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桐初：祖孙情深
祖孙情深——我的祖辈和父辈
作者：王桐初
祖父的经历与遭遇
祖父名王子濓，因在同族兄弟中排行第五，因而号“立五”， 也称“立吾”。 清光绪 12 年 (1886 年 ) 农历 11 月 22 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他不满五岁，生母去世。 1892 年就随他的父亲 ( 我曾祖父－－任教长沙岳麓书院 ) 去到长沙读书。祖父 15 岁时，约是 1901 年参加了清朝一次科举童生试。我曾听我母亲说过一则关于我祖父另有一个名号来历的趣事：科举考试后发榜前，祖父做了一个梦，梦见录取榜文中有《今年宁乡县案首“王禄”》。 他便问他堂兄 ( 我三伯祖父 ) ，“这会是谁” ? 因为他们兄弟俩都参加这次考试。三伯祖父回答：“应该是你”。后来兄弟俩都荣登榜上，祖父名列榜首，堂兄弟俩为同科秀才。从此族人中就调侃祖父，总叫他王禄，于是我祖父就有了这个不算正式的别名。
此次县童生试过后， 1902 年及 1903 年，清廷先后颁佈《钦定学堂章程》及后的修改版，史称《壬寅学制》及《癸卯学制》， 1903 年 17 岁的祖父也就进了新式的由湖南省城大学堂与改制后的岳麓书院合并组建的湖南高等学堂，随后祖父在该学堂留校任教一段时间。随即辛亥革命浪潮风起云涌， 1911 年武昌首义成功，约是在 1917 祖父曾去到江西原万安吉水 ( 后统称为吉安市 ) 等地任过县长。 1921 年底就辞职回到了长沙。后在湖南高等法院任推事。两年后脫离政界。
1924 年就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合作开办了三所学校：一所小学称为“群英小学”；一所完全中学称为“建国中学”；还有一所女子职业学校称为“鸿翠女校”，他是学校董事会成员之一。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 1938 年日军入侵武汉，长沙形势紧张，“群英小学” 停办，并考虑另两所学校搬迁或停办之事，董事会决定女子职校也停办，“建国中学”迁往安化县一处称为桥头河的小镇。
随着战争时局的紧张，我家老小在 1938 年 5 月即搬回宁乡乡间祖居。 1938 年长沙大火，因 11 月 12 日的电报代码是“文”， 大火又发生在夜间，即为“夕”， 所以这场火灾史称为“文夕大火”。我家在长沙的房屋也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因为安化县离宁乡祖居有一段距离，战乱时期，祖父已不方便前往建国中学参予工作，以后就仅是学校的股东而已。
祖父回乡不久，约是 1940 年，应当地乡绅之邀，在乡间又开办了“王氏群英小学”，但祖父不担任学校的任何职务，而办学的资金大多是他投入。因资金和校舍有限，此小学只有初小，从一年级至四年级，就近招聘教师和招收学生。从我记事时起，在我的印象里该校的学生不限年龄，有十七十八岁的青年小伙，也有十五十六岁的姑娘。祖父的目的是想让农村年轻人都能认识些字，減少年轻一代中的文盲。对家庭贫困的学生不收费用。我五岁时也进了这所小学读书。
