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明：两个“祸从口入”的故事
在我看来，如今的中国社会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就象赤道与北极，许多事情是正好恰恰相反的，如果我们把那个时侯比作炎炎夏日的话，那么现在就好比是三九隆冬；如果那时是南极北极，现在就恰恰正处在赤道热带。
不说别的，就说一个小小的“怕”字吧，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最怕什么？怕得是“祸从口出”，一个不小心说错了话，那怕只是一个字一个词，也会刹那那间祸从天降，一下子变成个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不但自已要皮肉受苦挨批遭斗，还会让全家一块儿跟着坠进万劫不复的地狱。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经常上演，例如那年因为领呼“谁反对X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时，不小心掉了个“谁”字，我们地委机关一夜之间就多了三个“现行反革命”，领呼者一分钟以前还在声色俱厉地痛批别人，一分钟后就角色转移，自已反倒成为批斗对象，一时间偌大个机关人人自危，大伙儿全都大眼瞪着小眼，彻底傻了眼。
我读初中时，还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一件事：那时候满大街不闲着，到处都贴着老人家红光满面的大小画像。一天狂风骤起，只见我们的数学老师急急跑过来，一见到我们就慌慌张张地说：“快，快，那边有一个毛主席掉下来了。”
这话一出口，在场的人全都惊得一个个呆若木鸡，天哪，这是什么言论？“毛主席掉下来了！”多么反动透顶。怔了好一会儿，才有人反映过来，那肯定只是一张毛主席像被风吹掉下来了。于是立刻有两个学生上前点着老师的鼻子一声断喝：“你在胡说些什么？伟大领袖怎么会掉下来？”
满头白发的数学老师楞了一会，这才突然发现自已刚才说漏了一个字，顿时脸色变得象纸一样苍白，他慌不迭地低下头，嘴里一迭连声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罪，我有罪，我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说罢，老头子转身在一张领袖像前连连躹躬请罪。幸好那时在场的人不多，又都是他班里的学生，大伙儿没有继续深究下去。不然学校长长的“牛鬼蛇神”队伍里，毫无疑问又要增添一个我们熟悉的老头了。
可是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恰恰相反，中国人不再担忧“祸从口出”，却整天在提心吊胆，担忧“祸从口入”了。而且那“入”的，也不再是什么空泛的话语，而是实实在在吃进肚子里去的东西，譬如什么三聚氰铵、地沟油、瘦肉精一类。搞得许多人情愿饿着肚子混充减肥，也不愿去敞开肚子一饱口福。
一个“出”，一个“入”，仅仅一个字，却象一个个十分奇怪的轮回，既反映出这个社会巨大的进步，也折射出转型时期普遍的无奈与隐忧。
不过话说回来，当年我也偶尔遇上过几次“祸从口入”的风波，回忆起来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一、“肥肉”风波
1966年的“双抢”到了，这又是一个当年曾经如雷灌耳，如今却再也难以听见的名词。它的全称其实应该叫做“抢收抢种”，是江南农村一年四季里最为忙碌的时节。田里的早稻这时黄金灿灿地熟了，必须马上收割入库，晚稻的秧苗绿油油地泛青，要在刚刚收割的稻田里马上插下去。“人误田一时，地误人一季”，这个时侯那怕只稍稍延误一天，都会直接影响全年的收成。
因此那时每年到了这个时侯，信奉“以粮为纲”的举国上下都会象是又在经历一场人民战争一般地紧张忙碌。农民自然是首当其冲，整天忙得连轴转。城里的机关学校也不闲着，必须停学停工几天，组织人马打着红旗戴着草帽去乡下割稻子插秧。通往乡村的主要干道上此时人流如织，金黄色的田畈里到处红旗飘扬，歌声震天。那场面，那气势，用宋丹丹小品的语言来形容，就叫做“那是相当的壮观！”
可要命的是，这“壮观”虽然好看却是不大好熬，因为那时正当七月中旬，是炎热江南一年四季中最为闷热的时节，中午气温常常会上升到摄氏37、8度乃至更高。成熟的稻田此时密不透风，上边炎阳烘烤，下边水气蒸腾，置身其间，犹如走进了一个硕大无比的蒸笼，在里面挥汗如雨地劳作，那滋味、那煎熬自然可想而知，直到今天让我回忆，还常常足后怕不已。
