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征国：原哈尔滨师范学院政治系工农兵学员的回忆
原哈尔滨师范学院政治系工农兵学员的回忆
－－作者：王征国
母校吾师，常为人们人津津乐道。众所周知的原因，工农兵学员的母校吾师且人为地被蒙上了失忆的灰尘。一些名人的履历中，它被刻意省略；一些校史的撰写中，它被深深掩埋；就连工农兵学员自己的回忆，也被蒙上不堪回首的印象。我偏偏要打开这尘封的记忆，还历史本来的面貌。
1973 年的盛夏格外炎热，我所在的龙镇农场糖厂投高票火热地推荐我上大学。我不负众望，经统一考试被哈尔滨师范学院政治系录取。那份录取通知书也格外特别，载明入校时间等候通知。这一等，就等到了 1974 年元旦过后，火热的心情早已被寒气取代。我们 732 班原本录取了 30 名同学，平均年龄 26 岁半，有位 30 岁的少数民族同学不想久等，便放弃了入学资格。我们这期晚入学半年的新生，并没有延迟毕业， 1976 年 8 月走出了学校大门。
掐指一算，我们已经毕业四十周年了。回忆四十年前我的工农兵学员学习与生活，可以概括为“思想领先、啃读原著、开门办学、学生自治”这 16 个大字。不过，也打下了难以回避的时代印记。
一、思想领先成就自我
母校，以她宽广的胸怀像母亲一样把我拥抱。思想领先，是那个年代的鲜明印记。它不会随着改革的变迁而尘封于市，反倒因改革的深化而成为共识。仅举一例：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件事儿，就凸显了母校所坚持的思想入党原则。我在向班党支部、系党总支递交的入党申请书中曾写道：“组织入党一生一次，思想入党一生一世”。由此，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始终按照共产党员标准严格地要求自己，连续三个学年被评为学院的“三好学生”。
那个时候，对学生组织入党的要求很紧。这项工作主要由系党总支书记李阁清老师全面组织实施。班党支部书记马景才同学很有人格魅力，用他的凝聚力形成了坚强的战斗堡垒。班长韩宝晶同学任副书记，牛树岭同学任组织委员，金企玲同学任宣传委员，孙国斌同学任委员负责团的工作。班党支部五位同学对我的入党问题很重视，刚入学就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并委托韩宝晶和胡国庆同学负责培养我。入学时我们班 29 名同学中，有 16 名党员、 13 名团员，说工农兵学员政治素质高，那绝不是空话，此例便可为证。这也为我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环境。不过，我还是经历了时间的磨砺和严格的考验，直到离校前夕才解决了入党问题，足见整个培养过程既严肃又偏紧。
那个时候，对家庭政治关系的审查很严。家父曾毕业于黄埔军校，在黑山阻击战中被俘，就凭这一条也能卡住我的党票。可是，系里的党务干事和辅导员，硬是长途跋涉到了我父亲的单位，调阅家父档案后得出了“历史清楚，不影响入党”的结论。为了这个结论，我曾多次找过龙镇农场党委书记，要求给我父亲的历史作个结论，这个结论直到系里外调后才姗姗来迟，成了名符其实的“马后炮”。
那个时候，对学生入党谈话的规格很高。当班党支部、系党总支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后，院革委会副主任常杰民同志亲自找我谈话，勉励我组织入党只是万里长征走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在思想上入党。我把这个尘封了四十年的记忆打开，旨在说明母校不仅坚持思想领先原则，而且对工农兵学员入党谈话高度重视！不知母校撰写的校史，是否仍能平等地对待每一届毕业生，特别是对我们那几届工农兵学员也能有切合实际的记载。
二、啃读原著终身受用
吾师，可能早已忘记我们那几届工农兵学员；可是，我们却从未忘记吾师的教诲。啃读原著，是吾师传授给我们的看家本领，以至终身受用。这种原著为主原理为辅的读书方式，很适合工农兵学员的口味。系主任闫晓群在新生欢迎会上介绍了这种方式。他的新生动员报告很有说服力和煽动性，使我认识到读政治系将会很有意思，打消了我想转到中文系去的念头。
