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征国：父亲在黄埔军校的经历

1989-06-04 作者: 王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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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黄埔军校的经历

－－作者：王征国

2016 年 6 月 19 日父亲节，勾起了我对天堂中老父亲的无限怀念。大脑中再现了四十多年前他到哈师院来看望我时那揪心的一幕：在和平路饭店，我、父亲和他们单位一起来哈考察的孙叔叔正在共进午餐，唠着唠着，只见从未流过眼泪的父亲，竟然旁若无人，像孩子般在我面前失声痛哭，嘴里喃喃地说：“我连累你了……”。因为黄埔军校毕业生的父亲，感到自己受压抑到无所谓，影响了儿子的前途最为心痛，此时看到儿子终于上了大学，便触动了他那最敏感的神经。当重现这一定格时，我立即写下：当年抗日扛起枪，铸犁开发北大荒，能伸能屈大丈夫，忍辱负重度半生。这几句话刚传到原哈师院政治系 732 班微信群，金企玲同学立即回音：能否讲讲伯父生平二三事，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追求、爱国抗日的人生经历。企玲姐有如此兴趣岂能不予满足！于是，我找出“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自述》的底稿，回想着父亲活着时我与他交谈的那些碎片，整理成了这篇真实的不加佐料的回忆录。

1924 年 3 月 19 日，父亲出生在湖南省武冈县和亲乡 ( 现为司马冲镇 ) 新安舖，姓王名彰伟。爷爷王昭礼、奶奶王杨氏早年去世，大伯王彰德、二伯王彰勤承担起了扶养父亲和叔叔王彰有的责任。抱着“要让王家坟山冒青烟 ( 出人才 ) ”的宏愿，伯伯和伯母们拼命供父亲读书。 1939 年和 1940 年，父亲在司马冲读了两年私塾，还学一些初小算术，老师的名字叫王坤山，他是地主的儿子，离父亲家有十多里地。和父亲一块儿读书的有王彰生，他是我爷爷的哥哥王昭应之子。 1941 年到 1944 年，父亲在武冈县城里许氏私立鸿基学校读书，读了两年高小和两年初中，新安舖的王立勋是父亲的同学。当时，大伯二伯老婆孩子一大堆，为躲国民党抓壮丁，大伯花钱买了个甲长当，二伯被抓进去花了钱才被赎回来，因父亲上学不到学校去抓，但总不能年复一年地躲下去呀，父亲说不如有文化的自己出去当兵闯天下，既可以减轻哥嫂们的经济负担也能够让他们过上安稳日子。

1944 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就在这年 1 月，父亲报考了武冈黄埔军校第二分校，其正式名称应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它的前身是“武汉分校”，李明灏中将任分校主任。 1938 年 1 月 4 日，武汉保卫战即将打响，武汉分校奉命向湖南邵阳搬迁，因邵阳环境并不适合建校，时任分校副主任周磐将军提议，把分校建在武冈。周磐北伐担任师长时，曾在武冈一带驻过兵，他了解到当地祠堂众多，每个祠堂有大厅可做教室，有宽房可做寝室，还有餐厅等，祠堂外面有空场地正好可做操场，那里地处僻壤，生活成本相对低廉。所以，武汉二分校把“汉”字更改为“冈”，这一字之差便开始了在武冈办学八年、为抗战输送了 23487 名毕业生 ( 不含武汉毕业的 3746 人 ) ，成为黄埔军校系统仅次于成都本校和西安第七分校的第三大学府。父亲在武冈县城读书时，目睹了军二分校的学习与训练，听过这所学校老师到他所在中学兼的课，看到了从全国各地赶来的高中、大学毕业生报考军校的盛况，早就萌生了为抗日救国、报考这所军校的大志。父亲曾对我说过，上大学是家族供自己读书的目标，能上这所学校并不亚于读大学。他只所以选择此时报考，理由很简单：因日军南犯，长衡难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由于报考资格限定为本年度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父亲借用了王超的高中肄业证过了这一关。据父亲回忆，在考场上别人都已经交卷，他仍在那儿埋头答卷，当时监考老师走近父亲身旁轻声说：“平时不用功，考试就发懵吧。”直到考试结束铃声响，父亲才最后一个交卷走出考场。然而，放榜时“王超”却名列其中。听了父亲讲到此我很惊讶，一个初中毕业生怎么能与高中甚至大学生比拼文化呢 ? 父亲平静地说，当时的考题都是考我们脑袋瓜子的灵活程度，看在紧急情况下你如何沉着果断地处理实际问题，恐怕这是自己被录取的原因。自此，“王超”就成了父亲在黄埔军校及国军中的名字。