祖父在开办群英小学不久，又受聘在当地一所完全小学 ( 当时称大成乡中心小学 ) 任过一段时间校长。这座完小的校舍是一座关帝庙，庙内还香火鼎盛，尤其是每月初一及十五更是朝拜者人流如潮，常常是钟鼓齐鸣，鞭炮震耳，学生们就是在这种嘈杂的环境中学习。祖父想了很多办法，因房舍难找，当时的政府也无钱建校舍，只好将初小一至三年级，另找附近称为陈家湾的民房内安置。初小四年级和高小学生年龄较大，自控能力较强，还留在庙内。搬走部分初小学生之后，腾出的房间也就解决了离家较远的高年级学生及教师需住宿的问题。我祖父有时也住校，他的房间很小，这间房是走廊尽头隔出的。放一张不足一米宽的单人床板，紧靠床是一张很小的学生课桌，就已挤满了。进出房间的门因太靠近床，人进出时也只能开至百分之八十，不能全开。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祖父忙于处理我家原在长沙的地产之事，另外祖父也还是建国中学的股东，间或也需联系，约是 1946 年初辞去了大成中心小学校长职务。我 1947 年初也去到这所小学读了一年高小五年级 , 也住宿在学校，祖父在该校住宿过的那间房舍我见过，面貌依旧。
约是 1948 年底，祖父已年过六旬，就不想再操劳办学之事，群英小学交予了当时的地方转为保小 ( 当时基层是保甲制 ) 。 1950 年之后，随着新政权的建立，私立学校逐步转为公办，约是 1952 年建国中学就成了公办中学。
祖父有过两次婚姻。原配李氏祖母共生育了六个孩子，前四个是男孩 ( 二儿子产下不久夭折 ) ，第五胎是女孩，这是祖母十分盼望的，总算是如愿了，祖母十分高兴。我这位姑姑起名吉媛，包含两重意义：一是出生于江西吉安 ; 二是祝愿她一生吉祥。可是姑姑出生后就发现哭声不对，对周围动静没有反应，经医生检查，确诊为先天性聋哑，这对祖母是一个无情地打击，产后心情郁闷，身体受到了很大影响。身处他乡，总有不便，于是我祖父于 1921 年就辞职返回了长沙。祖母仍然想要一个健康的女孩，可是 1923 年初，生下了第六胎，又是一个男孩，即我的小叔，未能如愿，心情极度不好，加之操劳五个孩子，家事也繁重， 1923 年底就病逝了。
祖母去世后，丢下的四男一女五个孩子，我父亲是长子，当时不足十一岁，小叔不足一岁。要照顾一群未成年的孩子，我祖父真是为难了，只好匆忙续弦。 1925 年初，祖父娶年近三十家境贫寒的曾氏祖母，继祖母过门后，生下了我的小姑姑，我的父辈就是兄弟四人、姐妹两人、共有六人了。
聋哑的姑姑虽先天残疾，但人很聰慧，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懂亊，为自己的不幸而忧郁成疾，患上了肺结核病，多方医治无效，于 1939 年将满 18 岁时去世。 1947 年前我父辈四兄弟均大学毕业且相继参加了工作：我父亲 1934 年原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 1937 年抗日战争暴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往昆明合併为西南联大， 1938 年父亲就是西南联大第一屆毕业生，抗战时期回宁乡担任过三年中学教师，抗日战争胜利后，去到南京当时的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回到地质专业本行。三叔毕业于湖南大学农学系，就回乡任中学教师。四叔考入唐山工学院后，抗战时期 1939 年随校迁入贵州毕业，就先后在贵州毕节、黔西等地任中学和师专教师，以后没有再回过湖南家乡，也终身未娶。小叔毕业于湖南大学法律系，后在建国中学任教。除四叔外，父辈三兄弟也都结婚成了家。小姑姑读书较少， 1949 年前尚未出嫁。这时我们的大家庭是安祥和睦的，操劳了一生的祖父也已年过六旬，也该安度晚年了。