科社原著引入理论殿堂。入学第一门课是张志君先生辅导《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就这么篇短文，他旁征博引、口若悬河，足足讲了三个半天，这显然是个“下马威”，告诫我们理论这个河流水深呐，要想得道不可瞎混，从而对所学专业产生了敬畏。唐纯良先生讲授中国共产党党史，虽发给了我们讲义但从不照本宣科，而是带着我们从头至尾啃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以及《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本，打开尘封在家中的这几本毛著，上面曾密密麻麻地记下了唐老师的精辟领读。朱光、胡云飞两位先生讲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他们教研室编写的讲义和参考资料，刚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但两位老师并没有驾轻就熟地去使用它，而是另辟蹊径带着我们啃读《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怎么办 ? 》、《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国家与革命》、《伟大的创举》、《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等，翻开家中保存的这些原著，上面划满了蓝杠红杠，记满了两位老师释疑解惑的语录。
经济学原著奠定理论基础。高俊义先生以他平稳略带结巴的语调，为我们讲解《资本论》，他讲述的逻辑力量就像钳子一样抓住了我的每一根神经，以至我毕业后几次在讲再生产理论时都能游刃自如，那时候也下发了于光远、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 ( 资本主义部分 ) 》，但却引领我们陶醉于对原著的啃读之中。王莹先生讲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她以自己深厚的经济学功底，细腻地解读这本原著，语言表达堪称完美，针对现实说明问题，听她讲课真是一种享受。刘志军、李向荣两位先生讲授《政治经济学 ( 社会主义部分 ) 》，手头也领到了武汉大学经济系的讲义，但两位先生却引导我们去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论十大关系》、《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 下册 ) 谈话》 ( 节选 ) 等，提出过许多问题让我们去独立思考。
哲学原著确立理论专业。吾师领进门修身在个人。我毕业后之所以选择了教哲学，完全是受吾师影响。申正、赵守智、孙慕天、于恩滋、修义等诸位先生，帮助我摸清了哲学这门专业的门牌号码。刚接任系主任的申正老师，为我们讲授中国哲学史，他每次授课都在讲台上放一摞国学著作，举起这本书说非读不可，举起另本书说要精品细读，他批判《论语》、《孟子》、《春秋繁露》等反映儒家的著作，解释《商鞅书》、《韩非子》、《盐铁论》等反映法家的著作，我沿着他的思路编写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儒法斗争》和《中国近代的儒法斗争》两部讲稿，现在仍然掩藏在我的家中。赵守智老师时任哲学教研室主任，为我们讲授《实践论》、《关于费尔巴哈提纲》、《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原著，令我称奇的是《实践论》开宗明义那句话，他足足讲了个把小时，我过去读这句话时顺嘴就溜过去了，没想到竟然如此博大精深。孙慕天老师辅导《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部分章节等原著，他在讲课时神采飞扬、激情四射，导语引人入胜，结语发人深省，从历史背景、段落大意，到主要内容、现实意义，一步一步地把我引入到金碧辉煌的哲学殿堂。每当回忆起孙老师讲课，我都会情不自禁地翻翻他编写的原著辅导。尤其是他讲现实意义时，总能出人意外地针砭时弊，把矛头指向“四人帮”的错误观点，这在当时该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于恩滋老师辅导《矛盾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原著，他早在 1956 年就出版过《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书，这次又把自己新编写的原著辅导发给大家。他授课中的最大特点是将复杂的问题简洁化、把简单的概念扩展化，使我们对这两部经典著作的理解提升到了较高层次。修义老师辅导《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编写的辅导教材很适合我们阅读，讲授时也照顾到了同学之间文化程度差异较大的特点。
