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宗：听大右派讲辩证法
听大右派讲辩证法
－－作者：王立宗
昨晚看凤凰卫视播出的社会纪实片《一世狂澜－－记忆张澜的民主人生》，使我想起了一个与张澜密切相关而我又与之有一面之缘的人－－陈新桂先生。
陈新桂先生是湖北江陵人， 1913 年生，毕业于燕京大学（首任校长为司徒雷登， 1952 年并入北京大学），做过杂志编辑， 1945 在重庆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追随张澜先生为民主运动奔走呼号。 1947 年，蒋介石迫害民主党派，下令解散民盟，陈新桂在上海参加了张澜先生主持的紧急会议，坚定了“民主终将最后胜利”的信念。建国后，他先在上海民盟工作，后调民盟中央任宣传委员、《中央盟讯》副主编。储安平在《光明日报》任总编辑时，深感缺乏笔政人才，罗隆基向他推荐陈新桂，说这是民盟总部理论水平比较高的一位。储安平打听其为人，罗隆基说：“这个人很直爽，有话就当面说，不顾别人的面子下得了台下不了台。”这种性格储安平不在乎，但社长章伯钧不同意，此事只得作罢。 1957 年，陈新桂响应党的号召，帮党整风，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三大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源”的讲话，其言论与态度，从当时的版面上看即使不是最突出，也仅次于章乃器。所以，陈新桂先生在劫难逃，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到文革时期又被遣送回老家劳动改造，我也因此有机会遇到他，并听他讲解辩证法。
那是 1971 年夏天，我正在家乡镇上的一所中学教书。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有两个农民模样的人到学校找我的一位同事。这位同事来自邻近的赤湖乡下，我们的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好。来人中比较显眼的那位大约 60 岁左右，拿一顶草帽，高约一米七，头发灰白，皮肤略带古铜色，两只眼睛很有神，虽然穿着与农民无异，但看上去不像种田的人。同事私下告诉我，这位老者和他同一个“台子” ( 村落 ) ，叫陈新桂，解放前是民盟主席张澜的秘书。当时，我不知道张澜是谁，更不知道陈新桂是谁。既然与同事是一个台子的，就陪着他们闲聊了一会儿。老头儿讲一口乡音浓厚的普通话，一听就知道是我们这一带的人，出去混了一些年，还没有改脱“土气”。他问我在学校教什么课，我回答教英语，他就从如何翻译外文讲开了。他说，“辩证法”是从德语翻译过来的，但翻译得不准确。现在讲辩证法就是“一分为二”，这是不对的。辩证法的原意，是一个人就某件事或某个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另一个人不同意他的观点，说出另一种意见，这个人又来反驳他，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听着他的这番阐释，我感到十分新鲜，觉得这老头儿有学问，而从当时的政治角度来看，他的讲话显然是反动的。后来，老头儿又谈到办学校。他说，你们办学校我可以来帮忙，办什么学校都可以，办大学也行，我能够教大学的。办报纸杂志也行，我都能帮忙。听到这番话，我没有怀疑他的能力，没有认为他吹牛，我倒是相信他真有这个水平。不过，他的话听完也就过去了，谁也不会把它当真，因为在那个年代，在那个地方，除了“ 721 大学”之外，是根本不可能办什么像样的大学的。就是在今天，办大学办报纸杂志在我的老家也是一个遥远的梦。
聊了一会儿，老头儿戴上草帽，起身告辞，和同伴一道回乡下去了。他们走后，同事告诉我，陈新桂是个被遣送回乡监督改造的右派分子。他住在生产队一个废弃的砖窑里，队里没有安排他做重体力活，只让他每天放放牛。他有空就躲在窑洞里写东西，有时候一写就是一整夜，有人进去他就赶快收起来，不让人看见他写的内容。他还说，反右时，《光明日报》曾在头版发表通栏文章《彻底批判大右派陈新桂》。
于是，我记住了张澜和陈新桂这两个名字。后来，我又逐步了解到他们更多的情况。我知道，文革结束后陈新桂先生回了北京，平了反，恢复了职务。他撰写《布衣张澜》和《上海解放前夕，张澜、罗隆基虎口脱险记》等多篇文章，向世人介绍张澜先生许多鲜为人知的重要历史事迹。 1988 年，陈新桂先生因患癌症去世，享年 75 岁。
去年春节，张澜先生的孙女、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给陈新桂先生的遗属拜年时，对陈先生做了高度评价。她说：“陈老的一生很不容易，为革命、为民主运动做了许多工作，并且受了许多委屈。”陈新桂先生历经磨难达二十余年，全家人均受到株连。张副主席的一席话，如同一股暖流涌上陈先生遗属一家人的心头。
正如张梅颖副主席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所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主政治的建设一定会得到广泛的共识，几代人追求的民主政治一定会实现。我相信张副主席的话，民主是民主党派的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追求。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段弯路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尽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一个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社会一定会到来。
200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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