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明：我所认识的几个工宣队员
我所认识的几个工宣队员
－－作者：王晓明
有时候，我老是在想，历史这东西真是个翻脸不认人的王八蛋，属于民间所说“撂下爪子就忘”的“耗子型”人物，许多过去那么神圣庄严，那么炙手可热的人与事，一过了这个村，就再找不到那个店了，不但没人记得，就连史册上也恨不得给你连根刨了，连点印记也不肯给留下。
别的不说，就说说这“工宣队”吧，全称应该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听听这名字就知道，当年曾是个多么神圣，多么庄严，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被誉为是史无前例的“新生事物。”老人家还亲自给他们赠送过芒果，惹得全国城乡轰轰烈烈，一连度过好几个彻夜未眠的欢腾之夜。可这才过了多少年，就除了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依稀还有点儿记忆，别的就谁也不记得，也不念叨了。不但不记得，还压根儿就不让你再提。不信，你写本关于“工宣队”的书送出版社试试，会有人给出吗 ?
可我还是想写下这个己经被遗忘多年的名词，记下那些巳经消褪得近乎苍白的人与事，不为其他，只为我们这一代的青春岁月，曾经有过这么一段难以忘却的记忆。
在工宣队员轰轰烈烈走进学校以前，其实学校本身也还是有工人阶级的，只不过人数比较少。在哪儿呢 ? 就在学校的大食堂里，或者附属的苗圃、农场里。以往他们总是被趾高气扬的领导和教师们压着，根本就没有表现的机会。直到“文化革命”中期，单位要成立“革命委员会”，规定必须“三结合，”即“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结合之后，才被翻箱倒柜紧急发掘出来，一夜之间成为领导。我当时所在的中学就有一位伙房的炊事班长，昨天还在厨房炉灶前忙碌，第二天就当了校革委会领导，要登台去作报告。他上台后抖动着两片嘴唇，费了老半天才说出一句话：“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噢。”然后就没有声音了。大家都在眼巴巴等着，以为他还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谁知他却已经只有尴尬的笑容，再也想不出其他的话来了。
一定是老人家胸有成竹，早就知道学校自身的“工人阶级”不太争气，所以决定要从校外工厂选派。 1968 年晴天霹雳一声响，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了。为了给他们壮声色，老人家还特意将外国友人赠送的稀罕物 - 芒果转赠给他们，一时间轰动了中国与世界。
工宣队进驻学校，可不仅仅是高校，也不仅仅是北京，而是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学无一例外，全都要派人进驻。每个学校还不是一个二个，而是声势浩大，队伍雄壮。譬如我所在的中学是当时全县最大学校，工宣队一家伙就进驻了十多个，除了校级领导，每个年级都派驻一个。这样算算，全县、全省、全国该有多少，可以断定，那绝对不会是一个小数目。
第一批进校的工宣队员显然经过精心挑选，其中不少人气宇轩昂，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精英”。当然还有一些代表性很强的老工人，一看那外貌，就知道确实是从旧社会熬过来的，“苦大仇深”，经历过许多沧桑风雨。因此当我们敲锣打鼓，兴奋得喊哑嗓子，迎接这些“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时，眼前确实一亮，感觉到这下子好了，“教育革命”有希望了。
进校不久，工宣队就全面接管了学校管理权，只看见他们指手划脚，说东说西，而学校原有的那些领导和老师们唯唯喏喏，只能点头哈腰听使唤。几个为首的队员口气很大，一看就不象等闲之辈。他们虽然也穿着粗帆布工作服，戴着鸭舌帽，但脚上却穿着皮鞋，手上戴着手表，看上去象工厂里的知识分子。一打听，果然里面有几个声名赫赫，原就是工厂里的技术人员，有些文化知识。“文化革命”开始挑头造反竖大旗，成为一派造反组织的头头，这次是改换门庭打算进驻学校，以后扎根教育界当领导的。他们进校后大动作不断，很快就配合形势，把我们学校拆散成几块，全搬到农村最艰苦的地方去分散办学，除了不正经上课，其余什么事都干。