回忆四十年前，历史系有两位先生对我的帮助很大。孙占文老师和蔼可亲，他是研究沙俄侵略黑龙江历史的专家，我向他请教如何上好课时，他告诫我说：“不管哪位老师讲课，都要仔细听认真记，因为他有充分准备，看过很多资料，有自己的思考。”海振忠老师诚恳待人，我和他在参加顾乡工作队时结为忘年交，他是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专家，当他在审阅过我编写的《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之后，感慨地对我说：“你已经有了编写讲义的能力，不要四面出击，应选准一个专业持久地搞下去。”那个时候，我啃读原著也有了成效。毕业前半年，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在我们年级选了几个同学讲共同课，我为数学系和地理系七四年级同学讲授列宁的《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那几堂课讲的比较成功、受到欢迎。
三、开门办学实践第一
那个时候，对于如何办学？怎样开展教学？我们按照毛泽东主席的实践标准来进行。工农兵学员，来自工厂农村军营，具有先天性“实践”基因，对于办学方式和教学形式，有着自己的深刻理解和切身体验。开门办学，打破了“闭门读书”的传统教育模式；战斗任务带教学，用现在的语言方式来讲也就是课题带动和问题导向。
办学方式注重管用。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开门办学实践第一。我们贯彻落实“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我们到大庆采油 11 部学工，学“三老四严”的工作作风，以“宁可少活 20 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精神去对待学习和工作；我们到王岗校办农场学农，干最苦最累最脏的平整稻田农活，把身上的骄娇二气横扫干净，当时我竟然累到一顿饭吃过 1.2 斤大米饭、也吃过 5 个二两大馒头的纪录；我们到 505 团野战部队学军，摸爬滚打实弹射击，军事技能明显提高；我们到哈尔滨市道里区顾乡商业部门参加“一打三反”运动，把“廉洁”印在大脑中也落实到了今后的行动上。退休之前，我们班同学中有省里的厅长、处长，也有县里的科长、镇长，无一例贪官案件，有教授、副教授，也有中学教师，无一例受过纪律处分，树立起了清正廉洁的丰碑。
教学形式独特新颖。在校内读有字的“书”，到校外读无字的“书”。我们贯彻落实“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以战斗任务带动教学”。把大庆作为教学对象，大庆靠“两论”起家，为我们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提供了最生动的教材，大庆精神成为理论与实际紧密相结合的成功典范，促使我们年级三次带着不同的教学任务深入到大庆现场办学。把教育革命作为战斗任务，我参加了省高校教育办主持的由黑龙江大学和哈尔滨师范学院工农兵学员组成的大庆教育革命调研组，我撰写了调查报告中的“以阶级斗争为主课”那部分，不管观点如何，全文刊登在了《黑龙江教育》上，这期杂志仍然保存在我家中。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作为宣讲任务，我们来到哈尔滨秋林商店讲课，与工人理论组一起研究探讨，引发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是否也有经济危机的思考。
毕业实践留下遗憾。毕业前夕，我们这个学习小组来到了佳木斯电机厂实习。大部分同学在厂子弟中学任教，直接给中学生上政治课；我在厂报当宣传报道员，撰写了篇反映该厂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稿件，在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时代局限给我带来了难以挽回的遗憾。最令我不能忘记的是在校对五一专刊的厂报时，大字标题中有个错字我竟然没有发现，多亏被厂宣传干事及时发现。这件事促使我到了工作岗位以后，凡校对文字稿时都能慎之又慎，以杜绝再有此类失误。
四、学生自治井然有序
那个时候的学生管理完全靠自治。系行政办公室负责学生日常管理工作，主要通过辅导员和系学生会来完成。张殿玉同学既是七二年级学员，也是七二年级两个班的辅导员；聂耀东同学既是七二年级学员，也是七三年级两个班的辅导员。我们年级的方永斌同学接任了系学生会主席，系学生会各个部长与班级相关班委直接联系，布置相关任务，使整个学习与生活在自治状态下井然有序地进行。
