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二战赴日华工“生死簿”
二战赴日华工 “ 生死簿 ”
－－作者：王晓
日本强掳赴日劳工档案原件（部分）
“ 失踪 ” 半个多世纪后，一套神秘档案终于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现身。
它包括 120 袋、 405 份档案，分装在上百个牛皮纸袋里，数十年过后，纸张破旧泛黄，字迹逐渐褪色。
“ 它是通过驻日大使馆，经由特殊渠道带回国的，之所以这样，是担心日方发现并扣下。 ” 纪念馆副馆长李宗远面露难色。 “ 特殊渠道 ” 只能意会，不能明说。
34282 个名字写在上面。 80 年前，它们是活生生的人，一个个生龙活虎的中国青壮年男人。
这份编制于 1964 年的《强掳中国赴日劳工名录》，被称为中国被掳往日本的劳工 “ 生死簿 ” ，名单编制时，有的人已经死了，有的人还活着。而现在，名单上的人仅仅有少数还活着。
2014 年 2 月，部分劳工和劳工遗属向北京市一中院递交起诉状，状告曾经奴役过他们的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原三井矿山）和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原三菱矿业株式会社），要求公开谢罪赔偿。
名单，是他们控诉日本罪行的重要证据。
不只是编号，还是人
“ 张纯，山东省武城县方庄；
杨铁锤，河北省曲阳县北大岳；
李丑儿，河北省定县西南佐村；
杨印山，河北省定县西南佐村 ……”
“ 看，这是我！ ”88 岁的杨印山突然孩子般咧开嘴笑了，用黢黑的指尖死死点住自己的名字，在与之并排的数个名字旁，用蓝色圆珠笔打勾或画圈。
“ 这个死了 …… 这个也死了 ……” 杨印山兀自喃喃。老人停顿了一会儿，垂下头去，继续佝偻着背，斜靠在椅子上，树皮一样皲裂的手小心翻动纸页，间或发呆。
这是一本名为《中国人强制连行 · 强制劳动》的日文书，里面有部分劳工的名单。
2014 年 4 月中旬，河北定州西南佐村。村里一片死寂，一条黄狗懒洋洋地趴在院口。
“ 放在枕头边，每天都得翻一遍。 ” 儿子杨福庄解释。
杨印山最开心的就是从书中找到了自己的名字。这意味着他不再只是一个编号。
1944 年元月，杨印山 18 岁。沦陷的华北平原，日本兵时常出没。
“ 日本兵不但杀人，还抓人。 ” 村民们口口相传。杨印山怕被抓，偷偷挖好了地道。
挖好地道的第二天一大早，村子被治安军和警备队包围了。
“ 我刚起床，正在家待着。他们把村民们喊到一起开会，说是要 500 张荞麦饼，不然就抓人。我们凑了 500 张饼给他们，结果他们还是开始抓人了。 ” 杨印山眯着眼，往事像飞虫一样在他脑子里进进出出，嗡嗡作响， “ 有人跑了，有人躲进地道，我没来得及躲。那一天，日本人从我们村带走 13 个人，有 5 个是别的村过来避难的。 ”
杨印山从此成为一个编号，和被强掳的数万中国劳工一起，远赴日本，受尽劳役屈辱，成为了日本内阁 1942 年《关于向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的牺牲品。
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当时是商工大臣，是他在内阁会议上，具体制订了向各重工业生产部门 “ 分发中国劳工 ” 的相关政策。而在中国占领区的日军则立即开展了 “ 猎兔行动 ” －－包围村庄，专门抓青壮年男性。一份当年留存的资料记载，向日本提供劳工的契约书中规定，每输送一名劳工，付给提供劳工者 275 日元，也就是说军队去抓，有钱赚，抓到的人分配给企业，企业更有钱可赚。
被抓的数万劳工，被分配到遍及日本的 35 家企业的 124 个作业场，它们急需劳动力从事煤炭、矿山、铁路公路修建等工作。
编号 68 号的杨印山，被分配到大府飞机场拉排子车。
“ 火速烧掉！ ”
杨印山活到了日本的战败。