不过时间不久，工宣队的人员成分就很快有了微妙变化。原因正因为这批人是“精英”，是当初挑旗造反的小头头。“文革”是个什么日子，是个瞬息万变的年月。今天你还在台上指手画脚象个人，明天就被打翻在地成条狗。这批人不久就因政局变化被纷纷调回工厂，有的还被追究罪责进了“牛棚”甚至监狱，以后再听不见他们任何消息了。
时针悄悄指向“文革”中期，在我看来，这时候选派来校的几批工宣队员似乎比较靠谱，他们既非早期来校的选反派，也和后期来校的有区别。这些人大都是老工人，出身好，为人正派，优点很多。不过也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没有文化，许多人文化程度比我们这些初中生还要低一截。他们到学校自然不能上文化课，除了“忆苦思甜，”连政治课都很少让他们上，原因是怕他们口无遮拦，闹出笑话是小事，更可怕的是会酿成政治事件。
譬如我们有一次去工厂“学工”，第一天领导训话之后照例该解散，却有个长相粗犷的老工人自告奋勇上台，抢过话筒就说：“我看这‘四个第一’还要加上一个，就是安全第一……”
此话一出，举座皆惊，因为他的话虽然对，但却是大不敬的“反革命言论，”这“四个第一”不是别人，而是副统帅林彪提出来的，举国上下除了伟大领袖，还有谁敢去再给加个“第一”？于是厂领导急匆匆上台，连推带拉把这位还在嚷嚷着的老工人拖下台去。不过这老工人事后并没受到处罚，原因何在？一打听，原来他是个赫赫有名的老劳模，厂里还没人敢把他怎么样。
这批来的工宣队里有张熟悉的笑脸，是我在工厂学工时的铸工班班长高师傅。这可真是个好人，出身贫农，参加过抗美援朝，性格憨厚。经常摸着我们的头笑咪咪的嘱咐，就象一位慈爱的兄长。
可好人却没有得到好报，不几天他就被学生好好地戏弄了一场。那时学校的教学秩序有所恢复，也要组织期未考试了。我们这些早巳荒疏了学业的学生正在抓耳挠腮地犯愁，却传来了“好消息，”因为教师人手不够，今天的监考人不是开始严厉起来的任课教师或班主任，而是工宣队的高师傅。
高师傅兴致勃勃地来了，他小时没进过学堂，可能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作弊”二字，居然搬来张藤椅往讲台上一放，发完考卷便跷起二郎腿顾自抽烟喝茶去了。这下教室里暗流涌动，同学们一个个挤眉弄眼，互相悄悄地交流答案，递小纸条，不时还会有几架纸迭的小飞机飞起来，穿越半个教室。有时动静大了点，他老人家有所察觉站起来，教室里顿时恢复宁静，同学们一个个看上去都在凝神静思，等老人家满意地坐回去，下面就又开始交头接耳相互传抄了。
那次考试自然皆大欢喜，全班同学个个都是高分。班主任当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赶来将我们痛骂了一顿，几个为首的还挨了整。高师傅知道了真相后十分伤心，痛心疾首对我们说，想不到他对我们这么好，我们还竟然这么不听话。
等到 1972 年我将高中毕业的时候，派来的工宣队员“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素质已经明显比以前差了。我记得其中有个周师傅，说话慢悠悠，做事慢悠悠，就连思维都好象比别人慢几拍。唯一的优势据说是退伍军人，政治素质不错。一打听，说此人在厂里也是有名的慢手，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厂里不满意，正好打发到到工宣队里凑数。
这样的人员素质，掌控能力自然大不如前，学校的领导教师这时已不再把他们放在眼里，有时还私下抱怨，认为这个组织形同虚设，干脆就是一批多余的人。
这此后就很少听到工宣队消息了，即便以后“文化革命”结束，工宣队悄悄撤出学校，从此销声匿迹，也没有激起半点的反响。好象大家都已经形成了共识：这些人在学校原本就是多余，撤回去是理所当然，早就该办的事。
于是我又想起了那句古老的成语，那句经常被证明是至理名言的老话 --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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