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玠：我的祖母和母亲
我的祖母和母亲
－－作者：王玠
1994年返乡之行途中，在珏弟家闲叙往事，珏弟建议我写祖母的为人品德，因为小时候我是由祖母抚养长大的。2000年表弟汉杰来信劝我写点什么，不要限于读书自娱，我接受他的建议，拟了这个题目。但每次提笔似重若千斤，内心深感愧疚，写不下去。尽管是时代使然，我也无意去做什么孝子贤孙，但却连应尽的一点关怀也没有，夫复何言。我的祖母和母亲，是她们自己承受艰难与屈辱，让她们的儿孙得以追随时代的脚步。
祖母姓杨，生于清光绪年间，那时还谈不上妇女解放，妇女的责任只限于“相夫教子”。她一双小脚，不识字，但决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的优柔寡断的“小脚女人”，而是一位敢于决断，敢于承担，性格坚强的人。她去世已半个多世纪了，然而她那不怒而威的神态还深深地留在我的印象中。
我的祖父去世时只有46岁，随后我的大伯父夫妇又相继去世，留下一个女儿由我祖母扶养。我的伯父王振武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祖母身边只有我父亲王伟武一个。我父亲从小就体弱多病，只上了小学就休学在家。亲友们都劝我祖母召回伯父回家来管理家务，但祖母坚持让伯父继续上学。伯父是深切理解祖母的艰难的，这点我是从伯父写的《哭父亲》一文知道。这篇文章是用白话文写的，刻在祖父墓边的石碑上（1994年我返乡时这块石碑已被毁了）。祖父在清末废科举制之后转而热心办学，曾任小学校长，并参与筹办县立中学。伯父“子承父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曾任县立乡村师范学校和联立中学校长。上世纪90年代编写的祁阳县志中有他的传记，肯定他在教育事业上的贡献。不仅如此，伯父的两个女儿也先后上了大学，在我们家乡也是开风气之先，并泽及我们两兄弟也都上了大学。饮水思源，不能忘记祖母在当年家庭迭遭不幸的情况下仍坚持不让伯父辍学的决心。祖母虽不识字，但她常念叨一句话：“上学是正道，孩子们一上学我就放心了”。
祖母虽不识字，但对我的学习她是放在心上的。有两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一是我上初中二年级时的暑假中，我从伯父的书架上偶然找到一本《几何》课本，那还是抗战前出版的，用的是道林纸，比起我当时用的再生纸印刷的教材要好得多。里面的文字也写得通俗易懂，总是从测量的一些实例引出定义定理。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暑假中我便自学起来。一天晚上做练习题完全忘记了时间，一直做到深夜。祖母煮了几个毛芋，剥了皮，装在一个碟子里悄悄地放在我的桌子上，我这才发现已是深夜一点多了。在乡下一般都是早睡早起，祖母竟陪我坐到深夜，我感动得流泪了。
第二件事是我初中毕业考试得了第一名，我伯父当时认为是因他任校长，老师们看在他的面子上有意给我高分，所以没有夸奖我。而我自己也认为我并不比其他同学聪明或特别勤奋，只不过我的学习条件好而已。那时衡阳明德中学的黄校长及英语张心梨先生两家因躲避日机轰炸都迁居在我家附近，张心梨先生寒暑假期要我每天在他面前背一篇课文，并给我指出课文的难点重点。而黄校长的大儿子黄敦穆当年高我两个年级，他的数学成绩在全校都有点名气，我在寒暑假在数学方面遇到难题随时可以请教他，是他培养了我对数学的兴趣。这两个条件一般同学都不具备，因此我没有骄傲的理由。但祖母还是知道了。一天趁伯父不在家，她吩咐我母亲下厨做几个菜，又要我去请张老师来。我也不知为什么要请张老师，只是奉命行事。张老师来了就坐之后，桌上只有祖母，张老师和我三人，祖母举杯向张老师敬酒说：“我孙子这次考了个第一名，多亏了张老师教得好。”张老师连说不敢当，说：“他是总分第一，我教得再好也只一门英语，何况又不是教他一个人。”祖母又说：“就凭你寒暑假教我孙子读书，也得请你吃一顿饭。”这件事我多年来都没有放在心上。直到文革期间，我在井下劳动三年，一天专政大队政委通知我，要我到一所小学的初中部教书，发挥我“一技之长”云云。我选择了教英语，这才想起张老师。我一连教了七八年英语，英语竟成了我“一技之长”，帮助我度过了难关，并且泽及我的孩子，四个子女中有两个都上了大专院校外语专业。1994年返乡之行中打听张老师在何处，才知他早已去世。祖母虽然自己不认字，但她是真心实意地履行了尊师重教的优秀传统，而我是个读书人，竟长期把尊师重教置诸脑后了。