“ 我们以后是朋友了 ” ， 1945 年 8 月 15 日以后，日本寮长（即 “ 宿舍管理人员 ” ）态度变了，他拍拍中国劳工的肩膀，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但很多同行的劳工却死在了日本。 1945 年，杨印山捧着两个老乡的骨灰盒，和 11 名活着的劳工回到了家乡。这时他才知道，自己被抓后，母亲日哭夜哭，把自己哭死了。
到底有多少中国人被抓到日本服劳役？有多少人被折磨死去？这是一个涉及多大范围、多严重的战争犯罪？对于这样的罪行，如何进行清算、审判？
中国没有正式严谨的统计，美国也没有。作为清算战争损害的必要程序，战胜国中国和美国要求日本收集强掳劳工资料－－一份完整的名单。
“ 蒋委员长已经向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提出委托，要求对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战俘和其他被扣留人员的状况进行调查。 ”9 月 20 日，日本驻中国公使再次向日本外务省发报催促。
联合国驻军司令部也下达指示： “ 要将（劳工）各人的户口所在地以及以前从事的职业（包括去日本之前的职业）等材料备齐，以便在他们上陆时能够立即向中国方面提出足够的必要材料。 ”
1945 年 10 月开始，日本外务省责成管理局二部二科承办劳工调查工作。同时将劳工们分批送回中国。
杨印山们的日本经历，开始为他们在国内的亲人们所知。杨印山等劳工被抓后，先是被搁置在石家庄、济南等地的集中营，经过一系列酷刑后，再被转往日本。
一份来自集中营的资料详细记录了劳工们每天的日程－－凌晨四点起床；四点十五分进行日朝礼仪，包括升太阳旗，对日本宫城遥拜等；五点开始工作；晚上七点三十分在结束工作后，还要降旗并朗读誓条。誓条同样被记录下来，如 “ 我们要日华亲善完成大东亚战争 ”“ 我们要锻炼身心努力增加大生产 ” 等。
杨印山记得，那段时间，平均每天死二三十人，两辆排子车每天过来拉两三次死尸。
而在日本，劳工们住着鸡笼般的宿舍－－四五十个人住一栋房子，每栋中间是通道，两边是上下层的木板床，铺着一寸厚的草垫子。吃的则是令人作呕的鱼骨面－－把鱼骨头烧化后磨成粉，和面混在一起，腥臭难闻。吃过之后，肛门处一个劲往外生蛆。
辗转过几个作业场的杨印山根本想不起自己究竟在为哪个企业干活。他只记得在日本的几乎每一天，都要推轱辘马，两公里的路，一天下来要推四五十次。身上的麻袋片破了，就赤裸着。
据统计，被强掳的中国劳工平均 5 个人中就有 1 人被夺去了生命。
1946 年 1 月下旬，日本外务省让 135 个事业场尽快写出调查报告。一个月后，汇总的报告书记载了中国人被送来的时间、工种、姓名、年龄、籍贯、死亡原因、生活待遇和管制措施等。 3 月，日本 “ 东亚研究所 ”16 个研究员去各事业场实地调查，写成《备忘录》。外务省最终将这两份资料汇编成《外务省报告书》，共 5 册。
这一份报告书被标为 “ 绝密 ” 。
参与编写报告书的平井庄壹记得，他在做完这一工作后便辞职了，外务省下达指令：绝对不能向外讲报告书的事，他也从来没敢对外讲过。
报告书写成后，原本态度强硬的战胜国美国和国民政府将这事丢在了脑后。
“ 盟军最高司令部向美国政府打了报告，提出如果再追究日本的战争罪行，对日本经济复苏不利，最好尽快结束这一工作。 ” 当年的盟军司令部调查官威廉 · 辛普森数十年后回忆，美国政府同意了这一意见。此刻美苏冷战伊始，美国急切想拉拢日本大企业参与全球冷战。
于是，日本迅速 “ 拥抱战败 ” ，美国轻易化敌为友，国民政府忙于内战无暇分身。 4 万华工名单无人提及。
1951 年 9 月，美国召集 48 个战胜国与日本在旧金山签订条约，免除日本赔偿责任，大陆和台湾均未参会。但之后的日台谈判中，蒋介石迫于美方压力，最终签订合约，放弃赔偿。依然无人提及那份 4 万华工名单。
眼看在远东国际法庭上未被提及强掳劳工的罪行，日本政府密令外务省：火速烧掉资料！
“ 报告书后来被全部烧掉了 ” ， “ 作为战争犯罪问题的资料被使用的话，岂不是给很多人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吗？ ”1960 年 5 月 3 日的国会答辩中，日本方面如是解释。
