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忆熊德基先生
爱国史家刘子健先生在一次闲谈中说：“你们历史所的人都是官迷，只有一个人不是。”我忙问是谁，他说：“熊德基(右图)。” （张建辉/图）
忆熊德基先生
----作者：王曾瑜
我与前辈学者的交往中，一般总是保持着后辈对长辈的礼貌，惟独对两位前辈例外，一位是朱家源先生，另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熊德基先生。他们是我的忘年交，彼此相处，极其随便。朱家源先生出身书香门第，家中藏书甚富，我校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使用北京图书馆的至正本，原是他家的藏书。他清华大学毕业，1949年前曾任北京的一个邮政局长。他为人的最大特点是真诚与和蔼，没有任何机心。记得有一次，他有意考我学问，结果考得还不错，因为同治宋史，从此成了忘年交。他退休以后，我当然逢年过节去看望他。他年轻时还是足球运动员，晚年身体颇健，只是视力极差，我进入他家（原是晚清僧格林沁王府），有意不开口，他只能模糊看到我的身影，上前摸了一下，就高兴地喊：“老瑜来了！”
熊德基先生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他是当年的地下党员，我进历史所时，历史所所长名义上是郭沫若，但至少自我进所后，他从未到历史所来。副所长是尹达、侯外庐和熊德基三位。我进所后，又加白天和东光两位。白天是少将，专治军事史，不管所务。他原是国民党将领，在抗战时，即主动投奔，由彭德怀介绍入党。白天先生还是军人风度，身体总是笔直，为人耿直，他在“文革”后期逝世，胡耀邦等靠边的老干部都来追悼。东光是师政委转业，文化程度不高，不通业务，他在历史所中只管思想工作。“文革”前，我是实习研究员，历史所的小百姓，当然也不会打听所领导的长长短短。“文革”中，所领导中的各种长短自然都暴露出来。方知东光在历史所不习惯，曾想调工作。尹达先生实际上是第一把手，“文革”中造反派攻击他实行家长制领导。尹达主要通过学术秘书处掌管所务，学术秘书主要是田昌五、林甘泉、郦家驹三位。“文革”前，田昌五先生与尹达先生闹翻，“文革”后离开历史所，去山东大学。林甘泉和郦家驹两位升所长与副所长。
经“文革”中的揭发，方知熊德基与东光两位是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据说东光的一句口头禅是“这个问题是个问题”。尹达先生曾说：“东光的好处就是不解决问题。”东光在“文革”期间大约在思想上靠近造反派，曾划为所谓“五一六分子”。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在林彪出事后，当时我们在河南明港军营中闲着无事，又要进行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有一次政治学习，他介绍了信阳在大饥荒时期的惨状。大家早已听说，信阳当时是全国的特重灾区。他说到许多家庭都是在劫后余生中重新组合，有的是分别丧夫丧妻，两家并一家，有的是三家并一家，连孩子也是领养的。农民们都不忍提及当年的伤心事，说了就掉泪。东光说着，竟泪流满面。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只能将此惨况归咎于所谓“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自此之后，我对东光先生不仅有好感，还有几分敬意。东光先生长期生活在所谓“阶级斗争大熔炉”中，其职务其实是专门烤别人的，但没有泯没天良，就很不容易。“文革”后，他很快退休。
“文革”后，侯外庐先生虽然当所长，但只能在家养病，完全是挂名的。当时另外调来两位，一位是作家杨沫的丈夫马建民，任党委书记，他只管行政，我对他也没有什么突出的印象。另一位是梁寒冰，先任排名在尹达先生之下的副所长，后任分党组书记。他是“文革”中著名造反派聂元梓的姐夫，前华北局宣传部长。梁寒冰先生有他的优点，编《历史大辞典》和地方志，是他大力策动的，也果然办成了这两件很有益的大事。他却并不当《历史大辞典》的主编，只是让专家当，此种风格，也与如今不少官员让专家写作出书，自己当主编适成对照。梁寒冰先生官场经验当然丰富，处在他的地位，对一些敏感问题，没有在公开场合发表己见，但对异论是容忍的，这也不容易。