1949 年 10 月新政权建立， 1951 年底，乡间开始土地改革，因为有土地出租，收租谷，划成分时不可能不划为地主。当时新成立的宁乡县政府领导层中有祖父救助过的学生，原在建国中学读书时是中共地下党员，得到过我祖父的保护和经济上的帮助。按当时情况，地主肯定是要划的，土地房屋也是要分的。后根据乡间继承的祖产，原是由一直在乡间居住的继曾祖母管理。继曾祖母 1943 年去世后，就由继祖母接管。而祖父一向在外工作和办学，少管家中田产之亊，祖父大半生都是从事教育，且为人很宽厚，长沙大火所烧毁的房子，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祖父也没有重建，将地产卖掉之后，收入又投入了办学基金。 1938 年回乡至 1949 年新政权建立，这将近十一年间，祖父在乡间办学，扶贫济困得到了乡邻的认可和好评，因此就得了一顶开明地主的贵冠，从轻批评教育 ; 继祖母算是掌家的地主，管制从严。俩老人搬出了原住房，安排在一处较简陋的小屋居住，所以土改只是土地及家产分光，而人身冲击不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接着一个政治运动，有的运动给我的家庭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对祖父来说，他的一生真是命运多舛，人生的三大不幸，他都遭遇了。上文我已写到他幼年丧母，中年丧妻，谁能想到 1951 年之后的晚年，我的父辈接二连三的遭遇，甚至不应该的早逝，给祖父的打击是致命的，最后导致祖父自缢身亡。
小姑分娩难产去世：继祖母所生的小姑姑， 1928 年出生，她小学毕业时，正是抗战紧张时期，我家已从长沙搬迁宁乡乡间，当地中学离我家住地较远，兵荒马乱，继祖母对她离家上学不放心，加之从小特别宠爱，小学毕业就辍学了。 1949 年前，她的婚事也因为高不成、低不就，年龄也不算大，也就不太着急。 1949 年新政权建立后，在土改前夕，社会形势的改变，小姑匆忙嫁给了她外婆家一位已年过不惑、且家境贫寒的表兄。小姑 1951 年分娩难产，在旧社会贫困的这位表兄，新社会翻身了，可仍然贫困。好不容易凑合成了家，人过中年即将有后，本是一件喜事，却眼看妻子孩子都不能保，却束手无策。自已无钱，老丈人家已一无所有，阶级兄弟也无力帮手。最后是孩子未产出，大人孩子一起死亡，喜事变成了悲剧。我祖父眼睜睁送走了他的小女儿。
小叔冤逝：我的小叔叔， 1923 年生。我父母成亲时，他尚未成年，他的生活是由我母亲照料，直到他结婚成家。小叔 1946 年大学毕业，后在建国中学任教，生活是很顺利的。可是 1952 年 ( 当时建国中学已收为公立 ) 在肃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原因可能是他大学毕业后在湖南当时的高等法院见习过一段时间，在当年某些无知的当权者想当然地认为：在旧社会搞法律的人，历史会没有问题？在那些随心所欲的年代，因私怨嫉妒或为凑够上级下达的指标，就胡乱对某人进行审查之事，举不胜举。小叔他想不通，在审查期间自尽了。这件事，对祖父是一个天大的打击。小叔冤逝后，小婶被迫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从建国中学回到宁乡老家，原祖居已无她母子的安身之处，还是好心的邻居让一间草屋让母子三人栖身，生活靠好心人施舍度日。不久小婶又病故了，留下两个孩子，大的男孩不满六岁，小的女孩约三岁，这时的祖父已不可能照顾孙辈。据说有一小段时间两个孩子就白天沿户乞讨，晚上就在稻草堆里安身。后来小叔的女孩是原祖居的一左姓邻居收养，儿子是祖居近旁与我祖父熟悉的、一位木匠师傅好心收为徒弟。两个孩子总算有了安身之处。也说明了祖父一贯的为人，乡邻们才会顶住当时社会压力以善报善。 1956 年小叔原单位也认为当年对小叔审查是错误的，但又认为仅是审查，并未作什么结论，无反可平，死亡属自殺，也不可能有经济上的赔付，最后据说是给了小叔的两个孩子共 200 元钱，这钱是根据什么文件那个条令发给，就不得而知了。