作为战败国日本在战后烧毁了大量档案，这已经是世人皆知的事实， 4 万名劳工名单，也在这罪证大销毁中化为灰烬。
拼出的真相
随着名单销毁的，还有历史的记忆。
战争结束后半个世纪， 1994 年 6 月 22 日参议院外务委员会的答辩中，外务大臣柿泽弘治第一次承认强掳中国劳工的事实，他在用词上尽量为日本打折扣： “ 不能否定半强制的事实，许多中国人在半强制的形势下来到我国，被要求从事严酷的劳工。对加于其身的苦难，真是很遗憾。 ”
而这迟来的 “ 遗憾 ” ，是劳工们经过十多年的诉讼得来的。
1987 年，在日本律师、在日华侨的资助下，花冈暴动的领导人耿淳和部分劳工，将日本鹿岛建设公司告上法庭，要求道歉和赔偿。
花冈事件是被掳劳工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幕： 1945 年 6 月 30 日深夜，鹿岛建设公司的 700 多名中国劳工，不堪被虐杀辱骂，决定发动暴动，他们打死监工，集体逃亡。但暴动很快失败，他们被日本军警用绳索捆绑、推搡着，押进广场。入夜，大雨倾盆，被捆绑着的中国人像被割过的苞米杆一样，挨个倒下。最终的数字记录，被强掳至花冈的 979 名劳工， 419 人命丧东瀛。
诉讼需要证据，帮助花冈诉讼的日本华侨林伯耀突然想起，有一份日本外务省报告书－－名单，他在东京华侨总会见过：几个大纸皮箱子，装满了账本一样的东西。手写的字迹，泛黄的纸张。
“ 我当时还没有关注劳工问题，所以没有对这份名单特别关注。 ”
东京华侨总会成立于 1946 年，和中国政府关系密切，长期以来致力于中日友好。林伯耀找到东京华侨总会希望用这份名单作为诉讼证据，但得到的答复是：名单已经不在了。
这份曾经被日本外务省标为 “ 绝密 ” 文件并已经销毁的名单为什么会出现在东京华侨总会？为什么当劳工诉讼需要的时候，这份名单会再次失踪？难道这样重要的历史档案真的已经从世间神秘消失了吗？
林伯耀不知道，在中日关系波谲云诡中，名单也被蒙上了许多风尘，其中的许多奥秘远不是他能把握的。
当历史的脚步走过 1972 年，田中角荣访华，双方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时，许多历史过往被有意无意地选择性遗忘。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 中国政府之所以不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是因为社会主义中国不会仅仅依靠外力（日本赔款）进行经济建设 ” ； “ 因为日本人民也同我国人民一样，都是日本军阀的受害者，所以，如果提出赔偿要求，就等于是让同是受害者的日本人民支付赔款。这从我国的意识形态来说也是不行的 ” ，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解释说。
4 万华工名单从此无人提及。而 “ 九死一生 ” 回到祖国的部分劳工们此时正承受着又一次 “ 革命 ” 。
从 1957 年 “ 反右 ” 再到之后的 “ 文革 ” ，不少劳工被当成了特务、叛徒。有人质问， “ 你说你九死一生，那为什么别人死了，你还活着？说！你是不是叛国了！ ”
但是，不知中国国情的林伯耀还是想要那份名单。
林伯耀决定自己 “ 拼凑 ” 这份 4 万人的秘密名单。他和日本学者田中宏、律师新美隆（已故）、内田雅敏等人组成了 “ 强掳中国人思考会 ” ，他们派人到美国档案馆，先是找到了外务省当年参加调查的 16 个人的名单。
“ 我们希望你站出来！ ” 林伯耀的弟弟林伯辉带着 NHK 的记者，逐个找到了当年的调查人员。
名单真的还存在于世，部分调查人员竟然奇迹般地保留了当年的原始资料，包括日记、名录。
而当美国公开日本被占领时期的档案后，调查人员再次赴美查找。当年为抢救和长远保留被战火毁坏的日本外务省档案文献，美国国会图书馆于 1948 年 10 月 20 日函请美国国务院复制日本外务省档案。最终复制了 2116 个胶卷，全长 211600 英尺。