农民们劳作惯了，可能稍微好点。而城里的干部职工这时侯就遭罪了，虽说有时只下去一、二天，但那份煎熬却非常可怕，晒得黝黑的不说，中暑的晕厥的那一年都少不了几个，有时甚至还会出现个把“烈士”。我记得那年刘姓县长的夫人去参加“双抢”，不幸中暑死了，就被评了个烈士。不知是不是因为她丈夫是县长，人家把丧葬规格弄得偏高了一点，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反正不久后“文化革命”来临，此事成为县长“腐蚀变质”的一桩莫大罪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众口一词，都说他是在假公济私，滥用职权给自已的臭老婆脸上贴金。
说到这里又有一个谜团浮上心头，让我至今都百思不解，你说当年“以粮为纲，”整个社会都在围绕着农田忙碌，那份重视，那份壮观，那份辛劳，那份煎熬是真真切切，可实际效果怎么却适得其反。越是重视，就越是年年都填不饱肚子吃不饱饭，遇上个不好的年景，还得绞尽脑汁整天寻找什么“瓜菜代”。甚至还得提上打狗棍，拖家带口地去逃荒要饭。可自从土地承包到农户，一切就似乎是迎刃而解了，机关学校再不用敲锣打鼓一年年去农村支援“双抢”，农民们也再不用一年四季昏天黑，还仍然填不饱肚皮，反而还有闲空外出去打工，去办家庭工厂，粮食产量仍然在一年年往上增长。这里面的变化实在足太大，我至今还说不清究竟是个什么原因。
不过这样在炎炎烈日下“双抢”，还幸亏就发生在那时，如果放在今天，那肯定是不得了了不得，又成为惊天动地、牵动全社会神经的一任大事。你想想，如今娇滴滴的“小皇帝”在太阳底下站上一会，都会昏倒晕厥一大片，假如说还要拉到农村去“双抢”，那几乎没有悬念，肯定会变成一个个“站着出去，躺着回来。”再说啦，如今的孩子日常上学放家都要家长接送，一旦去农村劳动会是个什么场面？我这儿早都替大家伙想好了：家长们闻讯全都陪同出动，爷爷奶奶在田埂上为“小皇帝”打伞搧扇子，外公外婆喂他们喝饮料吃水果。而早已在单位请好假的爸爸妈妈们挽起裤腿，抢着下田去替子女们劳动……
行，扯得远了，还是接着回头说那年“吃”出来的风波吧。
就在那样一个赤日炎炎“双抢”的日子，我们汗流夹背干了整整一个上午，好不容易才把那个懒洋洋却又炽热无比的太阳送到头顶，可以去喘口气吃午饭，慰劳一下自已早已饥肠辘辘的肚皮了。
不过那个时侯不能自带饭食，必须要和贫下中农“三同”，也就是一块吃饭，一块干活，有时还要一块住宿。当然吃饭不能白吃，要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象当年传说中的红军八路军一样交伙食费手粮票。于是按规矩，我们分组由老师带着去各户农家吃饭。
记得那天一进门，几个同学的眼睛立刻亮了，只见迎门八仙桌上放着三四碗菜，虽然大都是青菜豆腐，但中间却亮汪汪醒目地放着一碗炖肉，那肉毫无例外是大肥膘，切成一块块大约两寸的长条，在碗里整齐地码放着。
饥肠辘辘的肚皮不分好歹，只要是吃的都会香甜，更何况农家柴火烧的米饭格外香甜，于是同学们人人盛满饭，等主人和同桌老师一声招呼，便立刻如狼似虎地大嚼起来。一双双小眼睛全都骨碌碌旋转，不时偷偷瞄向中间的那碗肥肉，有两个人的筷子还不知不觉就向了那儿。
可是在我们和那碗肥肉中间，分明还横亘着一座高山，一座很难逾越的高山，那就是老师严厉的眼睛，那天的支农活动由造反派組织，带领我们的是从别处来的不熟悉老师，年纪不大却格外严肃，看见谁的筷子靠近肉碗，就会狠狠瞪那人一眼，吓得他赶快把筷子转向了豆腐或青菜。
这样的攻防战持续了好一会，中间那碗肥肉依然毫发未缺，弄得我们心里象猫挠一样着急。要知道那可是香喷喷的大肥肉哇，我们已经好久没能与它们亲密接触了。
那时侯城里的猪肉需凭票供应，普通人一周也难得吃上二次猪肉，更别说这样香喷喷油渍渍的大肥肉了，不，那不是肥肉，而是仙丹妙药，能好好滋润一下我们干涸己久的肠胃，可恶的老师的，你为什么不让我们享受一块呢？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脑袋，中间老师要离桌去添饭，只见他刚背过身，就有一个男同学快如闪电一般伸出筷子，挟起块肥肉三口两口便下了肚。其他同学也不甘落后，等老师坐回桌上，就只见半碗亮汪汪的肉汤了。
老师的脸色刹那间变得很难看，狠狠瞪了我们每人一眼，只是当着主人的面没有发作，等到离开主人家，他立刻劈头盖脸给了我们每人一顿狠狠的训斥。
原来那时农家的生活更加贫困，只是逢年过节或家里有人来帮忙，才能费尽心思搞来点肥肉，不过那很大程度上只用来放在桌上摆摆样子，借以表明主人家的诚心与好客的，作用就象今天祭祀时的供品差不多，只能看不能吃，当然更不能吃光的。譬如今天桌上放的这碗肉，本来是在农忙时有人来家吃饭，才每天端上来作作样子，然后又端回去的。如今却被我们风卷残云般一顿吃光了，主人家还不知该怎样地犯愁呢。
批评到这儿，老师又挨个查问了我们的家庭出身，看样子如果有人家庭成份不好，他还会上纲上线地狠挖“阶级根源”。幸好那天除我以外，组里的同学们大都来自铁路新村，属于在工人阶级中也是响当当的“铁老大”，成份比老师本人的还要好，所以老师只好悻悻地不再作声了。
不过那以后等我再去农家吃饭时，都会注意不去踫中间照例会有的那一碗肥肉，因为我知道在那些油汪汪的亮光里，其实包含着那时社会太多的规矩、太多难以表露的酸辛。
二、一个馒头惹出的风波