四叔的遭遇：四叔 1942 年毕业于抗战时迁入贵州的唐山工学院。约是在 1942 年底回过一次家， 1943 年初离家后，一去就无音信。约是 1953 年初，我父亲才知道小叔已屈死。为能给祖父一些安慰，冒着难以预料的风险，下决心寻找四叔，根据 1943 年他离家时留下的些微线索，父亲认为他在贵州的可能性较大，于是即与当时的贵州地质部门的同行联系，请他们帮忙。并在当时的《长江日报》登出寻人启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总算有了回音。四叔终于给我父亲来信了，他在贵州毕节师范任教，大致向我父亲谈到了 1943 以后的经历，他一直单身，并未成家。他立即给祖父去了信，已过 10 年没有音信的儿子有了消息，也算是给了祖父莫大的安慰。可是好景不长， 1954 年春节，四叔的一位女学生被毕节专署一位头头相中，此人已年过不惑，遗弃农村原配，强娶这位年方二十的姑娘，我四叔看不惯，找这位干部理论。四叔所教班的学生也一致支持。其结果是这位头头指责我四叔鼓动学生闹事，上纲上线，认定为反政府，反对党的领导，逮捕法办，四叔被判了十年徒刑。不久四叔的学生给我父亲寄来了信，详谈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我父亲又能如何呢 ? 拿石头打天 ? 从此我们与四叔又失去了联系。这对祖父来说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父亲错划右派，遣送夹边沟劳教：祖父与继祖母老俩口在乡间艰难度日，我父亲本想接俩老来武汉与我们一起生活，但继祖母仍受管制不能外出，祖父不愿丟下老伴一人在乡间，毕竟是几十年的老夫老妻了。 1956 年我父亲由位于武汉的原中南地质局调往西安的西北地质局，后西北局迁往甘肃兰州，后分省局，父亲就是甘肃地质局的一员了。 1956 年底继祖母去世，父亲便将祖父接到了兰州，这时年过七旬的祖父双目已接近失明，身体瘦弱，在我母亲的细心照料下，身体日渐好转，视力也有所恢复，本应平静的安度晚年了。可刚过半年时间， 1957 年反右了，调去甘肃地质局刚一年的我父亲被错划为右派， 1958 年 4 月作为极右遣送酒泉夹边沟劳教。父亲走后，甘肃地质局局长丛健为首的领导指示收回宿舍，母亲和祖父被强制迁出。我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翁媳俩即就流落街头，祖父不愿拖累我母亲，又无别处可去，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趁我母亲外出找工时，留下几句遗言及四句伤感的诗句就自缢身亡了。祖父所留的七言是“青山是处能埋骨，老死他乡不自哀。唯念儿孙居故国，扶筇时上望乡台。祖父去世后，母亲未告诉已去夹边沟的父亲，也未告诉在天津读书的我，她拖着痩弱的身躯奔走料理了祖父的后事。
父亲被冤屈遣送农场后，我因家庭经济困难无法继续学业，辍学回到兰州，才知道祖父已去世，我读着祖父留下的几句七言真是痛彻心肺。在母亲的带领下，去到安葬祖父的墓冢。可是墓冢已被铲平，种上了玉米，要不是母亲记忆原墓冢旁有一棵特别的树，就找不到墓址了。后来我们发现小块石质墓碑弃在树下，就肯定这原就是祖父的墓冢。我虽气愤难过，本想去质问毀墓的人，但是当年正是饥馑年景，在那不能有自留地的年代，如果不是饥饿得无路可走，也不会在这荒冢之地种几株玉米，此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不忍去追究。我当时想：一生仁爱的祖父，也会宽恕的，我深信祖父善良的灵魂一定升入了天堂，在自由幸福的天国里与先他逝去的曾祖父母、祖母、小叔、哑姑、小姑等团聚，又是一个和睦的家庭，他再也不会寂寞。