一个个名字被查了出来，历史真相被一点点拼凑出来。
日本华侨林伯耀为劳工问题奔走了数十年
有良心的日本人
“ 名单上的 34282 个劳工，远远不是被掳中国劳工的全部。 ” 林伯耀说。
1945 年下半年，内务省曾下达指令， “ 在调查华人劳务者的待遇问题时，要尽量多收集能证明按照合同公证、妥当对待劳务者的资料，并把它保存好（如能显示人员健康的照片等）。 ” 北海道警察署则对中国劳工死亡原因如何填写有过明文指令，凡是自杀，被殴打致死等特殊死亡，死因一律写成 “ 因病 ” 。
“ 《事业场报告书》把中国人的死亡原因几乎全部写成 ‘ 肠炎 ’ 、 ‘ 急性肠胃炎 ’ 、 ‘ 痢疾 ’ 等，实际上这些病是营养不良造成的，不难治愈，所以要查明中国人死亡的普遍原因和真正原因；二是有的事业场、所在报告书中称中国人在那里居住 ‘ 环境风光明媚 ’ ，根本未涉及对中国人虐待的情况。 ” 原东亚研究所负责劳动研究的主任研究员大友福夫数十年后透露，他曾参与了三个事业所的调查。大友记得，他去大夕张矿业所调查时，那里的管理人员非常惶恐，采取多方应付的态度。在所谓 “ 风光明媚的环境中 ” ，大友发现，中国人实际上住在深山里，每个人的床位只有约 1.2 平方米，条件极其恶劣。曾经在大夕张矿业所当过医生的加藤喜一也证实，中国人住的地方离公路有七八公里远，这是为了防止他们跑掉。
为逃避责任，报告书还将被强行抓去的劳工称作 “ 合同工 ” ，将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木板房说成 “ 住宅通风良好 ” ，把工伤写为 “ 肋膜炎 ” 等，甚至还声称给中国劳工听音乐。
“ 这是一份被删改、掩饰的名单，许多劳工被抓后还没有送到日本就因逃跑等被杀，或者在路途中死亡，都没有算在其中，据我们调查，被掳劳工远远超过 4 万人，很多死难者并不在这个名单上。 ” 林伯耀说。
“ 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了强掳中国人的历史，如果华侨总会不公布，我们就要公开这些资料了！ ” 这时，林伯耀再次找到东京华侨总会，他有了底气。权衡再三， 1993 年，东京华侨总会通过 NHK 正式公开了《外务省报告书》。
隐秘的历史偶然浮现出来 ——
1950 年 11 月 1 日，东京浅草本愿寺，中国死难劳工第一次慰灵追悼会，东京华侨总会会长陈焜旺也在其中。
一个神秘的男子接近了他，低声告诉他有一份重要档案要交给他。陈焜旺独自开车去了两人约好了地点，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是几十个沉重的大纸箱子，当他一件件将它们搬上车时，发现交货人早已不见了踪影，当时天太黑，他甚至都没有看清对方的长相。
这就是《外务省报告书》－－中国劳工的生死簿，手抄件，一共三套。陈焜旺说，这是一个有良心的日本人。此人应该是日本外务省经手中国劳工名单的工作人员，他在接到要求销毁的指令后，悄悄藏起了三套。
“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那么多的箱子，需要隐藏，需要偷偷运出来，这需要冒多大的风险，需要多大的勇气，名单能保存下来，真是一个奇迹 ” ，林伯耀说。
陈焜旺透露，取回的三套档案，其中两套分别给了台湾和中国大陆，一套留在华侨总会，留在华侨总会的资料被分别放在 10 个大纸箱里，分几处保管。然而遗憾的是，送到大陆和台湾的另外两套，至今下落不明。
死了的和活着的
名单在拼凑，林伯耀将这些名单源源不断地交给国内热心于此的人，希望把这些名单上还活着的人找出来。
河北大学华工问题研究室主任刘宝辰是 1990 年第一次从林伯耀手上拿到名单的。那是 986 个花冈劳工名单，刘宝辰组织学生、老师共 25 人，分 12 组分头到各省找人。大家先坐长途汽车到县城，找县招待所住下。第二天一早，每人花四块钱租辆自行车下乡， “ 找到人之后，把问到的内容记下来写信告诉我 ” 。
