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明：专案1977
专案1977
－－作者：王晓明
1977年是个十分特殊的年份，那一年臭名昭著的“四人帮”已经被粉碎，墙上张贴的领袖像从一张变成了两张，在过去那张多少年已经看熟了的脸庞之外，又并排增添了另一幅剪着小平头的可敬脸庞。耳边每天回响着的颂歌也随着多了一首，除了早晚必须唱响的《东方红》之外，还多了一首《敬爱的华主席》，那里面的两句歌词写得真是妙极了：“毛主席把航船交给了你，人民最放心。”
就在这样一个年头我复员回家了，由于在部队搞得是文化工作，因此轻车熟路，很快就被分配到市里的影剧院工作。那时侯单位用人最讲究的是政治条件，一个年轻的复员军人，共产党员，我就因此被党組织选中，抽调去参加当年最最最为重要的工作--搞“专案”。
说起“专案”这个词语，当今的小青年肯定是一头雾水不明就里，许多老年人恐怕也早己经忘记到九霄云外去了。不过在四五十年前，那可是一个红艳艳、响当当、人人皆知的词语，一提起来，就会让许多人战战兢兢，又会让许多人兴奋莫名。因为搞“专案”就是审查人斗争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说白了，就是把人关押起来审讯调查。有点类似于今天“公检法”的职能，可以轻易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文革”高峰时，“专案”就如同青草一样遍地生长，任何一个单位，任何一个造反派組织，都可以马上成立专案組，随意把人限制自由关押起来“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然后审讯笔录，内查外调，直到最后整理成档案并进行处理。1977年“文革”虽说已经结束，但已经高速行驶数十年的时代列车岂能在一夜间就掉转方向？它还在继续沿着自已早已模式化了的轨迹，用现在的活来说，就是“两个凡是”的方向高速行进，仍然在用“文革”的方法解决“文革”的问题。因此那一年的“专案”工作任务十分重要，可说是当时的头等大事，从中央地方的每个单位每个公社(乡)大队(村)几乎都成立了专案组，任务就是清查那些十年以来为非作歹的“四人帮”爪牙和“打砸抢”分子，彻底摧毁“四人帮”的社会基础。
我参与清查的对象是本单位一个职工，此人好象没什么社会地位，也没什么社会能量。我详细看了他的审查材料，就薄薄几张纸，其中最有份量的一条“罪状”，是他在粉碎“四人帮”后曾与人议论，说这好象“宫廷政变。”天哪！这在当时是何等反动透顶的言论，一旦落实，就是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人的“反动，”据说还有极其深厚的根源，我曾听他本人亲口交代，说自已思想反动的源泉，是因为受了一个举国闻名的大诗人、也是著名“右派”的伯父影响。
这位职工大约知道后果，因此怎么也不肯承认有关“政变”的言论，本着“抗拒从严”的原则，他的问题升级了，上级指令我押着他到地区的专案组集中看管。
地区的专案組规模不小，设在原来的地区第三招待所里，那儿有许多内外套间，这会儿正好利用起来，里间关清查对象，外间住监管人员。地区各系统、各单位重要的“清查”对象全都关押在这儿。到了这儿，就意味着你的问题升级了，严重了，得赶快交代了，不然就离监狱不远了。
在这儿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大致弄清了关押着的都是些什么人。这些“清查”对象，一批是全地区赫赫有名的“造反派”头头，他们在“文革”中叱咤风云，劣迹累累，不少人还亲自披挂上阵参与武斗，“夺权”以后都当了不小的官儿，他们应该说是罪有应得。虽说他们也辩解，说自已也是受害者，当初参加“文革”只是为响应领袖号召，不过也积极得未免太过分了一点，这会纯粹就是自作自受。
而另有一些人的“罪行，”现在看起来就有些牵强附会了。例如这儿关着文化系统的一个画家，他的主要罪行是画了一本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连环画，那里面反面人物鲁七爷的形象，据说很象是敬爱的小平同志。而还有一些，譬如说我看管的那位可爱职工，其实纯粹就是和单位领导有矛盾，领导借机报复罢了。
不过这其中某剧团一位演员的“罪行”，说起来确实令人发指，据说此人会看相，而且极灵验。于是一次朋友聚会小酌后，便有人指着墙上那幅新添的领袖像让他给看看。此人倒也胆大包天，一番细细端详之后，竟说这位新领袖是“三年皇帝命。”这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言论立刻给人告发，他也只能到专案組“集中精力交代罪行”去了。
不过蹊跷的是三年之后，画像上那位理着小平头的领袖还真得就下台了，此事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没损害那人名声，还悄悄增强了他在民间的“半仙”地位。
在这些人当中我还看见了高中时那位倾心仰慕的语文教师，此人当初教我们课程时不太上心，只顾自已一门心思写小说，还真得就被他写出一本批判“资本主义教育路线”的长篇小说，并且出版发行了。这在除了“毛选”几乎就无其他出版物的当时，可是一件十分轰动的大事，让我们这些从小痴迷文学的少年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如今我在专案对象们放风的时候看见了这位昔日的“大才子”，这位据说专门炮制“毒草”的大作家脸色苍白，自个儿端着便盆过街老鼠似地匆匆而过。
这些审查对象后来的去向大致分了这么几类，一批有“打砸抢”罪行的被判处有期徒刑去了监狱；第二类下放农村监督劳动；第三类被开除党籍、或者受到其他行政处分，但好歹又回了原单位。他们中的有些人，以后又被不同程度地落实政策，免除或减轻了所受的处分。
关押时间长了，我们这些看守人员自然渐渐懈怠，于是也就闹出了不少稀奇古怪的趣事。其中最刺激的，自然莫过于男女性事。有个单位的清查对象是女的，而且长得不错，按照一般常规，该派两个女的来监护。但该单位不知怎地，竟然派了两个男的来看管她。于是自然而然就出事了，一天其中一个男的有事外出，回来后发现另一个男的不见了，到处去找也找不到。回来后仔细听听，才发现里间有些十分可疑的声音，爬上天窗一看，原来俩人正在里间快活着呢。于是那女因“美人计，”“腐蚀监管人员”而问题升级，男的也立刻变了身份，从“监管人员”摇身一变成了“清查对象，”被开除了党籍。不过听说这俩人产生的倒好像是真感情，出去以后还真得就结成了夫妻。
另一回我们这幢楼里也传出一阵可疑的声音，不过那不是快活的喘息，而是一个人临死痛苦的呻吟。我们中的一个监管对象上吊自杀，因临死前的痛苦挣扎而撞倒了桌椅，我们闻声立刻冲进去把他解救下来。这下子问题也闹大了，因为这个时侯自杀，明摆着就是“自绝于党和人民，”是明目张胆的对抗运动。因此此人从医院出来后立刻被判刑两年，直接送进了劳改农场。不过运动中的许多事，往往就是在瞎胡闹，几年后此人又被宣判免除刑事处分，我还亲手又给他办理了平反手续，补发了全部的工资。
1977年乍暖还寒，我的大部分时间，就在这样的“专案”当中度过，和许多人不一样，当我最后被调离的时候，心里很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心里暗暗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国家再也不会有“专案”这种怪东西。不过即使有，我也永远不会再去参加了。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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