1990年，我去美国，著名的爱国史学家刘子健先生在一次闲谈中说：“你们历史所的人都是官迷，只有一个人不是。”我忙问是谁，他说：“熊德基。”刘子健先生在1980年代从美国到历史所几次，他所说的“你们历史所的人”，当然是指他所接触的负责人。我真佩服刘子健先生的透视力。熊德基先生的特点，确是与范文澜先生一样，长期身处官场，却仍是保持一种学者气质和风度，而不是官迷。他的《78年清明日天安门瞻仰烈士碑有感》（其二）诗，就说破了其暮年对官场的参透：
“升沉毁誉本无端，富贵淫人晚节难。多见激昂慷慨客，奴颜婢膝博高官。”
他的另两首《七十一岁初度（1984年）》也抒发了仍是“忧时”的淡泊人生的情怀：
“七十流光鬓似丝，是非功过任良知。生憎硕彦诛心论，每寄孤怀咏史诗。才薄何曾望济世，家贫偏自苦忧时。入山蹈海均非计，矢志皈依马克思。
终古山河万象新，丈夫何必忆前尘。卧薪尝胆原余事，取义成仁愧故人。著述无多差免祸，读书颇悔拙谋身。割鸡沽酒聊为寿，甘老京华作小民。”
但他的自我解剖却与他人的评说不同，其《深夜反省》诗说：
“半生碌碌余官气，清夜扪心亦自惭。”
当然，那些真正的官迷和官油子们也决不可能如此反省自己的。
我对熊德基先生真正有所接触和了解，还是始于1971年。在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历史所人员是去“五七干校”最晚的一批，1970年只在息县干校劳动数月，即在明年被安置在明港军营闲住。名为清查“五一六分子”，实际上什么事也不做。一大群多数还是年富力强者，成天三饱两倒（指午睡和晚睡），闲得难受。历史所带到干校的书籍只有马、恩、列等文集和一套百衲本二十四史。大家闲着无事，只能成天阅读这些书籍。我个人得以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其收获是真正增长了分辨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白天还看点书，夜晚就只能谈天说地，正是成晚谈天，才与熊德基先生结下了两代人的友谊。熟识之后，我叫他“德老”，他对我直呼姓名。
过去对德老不了解，但主要在“文革”中，还是听到了不少恶意的传言，如说他其实没有学问之类。记得我与张泽咸、郭崧义私下交谈，一致认为德老其实还是很和善，很可亲近的，而且也确实有学问，当个研究员，无论如何是完全合格的。
德老实际上读了不少史书，主要是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史料，但读书面很宽，如对明末清初的陈忱《水浒后传》、刘淑英《天雨花》弹词等也有专门研究。“文革”前，他发表过讨论《太平经》等的论文，“文革”后，他发表了《论武则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是针对江青之流对武则天的吹捧而写，此书我看过，并且同意他的论点，也看到了他的唐史功力。记得回北京后，军宣队禁止我们使用图书馆，我苦于看不到《三朝北盟会编》，他借了我四册，这是民国时一个铅印标点本，并且告诫说：“这本书错字很多，看看可以，不能当史料用。”说明他对宋代史料也有相当了解。后来见到，台湾又重印了这个版本。经张泽咸先生整理，他的遗著《六朝史考实》由中华书局于2000年出版，33.9万字。经他生前的惟一研究生刘驰先生整理，200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熊德基集》，36万字。 
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熊德基集》
德老治史，当然很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这反映在他的作品里面。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研究历史，第一位的是必须“讲阶级”。他曾教我看法国人著的法国大革命史，说这部书的好处，就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其诗中的“矢志皈依马克思”之句，是他的心声，而决非目今那些挂羊头卖狗肉者流的廉价出卖灵魂的执照。