我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传统的家庭妇女，她在娘家叫邓玉蓉，来王家后改为邓健英。母亲生于民国初年，双脚缠过又放开，那时叫文明脚。母亲也读过书，是我外祖父教的，写信记帐都没问题。按传统的说法，母亲命苦。外祖父被土匪绑架，舅父为了赎回只得变卖家产。母亲是在仓促中嫁到王家的，几乎没有什么嫁妆。父亲从小体弱多病，后来患肺结核病去世，时年不到三十岁。母亲唯一的安慰是有两个儿子，可是等到两个儿子就快长大成人时，世道又变了。母亲一个人顶着地主婆的帽子在家劳动，两个儿子各奔前程。她死时没有一个儿子在身边伺奉，写到这里愧疚莫名。
母亲端庄贤慧，性格温和，身体也很强健，缝纫，做饭都做得干净利索，我上小学、中学时的衣服、鞋子都是母亲自己一人做的，只有外面的学生装才请裁缝师傅来家做。在衡阳上中学时，每学期开学前，母亲总是把学杂费、伙食费、来回车旅费，一次算好，把钱交到我手里，我也从来没有突破母亲的预算，由此培养了我一生俭朴的习惯。
因父亲患结核病，为防止传染到孩子，我从小跟着祖母，珏弟则寄养在范家村唐婆婆家（唐婆婆是父亲的乳母）。父亲去世后珏弟回到母亲身边，但我仍跟着祖母。尽管祖母和母亲长期同居一室，祖母带我住前半间，母亲带珏弟住后半间，但两人性格不同，母亲内向，平时少言寡语，祖母外向，虽一双小脚，却喜欢到一房的大伯母及四伯母家串门聊天。她串门总要带着我，当做拐杖。尽管祖母多次声明，她不偏爱哪一个孙儿孙女，但母亲心里对她还是有意见。而我对母亲的敬畏之心也远远超过依恋之情。这种情况终于酿成一场家庭风波。
那是1944年初的一个早晨，我因要去衡阳上学，一大早便忙于整理行装。等我吃早饭时桌上已没有什么菜了。祖母见状，从罐子里夹了一块豆腐乳放在我跟前。珏弟本来已经吃过早饭，这时候也嚷嚷着要吃豆腐乳，说着抄起筷子夹。祖母用手挡住他的筷子：“让你哥吃饱，他要走远路上学。”珏弟放声大哭起来。母亲闻声从房间里出来，抱住珏弟，嘴里小声嘟囔一句：“手心手背都是肉，何必偏爱一个。”祖母听到勃然大怒，质问母亲：“两个都是我的孙子，不都是你的儿子？这个要上学，饭有没有吃饱，你当娘的可该问一声？反而说我偏心！”祖母越说越气。伯父闻声从他的书房里出来，打了我一巴掌，又踢了我一脚：“都是你惹出来的事，还不跪下请祖母消气？”我只好跪下，祖母哄我起来，说：“这不关孩子事，你打孩子干什么？”忽然有人来说：“你母亲投塘自尽，已被拦住，你还不去拉她回来？”我连忙去拉母亲回家，刚到家又听有人说：“怎么彼得（珏弟小名）不见了？”伯父又对我大吼一声：“你还不赶快去找！”这时祖母发话了：“找什么？让他去跟张老师上学！”上学的路上我一直想，我错在哪里？怎么都赖在我头上？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努力学习，离开这个家庭出外独立。“一块豆腐乳的风波”成了我一生中一大转机。我高中在衡阳，大学先在长沙，后来又考取北洋大学转到天津，离家越来越远。我对家人不能说没有感情，只是对旧的家庭不再依恋。
1950年8月我考取湖南大学，上学那天，祖母执意送我。母亲搀扶着她一直送到大门口。这是从来没有的事，祖母是一双小脚，辈份又高，一般送人只起身示意而已。到了大门口我再一次告别，走了一段路回头一望，只见母亲搀扶着祖母颤巍巍地跟在后面。我返身劝止，祖母口里答应不送了，可我回头一望，她们俩还跟在后面。如此三番五次，一直送到了郭家村。我返身抱住祖母，泪流满面，对祖母说：“我给你磕个头吧，请不要再送了。”祖母说：“傻孩子，哭什么？”我脱口而出：“请多保重，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了。”祖母说：“你放心好了，我不是好好的吗？不送了，你放心走吧！”我再也不敢回头。谁料我一语成籖，这一次竟成了永别。祖母死于1951年，是琅姐来信告知的。
母亲死于1956年暑假期间，当时我正在东北华铜铜矿实习。母亲病危的电报和母亲的养女秋及一位堂兄关于丧事处理的来信，一并由北京矿业学院工业经济教研室转到我手里。此时我回家已无任何意义。但是在母亲重病期间我竟不敢回家探望，留下了终生不可弥补的悔恨。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人性已经被扭曲，“政治划线”高于一切是非善恶标准。母亲被划为“另类”，我没有勇气去触犯“政治划线”。母亲一个人从长沙看病回来只对别人说了一句：“这是我最后一次用儿子的钱了。”这说明她已知自己身患不治之症，却宁愿孤独地面对死亡，没有召回儿子见一面。痛哉！我的母亲。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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