宣传部长。 1937 年入中央党校学习。 1938 年起，历任晋南道清游击支队政委，中共晋东南区党委委员、党校校长等。
1940 年起，历任中共鲁西区党委、冀鲁豫区党委委员兼行署秘书长，冀鲁边区党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冀鲁边军区政委。后任渤海区党委组织部长、副书记、书记、山东省渤海行署主任、渤海军区政委。建国后， 1950 年 6 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山东分局财委副书记、山东省财委副主任兼商业厅长。 1952 年 12 月 16 日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财委书记、山东省财委主任。 1955 年 3 月 4 日被选为山东省副省长兼计委主任。 1958 年，主持山东省经济工作的王卓如因反冒进反浮夸，被山东省委停职检查，随后牵连了上百个县级干部，被打成一个“反党集团”。
1958 年秋王卓如被开除党籍，下放到淄博市博山电机厂任副厂长，在翻砂车间劳动。 1962 年案件平反，进京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 1982 年退居二线，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曾当选为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转自《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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