我曾经挨过一次狠狠的批判，那是在一个今后说起来都没人会相信的年代。我们一群十四、五岁的孩子自已背着铺盖，跋山涉水几十里路去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我们如此千幸万苦地赶去，并不是因为那里有什么奇丽的风光，或者是什么名人大家的故居。而是因为那里的贫下中农当时正有一些十分惊人的创举：他们在自已破旧的茅屋里贴满了伟人的画像，从墙根一直糊到了天花板上。他们让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上台背诵毛主席语录，张着满口没牙的嘴高唱《学习大寨赶大寨》。他们为我们树立了“三忠于四无限”光辉的榜样，所以我们要顶着风冒着雨，一步一步地踏着羊肠小径，走进那个空前绝后特殊的氛围。
你猜对了，那个年代确实绝无仅有，是在“文化革命”高潮时期的1968年。
那个时侯的人们吃不起面包香肠，矿泉水、方便面、肯德基什么的，更还在大洋彼岸某个遥远的地方徘徊，要到几十年后才能与中国人见面。发到我们每人手里的干粮是“两白”，两斤白面馒头，再配上一行军壶“凉白干，”那就是我们一路的口粮。队伍到达目的地时开水早喝完了，最后剩下一小块干硬的馒头实在咽不下去，我瞅瞅四下里没人注意，就悄悄把馒头向身后一扔，然后又听老师们训话去了。
也是合该我那天有事，那小半个馒头“骨碌碌”地一滚，正好滚到了一个人脚下，那人穿一身“山寨”得很像一回事的草绿色准军装，胸口戴着个比饭碗还大的伟人像章，样子虽然不太威武，却有着一个当时在学校里至高无上，如今却是踏破铁鞋也觅不出来的尊贵头衔：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其地位与今天的校长实在不差上下。
于是在老师讲话结束后工宣队长就上台了，他把目光先威严地朝我所在的角落扫一眼，然后才开口说道：“革命的同学们，我们今天是来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可有人竟然一进村就犯了个大错误，大家看！”
他藏在背后的右手这时突然高高举起，于是我的眼球就差点从眼眶里跳跃而出了，因为我看见刚才被我扔掉的馒头，现在竟然在他的手里因高高地出现了。
“千万别小看了这么一块馒头”。工宣队长这时放慢了语气，十分沉痛地说：“旧社会咱们穷人吃糠咽莱，只有地主老财才能吃上这样雪白的馒头。如今虽然翻身解放，可我们绝不能忘记，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没有解放，还在挨饿受冻，根本就吃不上这样好的白面馒头。今天我们就是要小题大做，狠狠批判从这块馒头上暴露出的资产阶级思想。小王，站起来！”
我在几百双眼睛的聚光灯里畏畏缩缩地站了起来，心里暗暗怨恨那座深山里竟然全是些坚硬的石头，没有一条地缝可以让我钻进去。我有点无师自通地低下头，听老师和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发言，有的说我翻身忘了本，有的说我家庭出身本来就不太好，更应该好好挖掘思想和阶级的根源……
这件事让我一直耿耿于怀，以后那个工宣队长调离学校，我很想去校门口放上一串鞭炮，以表示对这个瘟神终于滚蛋了的无比兴奋。再以后彻底否定“文革”，我又常常现身说法，用这件事说明“文革”时期的无法无天和蛮横无理。想想看，那年我才十五岁呀，又没有做错什么事，却遭受到了如此无情无义的批判。
可是近年来不知怎地，我的心境突然间就有了些奇异的变化，如今再看见宾馆饭店里那些整桌整桌倒掉的酒席，学校餐桌上那些满目狼藉的饭菜，海滨路旁那些惨遭遗弃的半拉子工程……我的眼前就会常常闪现出工宣队长当年那幅严峻的面容，还有他手里高举着的那半拉馒头，残酷的血色在岁月的冲击下渐渐消褪，历史的帷幕里悄悄地闪射出来几缕理性的光焰。
当年那种批判的形式无疑是错误的，上纲上线的分析也着实蛮横无理，更别说那些凭空臆想出来的“三分之二人民在受苦”。但那位工宣队长的话却至少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不能奢侈浪费！
或许我们今天的收入已经足够买上几千几万个馒头，但远方贫困的山村里毕竟还有贫苦的孩子缺吃少穿，许多灾区的孩子至今仍在睁着无助的大眼晴。也许今天世界上没有什么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可非洲的荒漠里，贪婪的兀鹰仍然在整天守侯着那些行将饿死的饥民……在这样天差地别的世界上，我们有权利浪费么？有么？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难艰。”当年老祖宗们的话如今会常常地回响在耳畔，让我有些惶惑有些畏惧地开始思索：是不是又该开上几次那样的批判会了，狠狠地，毫不留情地、上纲上线地，在我们这个乍暖还寒、却已经开始暴殄天物的时代？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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