杨印山就是刘宝辰在这一过程中找到的。彼时，老人正在村里过着安静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直到刘宝辰找来时，子女们才第一次听父亲讲起这段被强掳的往事。
让刘宝辰兴奋的是，短短一个星期，就找到了 100 多名劳工－－这是 4 万人的四百分之一。从 1991 年开始，刘宝辰的行动受到了有关部门限制。 1996 年以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而那些死去的人，却尸骨难以还乡。
1953 年 3 月，日本开始了为期 11 年的中国劳工遗骨归还活动。
1949 年夏天，在大馆市的花冈矿山，中国遇难者的遗骨陆续被发现。现年 86 岁的日本老人町田忠昭参与了遗骨发掘和送还的活动， “ 我和大家一起小心地去挖那些遗骨，捧着他们的那一刻，我能感到那种分量，中日的血脉从此就在一起了 ” 。
1950 年 11 月，花冈矿山 416 名中国殉难者的骨灰，被送到东京。人们在东京浅草地区的本愿寺举行了追悼仪式。所有死难者的骨灰，都放在东京的枣寺。
这座经历战火的寺院只有三间房。一间做客厅，一间做佛堂，另一间摆放着的几百个骨灰盒，占据了整个房间的一半。住持菅原惠庆就睡在骨灰盒边上。
从 1952 年开始直到今天，枣寺的三任住持都坚持每天为中国死难者祈祷。
町田忠昭记得，他们到东京站后，火车不让遗骨上车，大家就在铁轨上静坐，要求提供客车。骨灰护送团离开港口时，大小船只一起鸣笛。由于上学，林伯耀未能参加这次活动。
骨灰送到中国的天津，但这些死去的劳工的魂却没有真正回到故乡。由于中国的特殊政策， 6830 位劳工的骨灰，只有一位被家属认领带回了家，而其他人的亲属，甚至都不知道他们亲人的遗骨回到了中国。
为劳工奔走的数十年，林伯耀总惦记着这些骨灰，他担心它们在文革中被毁。 “ 我委托天津的一位老师帮我找。 ” 林伯耀隐约记得，骨灰似乎放在水上公园了， “ 我告诉他一定要去找， 1991 年，他找到水上公园附近一个很少有人去的烈士纪念馆。 ”
在一位园丁的帮助下，这扇紧闭了 20 多的门打开了。
阴暗潮湿的房间里，一股怨气扑面而来。
骨灰盒搁置在木架子上，屋顶漏雨了，雨水 “ 滴答、滴答 ” 地落在骨灰盒上。林伯耀很难过， “ 为什么他们回到故乡会这样？ ” 回日本后，他和华侨们捐款 85 万元人民币，在天津烈士陵园为殉难中国劳工修建了纪念碑和名录墙。工匠们分文未取。
同样的名录出现在日本艺术家关谷兴仁的工作室中。这位 80 多岁的老人用四年时间，为 6830 位殉难的中国劳工刻好了陶艺铭牌，每块铭牌上都写着 “ 悼 ” 字，后面是劳工名字。
“ 现在想想，我做这些事，就是替死难者做的。他们没办法说话，我们活着的人就替他们说出来吧。至于还活着的，我不敢为他们做什么。 ” 年近 80 的林伯耀在数年奔波后显得有些疲惫，他微闭了一会儿眼睛，再睁开，想起什么似的，随即吐出一个日语单词，问 “ 这个词的中文怎么说 ” 。旁人解释， “ 是怨气的意思 ” 。
“ 那这个 ‘ 怨 ’ 字怎么写？ ” 林伯耀问。
日本艺术家关谷兴仁用了四年时间，为 6830 位殉难的中国劳工刻好了陶艺铭牌
后记
2014 年 4 月 5 日，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公布了 34282 名强掳中国赴日劳工名录，并将名录发布在官网上。 4 月 17 日本刊记者到抗战纪念馆想看看这辗转 60 多年回到中国的劳工名单， “ 纸太脆了，有些送来的时候就已经成粉末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不会拿出来给人看。 ”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李宗远婉拒了记者。他透露，名单将会经由扫描，影印，正式出版。
转自《老衲读史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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