有一次，德老对我说：“学问其实应当装在肚里，不必多发表。”其实，在老一代的史家中，有不少人都是如此行事的。例如邵循正老师，既是元史也是近代史的大家，但作品不算很多。记得邓广铭师曾对我说，邵先生“懒”，但很有学问，关键时刻，肯定逼得出上乘的作品。我们在学生时代，连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等人的作品，都视为半经典，恭敬地认真和反复研读，只嫌自己无法理解其深奥，而邵先生是被认为所谓资产阶级学者。及至学问上懂得了点门道，自然知晓，邵先生才是真正的近代史权威。胡绳出入政界，在学问上自然不能与邵先生相比。又如另一位治近代史的老师陈庆华先生，读书很博，但作品不很多。当然，“著述无多差免祸”，也可能是德老不多发表的另一原因。1977年，他写《自嘲》诗说：“著书未遂平生愿，博得头衔号杂家。”表明他原来还是想多写一点作品。
当时我回答说：“德老，你有你的时代条件。我与你不同，如果我不出书，你能评我研究员吗？”的确，前辈学者强调厚积薄发，不轻率发表不成熟的作品，是很对的。如今源于衙门化的所谓量化考核、课题制等，其实是驱迫学者们薄积厚发，多发表质量差的作品；而在衙门化的学术腐败的条件下，也根本不可能有公正和公平的学术质量评估机制。且不说我们这些人，就是某些中年学者也深以为忧。但从另一方面看来，任何一个学者，其学问无非是通过口头或文字，如今当然包括电脑，传导给他人。当然，最好是通过文字，但事实上，总是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通过文字。一些真正的饱学之士，如张政烺师，他的大部分学问竟未能通过文字，传给我们，真是太可惜了！既要多发表，又要发表真正经得起时间检验，真正有质量的作品，言之易，行之难。事实上，就有不少浅学，甚至不学之士，发表质量不高，甚至极差的作品，正因其浅学或不学，反而自我感觉良好。由于没有公正和公平的学术质量评估机制，不少人又习惯做好好先生，甚至彼此互相瞎吹牛，更助长了此类人的气焰。有的人当二道贩子，凭借权势抢占大课题，再教众人出力，本人出名。如此之类，像德老那样的纯实学者，在生前是根本无法想象此类歪门邪道的。
德老喜写旧体诗，后来，他的夫人陈可贞先生还自己出资，整理了一部《鉴堂诗草》的遗著赠我。德老与好友、上海师范大学程应镠先生还偶或唱和。记得在明港时，我也偶尔写点旧体诗，他看了，说文字好，只是不按平仄，我说：“我嫌平仄麻烦。”他说：“其实按平仄不难。”我还是接受了他的批评，此后写旧体诗注意了平仄。江青一伙倒台，一时确是在神州成了普天同庆的日子。如今的中青年学者已不可能有此种亲身感受。记得我的同学、辽金名专家李锡厚先生曾对我说，他活到老，只遇到两次普天同庆的日子，一次是日本投降，大家兴奋极了，总算东北人不当亡国奴了。另一次就是江青倒台，大家欢天喜地，真正有一种解放之感。我回想一下，自己一辈子也只遇到这两回。逢到此种喜庆日子，德老是不可能不赋诗的，今录其二：
“口衔天宪自吹嘘，‘武卫文攻’便剪除。国计民生谁管得，但求浑水好摸鱼。”
“明珰衮冕翠帘垂，御苑从容习母仪。笑问金童与玉女，威严是否及慈禧。”
后一诗是指江青曾占颐和园介寿堂，穿慈禧服饰为戏，当时北京人私称江青为“老佛爷”，迟群和谢静宜为金童玉女。
德老注重个人情谊，颇有古代端人正士之风。在那个强调所谓的“阶级斗争”（当然是歪曲马克思主义原意的）的时代，动辄划清敌我界线、六亲不认的年代，就我所知，他的好友程应镠先生划为右派，而德老依旧与他保持旧谊。一次闲谈，方知给我授古代史料学的向达先生，也教过他的课。向先生当然是精通多种外语的中国对外交流史名家，学问很博。我随即问德老：“向先生当右派后，你怎么对待？”他说：“老师还是老师。”翻阅《鉴堂诗草》，方知当1972年，即江青之流淫威尚在时，他已私下写了《悼向觉明师》：
“昔年问学待程门，座沐春风夜语深。每忆清明乙丙夜，寸心耿耿向谁论。”
“当涂失计自招灾，兰蕙同摧太可哀。阮籍狂佯叔夜死，枭雄从古不怜才。”
不仅是哀悼，而且表明德老在1972年，已对向先生的悲剧人生，有了深刻的认识。
记得林彪事件之后，报刊上已不点名地批判“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即陈伯达。一次政治学习，我忍不住感叹说：“其实，人类知识已经积累了几千年，很多事只要有对普通事物的常人见解，就完全可以办理。但是，这个‘假马’却偏要用所谓无产阶级的、故作深奥的胡说八道，去否定对普通事物的常人见解，结果无非是把许多本可正常发展的事情，搞得七颠八倒。”熊德基先生深以为然，认为我“说得好”！