1944 年 6 月，父亲正式进入黄埔军校二分校。校门上那副对联给他以极其深刻印象。上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下联：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横批是：革命者来。校训是：亲爱精诚。父亲被编入第十九期第五总队第三大队第九中队，总队长是林丰炳少将，每个总队连勤杂兵在内，大约二千余人。第十九期是武冈分校最后一批学生。据父亲回忆，入伍第一天，先剃光头，再发个“背包”和草鞋。背包里面包个大砖头，约 20 多斤，三个月内“秤不离砣”，以后逐渐增加到四十六公斤。因为这四十六公斤是一个普通士兵的标配，含武器、作战工具等重量的总和。武冈分校学生有个特别标识，那就是打赤脚、穿草鞋、扎小皮带，军事训练以实战为主、不按牌理出牌，重在培养学生刻苦耐劳、擅长野战、射击劈刺等能力。学生入校后，前三个月为新生教育，每月生活补助 8 元，第四个月起则进入正式学习阶段，生活费提高到每月 12 元。 1944 年 9 月 7 日，日军进犯邵东两市塘， 9 月 8 日坚守 47 天的衡阳沦陷。国军七十九军军长王甲本奉命从衡阳外围奔袭到东安山口铺试图阻击日军。 9 月 7 日晨，王甲本赶到时 98 师 292 团并没有如期出现，他和副官几个人被日军发现，在与日军力拼刺刀、展开肉搏时壮烈牺牲。当分校主任周磐中将派遣的侦察兵报告了这个情况后，周磐连夜召集教育处长王檄鳌、政治部主任张泰祥商讨疏散计划。第二天上午在正中楼前大坪召集全体官兵，报告形势紧急，宣布马上分三路疏散。第五总队第二大队移驻武冈西郊二十里之山口桥，护卫校本部；第一大队移驻李熙桥；父亲所在的第三大队移驻武阳。疏散中前期体能训练和急行军，如夏天睡在太阳下，日晒雨淋不准换衣，任其自凉自干等等，帮助父亲忍受住了恶劣的疏散环境，也有人在疏散中掉了队或生病死亡。疏散时军校运出的枪支、弹药，贮藏在山口桥附近的一座庙里，被日军发现，纵火焚烧，爆炸之声，整夜不绝，火光冲天，数十里外可见，损失很大。 1944 年冬，日军占领桃花坪以北的周旺铺，新宁县的白马田后，暂时停止前进，此时武冈大军云集，有王耀武部的七十四军，洞口有李天霞的一百军，高沙有七十三军，加上第十军的一部分，还有龙山、秀山等师部队。分校主任周磐意欲重振军备，东山再起，决定将校本部迁返至城西磨石村斜道张家，教育处迁至高矛头王家，总务处迁至踏踏岭，从马家桥至曹家巷，均驻有军二分校官兵。