永恒的怀念
祖父虽已去世多年，他的音容笑貎，儿时与祖父相处时的情景，在我的脑海中仍很清晰。我每当回忆起祖父，或凝望着祖父的遗照，我浮想联翩：我 1938 年在长沙出生时，是一个不足月的早产儿，体重不足 1500 克，身体极度虚弱。祖父小心地将我捧在手上说：“孩子会长大的”。我出生于农历三月，正是乡间桐梓树开花的时节，是我父亲的第一个孩子，也是祖父的第一个孙辈，祖父给我起了一个“桐初”的乳名。由于体弱，我在三岁前重病过两次，尤其是第二次，约是 1940 年秋，病最重时，已象是一个上不吃、下不出、眼不睁、全身不动、腹部鼓胀着的小木偶。祖父非常着急，乡间只有中医，寻遍乡间名医，在祖父的关怀下，我转危为安，一年一年长大了。
祖父留着垂至胸前的长须，我儿时常常坐在祖父怀中将他的长须编结成辮子。有时祖父临时有事，起身就走了，忘记解开长须的辮子，引起旁人一阵善意的笑声，祖父也只好笑着说：“这是孙女的杰作”。 1948 年前在乡间的童年时代，多数晚上必定是我和祖父同睡在一床。祖父一年四季都穿着白棉布缝制的襪子，冬天还在襪子內包一层包脚布。当时我有些奇怪，因为我见外婆每次洗脚总是解开长长的包脚布，脚掌畸形了。男人也包脚，可脚掌并不是畸形？祖父说：女人是缠小脚，这是害人的，三至四岁就开始缠，缠得很紧，脚掌就变形了，是很痛苦的。男人冬天包一块布，可以保暖，脚上暖和，身上也会暖和些。祖父的棉布襪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六十多年后，我丈夫前两年双下肢患皮肤病厉害，天气转凉时，不能光着脚，穿现在的紧口襪，脚踝部位有溃疡的地方就很难愈合，又买不到合适的襪子，我想起了祖父当年穿的棉布襪，就动手用穿旧了的内衣内裤给他缝制了几双，我丈夫穿着它感觉很好，不再影响脚踝部位伤口的愈合，去医院治疗时，医生笑问：这种老古董是那儿淘来的 ?
儿时在乡间，每当祖父与三伯祖父老哥俩相聚时，他俩原本就是同科考取的秀才，三伯祖父也曾开办过私墪。他俩聚在一处就免不了聊一些古典文学及诗词。我也就常常好奇地看着他们吟诗诵词的神态，听着那些听不懂的诗词和古文。但是慢慢的我也对有些诗文感到了兴趣。祖父选择一些易于解读的给我作讲解。我印象较深的如韩愈的《祭鳄鱼文》。我家祖居前有一池塘，养有不少鱼。我便问祖父，这池塘里有鳄鱼吗 ? 祖父说：“鰐鱼很大，这池塘里没有”，我当时不可能看到鰐鱼。多年之后，我看到鰐鱼时，就不由得想起祖父对鰐鱼的描述。
当时农村也有流动的耍杂技的走村串户，有口技艺人学动物的叫声。祖父也给我读过一篇清代张朝所编《虞初新志》中描写“口技” 的文章。文中的某些句子还有少许的印象，好象有“京中有善口技者……”。还有“口技艺人的道具仅一桌一椅一尺……” 等。遗憾的是详尽的内容，已记不起多少了。
王勃的《滕王阁序》最初也是从祖父与三伯祖父的吟诵中听到的。两位老人一再的重复着“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赞叹道：“佳句呀！佳句”。又如 陶渊明《酒歌》中的“……釆菊东篱下，幽然见南山……。”及陶的《桃花源记》，以及欧阳修的《醉翁庭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等。两位老人都对诵过，我也在祖父的书斋中见过这类右起直排版的线装书，我当时识字还不多，无法阅读，但在我心里认为：凡是祖父看的文章，应该都是名篇。
