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明：1978，惊讶与惊喜……
1978
，惊讶与惊喜……
－－作者：王晓明
1978 年对于当时的浙江省金华地委行署来说，是个“大干快上”的特殊年份。为了推进“农业学大寨”运动，这一年地区机关破釜沉舟，全部搬迁到当时的龙游县农村去现场办公，一个部、委包一个公社 ( 乡、镇 ) ，每个局、办包一个生产大队 ( 村 ) ，机关里除留下个别看门的，连公章都带着下乡。各机关干部打着红旗，举着伟人画像，带着铺盖与食堂下乡，大有一番扎根农村，不改变面貌誓不回城的气势与决心。我所在的地区文化局搬到柳村大队，具体负责整个村子的工作。
我当年二十五岁，是个满脑子金色幻想的文学青年，原先只在学校里参加过“支农”劳动，这回赶鸭子上架，要负责一个生产小队的工作。不过我并不怯场，因为对于农业农村，我早有着许多的知识与认识，当然这些知识大多来自当时的电影、小说和戏剧，如《金光大道》等：翠绿的田野里红旗飘扬，劳动的人们歌声嘹亮，公社社员战天斗地大公无私，岁岁年年一派金色丰收景象。
等到真的进入角色，当起一个生产小队事实上的“队长”之后，才发现这现实和想像完全是两码事。农民们真是落后，对“学大寨”根本就缺乏热情。开会动员时我们在台上慷慨激昂唾沫星子乱飞；他们却在下面打瞌睡闲聊天，懒洋洋地好象与己无关。“双抢”农忙时非得要我们挨家挨户上下催促，一些懒惰的社员才会按时出工。他们在集体田地劳动时无精打采应付了事，回家到自留地里干活却生龙活虎。有些人更不像话，连一泡屎尿都非挟着回到家里才拉，就是不肯贡献给集体的田地。这些状况让我看得又头痛又纳闷：不是说“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吗？怎么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搞了二十年，这座通往“共产主义”的桥梁不但没通向富裕，反而好像还越走越穷。社员们不但不加以爱护，还显得有些离心离德呢？
进一步观察我还发现，生产队里好多任劳任怨干活，真正做出贡献的的并不是那些“贫下中农，”而是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倒是这些人默默无言勤恳劳作，象极了鲁迅笔下的“孺子牛”。我有时侯“丧失阶级立场，”主动去和他们说说话，却发现他们的眼睛里，流露出的都是无奈和忧伤。
春夏秋冬眨眼即逝，地区机关轰轰烈烈下去，偃旗息鼓地回来，一年后又搬回了城里办公。如此劳民伤财的大举措，好像并没有取得什么理想的成效，农村照样破，农民还是穷，群众的思想觉悟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迅速提高。不过阶级斗争倒确实又取得了新“成果”，那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被我们工作组撤职批斗，发动群众狠狠整了一回，连他搞男女关系轧姘头的丑事也给揭发得清清楚楚。村子墙壁上也被我们这些文化人给涂抹得花红柳绿，画满了大幅宣传画与大标语。不过我下乡前的许多美好想像与憧憬，却如同肥皂泡一般就此破灭了，反倒还生出了许多忧虑、不解与迷惘：为什么靠土地为生的农民变得不热爱土地了 ? 为什么解放几十年折腾来折腾去口号震天，大动作不断，农村不但没有变成天堂，反而依然那么穷 ?
这年秋天我通过刚刚恢复的高考进入大学，在那儿听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春雷，也促使我进一步思索藏在心底的那些问题。
大学毕业那年，我回到曾经工作一年的村里转了转，又见到了那些我曾经“领导”过的村民。这时金华已经在全省率先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三年。我惊奇地发现村里的一切都象是被施了魔术一样，有了点石成金般翻天覆地的变化。
变化最大的就是农民又恢复了勤劳的天性，不再象改革前那样 “懒惰”了。现在不用任何人催促，他们自已就起早摸黑精耕细作，象过去待弄自留地那样全心全意地侍弄庄稼。田里没有了那些好看的红旗与标语，但农业产量却年年都在大幅度提高，耕作时间反而还大幅度减少，农忙时再也用不着城里工人干部兴师动众前去“支农”了。有了空闲时间现在可以把自家产品送到集市上去自由卖买，甚至出外打工，做点小买卖，或者发展乡镇企业。再不用担心被扣上“投机倒把”帽子，动辄拉出去批判斗争。农民生活明显攺善，不少人盖起了新房，添置了新衣。那些个昔日“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现在也不用再低着头“重新做人”，一样可以升学参军娶亲了，如今他们眼睛里流泻出的，全是些对于生活的满足与向往。
同样一片天地，同样一群人们， 1978 年前后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思前想后，我不禁深深赞叹十一届三中全会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巨大威力，也感谢命运在 1978 年这个现代中国的分水岭上，为我慷慨开启了一扇贴近观察中国农业农村的小窗，从这儿望过去，我清晰地看到了中国农村历史性的转折与进步，看到了时代车轮是怎样呼啸着弃旧图新的。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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