1945 年 4 月 9 日，日军发动了合围芷江的湘西会战。从 4 月 17 日起军二分校再次由武冈出发向湘黔边境疏散，行军路线是在敌人夹缝中迂回前进。父亲所在的第五总队和警卫营，负责保卫校部军佐、家属小孩等，从武冈出发，经武阳、长铺子，渡巫水河、过鹅公岭，目标是到会同与第六总队会合。据父亲回忆，当他们行军到了某个无名村宿营时，发现有股日军从东面开来，警卫营向敌人左右猛冲，分校同学也猛烈开火掩护，敌人慌忙回头撤逃，警卫营穷追猛打，原来这是日军辎重连的一个班，被打死了几人，俘虏了 8 人，还缴获了 4 匹马 ( 其中 1 匹被日军枪杀致死 ) 和一些辎重物资，全部交押送至会同。 5 月 4 日，第十九期五六两个总队全部平安到达会同。两个总队 3000 多名官兵，分散驻扎在会同城、连山、广坪、坪村、堡子、金龙等地。 7 月 11 日，军二分校奉命裁撤，未毕业的学生拨归成都本校训练。 8 月 1 日，成都本校派桂乃馨为总负责人来会同接收，第十九期五六两个总队的学生都要经过甄别考试。据父亲回忆，那天他们在县城孔圣庙大操场上，头顶烈日参加考试，和他一块儿参加考试的有和亲乡姐妹桥刘家院的戴义明、姐妹桥杨家湾的戴庆云，戴庆云因考试不合格被淘汰回家了。 10 月 4 日，军二分校官兵自会同向成都进发。从武冈到成都，他们途经三十一个县市，行程三千里，一路上穿山越岭、道路崎岖、风餐露宿，身上长满了虱子，军装破烂不堪，看起来不像军校学生，到有些像逃荒难民，带队长官命令他们把校徽摘下来才进了城。当时成都本校第十九期、第二十期即将毕业，父亲再次经过考试合格以后，改编为第二十一期步兵科皇城督练区三大队十中队三区队九班。父亲回忆说，学校下面设步兵科、骑兵科、炮兵科、工兵科等，步兵科科长是李邦藩，再下面分督练区，督练官是吴起舞，任三大队队长的姓陈 ( 是个胖子 ) ，任十中队队长的姓章 ( 后升任副大队长 ) ，由十二中队姓周的副中队长接任，中队下面设区队、区队长黄益洲是湖南省石门县人，九班长黄泽 ( 广西人 ) ，同班学生申金波 ( 广西人 ) 、黄益萍 ( 广西南宁市人 ) 、欧阳崇文 ( 江西吉安人 ) 、王世华 ( 四川新都人 ) 、易东海 ( 湖南湘潭县易家湾人 ) 毕业后留校。据父亲回忆，秉承亲爱精诚的校训，同学们的关系比较融洽，都是经过生死考验的过命兄弟，互相之间没有什么可以计较；贫富子弟之间并无鸿沟，虽然伙食比武冈分校时有质的改变，礼拜天却时常接受富家子弟餐请，他还接受过一位富家子弟的经济资助，可惜出校后因国共战争失联了。 1946 年元旦后，成都本校改名为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名义上国有化隶属陆军总部，蒋介石仍任校长，关麟征任教育长。 1946 年 10 月，大约三千来学生每人填写一份简历表 ( 叫自传 ) ，交上去以后每人发回一张党证，就这样算集体加入了国民党组织，成为党员以后无人过问，没有任何组织生活或独立活动。 1947 年 10 月，校长蒋介石改任名誉校长，教育长关麟征升任校长。 1947 年 12 月 25 日，第二十一期 2219 名学生毕业，父亲被分派到东北战场廖耀湘将军所率领的新六军。

1948 年 1 月，成都本校把父亲这批毕业生用汽车运送到重庆，然后由他们各自奔赴所分派部队。父亲为什么选择去东北 ? 他说，投笔从戎就是为了收回日占全部国土，一曲东北松花江上让他很想到那片回归后的土地上看看、去尽一份亲自保卫她的心愿。要去那么遥远的地方，父亲选择先回老家看看。 1948 年春节前，父亲回到家乡逗留有一个月时间，他探亲访友沉浸在欢乐之中，把自己那一本黄埔军校毕业生照纪念册和一套呢料军官服留在了家中，军服后来被家族中参加志愿军的弟弟穿走，纪念册后来被乡干部收缴，这都是后话。探家后，父亲踏上了去东北的旅途，途经湖南、江西、江苏，然后到达南京军校办事处。与父亲一起到达办事处有刘楚均 ( 湖南省东安县伍家桥人 ) 、贺贵平 ( 湖南省平江县人 ) 、刘孔孝 ( 湖南省武冈县高沙市刘家塘人 ) 等四个人，他们拜谒中山陵、瞻仰总统府、观光夫子庙秦淮风光、游览玄武湖，这几个出生在农村的苦孩子，第一次到了首都这么个大地方，看看热闹却不用自己掏腰包，钱花光了就到办事处领，痛痛块块地玩了半个多月。接着，他们到办事处借了钱，又坐车到上海游玩，玩够了买好船票又到天津游玩，玩够了又想在北平好好玩玩。结果钱花光到新六军北平留守处去借，被通知等待购买飞机票。第二天，留守处把他们几个送到了机场。 1948 年 4 月末，他们四个人坐飞机到达了沈阳，只有刘孔孝去新一军报到，其余三人均到新六军军部报到，军长李涛 ( 湖南邵阳人 ) ；又过了几天被分配到一六九师，师长张羽仙 ( 湖南零陵人 ) ，三人在师部军士训练班见习了两个月后，贺贵平被留在师部。六月份，父亲被分配到五零五团一营二连任少尉排长，团长吴丕业，刘楚均被分配到二营。父亲说，旧军队不作思想工作，互相之间不随便打听，做事都是命令，有什么也不叫下级知道，加上接触时间短，他只知道营长姓黄，连长姓什么都不记得了，副排长唐富贵 ( 左眼是瞎子 ) 、班长康呈华、王金城，他们在沈阳参加整训至九月末。