当时还有一句著名语录：“政治思想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文革”初期惟恐树叶落下砸脑袋的我，随着思想的解放，胆子也愈来愈大。有一次，我有意发问说：“德老，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政治思想路线算不算上层建筑？”他说：“那当然是。”我又问：“那么路线又怎么决定一切？我不懂。”他一面后退，一面摇着双手，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当然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已经完全明白我的用意，我只是朝他发出揶揄的笑，当然也决不是嘲笑他。经过多次类似的谈话，彼此渐渐地无话不说，而且愈来愈随便了。
“文革”后期，感时伤事，我写了篇《秦桧事迹述评》的文章，在执笔时，真有一种古今祸难相通之感。原不过是给德老看一下，不料他看后，以极大的热情帮助发表，寄给刚复刊的云南大学《思想战线》马跃先生。马跃先生亲自给我来信，表示赞赏。不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接踵而至，当《思想战线》给我寄来校样时，已是面目全非，特别是加上了原稿不曾有的将邓小平比作当代秦桧。渴望发表作品的我，当时也只能婉言拒绝发表。不料“文革”过后，此文还是发表不得。还是德老又将此文介绍到《江西社会科学》，方才得以问世。
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分歧和争论，例如1980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发表了《王安石变法简论》，他就不客气地指责说：“你简直是在给王安石贴大字报。”我只是笑笑，也不以为忤。两人既然相知，将各种学术观点的争论确实看得很淡，认真听对方的意见，保留己见即可。
我出版《宋朝兵制初探》后，当然须送德老一本。有一天，德老对我说：“王曾瑜，这次我可给你花钱了。”我忙问什么回事，他说：“我花了很大的费用，买了你的书，又寄到国外，给刘子健也寄了一本。”我只能说声“感谢”。在当时，寄国外的邮费太大，普通工资收入确实感觉昂贵。当时“文革”前忌讳学者与外界交往的余风犹存，特别我不是党员，寄书更加不便。他为了把我的作品推荐到国外，确实不惜工本。我心里非常感激，但两人已成忘年交，也不必表示更深的谢意。现在回忆起来，却不免后悔，只能借此机会，向德老的在天之灵深致谢意了。
德老自1982年离休，彼此在所里见面的机会就逐渐减少。我还是经常去他在北新桥平房的住所访问。我慢慢感觉，他确是逐渐衰老。最后的一面至今记忆犹新。我按他的长午睡的起居习惯，大约四点半到。不料叩门竟无人应答。反正是熟人，自己推进门去，只见德老还是在床上熟睡，鼾声颇大。我只能轻手轻脚，静坐在对面沙发上。见他仍然未醒，我不免翻他书架上的书。书已堆积颇厚的灰尘，又轻轻开出门去掸灰，然后再进门看书。大约已到下午五时半，他才醒来，睡眼朦胧中见到我，就惊叫说：“王曾瑜，你来了！”简直是从床上跃起。彼此谈话到天黑。他说自己懒得出门上街，我只是劝他，即使在庭院里也应当多散步。他当然懂得古人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却逆此理而行。1987年冬11月，他辞世的消息终于传来。据说，德老当夜有点不适，就先上床睡觉。家人只听得最初的鼾声，后来听不见了。直到第二天，方知他溘然长逝。这当然是标准的善终。也不知德老离别人世的刹那间，有痛苦否？但愿他没有任何痛苦。
古人说，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这只有到老年才能体会。转瞬间，自己已年过七旬，接近于德老当年逝世的年龄。愈到老年，愈是有一种强烈的怀旧感，怀念先于自己辞世的师长和朋友。我已为一些师长写了纪念文章。突然有一种心血来潮，要为两位尊敬的长辈黎澍和熊德基先生写点纪念文章。因为史学作品是永远写不完的，可多可少，一旦精力和体能衰退，写不好，就不应勉强动笔，取讥于人。但纪念文章却必须抢时间写完。如今写完，自己心上的两块石头也就落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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