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党是如何改变我的人生的？
党是如何改变我的人生的？
－－作者：王巍
2012年8月10-12日，我重返大连，35位原来辽宁财经学院(现在是东北财经大学)基建大家系77-2班的同学再次聚会。大家重新走过老校园，老宿舍，老教室，老操场，参观新大楼，图书馆，运动场，新校园。伴着集体歌声，在雨中游览了棒槌岛，老虎滩和中山广场，斯大林广场，青泥洼桥，星海公园等旧地。我连续两个早上去星海公园沿老路晨跑，晚上与大家打牌聊天。
见到了当年的四位最具口碑的财务，预算，数学和哲学四位老师，多是八十以上了。特别是我们专门回到入学时的第一个教室，恢复原来的座位，在老书记和班长的主持下，每个人都发感言。可惜，时间太紧，没有安排上.不过，终于在离别午饭时，我有机会与书记在一个桌子上，我很平静地讲了这个在心中憋了三十四年的故事。
1976年我下乡到辽宁昌图县大洼公社长岭大队，半年后成为“打头的”，即事实上的小队长，负责知识青年和部分农民社员的农活安排和收工。由于打群架和几件棘手事情的牵头处理，我成为最有威信的知青，引起公司和县里知青办的关注，迅速成为被培养对象。春节我守着集体的几百只羊没有回省城，秋收又成为公社模范，文字功夫也不错，在公司知青马专员的推荐下，得到大队金书记和庞书记的支持，便在1977年秋收结束后填报了入党材料上报县里了，前途一片灿烂的感觉。高考也不太想参加，只是在亲属的压力下回城复习了两周，匆匆赶考，也没有太在意，因为公社书记已经承诺要保送我上大学，大家都没有意识到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一般来说，报了材料后，最多等一个月外调无问题后，在公社院里张榜就是正式党员了。我那批四个人，一直到年底还没有动静。打听后，得知省里要揪出“四人帮”在各地的爪牙办学习班，现在正巧轮到我们公社的党委书记张许被拉去办班交代问题了。大队不能张榜，正式手续只能等到春节了。不过，金书记已经告诉我就是党员了，要我带几个知青继续在农村过革命化的春节，干活不休息。
1978年2月，我得到大学入学通知，去公社办手续时催问党员的批准情况。张许书记仍然没有见到，不过，革委会主任告诉我，你可以去上学了，你是党员没有问题了，组织关系随后寄过去.我便用半天时间取了户口和粮食关系，交了下乡一年半的口粮和柴火等费用，结余了39.37元人民币。这是我挣的第一笔钱，也是几个月后才汇给我的。
1978年3月初，我入学了。两三天后，我们班最大的学员老邱作为召集人开了第一次党员会，我很兴奋地参加，共有九位党员个，有四个党员的档案都没有到，彼此都不太认识。因为我和陈群最小，他被安排了学习委员，我就当了数学和外语的课代表，感觉有模有样的。一个月后，老邱当了书记，成立了党支部，又要开会了。组织委员陈伟建找我谈话，很狐疑地问我，你的档案怎么还没有来？
我连续几天去校外电报局打长途电话，好不容易联系到了公司革委会的人，他们告知我，马上就寄去组织关系档案。很快，系里就收到了，但收到的却是我的共青团关系证明！我再次去联系公司和大队，回答都是明确的，那批都批成党员了，但是，没有我的名字，而且，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
1978年的时候，党员是一个很高的荣誉，但欺骗组织更是一个严重的人生污点。我大约有几个月非常痛苦，看到所有人的眼神都似乎在嘲笑我谴责我。我辞去了课代表，拒绝参加任何班里活动，开始准备考研究生或转学，基本上泡在图书馆里。与班里同学挑衅吵架，也积极参与了大学里的一次群架，被公开批评.接着又办了两件事情，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当时缺乏英文教材，我们都学习美国之音的英文900句，尽管播音员不断告知免费送书，但是很少有人敢于真的发函給香港去要。我要了，而且一要就是二十本。结果发函的第三天，就从大连公安局转到我们系里，系学生会如临大敌地找我谈话，給我的印象，从此上了黑名单了。
接着，当时全国流行全民投票选择十佳运动员，大学生里更是积极选择自己的偶像。我在图书馆鬼使神差地将选票的第一名投给了邓小平，并备注是最佳政治运动员，签上了学校和系，但用了化名。一个月后，系党总支书记夏云阁突然来到我班里，约我谈话.我还以为是党员的事情有平反了，结果是一次非常严肃的谈话，告知这是北京有关方面寄来的选票，明确这是政治事件。夏书记和颜悦色的告知我，了解了很多人，感觉我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决定私下谈话，以观后效。
2011年秋天，时隔三十多年后，新浪微博上的朋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2e8fd70100msuv.html)帮助我找到了当年插队的庞书记，而且一直在念叨我。我决定回去看看，也带上了几个老朋友。相见都非常激动，温馨。只是临别时，我忽然提及当年的党员之事，他憨厚的笑了，“当时就是我办的，你都上大学回城了，还会稀罕那个东西么？我就改别人了！”。我再次与他使劲地握了握手，“庞书记，你改变了我一生啊！”“是么，我早就看出你是个人才了，左六(早晚)都能入的！”
故事讲完了，在座者皆叹息不语，书记老邱动情地劝我三杯酒，称早已没有印象了。王献忠是我大学唯一知道这件事的同学，他当兵四年没有入党也是内心的沉重负担，我们常声气相求。同学老高是辽财学生会的主席，也才讲述了他背后在夏书记处給我讲情的过程。
这么多年来，我从来不再申请入党，即便在中央银行研究生期间和在中国银行总行工作期间，组织上反复动员我入党，我均婉拒。我讲这个真实的经历，可以告知那些还有印象的同学们，我真的没有欺骗组织和同学。这次返校终于算卸下一个心病了。许多同学说，以我的性格和观念，混入党内也不会有好结果的。问题是，如果19岁时真正被作为党员来培养的话，我还会是今天的观念和性格么？
当夜，同学们欢聚一堂，载歌载舞。我趁着酒兴，即席吟诵了李白的《将进酒》一首，其实，我是报错名了，当时希望吟诵的是另一首：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201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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