新六军是在缅北战场横扫日寇的铁军，日军进犯独山贵阳告急时驰援回国，阻止了日寇西进重庆。日本战败投降，直接从芷江机场空运到南京，威慑日寇在投降书签字，葫芦岛登陆又去填补日降后东北“真空”。没想到这样一支部队在黑山阻击战输的那么惨。据父亲回忆， 1948 年 10 月初，他们由沈阳出发到 10 月下旬行至黑山县严家瑶被包围，所有战略移动尽在共军掌控之中，高层泄密显而易见，就是下层军官也已渗透，他怀疑自己所在连队的连长就是卧底，当他们宿营时，头一天刚扎好帐篷连长就突然失踪，第二天清晨还在睡梦中就被共军“缴枪不杀”的喊声震醒，外衣外裤都没穿上就乖乖地当了俘虏。父亲说，被俘后曾被动员参加解放军，当得知第二天就要去体检时，他立即买来巴豆吃后腹泻，才躲了过去。我问他：那是个转变身份的机会，你却放弃了不后悔吗？他说，各为其主，没什么可后悔的，我只能选择这么做。 1948 年 11 月初，父亲和刘楚均被编入郑家屯解放团二团三营七连一排在一个班当战士，当时两个人已身无分文，没有棉衣被褥，睡在东北土炕上，岂能御寒过冬，父亲当掉了自己的金戒指，为两个人共同购置了行李，再次体现了黄埔军校的亲爱精诚。后来，刘楚均选择了南下继续为蒋政权卖命 ( 可能去了台湾 ) ，父亲留下来去了香兰农场，从而有了开发北大荒的新生活。我问父亲：你们俩关系那么好，都是国军中的死硬分子，为什么没有与他同行 ? 父亲淡淡地说，人各有志，那么有名的王牌军都吃了败仗，我还有什么盼头。父亲作为黄埔军校毕业生，选择了新生活也开始了新的磨难。但是，总的来说他还算幸运，他同期毕业同学肖立和 ( 湖南省武冈县城关包谷井人 ) 在淮海战场被解放，回到武冈在学校当了教师，镇反运动被挖出来判了刑，父亲在一九五九年到龙镇农场三分场办事时与这位当年的劳改犯见了面，肖立和出狱后被清理回老家；肖祝春 ( 湖南省株洲县人 ) 系新六军中原青年军第 207 师军官，在辽沈战场被解放，回到株洲也在学校当了教师，镇反中也被判劳改到龙镇农场监狱服刑，出狱后在该场修配厂就业。我在整理这篇回忆录时，通过网上搜索发现：父亲同期黄埔军校毕业生到台湾去的有：张儒和 ( 山东临沂人 ) 台湾联勤总部少将副总司令、杨汝舟 ( 四川巴中人 ) 台湾三军大学战争学院政治作战部中将主任、林克承 ( 福建龙海人 ) 台湾驻美国军事采购团中将团长、林思聪 ( 福建福清人 ) 台湾陆军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赵万富 ( 云南南华人 ) 台湾陆军总司令部二级上将副总司令、钱怀瑜 ( 江苏武进人 )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戴锷 ( 湖南沅陵人 ) 台湾金门防守司令部中将副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