系学生会发挥了高度自治的核心作用。我担任了系学生会宣传部长，没人给我布置任务，总能组织一些有声有色的活动，总是把中文系作为竞争对手。全院学生运动会的广播稿，我事先就布置写了不少，加上动员同学们临场撰写，总是压着中文系出稿，为捧回“风格奖”立下了汗马功劳；全院学生歌咏比赛，我指挥着只有 60 人的合唱队，压倒了中文系 180 人的合唱队，竟能与艺术系并列为第一名。我负责系黑板报组稿编辑工作，文史楼二楼大厅摆满了黑板，楼上有中文系、历史系的黑板报，楼下有外语系的黑板报，我们系的黑板报办的最好。我协助文艺部长编导文艺节目，在全院文艺汇演中我们的大合唱获得表演奖、小歌剧《两双鞋》既获表演奖又获创作奖。
班委会发挥了高度自治的组织作用。班长韩宝晶同学很有组织才干，形成了由他负主责、各方去办的班委会。学习委员邹向东同学配合任课老师要求，引导学习小组讨论，还把宿舍变成了学习辩论的场所。体育委员崔铁元同学带领全班同学天天早晨出操，组织男女排球队、篮球队及其训练和比赛活动，推选优秀选手参加全院学生运动会，都能有较好的表现。生活委员邱成义同学负责领发学员津贴和粮票饭票，每次到了开门办学时他最忙禄也最累，安排车辆搬运行李、事无巨细样样到场，老邱那几年为同学服务兢兢业业也费尽了心血。
寝室发挥了高度自治的基础作用。我们寝室上下铺有八位同学，拥挤的住宿条件并没有影响寝室卫生。老邱同学是寝室长，整个生活自理由他安排。有值日生制度，每天早晨其他同学出操，留下值日生打扫卫生，并为每个同学打好洗脸和刷牙热水；每天晚上其他同学到教室晚自习，值日生又为每个同学打好洗脸和洗脚热水。有值周制度，每周全寝室同学出勤一天，负责打打扫楼道卫生和本楼层厕所。有长跑制度，寝室内门贴着每个室友以跑到北京为目标的进度表，每天下晚自习后室友们都会围着文史楼前的大操场跑上几圈。
五、时代印记难以回避
那个时候，社会刚从造反走向秩序、大学刚从疏散走向恢复、老师刚从农村返回课堂。系领导班子还有哈尔滨轴承厂驻院工宣队刘师傅参加。所以，那是个倍受折腾的复杂年代。
教学秩序受冲击。主要是批林彪批孔子、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所造成的冲击。当时，中文系有位老师给我们讲“克己复礼”这句话时，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说林彪是现行反革命，那么孔老二既是现行反革命也是历史反革命”。当时，邓小平搞整顿时我们欢欣鼓舞，批邓时我们又措手不及，后来把工农兵学员说成是反对邓小平的急先锋，那显然是个历史误会。当学校总是把教学与各项政治运动绑在一起时，怎么能保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呢！
课堂教学遭质疑。个别同学还没有摆脱造反有理的影响，不尊重老师的课堂教学，蔑视一切学术权威、怀疑一切理论原则，逃课对抗、违反学习纪律等现象时有发生，还美名其曰反潮流。由于工农兵学员头上顶着“上管改”的光环，说我们有的同学被惯坏了那一点也不过分。我们在升大学考试时经过张铁生那么一折腾，入学后就再也没有任何闭卷考试了。我们的人事档案中除了高考答卷，再也没有任何学习成绩方面的记载。
学员文化很不齐。我们同学中有高三、高二、高一的，也有初三、初二、初一的，“老三届”在班里实现了最完整的组合。这给课堂教学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有的说吃不饱、有的说消化不了，加上老师经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洗礼”，心有余悸、束手缩脚，影响了课堂教学质量，也影响了课后小组讨论水平。小组讨论这个学习环节的设置，无疑承接了延安抗大之风，同学之间相互启发、观点碰撞，是其它任何学习方法所无法替代的。
学习朝农被追捧。当时，全国高教系统推广辽宁朝阳农业学院经验，与工农划等号。院党委书记陆辉同志私下反对，说我们学校要紧紧守住“哈尔滨”这几个大字，若改叫“黑龙江师范学院”，早就被赶到农村办学去了。但是，他无法阻挡毕业分配时“厂来厂去、社来社去、哪来哪去、党政机关一个不留”的红头文件。这样的毕业分配方案，在哈尔滨师范学院乃至全中国所有大学毕业生分配历史中，既空前也绝后。我们这届工农兵学员是唯一的试验品。
记忆往往是些碎片，只有当把这些碎片整理出来以后，才能感到它弥足珍贵。我以写实的方法，在自己毕业四十年之际，打开了原哈尔滨师范学院政治系工农兵学员的学习和生活片断，以唤醒我的学友们都能够拿起笔来，把自己的工农兵学员经历，真实地记录下来，让那些“虚无族”、“抹黑族”无立足之地。
修改于上海浦东梅园
2016 年 6 月 28 日
转自《共识网》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