唐诗宋词中，李白、白居易、苏轼、陆游等的一些名句。以致清代的纳兰性德的名词“山一程，水一程……” 等。因为易记，当时我虽不完全理解其意，但听多了，也就能背诵。我耳闻目染两位老人对古诗词的吟诵，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爱好。 1950 年我进入中学后，高中课本中也选编了少量的古文及唐诗宋词，老师在讲解时，我特别用心。由于对古典文学的爱好，高中毕业前夕，我本想报考大学的汉语言文学古典文学专业，由于 1955 年“反胡风”运动，我父亲建议我改变了志愿，报考了理工类大学。
祖父和三伯祖父相聚时，也下象棋和围棋。象棋棋盘上有楚河汉界字样，我也好奇，为什么称为楚河汉界？祖父就给我讲解楚汉相争中的两个历史人物项羽与刘邦的故亊。使我在还未学历史时，就有了一些汉朝的初浅印象。我还记得当时三伯祖父谈到一个谜语，俩位老人对这个拆字谜语发表了看法。这个谜语是将项羽的“项”字拆卸出谜底的，四句话：“项羽昔日是英雄，拔山举鼎却无功；八千子弟今何在？自刎乌江不见身”。我当时不明白其意，祖父说“项”字左边是“工”，第二句中不见功是指“工” 没有了，第三句八千子弟是指“项”字右边“页”下的“八” 不见了，第四句是指“頁” ( 当时的繁体字 ) 中的“自”字也没了，“項” 字去掉这几部分就余下右上方的一横了，因而谜底是“一” 。祖父认为经不起推敲，因“功”不等于“工”，说着玩当然也无妨。
两位老人多数时间是下围棋，我看他俩下得很专注，我难以理解，白的黑的象扣子一样的小颗粒，棋盘就是方格子，棋子怎样走 ? 如何定输臝 ? 我脑海中一大堆问题。祖父在下棋休息的间隙给我讲围棋的来历。他说围棋是中国琴棋书画四大艺术之一，古时称为“弈”。有一说是四千多年前尧帝为教育调皮的儿子丹珠、而想出的一个锻炼孩子思维的游戏，史书上有“尧造围棋，以教丹珠” 的记载。祖父还说，围棋的说法很多，也不一定确切。但能锻炼思维倒是实在的，比象棋更好。而我感觉象棋易学，所以后来我也常和邻居小伙伴下象棋，而下围棋的机会却很少，仅是在读高中时与年长过我的邻居下过，十有九输。现在回想起来，我从祖父那儿学到了很多知识，增长了不少见识，不少知识都是在潛移默化中积累起来的。而现在的孩子，家长们煞费苦心，四处报班，家长花费，孩子受累。对比之下，我真是幸褔多了，在祖父身边不经意就学到了不少。
1957 年初祖父到兰州后，我在天津大学住校，他几乎天天都问我母亲，我向家里写信了吗？我几时能回家？我写给家里的信，因他双眼已看不清字了，总是让我父母反复地念给他听，听完了还将信揑在手里抚摸着。由此可见祖父深爱着我的心情。我记得很清楚，是 1957 年 7 月 5 日，我到家时，祖父扶着拐杖站在家门口等着，他已看不清我的模样，用手轻轻的抚摸着我的头，连声说着：“长大了，真的长大了……”。毕竟已相距九年未见了，我已从一个顽童长成为一个大姑娘了。我看到他混濁的双眼中已含着泪。我见到祖父时，心情也很难描述，有相见的喜悦，但见到历尽沧桑的祖父的模样有很大变化时，心痛极了。我见到他的身材比以前痩小，胡子已花白了，且稀稀疏疏，也短了很多，但祖父没有将它剃去，也许是留习惯了，可能也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头发完全颓顶，要是在外面碰见，可能不会认识。
七月初已开始反右，我父亲已遭批判，我理解祖父的心情，我毎天陪着他，谈些我知道的趣事及我在大学里的情况，或回忆 1948 年前在家乡与他相处的往事。随着反右狂潮升级，批判我父亲的大字报已贴满了我家房门口，祖父虽看不清大字报的内容，但他已感觉到了我父亲艰难的处境。祖父的神情越来越憔悴，言语越来越少，我只能尽量宽慰他那颗已饱经风霜的心。可是我在家只呆了一个月，八月初学校来电要求学生回校参加反右运动，临离家的前夜，祖父千叮咛万嘱咐，让我谨慎。第二天早餐后，我依依不舍地将要走出家门时，祖父搂着我：“路上小心，到学校马上来信”。我不曾料到这一别就是我与祖父的诀别。他嘱咐的几句话，成了他留给我的最后遗言。祖父也只留下了他到兰州不久，我父亲带他去拍摄的一帧三寸的珍贵照片。 1957 年我和妺妹暑假回兰州后，本想和祖父、父母去拍一张全家照，也因为父亲已被批斗而无法实现。我现在也是老人了，也经历了不少事，几十年的经历使我感觉到：祖父当年辞去官职，中断仕途，转而开办教育，并非仅因祖母有病而返回长沙。祖父生性坦诚，重义轻利，不善左右逢缘，为人做事多为下，少为上，只唯实，不唯虚。这些为人准则并不适合任庙堂之职。回顾祖父的一生，我认为他的一生是无愧于家族和社会的。
经历了几十年的沧桑岁月，我也年近八旬，我三十四年的工作历程，有三十年是从事中学、中专及大专数学教师，我有一个孩子也是教师。不敢说我的家庭是书香之家或教育世家，但从曾祖父至我的下一代，共有五代人从教。曾祖父一生以教书为业，不少湘藉辛亥革命人士，都是他的学生， 1935 年在长沙去世，湖南省市各级政要所送悼念挽联数量不少，尽享哀荣。祖父也是几十年经办教育，我的三个叔父也是教师，我的父亲也任教中学三年，后一直从亊地质钻探工作，他们没有加入过任何党派团体，与政界无任何瓜割，父亲在 1949 年新政权建立之前，有美国友人邀他去美国工作，他婉拒了，他对新中国充满热情，要留下来为祖国服务， 1954 及 1955 年两次评为地质系统先进工作者，可是 1957 年去到甘肃地质局工作刚一年，就被划为右派， 1960 年底饿逝于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叔辈们也受冤曲相继驾鹤西去。祖父及父辈都是老实为人，踏实做亊，尊纪守法，可是他们与曾祖父的结局却如此迥异，我难以理解，也许他们是遇上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知识成了原罪。
当年我辍学回到兰州， 1959 年至 1960 年底，甘肃省在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乘风破浪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决策下，甘肃酒泉河西走廊一带，严重缺粮，不少饥民饿忘。省会兰州市火车站周边马路也不时有饿殍躺地，兰州城各单位已一片混乱，就开始精简人员，不少外省人员挈妇将雏全家离开兰州。我母亲也患上了浮肿病，我母女俩也面临危机，在广西南宁工作的挚友，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 1960 年底，我和母亲离开兰州南下南宁，后就在南宁成家定居了。最使我愧疚的是离开兰州后至今几十年，主客观原因我没有去夹边沟收敛祭拜父亲的遗骸，也没有去皋兰山上悼念祖父的阴灵。我只能将对祖父和父亲的思念深刻在心里，或用文字表述出来，以示我的后人。
可吿慰祖父的是：在极端艰难的岁月，您的后人沒有沉沦，继承着勤奋、踏实、善良的家风。我支持妹妹大学毕业，我和妹妹的儿女 ( 祖父的曾孙辈 ) 都受到了高等教育，凭一技之长立身社会，也有的走出了国门，在他国发展，您的玄孙辈也在茁壮成长。因儿时在故乡的一切都铭刻于心，经常梦里祖居重现，怀旧之情趋使我于 2002 年在离别半个多世纪后，曾返回故乡一次，按原址我已找不到故居，也很难寻觅到我儿时熟识的人，几经周折才打听到祖居早在 1958 年已完全拆去，我看到的已是一片荒草丛生的废地，故乡真是成了故去之乡，无可留恋之处。您的子孙已分居全国几处，您扶筇在天国神门放眼远望，定会见到您的子孙们平静安祥幸福的生活，您在天国可安息了。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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